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

几乎没人能想到，范伟今年58岁，16岁开始说相声，上过9次春晚，演了17年电影，现在害怕参加《天天向上》。2019年10月，他主演的新片《长安道》的导演李骏打来电话，问他能不能上节目宣传一下。导演和制片人一直给了范伟很大的发挥空间，现在他理应帮忙。结果光是与经纪人闫琳讨论这件事情，他就出了一手心的汗。闫琳觉得这事说出来没人会信，但她知道，如果范伟去了，他将「无措、紧张、失控、心慌，然后会晕过去」。

虚拟世界里，他的标签是终日不离的金链子、墨镜和骷髅头卫衣，也是口吃、永远29和咔咔的鹰爪功、辽北第一狠人范德彪——那是他在十多年前通过电视剧创造的经典形象，现在占领了B站的搞笑和鬼畜区。

但正在接受《人物》采访的范伟与那个形象毫无相似之处。他没有口音，说极其标准的普通话，一年时间一半用来拍戏，另一半用来休息，休息时会看英格玛·伯格曼的《婚姻生活》。他在聊起近年读到的东北小说家时流露出兴奋的神情，「《平原上的摩西》，我喜欢，特别喜欢，特别喜欢……他（指双雪涛）写的故事我简直我觉着，哎呦，我太崇拜他了。」

大部分时候，范伟沉稳镇定。闫琳用儒雅形容他。在2016年的金马奖上获颁最佳男主角时，穿着合身黑色西装、打着领结的男人走上台，即使是俗套的感谢，从他嘴里说出来也极其诚恳。他说话不紧不慢，静悄悄的，带着笑意，好像还没从黑白文艺片里走出来，「这是一部容易被忽略的电影，拍得很淡，演得也很淡。特别感谢评审有耐心看到它的妙处。」

直到这时，人们才意识到范伟早已不再是春晚舞台上那个「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的小品明星。最热闹的日子里，他曾穿着松垮的褐色西裤配运动鞋出场，一张嘴是尾音上扬的辽西口音，被人忽悠了还不自知，仍要回身大喊，「谢谢啊」。2005年，为春晚贡献了最后的演出《功夫》后，他要去做他认为重要的事情了，然后他消失了。

他想撕下小品演员和电视剧演员的标签。他拍了很多文艺电影，摇摆过，2016年拿了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他被大导演们赏识，他们把最出彩的配角留给他。他主演的商业片大多水花寥寥。他仍希望能在演技上有更进一步的突破，还在等待更适合他的角色。多年的朋友、编剧宫凯波说「他想当艺术家」，与范伟只在《不成问题的问题》里合作的导演梅峰也有相同看法。然而打开B站的一条他上台发表金马奖获奖感言的视频，弹幕依然在讨论小品和《马大帅》。他仍处在误解之中。

他沉浸在想要追求的艺术中，生活变得纯粹的同时，发现自己对现代生活产生了一种恐惧。那些综艺节目上年轻人说话和搞笑的方式他听不懂，「我会瞻前顾后，我怕出丑」。他也认为没必要出丑，不如待在自己的舒适区里。

告别春晚

2003年，赵本山和范伟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心病》，在此之前两年，他们就已创作了经典小品《卖拐》。但也是在2003年，范伟第一次正式地、专业地与电影打交道。当时中影的投资人给了他文艺片《看车人的七月》的剧本，他觉得很喜欢，就给导演安战军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安战军问他，剧本感觉怎么样？范伟回答，太好了太好了。但是，「他（导演）就有点含糊了，说我们回头聊一聊吧。」

范伟察觉出来，导演不想用他，本打算如果他说「没有把握」，导演就顺势而为，不必合作了。范伟说，「我那时候正演小品、电视剧，满街喊我药匣子的时候，让我来演那个看车的小人物，他怕观众笑场。」

他想要说服导演，就开始仔细研究剧本，还根据经验做了一些调整，手写在纸上，再请别人帮忙打到电脑上。见到导演后，他提议，可以在开场时加点喜剧元素，要拍婚纱照，女方穿高跟鞋，范伟的个头不够，就在底下垫了一个箱子，这样可以一点点把观众带入真正的剧情当中。两人聊完角色后，导演才放心。

拍摄张猛导演的《耳朵大有福》时，剧组有个东北的观众，对范伟说，「在中央六套看了你一个电影，就是你演植物人那个。你不怎么说话呢。电影台词少，你以后拍点说话的，大伙爱听你说话。」

