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错惊心铸六州，土崩何日奠金瓯？只余野史亭中语，落日青山一片愁。”这是一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写下的诗。

严复13岁丧父，一生辗转于官场与学界之间，因好辩多言，抑郁不得志。康有为赞严复是“精通西学第一人”，梁启超称严复“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胡适则说：“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作为最早提出“身贵自由，国贵自主”的思想家，严复始终没有获得一展抱负的机会。

那么，中国历史上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对严复有着怎样的知遇之恩？严复为何不受李鸿章的待见？严复的科举之梦是如何破碎的？苦于报国无门的严复想出了怎样的捷径，试图直达天听？严复是如何通过翻译推介西方学说，来影响晚清的历史进程的？本期档案揭秘，李涵为您讲述：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严复

严复1854年1月8日生于福建侯官阳歧。严氏是中国传统的“官宦之家”。但从其曾祖开始弃儒从医，父亲严振先以精湛的医术和仁者之心名闻乡里。严复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书写字，他的启蒙老师是当地名士严昌和黄昌彝，因而严复的国学根基很深厚。然而不幸的是1866年福州霍乱流行，父亲严振先被霍乱夺去了生命，此时严复只有十二岁，孤儿寡母苦苦支撑。

1866年春天，清末中兴名将左宗棠出任闽浙总督，他上书清政府创办福州船政局以培养近代海军人才，并保荐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在得到清政府批复后，这年冬天，沈葆桢即奉旨在福建创建船政并在当地招收学员。因为学员是官费，并且可得些银钱补助家用，因此严复决定前去应试，成绩名列前茅，深得沈葆桢赏识，于1867年春进入马江船政学堂习海军。

为培养洋务人才，曾国藩、李鸿章从1871年始实施“派遣留美幼童”计划。沈葆桢受此事启发，于1872年提议清政府向英国派遣海军留学生。清政府同意并拨专款后，1876年底，严复等12名学生赴英国深造。他们于1877年5月11日抵达伦敦，严复与方伯谦、萨镇冰、林永升、叶祖珪、何心川等6人先期考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在伦敦期间，严复结识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郭嵩焘。1878年2月2日是中国农历春节，严复六人到中国使馆给中国首任驻英国大使郭嵩焘拜年。据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记载：当时六人中严复的口才最好，他的话最多，也是最有道理的。可见严复一开始就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印象。郭、严二人年龄相差三十六岁，但这没有妨碍他们的交往。后来郭嵩焘与严复经常在一起讨论中西方学术和政治体制的优缺点，一聊起来往往一夜不睡。郭嵩焘甚至经常邀请严复来家里喝酒，可以说他对严复的才学大为激赏，二人成了忘年之交。

1878年夏天，严复完成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最终考试，郭嵩焘此时已兼任中国驻法公使，便带着严复等人同赴巴黎参观世界博览会。二人回国后也时常书信往还。

郭嵩焘

后来，郭嵩焘因为受保守派攻击，担任驻英公使仅一年半就被迫辞职。清政府改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继任驻英、法公使。但直至1879年1月25日离开英国，郭嵩焘一直恪尽职责忠于其事，包括认真做好留学生的安置事宜。他在广泛征询校方意见的基础上，给所有海军留学生写出评语和推荐意见。他认为刘步蟾、萨镇冰等人成绩优秀，已能胜任管带（舰长）的职务；而严复学识特别优秀，只让他管理一艘船，实在是屈才了。于是他照会英国新任外相沙里斯百里，请他安排刘步蟾等五人在一年学习期满后上舰实习，而严复则继续留校攻读研究生，等以后回国后担任教师。得到英方同意后，郭嵩焘又照会英国外交部和海军大臣感谢他们对严复的关照。

不仅如此，郭嵩焘甚至给某位军机大臣写信，推荐严复，说他可以胜任驻外使节一职。不像某些人，不懂洋文、不知世界形势，怎能当此重任。这封信其实不乏希望清政府破格任用严复的意思，却也暗含对即将接替自己的曾纪泽的影射。没想到此举给严复后来的仕途留下了隐患。

