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作用

一条金色的紧身绷带裙摆在那里，耀眼、性感，但柳岩并不想穿上它。她叹了口气，问经纪人张剑斌：「一定要穿这种吗？」他劝她：「来都来了。」

那是2015年，柳岩收到王家卫监制电影《摆渡人》的邀约。那是她最喜欢的导演，她抱着很大的期待，「能在王家卫电影里露个脸是演员的毕生梦想，我们都知道王家卫的戏你拍了也可能会被剪掉，但是我还是想去拍。」

她还有一个念头——也许在这位擅长文艺片的导演镜头里，自己可以有性感之外的表现。

这个念头始于一个失眠的晚上。那天，因为睡不着，她翻开自己的资料页面，「我发现我演了这么多部戏，但好像就是说不出来，我到底演了什么？」几十部作品里，她的角色大都类似：性感的女明星、妖娆的万人迷、美艳的都市白领……后面的角色经常换，但前面那个形容词一直相似。她在那些作品里充当着安静的花瓶——不需要演技，只要美丽就好。

她也曾争取过一些角色，为此去见一些导演，但发现对方没看过她的任何一部戏，「他们不知道我是个演员。」

《摆渡人》里，柳岩的角色是一位失恋的都市白领，服装组提供了几套服装，她选中了一款白衬衫，搭配A字裙，拿去给导演组确认，那边商量了半天，还是希望她穿那件性感的金色紧身绷带裙。

「我才发现，我就是一个被消费的演员，我才清醒地意识到很多人叫我来演戏，不是认同我的演技和我演员的身份，而是你是一个被物化和标签化的女演员，是一个可以被宣传和利用的点。」

她说完这一段，旁边坐着的张剑斌赶紧出来打圆场，「这个也不能叫做消费，每个演员都是被消费的，只是消费的点不同，有些是消费你外在的形象，有些人就是演技被消费……」

柳岩扭头反驳：「没有人会说演技被消费。」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柳岩与「性感」深度绑定，并不反感被宣传和利用。光线传媒项目宣发的人常常跟她说：「今天这个项目没什么点，姐姐，靠你了。」她明白对方的意思，就是穿得漂亮性感一些，她一般都会配合，然后体面地走在各大活动的红毯上，被安排在各种发布会的第一排，一度被人称作「流量之母」。

但这一次，她被刺痛了。「在宣传的时候，我不介意被消费性感，因为我可以有曝光度，可以为影片做一些宣传，可是如果我在表演的道路上，一直就是自己往这个牢笼里钻，那我就怪不得别人了，那就是我自己心甘情愿地被框在这样的一个死循环里。」她说，「那一刻，我不想做演员了。」

拍完《摆渡人》，她反省了很久：「我到底是不是在曾经的那些所谓抓住机会的过程中，没有过于长远地考虑过它（性感）的副作用。」

机会主义者

性感，本来是柳岩最不可能走的一条路。张剑斌记得，早先做主持人时，如果穿吊带上衣或裙子上节目，她的肩带一定要超过三指宽，一根细带子是不行的。如果衣服是低胸，「我们自己缝都得给缝上」。

2008年，柳岩第一次拍摄《男人装》的封面，「性感得遮遮掩掩」，她一度很无措，不知道怎么在镜头前表现性感，只好眯着眼，试图做出勾魂夺魄的眼神，摄影师被逗得大笑，「你干吗呢？」

「她内心是巴不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一个女孩。」主持人大左说。他曾在一次公开活动上开过柳岩的玩笑，说她「很有胸怀」，柳岩笑着岔过去了，但大左明显感觉到她的不开心，多年之后想起这件事依然觉得抱歉，「她其实是个内心挺保守的人」。

但是，在光线传媒做了6年主持人，路似乎越走越窄，柳岩开始自我怀疑。

那时，她天南海北地赶通告上节目，每月收入和公司三七分，公司拿七她拿三，到手一两万，支付完房租和各种生活费用之后所剩无几，偶尔攒上一笔钱，也会给家里打回去。「我那时候已经有一些知名度了，可是这种知名度并没有给我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我看不到前景，好像也做不了什么超一线的主持人，我看不到希望，也没有钱。」柳岩说。