范伟意识到，自己的形象已经有些固化了，「演员还是希望有点变化，那你说永远是这样一类的角色。现在这标签都不好掀……这不是坏事，观众对你的喜爱这不是坏事，但是作为演员来说这也想，也想再努力挣扎挣扎吧，破一破这个壳。」

他并非学院派，成为电影演员某种程度上是被命运推着走——16岁拜师学相声，31岁（1993年）在一次相声演出中被赵本山发现，开始了他们的小品合作，此后又拍了《刘老根》、《马大帅》等电视剧，又被电影剧本砸中。

每一种艺术品类对演员的要求都不同。相声演员讲究节奏的把控，多一个字，少一个字，包袱都不响，观众就不乐。小品讲究活泛，经常在排练的时候，赵本山砸一个剧本上没有的包袱过来，范伟就懵了，「哥，好像没这句啊。」小品讲究八分熟，到了台上再找感觉。有的时候观众敏感，见乐就笑，表演者就要收着点，有的观众高冷，那就得使点劲，「你不能把这个小品背得100%的固定，你要固定就死了。」范伟说。在赵本山的节奏带动下，没多久，他就适应了，也活泛起来了。

两人在1995年首次共同登上春晚的舞台，出演了《牛大叔提干》。根据杨帅在其论文《东北喜剧小品艺术与文化现象研究》中的总结，赵本山一向塑造的是「都市里的乡下人」的形象，随着范伟的加入，他所塑造的东北社会环境中的官员、经理、秘书、伙夫等形象则为当时的春晚带来了一股新风。更耀眼的那个是赵本山，因此范伟也并没有感到太多被关注的压力，「你知道这个小品包袱响没响跟你关系都不是特大。」

编剧宫凯波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共同创作的热情。有一天范伟带宫凯波去赵本山家里一起聊剧本，吃过饭后，赵本山开车把宫凯波送回40公里外的抚顺，两人聊得投机，索性到了抚顺找个饭馆继续吃饭。这是宫凯波和赵本山第一次见面。

在中戏学了戏剧后，宫凯波跟范伟说，好的喜剧应该有一个规定情境，建立完整的人物性格和戏剧冲突，这样要比单纯靠语言砸包袱更高级。范伟觉得很有道理，但是他们也不确定，这样的小品会有人笑吗？

2000年，宫凯波在北京的医院里亲眼目睹了一个故事：病人胳膊骨折，结果拿了别人腿的片子。大夫看了看片子，「你这腿还能走吗？」病人很困惑，腿挺好啊。大夫说，「你走两步我看看，（看片子）有点骨折的意思啊。」病人马上腿就不行了。宫凯波从中悟出来，权威人士的话对于普通百姓的心理可能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等范伟来北京时，两人找了个饭店，就着花生米，把大夫和病人的故事聊成了小品剧本。9月，赵本山来北京，他们把这个剧本念给他，他也觉得不错。在这个故事里，范伟开始和赵本山拥有几乎相同的戏份。

压力从这时开始了。筹备春晚时，所有人都晚睡晚起，宫凯波记得，「我和老何（何庆魁）把剧本捋了一遍之后，本山看两眼，记住包袱之后，他就不再看剧本了。别人按照词走，他就不按照词走，但是他的包袱记住了，他就直接即兴地跟你那么撞。撞呢，大家也都很高兴，乐够呛，把撞出来的再写一遍，他就睡觉去了。我跟老何半夜继续再整，整完了，天快亮了。完了本山下午起来之后，依然再撞，撞完之后再改一稿，那时候一个小品改个几十稿。」

春晚带来的是一种昼夜颠倒的节奏。彩排晚上8点开始，直到凌晨1点。结束之后，导演组和审查的领导会对节目提出意见，直到两三点钟，各个节目再各自讨论、修改，不知不觉天亮了。时差颠倒，范伟从来没睡好过，头疼得不行，这样的日子每年要持续一个月，隔天彩排一次。

导演组会刻意安排几波非常冷静的观众，好让演员们审视自己的毛病。喜剧有句话叫「一笑遮百丑」，观众一笑，好多问题都会被掩盖。范伟回忆，「他们很冷静，我们在台上受不了了。」满堂的观众，全在等着找毛病，范伟只能硬撑，这时他的戏份越来越重，「你的责任越来越大。什么事就怕细想，说哎哟，这可是直播啊，这可就是出了一点错永远就无法纠正，播出去，演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自己吓自己，越来越害怕，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有压力。」