郭嵩焘这种开放型的官僚在当时毕竟是少数派，甚至被保守派视为“异端”，因此很难被传统“主流”派所容。蒋廷黻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称：“他（郭嵩焘）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学者王运在日记中写道：‘湖南人至耻与为伍。’他甚至撰写了一副对联骂郭嵩焘：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留学英国时的严复 

郭嵩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当时，他是整个大清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那些保守的官僚和儒家学者们群起攻之，让他完全没有机会回归国内政坛。没办法，他只好隐居湖南专心著书立说。直到1893年去世，郭嵩焘也没有再被起用。

郭嵩焘因其思想超前而“谤满天下”，他举荐的人也一样受到排挤。留学生监督李凤苞对郭嵩焘给予严复的高度评定和举荐根本不予采纳；曾纪泽则因为严复议论他“天分低，懦惮事，于使事无稗益”，而对严复极为不满。

1879年8月9日，已经返回家乡的郭嵩焘偶然看到了曾纪泽出使日记，日记中有多处讥讽郭嵩焘，其中就有“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意思是郭嵩焘对严复的褒奖太过头了，反而助长了严复的狂傲。郭嵩焘不得不承认，曾纪泽说的虽然有诋毁的意思，但也是事实。郭嵩焘8月28日的日记写道：“又陵之狂，由来固已久矣。”

其实郭嵩焘早就发现了严复的这一性格缺点，曾在日记中说：“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吾方有鉴于广东生之乖戾，益不敢为度外之论。亦念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意思是，严复恃才傲物的性子，恐怕会令他成不了大事。没想到郭嵩焘一语成谶，从仕途来说，严复的命运确实如此。

福州船政学堂

1879年8月，因福州船政局急需教习，严复取消预定的一年实习提前回国。同时回国的还有刘步蟾、林泰曾等五人。严复回国后便应船政大臣吴赞诚的聘请，回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正是这年冬天，对严复极为赏识的沈葆桢谢世，这对急于建功立业的严复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失去了一位仕途上的“领路人”。

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建的北洋水师学堂落成，由吴仲翔任总办。严复的朋友陈宝琛将严复引荐给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再由其推举给李鸿章。李鸿章很看重他的才华，破格聘任28岁的严复为“总教习”，相当于现在的“教务长”，算是得到了“重用”。从此，严复开始了长达20年服务北洋水师的经历。

按理说，严复得到“实力派”人物李鸿章的赏识，有了一个新“靠山”，应该会有更快的发展。但严复的性格又一次妨碍了他的大好前途。李鸿章曾多次示意他拜入自己门下，成为自己的门生，但严复不屑于此。中国古代官吏升迁与任免中，格外重视“师生”之谊。严复既然不愿做李鸿章的“门生”，那么也就怪不得他老人家不拿严复当自己人了，何况李鸿章毕竟是个传统官僚。因此，李鸿章也就不把他当作嫡系。

另外，曾纪泽到英国后就对严复表示出了一种恶感，他的出使日记在国内广为传读，李鸿章极有可能看过日记。以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师生关系，曾纪泽的话不可能对李鸿章没有一点影响。

严复也意识到与李鸿章的关系不会再深入发展，因此他觉得“求人不如求己”，与其做李鸿章的“门生”，不如直接做“天子门生”。严复从此开始了科举之途。1885、1888、1889（恩科）、1893年他四次参加乡试，但都名落孙山。1898年光绪帝为变法又开“特科”招集人才，严复又一次应试。不料，随着变法失败，特科作废，严复参加特科考试也成了笑柄。严复通过科考功名进仕途的梦想与实践到此为止。直到1909年，詹天佑与袁世凯商量，赐十九位留洋学生以“进士”出身，55岁的严复列名其中，但此时的严复已经心灰意懒，对“功名”已没有多大的兴致。

李鸿章这个“靠山”靠不住了，科考梦想破灭了，严复此时找到了另一条“终南捷径”：通过办报纸与发表文章“上达天听”。19世纪90年代，变法风声潮起，尤其是甲午之战使思想先驱者认识到，仅仅是器物的变革是无法救中国的，因此维新人士主张政治变革以救中国之“陆沉”。“西学”出身的严复也投入到办报之风中。

