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到《孤注一掷》剧本，一个很大原因是我跟导演很熟了，从《我不是药神》就认识，但一直没有合作。一天他联系我说，这次演员找得差不多了，现在还有一个角色缺人，你就来吧。非常简单，感觉就像收到一个通知。之前，我也看过导演的短片，很喜欢他的拍摄方式，是脑筋转弯特别快的一个人，这次正好可以合作一下。

最初看到剧本，角色已经写得很完整。陆经理虽然是个反派，但还可以看到他女儿那条线，生活中存在一个牵绊的东西，就觉得有得搞头。

更感兴趣的一点还在于剧本呈现的现实。在这之前，我对诈骗也不了解，只是手机短信会经常收到相关部门的提示信息，但那时候完全不会在意。直到看完剧本，我才发现诈骗还挺严重，他们也是给你做个剧本，甚至比演员还会演，弄到套里面之后，再榨干你的全部。我就觉得，演员如果能通过电影，让大家看到诈骗的残忍和不择手段，起到一个警示作用，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就去干了。

角色确定下来之后，我开始找一个合适的动物介入表演，可以让人物出来的层次和效果更鲜活。对于陆经理，我一开始选的是蛇，因为蛇胃口特别大，把所有东西缠死，之后再吞掉，但剧本看到后来，陆经理无非是个中层干部，背后还有大佬，就感觉秃鹫更合适他一些，本身只是吃腐肉的，并不是食物链最顶端的猎食者。我把秃鹫的形态加到陆经理身上，一直盘旋在那堆人周围，给人不安的感觉，还挺合适的。

后来，造型老师也做出一个我之前没见过的样子，蜷曲的头发倒着梳，挺个大肚子，我就已经high掉了，这看起来太变态，太坏了，真的完全把我拉到角色里面去，人在那一杵，眼睛盯着看，不用演就已经是那个样子，干什么事情都变得合理。

进组的时候，导演非常高效，王大陆的戏份已经拍完了，他把非常精彩的演绎片段给所有人看，大家内心有种被激起了胜负欲的感觉，觉得自己也要好好演一演。进入拍摄状态之前，我的习惯是，先熟悉团队，跟演员、摄影师、灯光师喝喝小酒，没事讲点笑话，把气氛变得轻松一点，两三天下来，大家很快融合到一起，就会减少现场拍摄的顾虑。

另外一个不可替代的工作是，我要在现场对好自己的位置，搞清楚机器是一个怎样的行动路线，这不仅能帮摄影解决切实的问题，而且也是对工作人员的一种互相尊重。你只有给摄影当下一个支持，摄影后续才能给演员更多反馈。

这些工作准备好，拍摄氛围就非常放松了。我们是在海口偏西一所大学的体育馆里，天气非常炎热，里面灰尘又大，气味又重，我一直出汗，就问导演是不是能加个手帕，一边擦着一边说话？又因为很热，我说能不能给自己找点福利，边吃冰棍边演？导演说都可以，摄影也把一些小表情抓下来，陆经理那个变态的味道就出来了。

现场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捕捉各种可能性。每个人表演方式不一样，就要根据不同人去调整，尽可能保证大家在同一个频率上输出，让整个表演统一。比如印象深的有一场吃蛋糕的戏，张艺兴提出可以拿糖做一个能吃的美金钞票，原本设定是只有我吃了一张美金，但看到张艺兴在旁边，我就会也想给他吃。这些都是到了现场之后才出现的可能。

后来，包括这场戏在内，一些片段被剪辑成很多cut，配上音乐和文字，在短视频上流传，一下子变得非常火爆，大家还说，建议查一查王传君，不像是演的，这些讨论都是在我意料之外的。其实，演员的演技是一件被高估的事情，一个角色好不好，是所有人的功劳，演员最多只能占50%，一个人演技再好，片子撑不住，造型不厉害，演员根本没法把控最终出来会是什么效果。

