姜文：很难用语言来描述这部电影的内容。当我拍一部电影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用言语来表达它。如果一个故事可以用语言和文字很轻易地表达出来，那还有什么必要把它拍出来呢？可以透露的一点是，《太阳照常升起》由四个相互独立但又彼此联系的故事组成，要说主题的话，它们依次关于「疯狂」、「爱情」、「枪」还有「梦境」。一共有六个主角出场。

《太阳照常升起》

姜文：因为在我进行了视觉化的想象之后，我觉得这真是一部很好的影片。它在我脑子里边存了很多年了，因此我也希望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的想法，它真的让我感动，这就是我拍这部电影的原因。

我认为，作为一个导演，尤其是在写剧本的时候，我是第一个将这个故事视觉化的人，我能够将一个故事的精华，很好地转化为一部可以在影院上映的电影。这样一来，如果观众也能看到我脑中的好电影，那么我认为这也算对电影业的贡献。

问：这部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对于可能引起的影响，你感到紧张吗？

姜文：我有一点紧张，但没有过度紧张。

问：您执导的上一部影片《鬼子来了》获得了2000年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这是常常被人们视为仅次于金棕榈的奖项。您讲述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姜文：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人会忘记我们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抗日战争。尽管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和破坏，给中国人带来的损失，以及给中国人留下的种种不好的东西，至今仍然可以被感受到。所以作为一个导演——当时我还是一个35岁的青年导演，我觉得是责任感和良心让我拍了这部电影。

问：您为什么决定使用黑白摄影？

姜文：因为黑白摄影很美。

问：我想这一点很重要。

姜文：当我们去看那个时候的纪录片资料时，除了纪录片的形式之外，黑白的色彩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用黑白的方式拍摄60年前发生的战争，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因为我们在片中拍了中国人，也拍了日本人，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偏颇，没有蓝眼睛，也没有金发。黑白影像会让电影本身更加自然。

《鬼子来了》

问：您如何看待这部影片在中国引起的反响？

姜文：那是一部七年前的电影，而我现在正专注于《太阳照常升起》，所以我可能还需要两周的时间来恢复和回忆那部电影的影响。但从我所记得的情况来看，影响是相当巨大的，虽然它从未在中国上映。

问：直到现在都没有上映吗？

姜文：我觉得它就像一瓶好酒，你把它放在地窖里的时间越长，它就越有口感。

问：作为一名电影导演，您在讲述心仪的故事的时候遭遇了多大的阻力？

姜文：该怎么说呢，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我导演了三部电影，一部没有上映过，一部不允许上映，还有一部就要上映。所以通过比例是3比2或者3比1。

问：您的导演首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描述了您所经历的十年动乱时期的混乱局面。这部电影中有多少内容来源于您的个人经历？

姜文：很难通过一部电影来展现整个社会的面貌和经历。但从个人角度来说，可以通过一个小的方面来展现社会，而且可以用一种相当有趣的方式来完成。如果拍摄社会的全面，那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我从自己的角度拍了这部作品，并且把重点放在我熟悉的生活方式上，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其中一些角色也反映了我的生活。可以告诉你的是，故事中一些主要人物要比当时的我大个七八岁。

问：在很多人口中，这十年的生活是悲惨的、混乱的。您自己很享受那段时期的生活吗？

姜文：我只关注我这一代人的真实感受。当我拍完这部电影，在经历审查的时候，人们问我可不可以不要起《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个片名，因为那是一个黑暗的时期。他们还会问我，作为成长于十年动乱期间的孩子，你的感受真的那么重要吗？难道你不应该用更官方、更大众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吗？的确，不可否认的是那十年里社会上发生了很多惨剧，很多人死亡，那是一个范围巨大的政治运动。但如果我想通过经历那个时代的孩子的视角来讲述故事，我必须用这样的方式来拍。我认为的解决办法是，不同的人应该根据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生活方式来拍电影。如此一来，十年动乱期间的叙事才是完整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

问：高考恢复以后，您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您对那段岁月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

姜文：在我填报中央戏剧学院之前，我都不知道这所学校，我的朋友和我提到了它，问我想不想去。我准备并且通过了考试。在这之前，我还曾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但没有被录取，他们不想要我。所以在1980年，我来到了中戏。四年后，我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

问：您母校的一位老师曾表示，您是个很难教的学生，因为您喜欢质疑一切，不愿意循规蹈矩。相比于一名「听命者」，您可能更想成为一名「施令者」，您也是因为这一点才从演员转为导演的吗？

