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演员俞灏明32岁的最后一天。
入行13年,复出10年,俞灏明身上发生的变化是巨大的。
有人说他的演技越来越好了,有人说他转型成功了。
今年10月,Lens来到了俞灏明新剧片场所在的南京和高邮,和他一起拍了这支片子,聊了聊这一路的变化和坚持,聊了聊生活。
第一次见俞灏明是在一个深夜。
那时他刚结束一场夜戏。在这部戏里,他饰演一名消防员。就在前两天,新戏举办了开机发布会,新闻照里俞灏明着一身蓝色的制服,站姿笔直。
而此刻,他刚换下戏中的消防服,穿着简单的卫衣和短裤,倒在房车的一角休息。看到记者来了,连忙起身,礼貌地打招呼、让位,一气呵成,虽然眼神里还能看出一丝疲惫。
只是简单地聊了一会儿就已经到了凌晨。他执意要自己的工作人员送大家回去,解释说他还有事没法同行——要参加一个深夜饭局。
这是演员俞灏明的一天。然后他会迎来短暂的休息,接着一直在剧组待到这个深冬。
这几年来,俞灏明从未掩饰自己想成为一名好演员的野心。
2017年,他参加演技竞演类综艺节目《演员的诞生》,初舞台上严格的导师章子怡评价他“习惯性的表演”并指出了他台词上的不足。到了2020年,他参加了被认为有很强功底的演员才敢上的《声临其境》,为《霸王别姬》里张国荣饰演的程蝶衣配音。从不足到被认可,像是给这几年的努力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圆圈。
但俞灏明却坦言自己现在有些徘徊,“虽然目标坚定,但还是会感觉很多时候有一种不明确的感觉。”
出道的十三年里,他经历过得与失,也见证了行业一轮又一轮的更新。但面对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环境,依旧很无奈,“以前可选择的太少了,现在这个行业门槛太低了,实在是太低了。”
与之相伴的还有他自己在外形和心力上的微妙变化。这两年他开始担心自己的身材,因为容易发胖,健身和沙拉成了他的长期伙伴。虽然随着年纪增长人也变得更加稳重沉着,但看到年轻人的时候还是会羡慕:“是,大家都年轻过,但是你还是会有那种不甘,如果我现在还年轻多好。”
“同龄的男演员好的数不胜数,”他对这些事看得清楚,“现阶段没有办法不紧不慢地或者停滞下来,没有办法一直等。”他说。
然而演员的工作总是要处在不停的等待中。在剧组的日子随时等待安排,有时当天早晨才会收到自己拍摄的通告。在现场也要等,尤其是拍电影时,有时一大早出工,到下午或傍晚才可以拍上一个镜头。
在片场的时候,俞灏明常常显得有些焦急,他很难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一直等,会在现场来回走走,观察四周的人都是怎么工作的,或者凑到导演的监视器边学习导演是怎么拍戏的。
更多的时候,他在等待一个角色。无论是《那年花开月正圆》里的反派角色杜明礼,还是《大明风华》里饰演比他大两岁朱亚文的叔叔,俞灏明一直不知满足地想挑战更加丰富饱满的角色。
但“现在在角色选择上面,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不太想去拍一些驾轻就熟的角色,还是需要不断地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作品。”他对Lens说。
懵 懂。
早年的故事,观众已经太过熟悉。
那个夏天,他从广州一路到达湖南卫视总决赛的现场,腼腆、话不多,唱起歌来笑眼弯弯,评委点评时会习惯性地点头道谢。一条条来自手机短信的投票,让他在短短几个月内成了全国人都认识的“国民弟弟”。
在这个故事里,一些人是见证者,一些人是助推者,一些人是造星者。但在俞灏明的视角,除了幸运和命运,他好像一直是被推着走的。
海选的情景他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进广东电视台是个花园,演播室小小的就在旁边。那天他表演完退了下去,又被叫了回来,出乎意料地获得了一条代表晋级的红领巾。
“一开始我能够接触的只有音乐,喜爱的只有音乐,不知道还有别的。”
就这样懵懵懂懂地一脚踏进了娱乐圈,“自己什么都不懂,基本上是别人怎么安排自己就怎么走。”
一边是始终围绕在身边的大量粉丝,一边是对他关照有加的公司和领导,甚至可以在那个年代远去韩国录专辑,整日也没什么烦恼,始终顺风顺水。
转场那天,两位喜欢他十几年的粉丝等在酒店楼下
开始演戏也是这样。当时《一起来看流星雨》的制片人找到他,“那个时候,什么都不会,也不知道演戏是什么,站在摄影机面前,然后就开始「瞎演」。”
但这次经历意外地给他“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他怕自己在镜头“露怯”,于是开始研究好莱坞电影,观察他们是怎么表演的,再运用到自己的角色身上,完全是“自力更生的过程”。
那段时间他演了很多部偶像剧,角色也大抵相近,现在回看,不难发现明显的表演痕迹。不过,他也不把那段经历当作黑历史,“那个时候我只能做到那样。我觉得它不会成为我的一个黑历史,反倒我会跟大家说,那就是当时的我,对,挺好的。”
觉 醒。
正式采访那天,俞灏明坐在一把小方凳上,面前是摄像机,背后是整面墙的镜子,几乎没有可以躲藏的空间。穿在身上的是件板正的白衬衫,采访开始前,他笑称如果不拍摄,他就穿个大裤衩出来了。
整场采访都很流畅、轻松,但话题不可避免地提到了那场事故。“好像一个标签吧,你会很厌烦吗?”