上一次被大家关注到，是因为演了《我不是药神》里的吕受益，我也没什么感觉。因为红的时候干什么都有人给你买单，风头过去了可能就没人再搭理你，这就是行业的现实。所以看见或者不被看见，这个事儿对我来说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角色会留在那里。

最近几年，我还演过《罗曼蒂克消亡史》里的马仔，《兰心大剧院》里的莫之因，《无名》里的王队长，慢慢走入电影的圈子，好像找到了表达一部分「自我」的路径。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自我」都是麻木的和模糊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跟我母亲的家庭教育有关。她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妈妈，从小就想把我养成一个乖巧的小孩。乖到什么程度呢？记得三岁的时候，我妈要管饭店的事情，爸爸去针织厂做裁剪工作，没有爷爷奶奶带我，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白天标配就是一个热水瓶，一大碗白米饭、两个咸鸭蛋和一包榨菜。因为担心我的安全，妈妈出门后会让我把门反锁，说今天不能让别人进来。有一次，外婆坐了40 多分钟公交车来看我，我居然不肯给她开门，因为妈妈没有说外婆可以进来，那就是不能进来。

妈妈还是一个很强势的人，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这件事情，一言不合就开打，发脾气的时候，会把包饺子的塑料盘往我背上砸，甚至把盘子砸碎。所以长大一点之后，我一切都是接受妈妈的通知和安排，比如妈妈说要学画画，我就去画画，哪怕不想学，也不能跟妈妈说「不」，只能自己偷偷逃课，去公园瞎溜达，到点了再回家。

现在回想起来，因为没有「自我」，也不需要「自我」，我的童年就没什么色彩，那种感觉不是痛苦，而是麻木的，逆来顺受的。高中一年级搬家之前，我跟爸妈三个人一起住上海的老弄堂，我睡的阁楼就那么点高，长到1米83还缩在上面，上厕所都是拿着尿壶，半蹲着头，压抑不仅来自于生活环境，还在于我没法说出任何自己想说的话，就干脆一直不说话，躲在一种乖巧的伪装下，给家里做事情，打扫卫生，让爸爸妈妈觉得你好乖。而且你也希望维持这种乖，似乎这样就可以换来多出去玩一次的机会。

走上演艺道路也是因为妈妈。在妈妈小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剧团找她去表演，但外公的控制就像我妈的翻版，一直不允许，我妈心里可能留下了一个演员梦，等我长大后，就觉得我应该去走这条路。

我小学成绩特别好，初中打篮球不爱学习，成绩明显下降了，念到初三的时候，有一天，妈妈在报纸上看到艺校招生广告，介绍了各种年龄的小朋友都拍过什么戏，她就跟我说，「我们也去报这个名。」去上那个班就更加离谱，要上什么台词课、舞蹈课，那时候我还是个小胖子啊，又像学画画的时候一样，到了舞蹈课我就逃，逃完了再回去上。

等到我自己开始对艺术产生兴趣，是有一次等公交车上学的时候，看到音像商店门口贴着海报，一帮人留着五颜六色的长毛，长得跟妖怪一样，但VCD卖得特别火，我闲得好奇去买了一张，回去一看，神了，那帮看似其貌不扬的人，怎么唱歌跳舞都这么厉害，写的词还关照社会现实，特别有深度，给我心里留下一个要成为男团的梦想。

后来，我开始认真上舞蹈课，因为是个小胖子，刚开始不协调，回去就自己认真练舞，有一天上课到结束，形体老师突然说，「来，最后的小胖子你到前面来跳。」那一跳让大家都惊了，说原来这个人会跳舞，我就第一次感觉到被点燃了，原来站在C位跳舞是这种感觉，原来「自我」可以通过努力被关注到。

