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起,周涛终于可以和家人一起过除夕,也能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了。她会看到节目结束,字幕放完,一边看一边回忆,下个节目演员该从几号门上场,上个节目演员从哪个门撤走,下面切换了,小品该上道具了……“好像我还在那里,就像梦境一样”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第28期
文 | 口述 | 周涛
整理 |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邹露
编辑 | 杨静茹 [email protected]
全文约6598字,细读大约需要15分钟
周涛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前央视主持人周涛的故事,有两种讲法。
周涛的电视人生涯看起来很顺利: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毕业顺利留在北京,顺利进了北京电视台,顺利去了中央电视台,顺利被借调到北京奥林匹克委员会工作,回央视后担任央视文艺中心副主任,2016年离开央视,顺利成为一系列大型节目的总导演至今。
另一种讲述中,周涛有些磕绊。参加广播学院艺考前,她几乎没有基础,复试险些因各种事故而错过。毕业留北京,去一家单位担任配音工作,熬了两年半才得到进入北京电视台的机会。加入央视后,她主持《综艺大观》,在前任主持倪萍的盛名之下摸索两年半,终于争取到话语权。去奥组委工作的选择,被外界视为“放弃央视当家花旦”的举动。等再归来,新一批女主持人风头正劲。她的黄金主持生涯看起来灿烂却短暂,尽管她主持了17次春晚,至今仍为所有央视女主持人之最。比起至今仍活跃在荧屏上的倪萍和晚几年进入央视的董卿,她似乎更热衷于幕后。
纪律成为勾连两种讲述的绳子。“在任何一个单位都有纪律,我们所在的CCTV有CCTV的纪律,这是我们心里的准绳。”这是周涛主持生涯中最重要的事。
她曾在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彩排上试图挑战纪律。由于参与奥组委的工作多年,她比其他主持人更了解奥运会开幕式的筹备情况。担任解说时,讲到活字印刷的部分,她脱稿讲了参与表演的武警战士数量和准备时间,解释创意来源。耳麦里传来台长的声音:周涛,按稿子说。她知道,这是纪律。开幕式当天,她全程按稿解说。“纪律是不讲条件的事,要无条件遵守。”
她的面目因此变得规矩,规矩与她本来的性格交叠,映照在生活中:人前,她眉眼柔和、情绪稳定,说话字正腔圆、娓娓道来,一脸风调雨顺。她仪态端庄,语调无需铺排也能抑扬张弛。她表达清晰,语句通顺,绝少错漏,一如在任何一台大型晚会中所呈现的模样。
认同纪律后,她学会在规定框架内将诉求合理表达与突破。加入《综艺大观》之后的前两年,她一度只能按照给倪萍写台本的老师给的同样风格的台本照念,观众看到的是“像倪萍的周涛”而非周涛本人。1997年8月,周涛接到《综艺大观》导演陈雨露的电话,邀请她参与一期关于体验蹦极的节目录制,她答应了。在这次节目中,观众惊喜地发现了《综艺大观》的新色彩,有别于倪萍的知心大姐形象,比她小九岁的周涛给节目带来了青春与活力。那期节目后,周涛开始了个人主持风格的尝试,也获得了与台本老师沟通的话语权。
进入央视20年后,周涛再次寻求事业的边界。她离开央视,进入北京演艺集团担任首席演出官。2017年至今,她担任总导演,举办过三届“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她认为自己没有转行,“一直在文艺领域往前走。”9月5日,2019年的音乐季首演结束,周涛身着红色休闲衬衫、戴一顶鸭舌帽与指挥、演奏和歌唱家们合影,笑容松弛,神情笃定。
2017年起,周涛终于可以和家人一起过除夕,也能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了。她会看到节目结束,字幕放完,一边看一边回忆,下个节目演员该从几号门上场,上个节目演员从哪个门撤走,下面切换了,小品该上道具了……“好像我还在那里,就像梦境一样。我在那个氛围里过了17个春节,现在从另一个空间来看,还是会切换到工作状态,有亲切感。”
身处其中战战兢兢,看起来却云淡风轻,决定前几番焦虑,回头望一路顺利,这大概是周涛的人生写照。
2011年2月16日,北京,央视元宵晚会,周涛与真假李咏
全北京台只有行政处我没合作过