在妻子的建议下，范伟选择让儿子来北京读书，他于2004年调入中国煤矿文工团，全家就此搬到北京。在一次公开采访中，赵本山抱怨范伟去了北京后，开始不接电话了。而范伟在另一次采访中解释因为赵本山经常换手机，自己则很少接陌生人的电话。无论真相如何，缝隙已然存在。

宫凯波告诉《人物》作者，范伟的自尊心强，比较脆弱，在和赵本山的聊天中，被一些话弄得比较受伤，才是范伟决定离开春晚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赵本山可能至今也不清楚是自己说的哪一句话。在原《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易立竞对赵本山的采访中，赵本山曾评价范伟，「是个好人，非常好的人。范伟他是一个很内向，而且很腼腆的人。他不能够去迎接社会所有的一切，心眼有没？心眼够了，聪明，胆小。」而赵本山对自己的评价是，「第一是性情中人，第二呢，挺准确的，生活中挺准确的。准确指的为人处事，对事物的判断，对人的交往。」

很难说究竟是哪一根稻草使然，范伟不想再上春晚了。2006年的春晚筹备之际，他对赵本山说，休息两年，让他找别人来搭档吧。赵本山说好。这之后，范伟说，「然后慢慢地就越来越没必要上了，也不想上，越来越怵了。（好像）旷课一天，然后第二天，哎呦，怎么跟老师交代啊，明天也不去了，后天压根不去了。就是这个，就是一年比一年更怵了，算了，就不上了。」

敏感

范伟是沈阳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小时候，每天晚上进胡同之前，他的心跳得特别快，很怕回到家后，父母在吵架。进了家门，看到母亲的脸上笑容满面，他就高兴，如果母亲沉着脸，他就更紧张了，不敢多说一句话。他喜欢父亲放假时，家人在一起包饺子，哪怕是素馅儿的，听父亲讲故事；母亲讲究，充满仪式感，过年时要在家里挂年画，挂灯笼，放鞭炮，做一桌子的好吃的。用现在的话讲，母亲是个「挺有情调的人」。

他害怕一上班，母亲压力大，每天早上4点15起床，倒两次车，到铁西区的工厂上班。父亲爱好文艺，下班回来摆一地的杂志，「博览群书」。繁重的日常劳动造成严重的焦虑感，母亲回来就着急，两个人就吵架。

但同在一个屋檐下长大，敏感也成为一种独特的天赋，范伟的哥哥和姐姐对这些毫无印象。

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执着，从母亲那里培养了审美。父亲是个爱下笨功夫的文学青年，经常给报社投递小说和散文，每天放学他打开父亲的公文包，发现里面永远是退稿信。长大后，范伟工作繁忙，没时间读《小说月报》，就让父亲把精彩的文章帮他折起来，「回头我爸给我叠了之后，我一看都是相比之下最差的，就是审美各方面都有问题」，范伟笑着说。

有一天，父亲终于在《沈阳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范伟打开一看，是沈阳某街道下雨漏水的新闻，是父亲给报社做特约通讯员的成果。「就是特别可爱，特别认真，天赋没那么好，当了一辈子的工会宣传干事。」

长大后，这种对他人情绪的敏锐感知开始呈现出弊端。与人交往，他总是瞻前顾后，无法及时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常常事后思考，当时别人说了某句话，挺令人生气的，我要是那么怼回去就好了。有时候，一件事情积累很长时间终于发泄出来了，却根本不在点上，搞得别人也莫名其妙。

以前拍戏，他不懂还要跟剧组在合同里注明拍摄时间。「作为资方肯定希望你这一天出工越早越好，收工越晚越好。你有时候觉得太累了，想休息休息，但就不好意思，他就一直让你这样拍，你就越来越觉得这个不像话，可能在某一个事跟这没关系，你就发了火。」

2016年东京电影节在金马奖前一个月开幕，大家都说范伟能拿奖，国内媒体都留到了颁奖日，提前对他做了好多深度采访。结果到了颁奖礼，《不成问题的问题》获得了艺术贡献奖，这往往意味着演员得不到奖了。范伟回忆，「一公布这个奖，大家全看我……我们的摄影师在后面，哥什么情况，跟我说。我说没事，小小的失落。」

当晚，范伟和导演梅峰以及梅峰的一个朋友吃饭，喝了点小酒，朋友搂着范伟，「哥们儿，没问题，（电影）还是牛逼。」范伟没回应这种乐观，他认真地说，其实这个电影有遗憾。朋友愣了，啥遗憾？