她陷入了巨大的焦虑，「30岁，没有存款，没有房子，没有车，没有钱，没有男朋友，甚至连健康都不能得以保证，还在拼死拼命地做着一份有一天可能会猝死的工作……」

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她遇到了性感。

2011年，电影《画壁》在香港举行首映礼，柳岩穿了一件黑色紧身低胸礼服出席，坐在前排。丰满的胸部让媒体把镜头和版面几乎全给了她。在大左的印象里，那一次，柳岩的着装给电影带来了超乎寻常的曝光度，「整版整版的版面全是因为她。你要知道如果是正常的宣传，哪怕是男一女一来，可能都不会有这么大的版面。」

张剑斌意识到，这是个机会。「她这么多年一直在找机会，走到这儿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你知道你只要穿得性感一些漂亮一些，你自然能够获得眼球，获得关注，获得媒体版面，这些东西反推，代表你开始有价值，那自然你会有机会。」

《画壁》之后，柳岩有意识地做过几次实验，一穿性感的礼服，曝光度就高。张剑斌记得，当时只要柳岩的稿子一发，网站一弹窗，「阅读量立刻就爆」。

柳岩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她在心里把「柳岩」和真实的自己做了切割，把「展示性感」变成一份公事，常跟张剑斌说，「我在台上演柳岩。」她树立了一些原则，「我所有的性感都不会用来赚钱。」例如，在可以收取费用的商业场合和拍广告时，她会极力避免性感。但如果是有宣传需求的场合，上台前，她会选择性感的礼服，仔细做好所有的防走光措施，在台上吸引镜头和目光，尽职尽责地扮演那个「性感的柳岩」。

丁丁张向《人物》回忆，那个时候的柳岩，「好像上了红毯，就没有别人的什么事儿了」。柳岩承认那会儿过于用力，「我去了必须得保证我自己成为当天的头图。」只是，从台上下来的那一刻，她会第一时间披上外套。

2014年，柳岩第二次登上了《男人装》的封面，她穿着一件灰色透视装，手指做猫爪状。《男人装》主编汪洋后来想起柳岩，总会记得这张照片，相比起6年前，那时的柳岩已经有自己非常完备的价值体系和一定的攻击性，「她不再是那个不知所措也不知前路的柳岩了。」

但在一个女性依然被传统目光审视，并未拥有穿衣自由的社会，她还是在此后几年里遭遇了强烈的舆论攻击。汪洋告诉《人物》：「你知道在中国能走性感这条路的人其实很少，它像是一个你跟社会、跟性感这个词搏斗的一个过程。」

无数素不相识的人跑到她的微博，揣测她的私生活，用侮辱性的词汇谩骂她和她的家人。同行们也说柳岩有心计、太聪明、野心勃勃。

经纪人张剑斌手机里有个长长的黑名单，里面有一千多个号码。他的手机号曾被放在柳岩的微博信息里，用于联系工作，很多人以为那是柳岩自己的手机号，「无数人给我打骚扰电话、发淫秽信息、示爱短信，各种奇怪的男的半夜给你发矫情的语音，或者淫秽照片。」

柳岩的母亲每天会刷微博，经常看到恶意的评论，心里像针扎一般难受。好事的邻居也会拿着柳岩的照片给她看，阴阳怪气地说，你女儿又上新闻了哎！母亲假装若无其事：「这是她的工作，她平时又不这样。」背过身又忍不住给她打电话：「你千万不要再穿那种性感衣服，又被人骂。」柳岩记得，有一次参加活动，母亲有点担心地翻看她的衣服，确定「不性感」才让她出门。

但柳岩始终坚定，「我会去想我得到了什么，如果你得到的远远大过你失去和被误解的部分，这样都不能平衡你的生活，那你也太玻璃心了。」

她甚至坦然地称自己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就是，机会来了，你不惜一切代价去抓住，而且你准备好了。我很庆幸的是我在人生道路当中，尤其是事业，我抓得牢牢的。」

