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凡终于抽出时间去理发。柏林电影节结束之后，他去布拉格待了两天，住在离查理大桥不远的老酒店内，在城里没完没了的闲逛。虽然对那个城市恋恋不舍，还是不得不提前结束旅行回国。从机场被围堵开始，他便陷入了一种“当红式的忙碌”，手机响个不停，时差也令他每天凌晨三点准时惊醒。

这一天，北京雾霾，能见度极低，整个城市笼罩在灰色的迷雾中，有一种非现实的气息。他开着车停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整个场景仿若虚幻：朦朦胧胧的雾霾中，前方大厦上的显示屏格外明亮，正播放着他在柏林获得影帝的场景：灯光、银熊、拥抱、眼泪……有那么一刻，他几乎没能认出自己。

（“嘿。这哥们儿挺跳啊。”他这么想。）

而前一天，2月24日，正是华谊为他举办庆功会的日子。“影帝四十，擒熊归来”，是他作为影帝回国后的第一次重要亮相。朋友们能来的都来了，各路媒体一整天都在用重复的问题轰炸他；现场的VCR里姜文、张涵予、冯绍峰、李晨、周迅、李冰冰、姚晨……纷纷现身祝贺；老板王中磊送了他一只WVP冠军的戒指，虽然自从肩膀受伤之后廖凡就不能再打篮球了。

这一切仅仅就发生在昨天。但此时此刻，他在一片混沌中凝视显示屏上的自己，像是凝视着另一个人。

1、

2月24日早晨9点多，廖凡自己拎着行李到了四季酒店，这个细节让他的助理们私下议论了一会儿。到十一点时，他喝完了5杯特浓咖啡、吃了半块三明治，从这时直到晚上，就没能有机会再吃任何东西。他的造型师觉得替廖凡做造型最难的就是：“要做得像没做过一样。我一不小心就弄过头了。”而这一天，一切都显得刚刚好：廖凡穿了一身的Dolce & Gabbana，头发往后梳成“大背头”。只有看到真人时才知道他有多么薄而瘦。记者们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在外面了。

整个房间里都有一种氛围：这一切既令人兴奋，同时也将令人茫然和疲惫。

第一个记者进来了，他问的好几个问题廖凡都不知如何作答，但他努力讲了一段在极其寒冷的环境中跟桂纶镁拍激情戏的趣事。采访结束，廖凡走进房间休息，忍不住问：“记者问的这些问题奇怪吗？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奇怪吗？”

整整一天，廖凡跟媒体在沟通的节奏上始终有一种奇怪的隔阂：他因为想诚实的回答每个问题，而导致每个问题都变得那么难以回答。这种隔阂甚至在随后几天的无数个采访中依然得不到缓解。

记者问：“你是不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

他回答：“我不知道怎么定义低调和高调。”

记者替他感慨：“作为影帝，下一步不好走啊。”

他说：“有什么不好走的。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只有谈起父母的时候，廖凡才轻松起来——他讲了好几遍得奖之后父亲对自己的嘱咐：少喝酒、悠着点儿、还有很多奖等着你去拿呢。每个记者都问起他获奖时讲的那段话：“我跟妈妈说，如果拿不到奖就不回北京了。”他不得不一遍遍解释那只是过年时跟妈妈开的玩笑，至少解释了七遍以上。

廖凡算是出生于演艺世家，父亲廖丙炎曾任湖南省话剧团团长，母亲原本也是演员，却因为出身问题而不得不改行做服装。廖凡在省话剧团后台的服装间里长大，小时候经常跟小伙伴们爬到四层楼那么高，抱着幕布往下滑。同时，也感受到了地方话剧团一步步衰落的情形：经常玩耍的排练厅，慢慢被分割，终于越缩越小。