高中班主任觉得我应该学艺术,跟我爸爸谈到第三次他才当回事儿,我也才开始反观自己,我有什么?喜欢什么?我是能够唱歌?能够跳舞?还是能怎么样?我跟着合肥的老师学戏剧表演,当时交通没那么好,我住在淮南,到合肥坐火车还要中转一次。我周日一大早5点多坐火车,中午12点能到合肥,在老师家学到晚上6点左右,8点离开,回到家已经过了零点。大概有半年时间,可都是片段式的学习,只学了朗诵这一块。
考广播学院的时候,只考语言表达,不需要考形体、戏剧表演。这些片段式学习的东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成了(那年)安徽唯一一名被北京广播学院录取的学生。
如果说小时候有梦想,那我从初中开始的梦想就是大学考到北京去。六岁我去过一次北京,去故宫,趴在铜狮子背上照相,顺着故宫前面台阶上雕的龙往下滑。上小学读《我爱北京天安门》,书上有一枚邮票,红色的天,天安门是金色的光芒。我觉得我看到的天安门就是这样的,毛主席住在这儿。这是一个孩子对一个城市的向往,很深地扎在心里面。
直到大学报到我才再一次到北京,坐大1路公共汽车,从东往西,经过长安街。看到天安门的瞬间眼泪流下来,儿时的记忆重现,心中的梦想实现了。我说,我来了。
我是一个挺乖的小孩,从小很听话,父母的要求、老师的要求,按部就班学。到了广播学院也是,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学。至于未来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要当主持人?要当新闻联播播音员?我没有这种概念,一直处于混沌的状态。学了这个专业四年,我也没觉得有多么爱。
大学毕业,我要留在北京,让我干什么都行。于是我没有分配在本行业里,去了一个单位做资料片配音,工作量不饱和,每天坐办公室很轻松。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这是我清醒反思的一个阶段,我发现我很爱这个专业,会因为我现在的工作觉得可惜和难过。我学了四年,我希望能够在工作中用到这四年学习的东西,我要走,我要到一个能够发挥我专业特长的地方去工作,我看清了自己。
所以,得到北京电视台工作的机会后,我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了新工作中。有那一段失去,又有那一段失而复得,我工作起来非常玩命。印象比较深的是,有次去涿州采访林青霞,本来约好晚上8点钟见,我第二天新闻早班,早上7点半要到台里。但因为她定妆耽搁了时间,等采访完已经快两点了,我回到家已经三四点了,还能收拾收拾马上去上早班。类似这样的情况好多次,我一个月31天最多上了35个班(我们的班叫早班中班晚班,一天三个班),同时做三个栏目,偶尔还去客串别的节目。
我特别快乐,也迅速得到锻炼与成长。北京电视台非常培养我,那时候主持人相对少,我又很勤奋,来者不拒,做过体育节目、戏曲节目、老年节目、少儿节目……只有一个部门没有合作过,就是行政处,他们不做节目。
1995年,《综艺大观》邀请我去主持,我没想到我能去,那是央视王牌节目,倪萍的主持风格也深入人心。和我一起去的还有两个女孩,做到第三期,只剩我一个人了。之后就有男主持人了,换了王刚,换了牛群,我当时想,我是不是有点戏了?
央视要调我过去的时候,我很犹豫。我在北京台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也得到了去美国学习一年的机会。台长许诺我回来可以当导演、当制片人,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个条件足够把人砸晕。后来仔细想了想,央视有更广大的观众平台,我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一边可能有观众1000万人,另一边就可能有几亿人甚至几十亿人。这样对自己的要求就会不一样,对自己是个新的挑战。而且北京台那时候没有上星,我之前都是用录像机把北京台的节目录下来寄回家,我去央视了,家人就可以看到我的节目。我决定去。
2016年2月7日,央视猴年春晚,周涛在后台准备
从《综艺大观》 到 《真情无限》
进入央视之后,没有退路了,真正的压力在这个时候产生。《综艺大观》是全国人民最瞩目的一个节目,每次都是现场直播,对主持人要求极高。倪萍跟着《综艺大观》成长多年,与节目互相成就,把彼此都推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我作为一个新人,没法跟倪萍姐的主持水准相比。一个完全成熟的节目,来了一个新主持人,但没有创造任何适应我、属于我发展的助力。昨天在给倪萍撰稿的人,今天在给周涛撰稿,他可能也不是那么了解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我和倪萍拿的同一份稿子,所有稿子都是领导审过的,我们没有改稿子的权力,不能“自说自话”,不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语言风格来整理稿件,导演让你这样说,你说得好是你的本事,但你不能改。