「我要红」

「你真的不在意那些评论吗？」

面对这个问题，柳岩缩在沙发里，盯着某处虚空：「你不知道我们这样的人是怎么才得到机会的，我们的生长背景不一样，我们生存环境不一样，你不知道我们有多努力，你不知道我们付出了多少比别人更辛苦的代价。有人理解你最好，没人理解无所谓，是真的无所谓的一件事情。」

好友王筝记得，柳岩从20出头开始，个性签名就是「顺着天意做事，逆着个性做人」。在她的价值序列里，尊严是第一位的。尊严来自于有被人认可的价值——不用活在惊恐里，害怕自己随时会被替代。相比起来，自由没那么重要，她并不渴望随心所欲做自己，既不愿意，也不能够。「我的原生家庭决定了我没法放飞自我。」

2002年，柳岩的母亲被确诊为直肠癌，那时，她还是一名护士。医生指着肠镜片子上的几处阴影对她说，「这里、这里、这里，都是肿瘤。」从医生办公室出来之后，她告诉母亲，肠子那里长了肿瘤，要做手术，她表现得很镇定，但在极力避免说出那个「癌」字，因为内心惧怕。

当时，柳岩的父亲在工地开车打零工，母亲一个月领350块的补贴。手术费要三万块，大都是她借的。手术过后，为了省钱，母亲瞒着柳岩没有去做化疗。她知道之后非常难过，「我就觉得我得努力赚点钱了。」

她去参加电视台的选秀节目，因为有一万块钱的奖金。多年之后她在一次采访里感慨：「你现在把一万块钱放到我面前，让我去做什么事情，我会觉得你脑子有问题吧。但你把这一万块钱放到那会儿的我面前，让我去做什么事情，我可能真的就去了。」

通过那场选秀，柳岩签约光线，来到北京工作。心里揣着一个「拼」字，显得急切且富有野心。

张剑斌回忆起当时的柳岩，总是背着个大包，穿着一双人字拖来公司，同事之间八卦闲聊，她一说话就是谈工作，「她上来就像个干活的，只聊工作，没有任何的什么生不生活的事儿。」

她住在离公司10分钟路程的出租房里，手机24小时开机，试镜的主持人如果不行，导播会随机打电话给其他主持人，谁的电话通了，谁就来上节目，她的很多机会都是这样得到的。

光线影业副总裁刘同说，那时的柳岩就像她的名字一样，「一块岩石」，硬邦邦的，散发出一种严峻的气场，「大家都不喜欢她，我真的这样讲。」

但柳岩不在意。光线是节目制作公司，没有自己的播出平台，每次去卫视做节目时，柳岩常常抱着要把对方的女主持PK掉的心理，她也成功了好几次。张剑斌记得，在一期《明星记者会》录制时，几个主持人要写下自己的愿望，柳岩写了三个字：「我要红。」

大鹏向《人物》回忆，他和柳岩曾一起录制过一档综艺节目，有5位主持人，每位说话的机会并不多。那期邀请的嘉宾是一位点穴大师，所谓的「点穴」相当于肚子被狠狠砸一拳，大鹏试着被「点」了一下，疼得满场跑。他感觉那个力度并不适合女孩子尝试，但柳岩站出来说：「大师，我想试试女孩子被点了会怎么样。」大师冲她肚子上来了一拳，她痛得瘫倒在了舞台上，大鹏赶紧上去扶她，她缓了缓，然后抬头对着镜头微笑：「我觉得还可以啊。」

多年后，回想起那一段，柳岩说,「我很害怕疼，可是我又怕没有镜头。」但后来节目播出时，由于怕引起观众不适，「点穴」的那一段被剪掉了。

因为够拼，柳岩在光线的节目越来越多，公司怕她忙不过来，偶尔跟她提议，要不要把其中几档让给其他人。她拒绝了，哭着请求制片人：「我做得不好，你跟我说，怎么样都愿意改。」

她几乎从不请假，偶尔请一次假还是因为乳腺长了纤维瘤，要去做手术。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在进手术室之前，给嫂子王斌打了电话。医生从她的胸部取出了几粒暗灰色的瘤子，手术结束后，王斌的电话打来，「哎呀痛死老娘了。」柳岩笑着说，过了一会儿，王斌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哭声。「她很痛吧，她也很怕自己倒下。」