但没人问起，其实他并非独子，“哥哥长得比我帅很多，却也没走这条路。”当年省话剧团内部招生的时候，因为报考的内部子弟太多，作为领导的父亲坚决阻止他哥哥去考试，哥哥气愤之下，彻底放弃了演戏的想法，最终读了中文系。之后下海经商，尝试了很多项目。目前正在广东经营着专门为自闭症儿童开设的幼儿园。

作为小儿子，母亲格外宠爱他。“因为我总是受伤，又那么脆弱。”

很小的时候，母亲带着他坐船去奔丧。船行了好几天，因为厨房的疏忽，在长江上着起火来。周围的人纷纷跳水，母亲好不容易抢到一件救生衣，但深知他还幼小，无法在水中生存，索性把救生衣也让给了别人，抱着他在船上等待。后来终于有船只赶来救援。母亲总是跟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从来都是一个迷恋危险的人。”小学时他跟哥哥炫耀自己可以很帅的跳进游泳池，大他6岁的哥哥严厉阻止他。三小时后家里接到电话，说他因为跳游泳池而摔伤了脑袋。“整个儿磕开了。胳膊也断过。”

考上戏的时候，母亲陪他坐火车去青岛考试——“火车晚点了，记忆中特别漫长，仿佛坐了整整一天，每到一站就下去一些人，后来几乎就剩我们俩了。到了青岛已经是深夜，又找不到投宿的地方。”

父亲年轻时就当上了剧团领导，不得不把精力更多的用在了各种繁琐的事务上。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跟父亲喝酒，说起以后的打算：想演什么戏，不想演什么戏。父亲知道这一行竞争多么激烈，劝他说：“你心气挺高啊。有戏就拍，别想那么多。”他回答：“但我还是想那么做。”

父亲说：“那就看看呗。”

柏林颁奖那天，母亲先睡下了，父亲和舅舅准备一夜不睡等待消息。半夜的时候，母亲觉得浑身发热，醒了过来，走进客厅发现父亲和舅舅也早就撑不住睡了过去。

就在这时，传来了廖凡获奖的消息。

2、

七八个采访之后，已经到了下午一点半，朋友们已经陆陆续续到了。华谊副总裁老费上来跟廖凡打招呼，告诉他有韩国电影公司发来了邀约和剧本。两个人讨论了一会儿银熊的重量，“内地那些奖杯一个指头就能拎起来。”

造型师给他稍微扑了一点粉。廖凡叼着烟自己对着镜子打领带。纯黑色的领带太细，造型师给他换了一根。他打上之后，有点琢磨不定：“这条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

那是一条黑色暗花的领带，几乎看不出花纹。

下到二楼，酒店经理立刻迎上来跟他握手，恭喜他，给他塞名片。休息室里欢声笑语：孟京辉夫妇、滕华涛、刁亦男、汪启楠……他挨个儿跟他们拥抱，谈论天气，抽烟。

“本来早就戒烟，改抽雪茄了。在柏林又复吸了。”

快开始了，朋友们先进场入座。廖凡站在休息室的角落里抽最后一支烟。

“紧张吗？”

他伸出右手，张开，看着手背：“你看我紧张吗？”

他的手紧绷着，又有一种稳定。

举行庆功会的大厅里，主持人经纬正热情洋溢的开场。里面的工作人员看到廖凡走近，为了保持出场的气势，立刻把门关上了。

他站在门外，转身问：“这样是不是有点傻？”

这时，传来经纬高亢的声音：“现在，让我们欢迎影帝廖凡入场！”

大门打开，此起彼伏的快门声，还有闪光灯的明亮海洋，像浩大的梦境。

3，

庆功会上，孟京辉廖一梅夫妇第一个上台。“梅表姐”廖一梅说：“小廖获奖，是我认识的所有人的狂欢。”孟京辉则显得更加激动，说了好几句脏话。

两个人的激动情有可原：廖凡是从话剧舞台走出来的演员，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获得了命运的眷顾（事实上他至今只主演过三部电影，其中两部无法在内地上映）。而更多的话剧演员却被局限在一方舞台上，始终无法突围。