我1995年9月进去,1996年一整年都不太找得到方向,对自己能力有一种质疑,我行不行?我可不可以?我的问题是什么问题?《综艺大观》是一个成熟的节目,倪萍盛名之下,我一个新主持人怎么才能找到突破?倪萍是知心大姐那种,很和善,亲和力强,我和她差九岁,比较学生气,我们是两种不同的类型,我希望在节目里能有我的烙印,而非附属别人的状态。我需要怎么突破呢?从哪里突破呢?我找不到。
那时候节目根本没有考虑改版,怎么会考虑主持人怎么呈现呢?我们两个人轮流主持,她一期我一期,她播的时候我每次都去看,认真想,这一段现场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处理?她这么说,我怎么说?我这么说观众会不会也接受?这是一个慢慢地修炼内功的过程,让自己能够变得更胜任一些。
那时候已经很看重收视率了,但并没有因为倪萍主持高,周涛主持就低。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那一年我认为自己不太好,但领导和导演依然对我有信心。
我第一个突破在1997年,参加了一次蹦极的节目。很多观众朋友都是通过那期节目认识到我,觉得这个女孩很勇敢,很有个性,那是我追求的一个突破点。那时候没什么真人秀节目,体验性的节目没有,对央视来说是第一次——主持人去体验某一个项目,观众印象非常深,收视率奇高。那期节目播完之后,我到台里,几乎所有迎面而来的人,认识的不认识的,都说我昨天看了你的节目,你怎么怎么。一周后,观众来信也多了,说你好勇敢,看了好感动。再到后来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都提到那期节目。
从那之后,我和节目融合度越来越高了。可能我的能力得到了体现,节目组也熟了一些,可以跟撰稿去商量一些东西,比如这段串词我想说点什么,我敢跟他们表达,他们也愿意倾听。我终于从原来不知道怎么说、拿到稿子诚惶诚恐觉得好好好对对对、怀着无限崇拜的心情把节目做了的状态中出来了。后来就越来越顺利。
在做节目时,《综艺大观》关注度非常高,观众来信很多,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求助信,让我帮着找工作、帮着上学、帮着找医生……除了找对象的,别的都有。看了之后心里不太美好,也会给他们寄钱或者提供帮助,后来多了之后,我开始想央视平台这么好,能不能专门做一个公益相关的节目呢?做《真情无限》的想法大概在这时候开始。
2000年前后,公益意识在国民心中开始萌芽,NGO特别多,公益是一个社会大势。我在《综艺大观》做了五年了,从101期到200期,我觉得是一个圆满。我30刚出头,越来越希望能够在一个节目当中起到更主导的作用,主持人话语权不够,表达也不够。主持人的表达是在导演的框架下表达,《综艺大观》中我的表达不充分。
我想做一个自己喜欢的、能够有话语权的东西。《真情无限》是一个公益环保的节目,我创意、我策划,又兼主持人,具体的编导我不挂名,但实际上我就是总导演。每期节目的选题、每一个内容都是我定的。我是节目的绝对核心人物。
刚开始,领导对我没什么信心,给我的时间是中午12点和晚上12点播出。但收视率不错,那时候观众投票评选综艺频道优秀栏目,我们是十佳栏目前五名。播了大半年,调到了周三晚上9点播出,后来调到了周六晚上9点。我在30出头的年龄,交出了这样一个答卷,愣是把中午12点晚上12点的节目做到了周六的黄金时段,我想这是对我的认可,我的成绩还算OK。
2018年,湖北武汉,周涛和演员孙强出演话剧《情书》
观众朋友们,再见
去奥组委是一个插曲,那时候奥组委一些朋友希望我能够去那边工作。当时大家都对2008年奥运会有一份向往,作为一个媒体人,2008年之前,奥运会是最受关注的新闻事件,发生大事的时候,我参与、我在,这种参与感是每个新闻从业人员的原发动力。
我这时候已经做幕后了,节目的收视、呈现出的东西和社会效益比主持带给我的成就更大。我看得更加清楚了,今后往哪条路走。当我离开的时候,放掉我现在拥有的,我心痛吗?大学毕业的时候没进入这个行业,我很心痛。这个时候我要去奥组委,可能会放掉大家嘴里的央视当家花旦,我没那么痛,不当可以。我答应了,转入北京奥组委奥运新闻中心担任新闻官。
开幕式解说其实不是我的工作预期,当时我负责开闭幕式全球的电视转播。我是剧组、创意组、导演张艺谋和转播方的一个沟通人。媒体见面的时候,我负责招呼大家跟彩排、看现场,我会做一些讲解,央视觉得没有人比我对开幕式更了解,希望我来主持。