母亲的病情随时可能复发，这就像一柄悬在柳岩头上的剑，「你永远有危机感，永远怕有一天存的钱不够，突然生病没有钱。」

很久之后，刘同才意识到柳岩背后所背负的压力，「我们其他人没有什么负担，但她不一样，她每天思考的就是我该怎么样被人意识到我有价值，我该怎么样才能让别人觉得说柳岩你可以的，我要赚更多的钱，我要养家糊口。」

对于后来柳岩的「走红」，刘同显得很感慨，「她北漂6年，连过年都在工作的一个女主持人，那么辛苦地工作，那么多的节目都没有被人记住，就是因为穿得很性感，被人记住了。」

《画壁》之后的短短几年，柳岩迅速获得声名，身价倍增，出演了20多部影视作品，既有主演也有客串，对于一个刚刚进入影视圈的「新人」来说，那是一张令人骄傲的成绩单。

性感这把曾经无往不利的武器，为柳岩在残酷的娱乐圈劈出一条路，但那条金色的紧身绷带裙，最终告诉她——这把武器终有一天会刀刃向内，伤害她的职业生涯。

她自嘲，「你自己种的因，你就得承受这个果。」

柳岩在电影《煎饼侠》中自嘲

没有家了

如果把柳岩的职业生涯划一条曲线，2015年是她工作量的最高峰。但在《摆渡人》之后，她不再接任何性感妖娆的角色，没有穿过任何一件性感的衣服，一段时间里，媒体报道的题目变成了——「柳岩罕见保守穿着」。

在张剑斌印象里，他拒绝了很多剧本，也有一些商业电影给出了很有诱惑力的价码，柳岩大都拒绝了。「我没有代表作，那我要做的就是有代表作。」柳岩说。

大鹏能感觉到柳岩想要拥有代表作的迫切。2016年，他和柳岩共同接到了一部电影的邀约，出演男女主角。当时，距离电影开机只有一个星期，原定的男女主演因为特殊情况退出了，他和柳岩被找来救急。他们读了剧本，都觉得剧本很好，他记得柳岩很高兴，很想去演，「一个电影的女主角，对于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但大鹏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他觉得，一个星期太仓促了，很难做好充分准备。然而片方看好他和柳岩银幕情侣的组合，他不去，柳岩也没法去。

大鹏记得，当时他在去南方的火车上和柳岩打了很久的电话，电话挂掉，柳岩还给他发了微信。「她很想弄清楚我为什么做那样的选择。」那是他们认识十几年里少有的一次意见分歧，他解释说在等一个更合适的机会，但柳岩似乎是生气了。那个电影项目最终流产，他和柳岩在之后很长的时间里没有联系。

大鹏再次见到柳岩时，是在一家军队医院住院部的走廊上，她穿着一身棉质睡衣，没化妆，头发简单地扎在脑后，看上去很疲惫。

2017年底，柳岩的父亲被确诊为胃癌晚期，肿瘤分型是最糟糕的一种，还伴随多处扩散。医生直接劝柳岩：「不要再折腾了，有时间带叔叔出去走走吧。」嫂子王斌记得，柳岩拿着化验单从医生办公室出来，眼睛是肿的，一个人站了很久很久。

就在前一年，柳岩刚刚给父母在广东惠州（哥嫂所在）买了一套别墅，希望父母可以住得舒服一点。父亲很喜欢这个家，每天打理院子，在前院辟出来一块地，种了蔬菜和花，后院养了两条狗，还有几只鸡。

一切可预见的幸福突然破灭了。「我爸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他享福的日子才刚刚开始，他是不甘心的。」柳岩也不甘心，寻求转型的尝试刚刚开始，但她几乎停了所有的工作，没请护工，和哥哥24小时在医院轮流陪护。他们一直在跟数字搏斗，一年、半年、三个月、一个月、两周、「就这两天了」——那是医生口中不断变换的、父亲还可以存活的时间。

白天，她在医院各个楼里跑着办手续做检查，晚上靠在病房的硬沙发上，监测各种情况。父亲反胃口干，柳岩准备的漱口水总是在手边，发现他不舒服马上递上一杯，这个动作每天重复上百次，夜里也是。

