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国堂

1963年到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开始是在农村中“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随着“阶级斗争”的调门升高，发展成为在城乡“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所以，又称“四清”运动。1965年初，中央制定下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亦称“二十三条”），各地纷纷组织社教工作团，抓“二十三条”的贯彻落实。我个人的命运也裹挟到了“社教”运动后期的浪潮中，角色多变，跌宕起伏，令人唏嘘不已。

大概到了1965年八九月份，时任泰兴县百货公司副经理的我，接到县委通知，参加社教工作团，赴邗江县开展“社教”运动。当时，我的长子才5岁，女儿3岁，爱人怀有身孕即将临盆，家中无人照应，但作为共产党员、基层干部，我义无反顾地服从组织决定。泰兴县社教工作团团长是县委副书记周昌云同志，团员来自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部分未就业的知识青年（高中毕业生），大约有二三百人。大家在扬州地委第二招待所集训一个多月，把“二十三条”诵读得几乎能倒背如流，便进驻邗江开展工作了。我分在企事业单位工作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是时任泰兴县商业局长的陈克同志，指导员姓钱，来自区公所。我们几位同志来到扬州南郊的滨江小镇，进驻沙头供销社，按照团部及工作队的部署安排，通过查账、排线索，搞了好多天，才清出了一个人有“一块钱”的贪污问题。可别小看这“一块钱”，这在当时也算是有所突破了，钱指导员还表扬了我们。由于实在清不出名堂，我被调到工作队外调组，主要是到外地调查取证，紧张的情绪才松弛下来。

是年春节放假，节后工作队重新编组，工作团团长换成了颇有个性的副县长、公安局长丁光发同志。我被分配到邗江县酒甸公社，担任文教卫生工作组副组长，配备一名知青队员，负责酒甸公社初级中学和六所小学的“社教”运动。酒甸地处扬州北郊，这里丘陵起伏，绿树成荫，溪水明澈，鱼翔浅底，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与大自然清幽静谧环境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日益升温的“文化革命”氛围。师生们开始手持红宝书（语录本）面北（面向北京）诵读语录，高音喇叭里不停播放革命歌曲和最高指示、最新指示。

根据上级要求，学校不搞“四清”，主要是查教学质量和师生关系、公私关系。到酒甸后，我充分发动当地干部群众，认真组织学习，严肃排查问题，严格按照“二十三条”办事。不久，查出了一个“隐瞒成份”的地主分子，这名小学校长是外来户，自报成份是富农，经外调实为地主。到酒甸后，他利用荒山野岭、十边隙地，组织小学生开荒种地，劳动果实归他个人所有，所开发的土地，加在一起超过了五亩，这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就是很严重的政治问题，剥削学生劳动，那是阶级立场所决定的。因此，给他戴了个“地主”帽子，成了管制对象。在酒甸初中，学校领导跟我说，学校组织文艺宣传队，平时爱说爱闹的女生不肯参加，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通过排查，发现原来是一名男教师经常猥亵女生，甚至有3名女生被其强奸。最终这名“恶师”被逮捕法办，判刑10年，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1966 年5 月和8 月，中共中央相继印发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到了当年深秋，在造反派的冲击和影响下，“四清”运动的局势急转直下。有人编顺口溜：“红卫兵大串联，造反派闹翻天。工作组快点走，不走就成落水狗。”上级为了把控局势，还是坚持派工作组指导“社教”和“文革”运动。1966年10月，泰兴县社教工作团进驻高邮县，与该县社教工作团联合编组。我因参与组织邗江县教师社教集训，到11 月底才赶到高邮报到，担任文教卫生工作队副队长。一上任，队里安排我去高邮淮剧团。原来，高邮淮剧团成立造反组织，也曾向工作队请示未果。但及至我到剧团，造反派已经自行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我说，我是代表工作队宣布批复的，造反派头头说，我们革命造反不需要谁批准，让我滚蛋，态度极其蛮横。真是形势发展太快了，工作队角色已经发生变化，由运动的组织者、指导者沦落成为迫害压制群众运动的“当权派”，处境十分尴尬，部分同志已分期分批悄悄撤离。

没过几天，我突然接到工作队的通知，乘坐泰兴派来的卡车连夜撤离，一路上造反派围追堵截，车子开到邵伯被拦下，要揪我们回高邮接受批斗。经过反复做工作，才悻悻放我们回去。经过数小时的颠簸，到泰兴已是深夜，同行者说已很晚了，干脆到二招住一夜，天亮了再回家。到了二招，这里已成造反派的大本营，原来泰兴的“文革”之火也已点燃，到处一派“造反”景象。

回到单位，我继续分管业务工作。有一天，我正出差到无锡调货，在一个旅馆里，来了4个扬州口音的人，说是邗江酒甸的造反派。他们把我押回酒甸，要我交代是如何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革命群众的问题。我申辩说，工作组是中央要求派的，我们是执行中央“二十三条”，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有人训问，某教师是怎么被抓走的，我说他强奸女生，罪有应得。就这样一来二去，搞了十多天。这时，中央印发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肯定了“社教”运动，把“四清”运动纳入到“文革”中去，强调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加上又临近春节，我被“释放”回家。当然，回到泰兴，我已从一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参与者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接受单位造反派的批斗。现在，“社教”运动已经过去五十多年，回顾那个荒唐岁月的荒谬事，真是令人唏嘘万分，且又十分可笑。

文章来源：泰兴历史文化，作者：姚国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