范伟说，丁务源这个角色——民国年间一个八面玲珑的农场经理，在各种利益关系中周旋——当初如果不戴眼镜，更能体现出人物的厚度。他觉得自己这个长相，摘下眼镜人会变得很憨厚，去了一点油滑，观众就会觉得八面玲珑如丁务源也有点小无奈和小无辜。

电影已拍完一年多了。朋友笑了，哎呦，范老师还在这检讨自己呢。伴着酒，庆功宴变检讨会，也没人在意，事情就过去了。

但在范伟这儿，还没完，他之后又猛然想起，不对啊，导演还在旁边呢，你嘀咕半天眼镜，电影的整体是导演把握的，你老考虑自己，导演会不会多心啊？合着没得奖赖导演。哎，情商还是不行。

去开剧本讨论会时，范伟会带个录音机，让助理把讨论整理成文字版，他再过一遍。回来一看，自己会上怎么那么不顾编剧的面子呢？明明是好心，说出来的话却不合时宜。

他觉得自己不会说话，开始有意回避那些需要说话的场合。因为早年学相声，他花大力气矫正了自己的普通话，除了在戏中需要模仿辽宁地方口音，他在生活中丝毫没有东北口音。与赵本山成为搭档后，大伙一块拍电视剧，都讲东北话，只有他说一口普通话，「有点突兀，但没办法，改不过来。」

宫凯波记得，他去《马大帅》的剧组探班，范伟看到他，特别高兴，「他说，『你来得正好，咱俩出去吃饭去，不跟他们一块凑热闹，人多不知道说啥。』」赵本山曾对记者说，范伟从来不参加任何关机仪式。

这种习惯持续到拍电影，他几乎不参加开机和关机仪式，也避免任何形式的剧组聚餐。最令他深受困扰的，是他喝不了酒，一杯就倒的那种。范伟觉得，在中国的酒局上，人们喝了酒，说的就是另外一个体系的话，而那个体系他无法融入进去。拍电影时彼此会产生很多矛盾，他对戏研究得多，常给导演提意见，有的时候提得猛了，他怕对方不高兴，又不知如何收场，要是能喝酒就好了，几个人拿起酒杯，干一杯，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但事实上他觉得自己在酒局上是个特别扫兴的人，往那儿一坐，先告诉大家，「各位，我喝不了酒啊。」气氛尴尬起来，他也曾经因为拒绝喝酒惹怒过酒局上的领导。

「别人觉得你一个东北人喝不了酒，首先觉得你装，喝着喝着人家情绪在这儿，你在那儿，哪儿也不挨着哪儿，他看我也别扭，我看他也别扭，就这样慢慢越来越不愿意出去见人什么的，有障碍。」

现煤矿文工团团长贾雨岚曾经和范伟一起拍摄电视剧《老大的幸福》。她记得每次收工后的饭局上，作为主演的范伟从不喝酒，吃饭也不挑，合口就行。他很少参与聊天。大家会刻意地想一个东西问他，希望调节一下氛围，给他递个说话的机会，结果往往收效甚微，范伟简单地回答一下，又退回到一边，他与热闹中间像有着一层隐形的壁。

就连去给孩子开个家长会，他都无法适应焦点集中在自己身上。「脑袋『咣』就晕了，就趴桌子上了，老是精神紧张。」宫凯波说，「他颈椎也有点毛病，一紧张就供血不足，脑袋迷糊。」为自己的电影吆喝，十几分钟的路演，「就这么忙忙叨叨地跑，那也是一直手心出汗。」闫琳说。

范伟最喜欢的社交方式是神交。在《不成问题的问题》剧组，他和梅峰两个人都含蓄，有意见会找安静的方式提出，梅峰爱喝酒，但尊重范伟，从不拉他去酒局，拍完了戏，两个人也不再联系，电话号码都没留下。梅峰的本职工作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老师，剧组也大多是电影学院的老师，没有江湖气，大家都想把电影拍好，彼此的交流客气，但毫无芥蒂，那是让范伟觉得最舒服的一次拍戏经历。

剧组设置在了重庆北碚的金刀峡，要抵达山谷的底端，每天要从山上的宾馆盘旋半个小时下来，走一段水泥石板路，再走一段坑洼不平的山路，才能抵达农场的办公楼，跨过一座桥，就是居民的宅子。这非常符合剧中农场的封闭和世外桃源之感。