用尽最好的治疗方法，父亲的病情还是在不断恶化，柳岩甚至能摸到他肚子上拳头大小的肿瘤。父亲是个隐忍的人，他很疼，但忍着不说，有时候会偷偷地哭。

最后一个月的时候，父亲完全无法进食，只能靠流食维生，变得越来越瘦。有一天他早上醒来，笑着跟大家说：「我昨天晚上梦见吃包子了，还吃了两碗白米饭。」在父亲面前，柳岩总是平静的，在嫂子王斌印象里，全家人六神无主时，柳岩是那个拿主意的人。但听到父亲的这个梦，柳岩没接话，转身走出病房，在走廊里痛哭。

为了让父亲高兴，柳岩动用私人关系，请他喜爱的演员来看望他。王刚和张凯丽都来过。王宝强是父亲最喜欢的演员，他来的时候，柳岩的父亲已经进入弥留状态，全身插满管子，不能躺下，只能倚在床上，低着头。王宝强跪在地上，脸几乎贴在床上，够着看他，握他的手，轻轻地叫叔叔。半个小时之后，父亲悠悠转醒，「啊，是真的王宝强来了。」他已经没有力气笑了，但为了不怠慢客人，他努力翘起嘴角。

柳岩清晰地记得，那是父亲最后一次展露笑容。第二天，父亲离世。

仿佛一辆急速奔跑的汽车突然踩了急刹，柳岩陷入了迷茫，曾经自己努力想要得到的，究竟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不是他们需要我，是我更需要他们，我所有的拼搏，如果没有他们，如果我没有想要给他们更好的物质生活或者不希望他们再有病痛，没有需要去借钱的危机感，我不会那么努力地去工作的。」

似乎一夕之间，柳岩丧失了一个机会主义者全部的雄心壮志，「母亲跟着我哥住，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我没有家了，你知道吗？没有家了。」

不晚

葬礼之后，柳岩决定去美国，去洛杉矶的一所语言学校上课。学校是大鹏推荐给她的，他记得那段时间，「她好像没地方去，也没事情做。」

去美国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计划，张剑斌一开始是反对的，她的停顿过于漫长了，对于一位艺人来说很危险。但柳岩非常坚持，「我快40岁了，我没成家，我究竟以后下半辈子要为谁而活？」这是摆在她面前最大的命题，「我是不是还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做演员这个工作，总是不被认可，总是被偏见，我到底开心吗？如果说我挣到钱了，还需要为钱去做这个工作吗？」

她甚至已经做好不再回来的准备。国外的日子很宁静。如果不提名字，同学很少能认出柳岩。她像一个普通的学生，穿肥大的T恤和裤子，每天蹬一个滑板车去上课，中午回租的小房子里做饭吃，顺便喂一下房东的狗。不用上课的时候，她去健身，或者逛逛博物馆和美术馆。

安静的日子抚平了一些悲痛，一个新的机会也悄然而至。出去不到两三个月，她接到了大鹏的电话——

「我终于找到一个适合我们俩拍的影片了。」

「有那么好吗？」

「有那么好，你快回来吧。」

柳岩回来了，在电影《受益人》里，出演了女主角岳淼淼。导演申奥记得，当他确定由柳岩出演女主角时，遭到了很多人的怀疑和反对，有人问他：「你确定要让一个性感的女演员来演你这个角色？」

但在拍摄时，柳岩要做的则是远离性感。有一场戏需要穿泳装，道具组准备了一件普通的，柳岩在更衣室试穿之后发现有些暴露，她拍了照发给申奥，「如果这是你要的效果，我会尊重你的创作意图，同时呢我自己备了一件高领的，你看怎么弄？」

最终申奥接受了柳岩的建议，她穿着一件前襟到锁骨的泳衣拍完了那场戏。

整部电影，她最高光的表演是岳淼淼要做最后一次直播，和所有的粉丝告别。柳岩拿着卸妆棉，一点一点抹去脸上浓妆，看上去很高兴，操着一口湖南话对着镜头说：「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直播了，让大家看看我不化妆的样子吧。我咧，是湖南的，大一点的时候我就想离开家，想去北漂嘛，遭了蛮多罪，上了蛮多当，但我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个让我做真实自己的人，我一直说我24岁本命年，不是的，我38岁了。我以后要迈开新生活的步伐了……就这样突然地结束直播吧，爱大家。」她笑着，又仿佛有些悲哀，然后起身关掉了镜头。