其实，在漫长的成长时间里，「认可」这两个字在生活里也是消失的。妈妈虽然口头上说，我儿子好乖，天天在家里特别能干，一个人也能待得住。但那不是认可，而是把我锁住了。所以长时间以来，我都挺自卑的，哪怕在艺校上了好多年，高一下学期还拍过管虎导演的《西施眼》，但后来也没戏拍了，我对未来的设定就是，考个专科院校，一毕业就工作，帮忙解决家里的经济问题。

到了高三，艺校老师对我说，你都学这么久了，不去考一考表演挺可惜的，我才又去考的艺术院校。那时候文化分也够，就试着报名了中戏和北电，记得第一次来北京，就感觉所有帅哥美女全在北京，同一个考场里，跟我年纪一样大的孩子直接在那唱音乐剧，唱完之后我就拍手了，老师说干什么呢，注意一下考场纪律。我当时就疯了，觉得自己怎么跟人比啊，怎么能考上这样的学校啊？不现实的。

但后来，中戏老师的题目也挺有意思的，让每个人聊对一个事件的看法。这要感谢高中碰到一个特别好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写周记，我就关注到各种各样的新闻事件，考试时说，最近不是SARS嘛，因为传染源杀了好多果子狸，那如果SARS是大熊猫传的，你们会把大熊猫全都杀完吗？说完那句话，老师直接说，「我们中戏要你了。」然后我就哭了，因为中戏真的是当时心里最好的学校啊，每年好多学长学姐都来考，没想到自己居然可以进了。

但离谱的是，因为离家太远，我妈感觉脱离了她的控制，不让我去中戏，说再去考上戏。我甚至没有什么反叛，又一次听了她的话，报名上戏的主持系和表演系，最后是被表演系录取，就这样正式走到表演的路上。

上大学之前，我几乎没有违逆过我妈，也没有因为她的控制而哭过。记得一件小事是，我曾经偷偷买过一本漫画书，藏在英语书里，假装看英语，后来被我妈发现，她立马把漫画书撕掉了，我也没有哭。唯一一次哭就是到上大学的时候了，我养了一条狗，我妈不愿意，有一次跟我打电话，以她身体不好为理由，把那条狗送人了。

那时候，「自我」终于感觉到了强烈的委屈和不满，觉得妈妈是疯了吗？我都大学了，还这么不讲理地要求我的人生。就这样，母子的拉锯战开始了，反叛虽然来得特别晚，但是也来得特别猛。我开始长时间不回家，放假跟朋友出去疯，好像脱离了妈妈的管教，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我妈也因此跟我吵得不可开交，感觉母子关系走到了破裂的边缘。

王传君在电影《无名》中饰演王队长图源电影《无名》

或许命运就是这样，每次感觉「自我」可以冲出去的时候，就会被一种方式又打回来。

反叛没多久后，我妈身体开始不舒服。当时她工作很忙，有一天，我帮她去医院拿检查报告。记得特别清楚，那是一个夏天，大概下午2:00左右，我到了医院，科室大夫还没回来，我在病房门口等了一会儿。后来大夫回来说，门口有个袋子插着各种各样病人的病历，你上面找一下。

我没有找到。

大夫的声音突然之间变得低沉，坐在桌子边，拉开抽屉，说，「叫什么名字？」我跟他说我妈的名字，当时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对，之后看到他把病例抽出来，「这个是吧？坏毛病，过来签字。」我就过去了。他一边用一枚紫色的印盖章，一边说是最不好的癌细胞。听完之后，我完全不像电视剧演的那样爆哭，先是愣了一会儿，之后掏出手机给阿姨打电话，因为阿姨也是医生，我就跟她商量，「她会受不了的，现在怎么处理？」

出了医院门，我又给舅妈打电话，让她赶紧到我家来，当天下午就骗着把我妈带进了医院。可能是小时候大人不在家，我自己独立惯了，很多事情都是自己解决，我爸又是个内向的人，所以我妈病了，安排手术的事都得我张罗。有时候我妈说我冷酷得像台机器，回想那个过程，我能感到一点害怕，但确实也处理得异常冷静。