11月份，田地里还堆着没收的稻秆，树上的橘子和柚子都摘了。有时会下雨，厚重的氤氲之气盘上山峦，闲暇时刻看看云卷云舒，也别有一番趣味。附近的村庄周一和周四有集市，哪天收工早了，跑去吃一碗豌豆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对于梅峰和制作组来说，时间非常紧张。但是在待过不少剧组的范伟看来，一切都不急不慢，一天只拍几场戏，大家互相讨论打磨表演方式。晴天的下午，在滩涂旁边放上一把椅子，晒晒太阳，晚上挺冷，拿个小太阳暖手，烤着火。范伟感慨，「这哪是来工作来了，这是来休息来了。」

 费劲

「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忐忑，怕出现纰漏，让大家失望。说心里话，我不是表演天才，我最知道我自己。什么是天才，就是不费什么劲，又把它做得很漂亮。可我是费挺大的劲，最后做得只是差不多，我在每个人物身上倾注的心血很大，我属于一根筋的人。」

学相声之后，为了矫正自己的普通话，范伟练习得很刻苦，半个小时都连着发一个音，舌头发麻打卷都是常有的事情。拍摄电视剧《老大的幸福》时，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琢磨剧本，宫凯波来看他，推开门，范伟看上去已经有点着魔了，第一句话居然问宫凯波，「厕所在哪里？」

他转行去拍电影，拍完第一个电影，自己觉得特别好，就拉着妻子去电影院看。妻子跟他说，劲使太大了，他这才明白，自己的表演幅度不对，「声太大了，动作太大了。就比较舞台。知道了之后，你慢慢就磨呗，找呗，慢慢就入了门了。」那时拍的很多作品，他都不敢看，一看脸「腾」地就红了，赶紧关掉电视。

他知道自己半路出家，只能靠更努力来说服导演和观众。拍摄文艺片《芳香之旅》时，他演一位劳模，他觉得劳模不该臃肿，就三个月没吃主食。开拍之前，他写了一万字的笔记。

在结尾处，他变成植物人躺在床上，张静初演他的爱人。剧本的设置是张静初有一番剖白，然后在说到动情处，范伟的眼角要流下一滴泪。开拍之前，他的压力很大，不仅要流下一滴泪，还要恰到好处在那个节骨眼上。导演章家瑞跟他说，别紧张，咱们机器就开着，张静初在这儿说，你什么时候眼泪下来了，咱什么时候结束。

他躺在那里，「从生理上往泪腺那儿使劲」。「只要你劲使到了，老天都帮你」，他后来想，眼泪正好在剧本规定的时刻流下来了，那被他称作当年最快乐的瞬间。这部文艺片最后收获了100多万票房，他当时44岁，开始体验电影的快乐，那一年，中国内地的票房总收入是26亿。

他拍戏总是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从拿到剧本开始，他就心里没底，反复想人物的动机和逻辑，想明白了，还是忐忑，也不接触人，就在自己房间里待着。必须得等到进组第三天，才觉得舒服，再拍一场出彩的戏，抽根烟，彻底放松了。个把月过去，剧组放半天假，「偷得浮生半日闲」，出去好好吃顿饭，美了。

拍《刘老根》第一季的时候，因为是央视的定播剧，会有中央台的领导来看着。「那时真的是战战兢兢的，把头剃光了，变成个老头。每天拍完就看回放，哪儿过了，哪儿不到，每天都在总结，永远在怀疑自己对不对。然后中央台来的领导来看我们的回放，一看说哎呦，不错，好，演得不错。这高兴，我就是那种，战战兢兢，然后得到承认，我觉得这种感觉是特别棒的。」

他使上了自己全身的劲来演好人物，剧本不完整的，他亲自上手，与导演讨论怎么修改剧本，给他饰演的人物建立更完整的逻辑。他会主动参与到服装、设计、道具，甚至打光的工作里。梅峰记得范伟提出给丁务源配一双皮鞋，因为丁务源看起来总是很低调，但骨子里还是个爱显摆的人。导演李非记得《两只老虎》试妆那天，范伟提出盲人按摩师需要一块枕巾那么大的、干干净净的布，拿出来一抖，「啪」铺到客人的肩膀上，按摩才算正式开始，这是按摩师的仪式感。

2009年，在为《南京！南京！》选角时，导演陆川和范伟第一次见面，范伟完全印证了陆川之前看小品时对他的猜想，他把小人物的卑微演得特别生动，有温度，「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不属于戏剧舞台的表演，属于电影银幕表演。」陆川毫不犹豫地把唐先生——一个在枪口下苟活，最终决定用牺牲来成全自己灵魂的小人物角色——给了范伟，陆川觉得自己捡到宝了。