这些年来,他很少会主动提起那件事,但面对媒体一次次的盘问,他还是会礼貌地全盘托出。在那场事故正好十周年的那天,Selina在微博分享了爸爸写给她的简讯,俞灏明的微博却始终安静。
这一次,他依旧缓缓给出他的答案:“其实我觉得很正常,这个经历是不可抹去的......我觉得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偏执的形象。可能它力度太大了,以至于很多人只看到这个经历,但是相对比较少地往后看。”
他把它形容为“一种命运带来的觉醒”。但这场觉醒不像是电影或小说情节那样的突然转折,也不是某次思考后的大彻大悟,俞灏明花了一两年的时间才慢慢想清楚。
“一开始还是会有偶像包袱的,说我出来的时候动静应该会挺大的,怎么着都得拍一个杂志的封面吧。然后就是被一次一次的打击,才认识到自己的这种痴心妄想。”
而更直接的是某一次看到自己的表演时,他忽然间产生了“偶像不再”的感觉,也是在那时候意识到自己应该换一个方向使劲了。
“终于清醒了。其实盲目地追求所谓的偶像光环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拥有一辈子,你终有一天你会失去它。”
那段时间他把自己放得很低,重新以一个行业新人的身份去面对所有的工作,“放下自己的身段,放弃自己的面子,去争取一些我自己认为很好的机会。”
他参加了许多“流量没那么多,但却锻炼人”的剧集,在《暴雨将至》里与黄志忠对戏,参与高群书执导的谍战剧《父亲的身份》......“只要跟他们对戏,只要能够在他们身上学到东西的,我都可以去。”
“番不番位真的不重要,现在观众都非常的聪明,只要是好东西,观众就能够看出来,就算一个小角色,你都能够被人记得住。”
电影《八佰》的角色就是他自告奋勇找到导演管虎要来的,拍了五个多月,虽然最后呈现的戏份不多,但他说那是自己第一次参与大制作的电影,“像是一下子从乡村进入了一线城市”,拓宽了不少眼界。
里面有一场裸戏,他饰演的上官志标在澡堂里脱下衣服,露出自己被日本人的燃烧弹烧伤留下的痕迹,这个情节导演曾问他是否介意,他的答案是“不”。
放下那些东西后,他反而有了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就是得把这些东西全都打碎了,全都抛下,把过去的模样完完全全放弃掉。”他说。
之前有次在北京约导演吃饭,路上堵车,地铁上人又多又挤,“自己不想迟到,就直接在路边扫了个电动车一路开了过去”,讲起这段经历时,他笑得很开心。
选 择。
从南京到高邮,一百多公里的路,车要开将近三小时。
在车里,他提到同剧组的演员韩东君与朋友两人沿着甘青环线一路骑行了2800公里,“太自由了!”俞灏明感叹,语气里带有一丝羡慕。
一直以来他都听话懂事,习惯了事事顾及别人的感受,“从小没任性过,是我非常大的缺憾”,他说。
但他在近年来迎来了有点迟的“叛逆期”,“过了三十岁,我觉得得给自己做一个选择,是到底要随心而欲,还是遵循规则。”
“二十五岁之前都是那种,我就挥霍吧,我就燃烧吧。当你玩够了,你就会想「我自己的价值在哪呢?」,「这种生活就是我的生活吗?」,开始会有很多的疑问。”
一迈入三十大关,他明显感受到了压力和焦虑,事业和生活上也总是面临着各种矛盾的抉择,“不是完全可以洒脱地按自己的意愿去做。”
对他而言,最大的任性可能就是接了《那年花开月正圆》里杜明礼的角色。当时他还面临着另一个选择——一个男一号的角色。但他通读了剧本之后,觉得还是杜明礼更有表演空间。当时父母很不能理解,干嘛要放弃主角去演一个反派角色?
那时前路一切都不明朗,开播后俞灏明还因为角色的原因遭到了一些人的谩骂,再后来他在戏里的演技获得了不少好评,“这证明我是对的”,他说。
“经过这个事情,自己会更加地坚定、明白,更加清楚自己要什么.......其实趁年轻的时候,还是要不认命要不服输一点。”
平 衡。
如果不是疫情,俞灏明也和往年一样将近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剧组,辗转于各个城市。
拍戏的日子里,酒店会变成他不停“迁徙”的家。每次转场,都得打包所有行李,从衣架、煎锅、咖啡机一应俱全,他喜欢做饭,偶尔还会自己去超市买菜,谈起自己喜欢的纪录片《主厨的餐桌》,他能一连讲出好几个厨师的故事。
而不需要到剧组的时候,他就会搜索当地很火的餐厅去打卡。高邮很小,那几天里因为他的出现,俞灏明的名字一直挂在当地抖音的排行榜的前列。
他喜欢老街边上的小摊,“脏馆儿”经常是他的落脚处。做偶像的时候,他要求自己不能皱眉、不能大笑,在大众面前身板要始终挺直,更不曾想象自己也会毫无遮掩地坐在路边的大排档里吃饭。
对生活的观察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和人聊天时,他会注意对方的小动作,比如眼睛看向何处,什么的时候会眨眼。“细节太多了,只是你有没有花时间去找而已。”
也是这几年,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其实和普通人一样:工作、休息,有些想法很难实现,但依旧在为了一个更好的可能继续下去。
为了新戏,他和同剧组的演员提前十五天来到这里训练体能。本想直接住到消防员宿舍里去,与他们同吃同睡地生活一段时间,不过,这个想法最终因为担心影响到消防员出警没能实现。
“你演的就是一个普通人,不可能都是那种光鲜亮丽的形象,他是存在在社会里的。抛去那层光环,大家都是普通人。”
回顾这十年,他说,“我觉得真的感谢我自己,还蛮庆幸能够在生命当中的某些节点,调转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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