第一次做完化疗手术，我以一个逆子的身份出现在手术室，看着妈妈气若游丝，一身插满了管子，需要人陪护，我就又回去修复母子关系。躺在病床上恢复的过程，我妈看电视里的《加油！好男儿》，指着别人说，「儿子你也不比他差。」当时感觉母亲大病了一场，也不知道这个病未来会怎么样，甚至可能时日无多，我还是想报答母亲的养育恩情，就去参加了这个节目的选秀。

反叛母亲并不代表可以找到表达「自我」的路径。其实，进了上戏之后，有一种感觉是像回到小时候，状态还是很乖，希望得到夸奖。我每天非常努力刻苦，6点起来压腿、练台词，但是发现艺术这事儿不是刻苦就能苦出来的，尤其是跟感觉有关的东西，傻认真没有效果。记得当时，我的很多同学来自艺术世家，平时看着吊儿郎当的，但演个小品效果就很好，而我怎么演都不太行，对于表演就是一个比较懵的状态。

参加《加油！好男儿》也是一样，觉得只要自己努力就可以，别人跳舞我也跳舞，别人唱歌我也唱歌，但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唱什么，都是被推着走。而且当时，好多人已经多次参加过选秀，我就跟个傻子一样。比赛结束后，我的名次卡在全国20强，那会儿已经是大四，我还没有出去拍过戏，就想赶紧找个工作，签在了选秀公司，先干活挣钱。

进到公司的体系，也是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演了很多边缘角色，虽然不得志，但也没有什么野心，大概够温饱，让我妈面子上过得去，好交代，就可以。

那时候毕竟「好男儿」出身，依然会有粉丝簇拥着你，就觉得「自我」是有价值的。但波长很快过去了，「自我」又被人忘记，真正的价值在哪里，还是搞不清。记得当时拍《网球王子》那些剧，我因此错过了毕业大戏，连着三天晚上去看同学排演，最后大戏演完谢幕，我就躲在角落里哭，感觉好像损失了很多东西。

再次被大家看到，是因为拍了《爱情公寓》。虽然拍得很辛苦，但其实玩得也开心。后来这个剧上了，会有演员说，王传君我们火了，我们牛逼了，我还说不会的，因为经历过「好男儿」那个阶段，就始终没有把它当成一件事。但拍着真感觉到，是越拍越好了，我也想了很多变化的可能性，怎么把角色弄得更好一点。

但以前真的是年轻，总觉得不批判点什么是不对的，自己并没有打开真正的眼界，也没有那个能力去辨别很多事情，就会显得很狂嘛。《爱情公寓》之后，我又拍了一部古装剧，明明自己挺认真的，也挺想把事情弄好，但最后的结果依然不是努力就能决定的。那时候，「自我」就真的开始受困，好像不把自己捋捋清楚不太行了，就开始不拍戏。

状况最糟糕的那段时间里，刚巧程耳导演在拍《罗曼蒂克消亡史》，跟我当时的经纪人吃饭，说有个角色要找上海人，经纪人就推荐了我，说有个大导演，叫我发张照片过去。

那时候我都不认识谁是程耳，就随便发了一张自拍（在那张自拍里，王传君留着胡子、长发，眼神忧郁，不再维护原来开朗、帅气的阳光男孩形象），脑子可能是那样一个状况——既然很多事情不是努力就有用，那真实自然的一个态度会不会能更好地表达「自我」？

没想到导演看到照片就用我了。那个时候也还是不懂，就觉得导演会拍、会写，给的词其实已经非常（贴近）那个人了，我无非是用熟悉的上海话把马仔带到语境里。

因为电影的情景和人物设定都和上海有关，演马仔的时候会有一种熟悉感。关于上海的记忆被调动起来，小时候家里最早开老虎灶（80年代的上海，各家各户生活贫困，没有煤气，为了节省成本，就有专门卖热水的一个地方），里间还有两个老木桶可以泡澡，各种各样的人就会来门市泡茶或者洗澡。拍摄过程中，脑子下意识在记忆里搜罗，马仔那样的人是怎么说话的，身上带有一种怎样的市井感，再拿出来用，演出来就是那么回事了。