1895年严复一口气在《直报》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1897年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写下《论中国教化之退》、《有如三保》、《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等文，开始发愤译介《天演论》并作《拟上皇帝万言书》。此举果然引起了光绪的注意，1898年，光绪皇帝让严复把万言书誊抄后呈上来。没想到，不久后戊戌变法失败了，严复不仅没有得到光绪的重用，反而险些因此陷于牢狱之灾。

不仅如此，他这番试图用舆论上达天听的做法，却无意中切断了自己仕途上的最后一条退路。严复“非孔”“非君”、反对愚民政治、反八股文以及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等激烈的“异端”思想，颇令士大夫侧目。尤其是1895年3月13、14日在《直报》发表的《辟韩》一文，对韩愈《原道》所宣扬的圣人观、君主观、臣民观及其愚民政治进行了严厉的抨击。

这番“非君论”和人民本位论显然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南辕北辙，就连晚清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都看不下去了，将他的观点视为洪水猛兽，还让人写文章进行反击，后来在朋友郑孝胥的调解下才作罢。严复一年前还盘算着投奔张之洞呢，认为这位张香帅很开明，跟自己有共同语言。现在李鸿章看不上他，张香帅也让他给得罪了。

严复的“舆论动天听”计划里，除了在报章上发表“策论”外，还有一张王牌就是翻译介绍西学名著，这一招可以说是舆论界其他人士无法做到的。1897年翻译好《天演论》后，严复请“曾门四弟子”之一的吴汝纶作序。请吴先生作序，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是“桐城派”最后的掌门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吴汝纶近在皇帝身边，如果能让他推荐给皇上，那也是求之不得的事。严复的译作果然引起了吴汝纶的好感，序言中极力褒奖，使《天演论》一时洛阳纸贵。

吴汝纶劝严复不要进入官场，而把心思多用于中西之学。因为晚清的官场已经腐坏不堪，做官的不是投机逢迎之辈，就是沽名钓誉之徒。他劝严复不如用手中之笔，将西方的学问透彻的翻译给国人，这同样是一条令中国自强之路。

1898年，当严复要参加特科考试的时候，吴汝纶曾劝告严复不要参加，但是严复不听。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吴汝纶对严复性格才情的把握要比严复对自己的了解更深一些。如果说郭嵩焘对严复有“知遇之恩”，那么真正了解严复的却是吴汝纶。

虽然没有听从吴汝纶的劝阻，虽然在仕途上没有大的作为，但严复却在思想层面，深深影响了晚清的历史进程。

吴汝纶

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就对英国的社会组织和各种社会政治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去英国法庭听审判，进议院听议员辩论，走进居民区观察基层社会组织，并和同学一起参观工厂、天文馆、博物馆、军队和商店等。对于西方理论名著，像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穆勒、边沁、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他更是大量阅读。特别是对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严复不仅认真研读，还接受了其中的进化论观点，成为中国第一个进化论信奉者。

经过实地观察和理论思考，严复认为，英国强大而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不是技术差异，而是制度不同，即封建专制政治和资产阶级立宪政治的对立。再者，他认为英国的司法，有“辩护之律师，有公听之助理”，处理各种刑事和民事案件时，“曲证旁搜”，公平正直，自然使“公理日伸”，民安其所。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严复找到了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等理论武器。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先进人物。蔡元培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称赞：“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特别是《天演论》的翻译出版及其科学进化论的传入，在中国文化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地震”，产生石破天惊的效果。书中阐述的“优胜劣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激起强烈反响，具有振聋发聩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当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狂热迷恋和崇拜进化论。

严复在《天演论》中不仅详细介绍了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而且鼓吹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观点，认为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生存竞争和自然淘汰是人类社会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处于弱小一方的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变法维新，救亡图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否则将会亡国亡种而遭淘汰。

在当时国力衰微、外患严重的情况下，严复所宣传的进化论观念无疑给国人敲响了一记警钟，激励他们去努力奋斗，自强保种。一时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了风靡于世的口头禅，进化论成了20世纪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除了进化论，严复还从法国卢梭那里借来了“天赋人权”论，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强的另一个根本原因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运用这些理论武器，猛烈批判了封建思想和意识形态，反对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和封建君权，倡导变法维新，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意义非同寻常。

《炎黄春秋》李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