电影开拍时，唐先生的角色还没太写好。陆川能看出来，范伟对此挺紧张，每天在剧组都主动找陆川聊角色的台词和动机。范伟的紧张感恰巧给了陆川灵感，「本来唐先生，三个字，是扁的，无色无味不立体。当我认定老范（就是唐先生）的时候，他那时40多岁，他的人生阅历，他的柔软，让我找到了写作的灵感。然后角色就充沛起来了，你能闻到汗味、血腥味，你会写了。」如果没有范伟，陆川不确定唐先生能否这样有血有肉。他也感到遗憾，《南京！南京！》当年上映时所遭受的非议掩盖住了范伟的光芒。

范伟把导演分两种，理解高于或等于自己的，理解低于自己的。遇上前一类，他很放心，遇上后一类——拍一部电视剧时，他的角色脸被人打肿了，就要化个鲜艳点的妆，突出伤口；拍下一场戏时，人物的伤应该已经好了，结果导演根本没注意到，范伟就此留了心眼，现在开始得自己给戏把关了。

《人物》作者与编剧史航讨论范伟的电影生涯时，史航大力夸赞范伟的那些小人物角色，小成本的文艺片，很多都没有走进过大众的视野。「范伟是世俗精神的结合，他的戏是朴素有华，暗地妖娆，」史航说。

从《天下无贼》开始，范伟在冯小刚的几部电影中饰演了几次配角，包括《非诚勿扰》、《私人订制》和《1942》。在陈凯歌导演的《道士下山》中，范伟饰演的药店掌柜与林志玲谈恋爱，史航认为这是把范伟当成了噱头。他也不满意《私人订制》里对范伟「标签化的使用」。在很多由范伟主演的偏商业的片子里，豆瓣的评论区最常见的一种评论是：剧本、调度都有很大问题，范伟靠一个人的演技撑起了整部片子。

在文艺片里，范伟倾向于跟新导演合作，因为他觉得新导演会对作品倾尽全力。他常有机会出演主角，贡献一些现在仍被人称道的表演，但那些电影往往没什么票房可言。他出演了一些评口碑和票房都一般的商业片，部分原因是不甘于总是出演小人物，想突破，部分原因在陆川看来，可能是范伟人缘太好了，以及他很难对真正求他的导演说「不」字。陆川记得，范伟有一阵子在银幕上出现得很频繁，且都是不同类型的角色，「从完成度上不是那么完整，会损害他的努力」。到了2014、2015年，他有些摇摆，几乎没拍什么戏，商业电影没有复杂的角色，文艺片又容易被忽略。

对拍文艺片这件事情，范伟觉得越来越小众，不受到关注，「作为演员来说，你真的应该，你不能永远干自己愿意干的事，对吧，自己特别愿意干，但是你在那儿把自己束之高阁，我觉得还是有问题。」

在摇摆中，他接到了《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剧本。他抱着最差的结果就是演了老舍先生一部作品的心态去尝试了，结果拿到了金马奖。这时他已经54岁了。

在电影表演上，他没有师承，几乎全靠独力摸索。金马奖对他的意义在于，肯定了他所选的文艺片的道路和克制的、「往淡了演」的表演方法。

可拍戏这么多年，他逐渐发现，演员是被动的。范伟几次谈到年龄——找他来的大多是爸，可是「一年电影有几个爸啊」；让他演40岁的人，他又无法接受自己扮嫩，「心里这坎儿过不去」。

这几年票房成绩优异的一些喜剧电影，也有曾经找过他的。但他总觉得自己没有那些年轻人演起来好笑，只能演复杂的由内而外的喜剧，这样的喜剧又没那么多，他索性就不怎么拍喜剧了。正剧也是一样，他更倾向于出演相对复杂一点的角色，不管好人坏人，要有逻辑。如果有条件，喜剧人物里有一点悲剧底色，悲剧人物也掺杂点幽默元素。

梅峰觉得范伟是个挺有洁癖的人，「他有坚持，他是受某种精神上的力量感召去做一个艺术家，我觉得这个是挺纯粹的。」

范伟也遇到过片子剪出来跟自己想象得不太一样的情况，自己好的表演都没留下。这种时候，只能客客气气地一握手，出去一跺脚就完事了。「你也不能说什么。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啊，就是想起谢晋导演的那句话，说电影就是捧着满满的一碗水，我们下楼，下到楼下，这碗水剩半碗就不错了。」