但《罗曼蒂克消亡史》制作时间很长，拍完之后的反馈是延迟的，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状态，演得好不好。但特别受益的是，电影里有很多上海话的内容，我就成了半个后期，跟导演一边看（其他演员）上海话是不是准，一边就听导演讲，哪个演得好，哪个差一些，整个过程学到很多。

程耳导演确实像一道光，直接照在那个时期的自我身上。那时候，我没事就去找他聊聊天，看他在看什么片。他就跟我说，想搞好表演，能把杨德昌的台词都背出来，表演一定会往上走。

像是接到一把（剖开表演的）手术刀，我就确定了可以先停下来，去看看真实的生活和表演是什么样子。那一年，我去了很多工作坊重新学表演，遇到来自五湖四海的素人，有一个快递小哥给我印象特别深，讲一口潮汕话，他的演绎没有任何章法，就是胡来，什么都不管不顾，但什么都是对的，喜剧演得巨好，下面所有人看了都笑得快厥过去了。

那个时候就隐约感觉到，更好的表演应该是更自由的，不端着，不束缚，而不是脑子里想好一套东西再去演。

后来，我又去纽约呆了一段时间，就一直去百老汇看音乐剧、话剧，记得当时看了一个剧叫《The Humans》，里面几个演员都是拿托尼奖的（Tony Award，被视为美国话剧和音乐剧的最高奖项），我说哪有那么厉害，进去一看，有个老头一句台词都没有，就演了一场戏，是最后吃完感恩节的晚饭，孩子们都走了，他住的房子马上也要搬了，看到孩子们出门，老头一下子转身，开始抽泣，全场都因为他的表演哭了。我就觉得，人家好像什么都没演，但就抓住一个点，瞬间把所有人击溃，这个也太厉害了。

不仅是表演，纽约其实是座融合型的城市，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你都能在那里看到。记得我有一次坐地铁，前面走着一个提着大行李的印度女人，她后面是一个白人男子，能明显感觉到，白人男子特别嫌弃她，但还是主动帮她把大行李提上电梯，女人说，「Thank you.」男人回，「Welcome.」说完很快走掉了。我才发现是什么呢？是那个女人挡住了男人的路，但是没关系，男人有作为白人的优越感，还可以帮助她，那种阶级的对立，那种残酷感，在那一下子看得好清楚。

在纽约那段时间，我还看过很多街边的流浪汉、底层的工人，就会感到自由在任何地方都是受限的，人活着也都有各自的困扰。在这些立体的观察里，我逐渐体会生活和表演是怎么一回事。那时，一位华人导演就找到我演《情遇曼哈顿》，我也接了，开始试着丢掉拧巴和样板的表演，一点点打开对自由度的感知，把真实自我的一部分投射在角色里。因为大家只有在角色里看到你一部分真实生活的样子，才会更容易相信这是身边出现过的人。

图源电影《情遇曼哈顿》

从纽约回来之后，我妈的癌症已经进入末期， 一天比一天糟糕，就能感觉到生命逐渐地流逝。

那时候，我把所有感谢的、抱怨的，该说的话全都跟她说了，我妈也开始跟我表达她自我痛苦的部分。

进入表演后，我其实很早就理解我妈了。上海有一句老话就说，家里老三是爹不疼妈不爱的，我妈就是排行老三，家里原来给她指了一个更好的结婚对象，但是我妈反而看上了我爸，两个人其实不合适，相处到后来有很多矛盾，要早分开也就好了，但是为了维护面子，也觉得说要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就一直拧巴着带我长大。