姜文：我觉得事情的改变来源于很多因素，你刚刚说的是一个原因。很多时候，是我在脑中有了一部电影的视觉画面，但没有人把它拍出来，所以我主动想做这件事。另外，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6岁到10岁左右，我自己做了一个灯，我可以把它的光投到墙上。我手边还有大概10张纸，上面是我画的画，我用它们制作了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这部电影的内容主要关于战争，因为我小时候看到的大部分电影都是战争片。我翻出了父亲又厚又大的药箱，给它做了一个把手，把灯和纸都放了进去，我把药箱上的标签撕了，在上面贴了一张白纸，写上了我拍的电影的片名，当然还有我的名字。我想正是这一经历影响了我，让我对制作自己的电影更感兴趣。

问：我们现在正在北京的太庙，也就是您工作室的所在地。我觉得这很奇妙，您为何选择在这里工作？

姜文：因为我想让工作室被树木环绕，这是北京城里少有的一片森林。每一棵树都有上百年的历史。

问：您想过去好莱坞发展吗？

姜文：我不会拒绝去好莱坞的机会。我认为在好莱坞制作电影非常有意义。好莱坞面向非常广泛的观众。我认为留在中国和去好莱坞并不矛盾。不仅如此，中国也正逐步开放，很多电影公司都会来中国拍摄。不论在哪边，机会都会越来越多。

问：很多人经常将您比作中国的马龙·白兰度，您如何回应这一标签？

姜文：喔，这真是莫大的荣幸，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马龙·白兰度代表了一个时代。他是一个英雄，亲手缔造和结束了一个时代。把我比作「中国的马龙·白兰度」让我很开心，但我也会觉得有点夸大了，所以很畏惧这一标签，恐怕我接受不了这种称呼。

问：您与著名导演张艺谋多次合作。您会把你们合作的成功归功于什么？

姜文：我和他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是他的导演首作《红高粱》，第二次是九年后的《有话好好说》。我觉得这两部电影拍的都很好，尤其是《红高粱》，不论是过去是现在，这都是一部杰出的中国电影。

《红高粱》

问：听说2002年的《寻枪》是您最喜欢的个人作品之一。您对这部电影最后的效果感到惊讶吗？

姜文：事情是这样的。这部电影的导演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当时非常年轻，只有30岁。他想让我执导他的电影，信中的内容非常感人。他说他找不到我，所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当我拍我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时，我也30岁。我看到一个导演想拍他的电影，但找不到钱，也找不到人，这让我产生了共鸣。我非常愿意帮助他。所以我带着他和他的剧本去找制片方。我们最终成功地拍完了这部电影。我想我之所以愿意帮助他，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想法至少是值得追求的。

问：您觉得威尼斯、戛纳电影节给世界电影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姜文：到现在我拍的三部电影中，《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去了威尼斯电影节，《鬼子来了》去了戛纳电影节。《阳光灿烂的日子》获得了当年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但我发现这部电影没能在美国上映。与此同时，《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影评人理查德·科利斯撰写的文章，列出了七部应该在美国上映但却没有上映的全球电影，这对无法看到它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阳光灿烂的日子》位居榜首。《鬼子来了》虽然获得了当年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但几年后它才在美国上映，而且观众也不多。所以我的电影从「没有上映」，到小范围的上映，再到现在《太阳照常升起》能和更多的观众见面，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但我还是想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没有在美国上映真是美国观众的损失，因为我带着这部电影去了旧金山电影节。而且我注意到，很多年轻的美国观众非常喜欢这个故事。

问：您的导演风格十分独特，您是如何保持自己的原创力的？

姜文：我只是导演我在脑海中的作品。如果我不能在意识中「看到」它，那么我就不会导演它。我不会执导一部我没有想象过的，或只被别人想象过的电影，所以我的原创性和风格可能与此有关。也许因为我只导演了三部电影，所以我还不能真正地去谈原创性。当我执导第四部电影时，也许我会更加关注你所说的「风格」。

问：您曾说，亚洲地区缺乏真正的好演员。您如何看待亚洲电影的未来？

姜文：我对中国电影和全世界电影的未来肯定是乐观的。我认为，电影业还很年轻，而且太年轻了。和一个国家古老的文化或哲学传统相比，电影依然是一门年轻的艺术。电影是否能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延续到未来？我认为电影还没有做得足够好。但我认为在未来，电影会更有意义，会有更多有意义的电影。我不知道那些电影会是什么样，但我能感觉到它们会因为人们的关系而变得更有意义。电影业可以变得更伟大，无论是来自故事的内容还是电影的声音，一切都会变得更真实，更有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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