但其实我积累的东西也没有太用得上。我和孙正平主持,有严格的台本,又回到了《综艺大观》开始的时候。我本来以为是相对解说的方式,还找张艺谋抽了两个半天和我聊,从头到尾梳理了一遍开幕式的内容,但都没有用上。
8月8日前有一次彩排,我和孙正平按照开幕式说一下,除了运动员进场环节,其他部分都有。在活字印刷那段,我脱稿跟孙正平说,这个看着可能像电脑程序一样的东西,是多少名武警战士花了多长时间做了一个创意。马上耳麦里台长就跟我说,周涛,按稿子说。我知道,好,这是要遵循的播出纪律。
在奥运会之后,我回到电视台,工作重心也发生了转移,被任命为央视文艺中心副主任,一直到2016年,八年半时间,工作相对固定,每年有分管的内容,包括“心连心五一晚会”“十一晚会”“青年歌手大奖赛”“相声大赛”,差不多就这些。每年题目不一样,但类型相对固定。久了之后,我想要跳出这样的框架,还想干点别的。
2016年,我正式离开了央视,加入北京演艺集团,我的想法没有变过,还是希望能够做独立的、自己能够确立艺术样式和风格的节目。比如去年我做了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开幕式和文艺演出的总导演,今年文联的“百花迎春”文联春晚总导演,这都是原来在央视我做不到的。在央视只能做央视的节目,这是纪律。
2017年,我开始做奥林匹克公园音乐季总导演,到今年已经是第三年。我喜欢“三”这个数字。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到了三这个年头,我们已经摒弃了二元对立的、简单的、直线的思维模式,对事情的认识更加全面准确,内心也更加笃定,要不断地进行大胆的尝试,始终追求积极健康的艺术风格、传播最具欣赏价值的艺术作品,给观众提供多重互动的机会空间。
很多观众留言说,以前不知道严肃音乐其实很好听,这是对我节目品质的认可。其实无论中西的古典乐,都不像大家想象的有那样高的欣赏门槛。我希望今年能够把音乐季做到一个新的台阶,让高雅音乐更贴近生活,成为美育教育的一部分。
我一直按着文化艺术方向(前行),不会走偏的,我喜欢,我适合,我擅长。
2018年7月22日,山西大同,第四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现场,周涛与吴大维一同主持
除了做节目、到奥组委、当副主任,我一直没间断过的就是担任大型演出的主持人。进入台里第一年我就参与了春晚主持。只是我在西安分会场,演一会儿、停一会儿。第二年我就回到了主会场,但一直有前辈在那里,倪萍姐和赵忠祥老师,我们年轻的站旁边,快到零点,不说话了,两个老同志说,我们跟着喊54321就行了。
一直到1998年,长江大水,有一次赈灾义演,倪萍姐怀孕了,赵老师腿摔坏了,我和朱军第一次在重大晚会中作为担纲的主持人。那天直播,如果洪水超过水位线要分洪,分洪荆州就没了,可是如果不分,武汉就没了。如果分,就会在直播过程中分。我和朱军在直播前半个小时,被台长拉到一边交代情况,做了好多套预案。不过幸好,水位没有超过警戒线,大家都顶住了压力。
在这次之后,倪萍姐和赵老师就慢慢往后退,我们就一点一点上。这是阶梯型的,没有一步登天那么美,也没有一步踏向深渊那么痛苦,我们很好地完成了老一辈主持人到我们这辈主持人的传承与过渡。
我一共主持了17年春晚,入台后连续主持了16年,2012年到2015年没有主持,2016年主持完后离开央视。
《综艺大观》是主持人的试金石,每两周一次直播,形态和春晚很像,相声、小品、音乐,号称“小春晚”,是春晚的放大版。《综艺大观》50分钟,春晚四个多小时,相当于五个综艺大观。《综艺大观》的主持人是春晚的首选主持。
刚主持春晚的时候,不像现在,我始终没有把春晚看得那么重。那个时候受关注的节目太多,每一台大型综艺节目都有很多人看。《综艺大观》收视率最好到45%,我离开的时候12%。现在收视份额到1%已经很不错了。春晚只是众多受关注的节目之一,不是一枝独秀。跟现在不太一样。
我主持了这么多年春晚,感觉也从来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有一个,以前每次春晚最后一句我都会说“今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收看。观众朋友们,明年再见!”2016年我已经决定要走了,我在春晚舞台上最后一句话是:“观众朋友们,再见。”没有明年。
观众朋友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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