我妈性格非常要强，一直剪个短头发，跟个男的一样，做所有事情都是想要出人头地。开饭店的时候，上面有领导压迫她，下面小工要找事情，回到家还有我添麻烦，她的生活被打破了太多平衡，情绪没有出口，忍不住就是要揍我。打完她自己又受不了，补偿方式是挣到钱了，就给我买顿肯德基。她的安全感也很低，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照顾到身边人，但方式就变成把我限定在她的控制里。

我对我妈早就没啥过不去了，在她生命晚期，只是看到她作为病人的求生欲和面对死亡的不堪。记得有一次周末，本来那天应该要输血，但是周末调血非常麻烦，没有献血证明就排不上号，当时我妈血小板快没有了，就有种窒息的感觉，话讲不清楚，气也喘不上来，含糊地就把我骂一顿，说王传君你救我，之后突然间又说，王传君我白养你了，现在快死了，你给我一包血都不行。

我妈走之前三四天，有一次陪夜，家里大人都不在，晚上，她躺床上不能动，我就拿着盆给她接大便，接完之后还要擦干净，我很尴尬，我妈也尴尬，两个人都不说话，我妈憋了半天，说你出去抽根烟吧。

我妈原来一直劝我少抽点烟，说我们家基因不好，都是得癌症的，我以前不抽，现在有压力了，她也理解，但是能不抽就不要抽。但就在那天擦完身之后，她为了缓解一个尴尬，或者说维护母亲的尊严，突然说了一句，「出去抽根烟吧」，多诡异啊。那天之前，其实我已经签过她的病危通知了，护士就在那哭，我是很冷的，说要签赶紧签，签完我还得回病房。但那个晚上走出病房抽烟，想到她身体的状况，那根烟点了半天，点不着，就变颜色了，全湿了。

我妈断气之前，也是突然坚持着要自己起来上厕所，大家都觉得说，你就跟之前一样，躺床上，垫个盆子就行。但她非要下来，一坐到马桶上，人就上气不接下气，眼睛一翻，就开始不行了。

我就知道是那个结果要来了。后来，我妈走了，火化完出来，骨头是我用手捏碎的，整个过程都没哭过，就跟她第一次检查出生病一样，因为你一个人要完成好多事情。一直到追悼会那天，本来要进灵堂去看布置怎么样，听到里面的音乐，我就有点绷不住了，旁边服务的人突然用手搭了我一下，他说，王先生你一定要挺住，今天所有事情你要来操办的。我说好，就再也没哭。

可能是对妈妈的感谢、抱歉全都说完了，她走后，我也没有沉浸在失去的伤痛里，反而会有一种感受是，妈，你辛苦了，接下来我要上场了。

我妈去世两个月后，就接到《我不是药神》这个剧本。一开始还不知道整个电影的故事走向，只看到陈勇探病吕受益那个片段，需要演员去试戏。试完之后，我就跟导演说，这个词写得不对，陈勇来探病，吕受益不会说自己哭的，肯定先夸对方头发好看，因为我太了解病人的心态了。把剧本问题跟导演聊完之后，他们当天就定我演吕受益。

其实我也没怎么演，因为对母亲是耳濡目染的，吕受益做穿刺嗷嗷叫，我妈就是这么叫的，吕受益最后躺床上喘不上气地说话，我妈也是这么说的，她的呼吸我都能呼吸出来了。记得《药神》最后一场戏，我把我妈留下的珠子放旁边，自然就演出那个状态，所以这个病人一半程度是为了我妈演的，就有一种跟我妈完成告别的感觉。

王传君在《我不是药神》中饰演吕受益图源电影《我不是药神》

命运真的是很戏剧化的，母亲走的那一年，《英格利士》、《兰心大剧院》也找上来，这些事就莫名其妙全都发生了，就好像母亲走后还给你留了份礼物。

因为这几部电影，我慢慢找到同频的人，跟他们共事、学习，发掘更多表达的可能性，这个过程中，「自我」也开始出现一些变化。

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个「自我」特别想要找到一个最自由自在的状态，不被任何东西打扰，所以我不宣传，不在乎周围所有的东西，就自己造一个小房子窝在里面，只顾在自己的世界里自由，但那其实是一种关闭的自由。