史航认为，范伟并不是当今的资本市场最喜欢的中年男演员。「资本喜欢那种蜀黍型的中年男演员，但范伟老师显然是大叔型的。所以在《即日启程》里，他和居文沛有一些感情戏是靠表演功力克服的。」他用过去的相声市场举例子，四种演员能红，帅、卖（懂得跟观众互动）怪、坏。

「范伟老师肯定不帅，也不外向，而且呢，其实他也不够怪，起码他不会故意装怪，然后他也不是那么爱卖弄，所以就很难。」史航说，我们的市场还没有准备好看普通人的故事。

《看电影》杂志的主编阿郎谈起国外一些名气大的电影演员会拒绝电视剧的演出，因为当观众可以免费看到你的时候，他就不会花钱到电影院里看你了。对于范伟来说，他的演艺路径已经不可逆，尽管他不参加任何综艺，曝光度也非常少，但人们想要看到他，只需要打开B站。

宫凯波为范伟的困境提出了解决方案，就是自己当老板，自己出钱，打造适合自己的人物，然后整个制作团队也由自己掌控。《人物》作者问范伟，如果自己做老板，会不会主动性更大一些？

范伟回答，「对。但是作为我的性格来说，慎重吧，慎重吧。最后可能适得其反。真的。本来我想这样做一个事，我来好好控制这个事，最后就失控了，你还不如不控制，要的少点，要那么多干吗。」

对自己的性格感到遗憾吗？范伟笑了，「没啥遗憾的，到了这个年纪还想不明白事，那就太遗憾了。」

let it be

赌鬼乐队的成员是一群全心全意爱着范伟老师的年轻人，他们没事就拿出《马大帅》拉片，朋友圈也经常发范伟老师的图片。后来，他们想出一张专辑，叫《紫气东来》，试图像写日记一样记录生活中的一些人和事。到了封套设计阶段，主唱王梓有一天在家看《马大帅》，突然想到要是能请范伟老师做封面就好了。

他们委托摄影师朱津京帮忙牵个线，问问范伟老师的意见。朱津京记得，范伟很快就同意了，双方签了合同。朱津京感慨，「明星嘛，那凡是拿自个儿当个人的，都特别在意别人是不是把我给鬼畜了，是不是把我当成一个流行符号去衍生。但范伟好像不太在意，如果别人真的是抨击他表演了或者个人问题，他会有点不开心，但这个他不抵触，这是我眼里的superstar。」

赌鬼乐队最终用了一张「慈眉善目」的照片，范伟的手托着下巴，憨笑着。专辑在愚人节上线，王梓说，「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另一个维度的范德彪，或者更像是《耳朵大有福》里的王援朝，大家都是快乐地过着痛苦的生活，就像乐队的歌曲一样，把悲伤留给自己。」

《人物》作者和朱津京见面的这天，王梓委托他带来一段歌词，他觉得这段最能阐释他们想用范伟的照片作为封面的理由。那是一首名为《Believe》的歌的其中一段，

Paul said let it be,

to make you like a bee,

diving in the ocean with your survival suit,

telling people the truth,

just like you really believe

朱津京拿着手机，用他自己的话开始了并不完全准确的翻译：

就是保罗说就这样吧，算逑了，

然后呢，让你像个蜜蜂一样，

人家那意思就是说你爱干嘛干嘛去，

所以你就在大海里穿着救生服，

告诉别人你心里真的相信什么。

「你说这话放别人身上合适吗？」朱津京说。

再次见到范伟的时候，作者问他听专辑了吗？他笑了笑，说听了，但还是不懂为什么要用他做封面，只是反问道，「你们不觉得范德彪也挺摇滚的吗？」

如今，他对演戏事业上进一步的突破宣称抱着一种「let it be」的态度，不去想大导演、大的商业制作，「这事不是靠争取就能得来的」。他的生存之道是踏踏实实把事做好了，做瓷实了，「我就说自己是手艺人，你把这活儿干好了，下边有的是人找你，你把一个活儿干砸了的话，大家都不会找你。」

他对人情世故有体察，但羞于做一些特别用力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能做到，也能想到，也观察得到，但是为什么有时候你不去做，因为你不好意思那么做，你羞于那么做，干吗为什么那么做啊。现在说吃相太难看了，就是你，是吧，没必要，这样就挺好的。」他现在对自己的要求是，去掉表演的痕迹。以前演戏，还是在设计动作，不是真实流淌出来的东西，接下来应该追求演戏更生动，让所有的表演从内向外散发。