同样38岁的柳岩和岳淼淼的命运仿佛在那一刻发生了重合。申奥记得，那场戏结束，他喊「卡」，剧组好些人的眼眶有些湿，现场特别安静，仿佛大家都屏住了呼吸，「你感觉时间好像凝固了一下。」

2019年11月7日，《受益人》上映前一天，也是柳岩生日的前一天，她从繁忙的路演里请了一天假，回了趟惠州，嫂子王斌陪着她去祭拜父亲。墓地是柳岩选的，向阳，有山有水，墓旁种着两棵柏树。墓碑朝向惠州哥嫂的家，附近是机场，常有飞机掠过。父亲以前去北京看她，就住在首都机场附近，常会趴在窗前看飞机。她猜测父亲会喜欢这个长眠之地，她坐飞机回惠州时，父亲也会知道。

她对着父亲的照片说：「爸爸，我电影上映了，可惜你不在了，但是我们都挺好的，你不要牵挂这边，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吧。」她给家里所有人买了首映那天的电影票，想了想，又多买了一张给父亲。

家人是她的支柱，也是她在所有命运关节处做决定的理由——曾经，母亲的病让她转换人生的轨道，一路狂奔、打拼，即便被利用、被误解、被嘲讽，甚至被侮辱，也不为所动，但最终，父亲的离开让她明白了，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只是，那个性感结出的「果」依然存在。

最近录一档节目的宣传视频时，她要用到道具手机，工作人员图省事递上了自己的，正好跳出来一条微信，来自工作人员的妻子，语气调侃：「今天那个大X妹来录节目了吗？你看你们这帮男的。」那一行字扎进柳岩的眼睛里，她沉默了5分钟，「我看到的是这么一条，我没看到的有成千上万条，每天有人这么去讨论我，每次想到这个，心里都会咯噔一下。」

《受益人》上映后，柳岩还在电影院目睹了这样一幕：两位女性带着一个孩子来买票，孩子的妈妈问女伴，这电影谁演的，对方答柳岩，孩子的妈妈啊了一声，立刻说，「那这个电影不能带着孩子看。」

但最终，凭借这部电影，柳岩拿到了人生的第一个影后：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有观众评价，「柳岩终于有自己的代表作了。」

性感还在继续消亡。

亲近的人都能感觉到，柳岩变了。她喜欢招呼一帮朋友到家里吃饭，申奥带着剧组的人去过一次。她做了一桌子的菜，大家吃喝玩闹，热热闹闹，申奥突然意识到柳岩不见了，他挨个屋子找，发现柳岩坐在一个角落的地上看手机，「那个瞬间我就觉得，好像她只是需要很多人陪陪她。」

她没有早年那么好胜了，她会推掉一些工作，定期给自己放假，隔一段时间会找个理由回趟惠州呆上一周，一个人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大半箱都是给嫂子和母亲的东西，衣服、鞋子、护肤品，还有给侄子侄女的手办玩具。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时，柳岩会感到某种令人心碎的幸福。「我从来没有像我父亲过世之后那么的对家庭有渴望。20多岁的时候，我说哎呀吃什么饭呀，我要拎着包我去出差了，而现在就是，我想回来吃个饭。」

每次离开惠州，王斌看着柳岩拖着行李箱的背影，总觉得难过，「她这么奋斗，这么拼命，最终还是孤孤单单一个人。」

柳岩承认自己现在常常感到孤独。「寂寞和孤独这些词，长达10年的时间，我都觉得可笑，我说寂寞、孤独、冷，这是不可能的。我这两年特别有这种感觉。」

偶尔的，她会想起入行前的自己，在广州一家部队医院工作，穿着护士服。她长得漂亮，穿过操场时部队的男孩子都会回头看她。她不理他们，想着努力工作，将来可以当个护士长，找个医生安稳度日，挺好的。

后来，命运将她推向另外一个轨道，她放弃也错过了那样的人生，但她想：「现在也还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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