现在，我就明白那种关闭的方式是不对的。因为作品不是一个人的心血，而是多人努力的结果，宣传也不是件坏事，可能还会帮助大家一起变得更好，未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每个人都有可能因此触碰到原本碰不到的事。

其实，最近几年，我都在解决如何让自己「不拧巴」这个问题。如果说身体是一个容器，我曾在里面放了特别多痛苦的东西，这个痛苦的核心是，原本在一定年纪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找到自己了，想要坚持一个路线去活剩下的日子，但生活是变化的，它不会允许你不变。你总要想办法把自我不变的那一部分交到变化之中。

程耳导演还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叫「寻觅是必不可少的」。每个人的人生路走到死之前，都在不断地认识自己，不断地面对改变做一些修正，时不时打打自己的脸，让脸部肌肉变得更紧绷一点，都是要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

这两年，生活给我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孩子来了。当我刚开始感觉，又到了一个可以很狂、很肆无忌惮的阶段，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下，冷静一下，你现在是爸爸了。

女儿出生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我一定会嗷嗷痛哭，一定不敢亲手剪脐带，完全不是这样，在这种大事件上，我每次都很冷静，剪完脐带之后，就开始在脑子里计划，接下来要做什么安排。

但刚开始成为一个父亲，我很容易内耗，一边怀念那一段短暂自我的时间，一边又不知到底应该怎么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就感觉很多事情不能任性，也必须要更开放地去接一些工作。比如最开始去参加《桃花坞》，一个原因就是给女儿挣奶粉钱。

没想到，这个节目也给我带来很多改变。在《桃花坞》里，有一天溜达，就看到一只鸟儿被困住房子里，如果飞不出去，它就会死在里面。这件事让我把自己代入了。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自己被「活着」困住了。我本质上还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人，但活着就会面对很多问题。孩子会不断长大，老人会不断变老，比如前阵子，我爸身体又不好了，检查出肾衰，生活就会抛给你很多无解的问题，让你不知道怎么去行动。

但在《桃花坞》待了一阵，我的感受又好了，一方面是每次都能看看云和落日，在自然的洗涤里，就会觉得人类上千万年经历的苦难多了去了，自己还有什么好纠结的。另一方面是，王鹤棣跟我说，哥，你别胡想了，好好搬砖去吧，还要带娃的。是啊，还是要先做再说，找到一个「活着」舒适的状态。以前，我太想要守住一种姿态，后来才知道，姿态并不重要，那是活给别人看的，自己找到一个舒适的生活状态比较重要。

对于未来，我非常清楚自己要一边做着父亲这个角色，一边继续工作，现在也都在按部就班地推进。不拍戏的时候，就陪女儿玩，出去露营，女儿也长得特别快，已经变得很会说话了，有时候回你的话，就觉得天哪，怎么像一个小大人了，有一次她说，爸爸你不要太辛苦。(我当时的反应是），什么？谁教你的？

最近感慨的一个瞬间就是今天早晨4:30，我从广东的酒店出发来北京赶工作，收拾完所有行李，很快装到车上，女儿还在睡觉，我很小心把她抱起来，偷偷摸摸爬到车上，肩膀一直抬着，一只手还得提着安全带，怕勒到她不舒服。车子这样开了一路，广东的天从一片漆黑，慢慢出现一点红紫色的光，整个天变得越来越亮，那张脸好像没感觉一样，我还没有在她睡觉的时候以一个姿势抱她那么久，就一直看着她，那张脸突然就笑了一下。我直接就麻了。

那个瞬间其实特别贴近现在的状态，就像接受不断变化的光线一样，也要接受生活的变化。未来可能会有无尽的疲惫和麻烦，但也有不经意的笑容点缀其中，还有什么好纠结的呢，就这样不断地把自我在平凡的日子里推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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