播放廖凡的片花时，现场一片静默：他饰演过的角色一个接一个出现，青春、愤怒、骚动……最后《白日焰火》里的中年警察张自力沉静而潦倒的出现了……“那一刻，我自己都愣住了。”

刚考进上戏的时候，廖凡还是个胖子，据其父亲回忆有160斤。但他自己挺有自信：“演员不一定要方头正脸浓眉大眼。那是县剧团的要求。”老师都把他们往艺术家的方向领，跟他们谈国外的表演教育——“国外学习表演会让你解放天性。一上来就让你脱光衣服，互相拥抱，敞开自己。但我们国情受限，没办法那么教育，老师就让我们说心里话。”

“你当时说了什么心里话？”

他把头扭向别处：“不记得了。我也没什么心里话。”

那时内地娱乐圈还处于纯真年代：上戏周围一圈都是平房，还有弹棉花的、修车的……现在却已经是兰博基尼的展厅了。

在上学期间廖凡唯一拍的一部电视剧是《北京深秋的故事》，主演是李亚鹏和吴越，滕文骥导演，用的器材都是拍电影的。之后他又跟李亚鹏一起拍了《将爱情进行到底》。年轻人们边拍戏边混在一起玩，乐不思蜀，夏天总想溜出去游泳。导演张一白不得不把自己的房间安排在走廊尽头，演员进出都得经过，他还整天把门开着。

毕业之后，廖凡到了北京，进了国家话剧院。2004年林奕华为《半生缘》选演员，跟他也见了，聊了一会儿，并不是很满意。但孟京辉跟林奕华说：“小廖在生活中不是那种很有光彩的人，但他在舞台上可是个大演员。”林奕华被说动了。《半生缘》先到香港，后到台湾，最后又在北京演了几场，没想到在北京的效果是最好的：台下的人们屏声静气，在结束后又是长久的掌声。

有一段他几乎演High了：他走了几步，说了几句话，感觉全场都随着他的一呼一吸而动。那一刻，“感觉自己就是王”。

他挺爱琢磨演戏这事儿。“演《死无葬生之地》的时候，我的状态一直都挺疯狂的，却没人能看出来。我觉得有两场我的表演方式很不一样，但他们觉得都差不多。”

这些经历形成了他在北京的主要社交圈，“我希望交的朋友都真诚朴素。我的朋友也不算多。”这些朋友逐步帮助他奠定了某种形象：小众的、文艺的、另类的。

他主演的《绿帽子》和《一半海水一半火焰》都由刘奋斗执导。 “《绿帽子》就是年轻和愤怒。第一次在北影看完《绿帽子》，自己根本没法接受，觉得那不是我。”拍《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时候，刘奋斗跟他说:“之后会有你的裸戏，到时候你别害羞啊。”第二天他就裸着在海边走来走去了，“形成一种常态”。

“我跟任何一个演员一起演戏都会紧张。我不喜欢在工作中真的那么游刃有余。那会让我觉得没有刺激感。”第一次觉得自己不会演戏是跟那英演《好想好想谈恋爱》的时候，那是一个轻松的都市剧，戏份一个星期就解决了，跟他以前的表演方式和习惯很不一样。“最开始还是会卖弄，会流于表面。在《好想好想谈恋爱》的时候我有一个变化，希望自己能放松，换一个表演的方式，更随性更随意。”

虽然坚称自己“一直运气很好”，但认识的人已经红过几轮之后，他在很多人眼里，依然是那个“叫不出名字的熟面孔”。

2011年拍《建党伟业》时，为了补一个亮相镜头，廖凡快马从山坡上冲下来摔得半天无法动弹。第二天却又演了一场骑马戏。当时天黑了，镜头都关了。他骑的马性子烈，遇到一堆灌木，直接跳起来。他一勒缰绳，连人带马摔进坑里。第二天还不得不飞往海南演《非诚勿扰2》，粉扑了厚厚一层才遮住脸上的淤青。之后他在手术台上躺了8个小时。这其中包含的一切，都令他感到低落。随之而来的低潮期里，他演了几个配角。