近两年，他觉得自己敏感纠结的特质改善多了。遇到事情，「有时候可能直接说了，反而挺好，没有什么问题，大家也没有自己想象得那么严重，」前两年一次喝酒，他照常一上来先说，「各位，对不起不能喝酒。」有人说，没事没事没事，你能喝多少喝多少，咱们不攀酒。他就索性喝了一点，喝完脸红了，大家就明白了，也不让他喝了。从此他才学会上来别说话，而是先喝一点，让别人看到自己是真不能喝，也就没那么扫兴了。

他想再出演一次东北题材的电影。他对东北的衰落太熟悉了，以前父亲在毛纺织厂工作，生产的呢子和料子沈阳人来买，有一份铁饭碗。改革开放，所有南方的料子都来了，选择多了，铁饭碗没了，厂子一下子就倒闭了，令人措手不及。他也喜欢双雪涛小说里所描绘的东北，带给他一种熟悉感。

与《人物》作者讨论双雪涛的电影版权时，范伟说，「双雪涛肯定很贵现在。」又转头问经纪人，《平原上的摩西》被谁买走了？他关心这件事情，但从来不会主动向任何剧本或导演索取角色，那不符合他的性格。

他的主动出击是成立一个自己的剧本工作室，会根据他的特点量身打造一些剧本。三四个人不定期地坐在一起聊聊最近发现的好故事。上个月，他去辽宁乡下采风，看到一个特别山寨的庙，里面特别乱，既有佛教的观音阁，又有道教的太清宫，还有关帝庙。这时出来一个胖胖的男士，道教的打扮，却没有半点仙风道骨的感觉，上来就是管领导要钱，要修路。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首先这个人在一个特别神圣的地方，然后他的诉求是要钱。」

他追问旁人来历，才知道这人过去是红卫兵，「文革」的时候几个人一起，把这地方原来的庙给砸了，把和尚赶跑了。结果哥几个就陆续开始生病、去世，不得好。这人害怕了，就出家开始修庙，因为也不知道得罪了哪方神圣，就什么都修。

「我就觉得像这样的东西，你在家里想不出来，只有在生活里面（才能找到）。如果各方市场允许的话，它会是一个特别好的电影。」

他的人生像是有种宿命感。一切的顺序都没法再变动了，如果说一些电影男演员30多岁成名算晚，但至少他们在最好的年华里在电影学院经受了专业的培训。而对于范伟来说，光是第一次拍电影，他就已经41岁了。

「其实事实是晚了点，但是你也没办法，你就是自然而然地一步一步走到那儿了。」

拍电影这么多年，无论是特别成功还是失败的时刻，他都会想起16岁的自己，还是个挺瘦的小伙子，沈阳的，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在家里平房的地上，他拜了相声演员陈连仲为师父，一个头磕在那儿，家人一起吃了顿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当你觉得这阵我挺得意，我成绩不小，回头看那时候，你也没什么了不起，你也是从那时候一点点过来的。当你老觉得各方面都没什么成就感，壮志未酬的时候，（回头看）你就不错了，你16岁的时候也不过就是一个沈阳胡同里的孩子。」

他的人生一直挺知足，在葫芦岛的锦西曲艺团工作的时候每个月挣27块钱，过年回一次沈阳，其余节日都在团里的大哥哥大姐姐家里过。他年纪小，就机灵点，多帮忙干干活，帮着择菜、洗菜，讲个小段子逗大家笑。后来到了铁岭民间艺术团，工资从33、35、37涨到41.5，成为了正式演员。回到沈阳曲艺团后，工资变成64，参加个相声比赛，拿奖了，又变成88。就这么一步步把日子往好了过。

不久之前，他受赵本山的邀请，去了《刘老根3》剧组，给药匣子这个角色交代了个结局。戏份不多，就拍了一周左右，见到了不少以前的老朋友，大家在一起聊往日时光，让他想起了以前跟师父在一起的时候，那是有活力的年轻的感觉。

谈起往日时光，范伟的那种开心是外放的，不需要掩饰的，而每当谈起电影，他的得意和不甘更像是缓缓流动着的溪流，做真正热爱的事情总是伴随着痛苦的。他忘不了拍《道士下山》的时候，他在里面饰演药店掌柜，陈凯歌导演是个善于制造大场面的人，剧组的摄影、打光都是世界一流的团队，导演说，我们每个演员在这个光线下，是不是有一种神圣感？范伟说，太是了，「他们给你营造的那种氛围，一进入这个里头，在里面演戏，然后呈现出来，在银幕上给大家一看，自己一看，那个感觉太好了。」

晚生10年吧，一切也许会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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