《白日焰火》找到他的时候，他从剧本里读出了跟自己非常相关的人生感受，“他的人生要走下坡路了，而他对此无能为力。如果不是摔下马，那种情绪我也能想象。但摔下来之后，就是感同身受了。”

这几年，恰恰是中国电影最为火热的时期：票房纪录不断被刷新，新的导演新的演员纷纷涌现，却依然掩饰不了整体题材上的单调。他很羡慕韩国演员河正宇：即可以演《追击者》里的变态杀人犯，又能演《黄海》这样相对艺术的电影，还可以演《柏林》那样的商业大制作，同时也不会错过《恐怖直播》这种小型的精彩类型片。而他却无法在内地电影中明确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通用形象。

有记者问他渴望出演什么角色，他回答：“你这样问一个职业演员真的太残忍了。我想演的那些角色，大部分这里都没有。”

《白日焰火》之后他整个一年几乎没再拍什么。本来想做一个话剧，因为版权问题最终也没有做成。

一个浸淫娱乐圈多年的记者这么评价他：“在这个时代，总是必须在演员和明星之间做出选择。假设中国电影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像好莱坞或者韩国那样，演员和明星能够合二为一，他会非常受欢迎。但现在中国电影尚未达到，中间还有一个时间差，题材丰富性和角色丰富性都不够。廖凡是个好演员，这是公认的，之前一直靠量的积累，这次终于有了质的变化。”

“在出演了《让子弹飞》等商业大片之后，他算是重新起势。但必须做出选择：是在各种商业片里继续做配角，配上宣传，走明星路线；还是等待属于他的剧本，继续当一个演员。虽然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杂志找他拍大片，有一些商业宣传希望他去做，但他还是选择了后者。”

这使得廖凡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跟娱乐圈格格不入又嵌入其中。他既不是梁朝伟那样的影帝，又不是王千源那样的影帝。

3、

庆功会顺利结束之后，廖凡再次回到休息室。这次等着他的，又是十几家媒体的群访和好几家媒体的专访。

他脱掉外套，开始不停抽烟，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记者问他：你信命吗？

他干脆利落的回答：不信。

让他给年轻演员一点忠告，他很认真地说：“好好演好每一个角色，去感受生活本来的面貌。”不知为何，记者们都笑了。

他总是不停的重复和反问记者的问题，显得不安而且迷惑。结束一个采访之后，他举起手抱着头：“已经说成套话了。太别扭了。”

后来有个女记者问他：“你好像回答问题都说得非常抽象。是回避吗？”

他说：“你问的都合适，只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女记者走了之后，他有点懊恼：“聊岔了。看来给人家聊岔了。”

有朋友戏称他是：“句号先生”和“省略号先生”。他不是一个好的交谈者，对任何问题都显得过于小心翼翼。但同时，他又能绘声绘色的描述氛围。他对着一个根本不需要听这些细节的日报记者，认真讲起拍《白日焰火》时的一个场景：拍隧道里那一场戏时，他如何在大雪中躺了很久不见任何动静；用眼睛的余光瞥见拍摄已经停止了，原来是摄影助理被压在车下了；他讲述自己如何走过去，轻轻抬起摄影助理的头，看见摄影助理的脚在微微抖动；他讲起自己躲在头盔里大哭，打开头盔时一阵热气扑出，露出他一张模糊的脸……

但他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些最普通的记者提问。

当记者问他对未来有什么规划时，他笑着说：“你给我规划一个吧？”

当记者说他是演艺圈的正能量时，他满脸疑惑：“正能量？那什么叫负能量？”

经纪人评价他：“都挺好的。就是太爱较真了。”

采访过他的娱乐记者说：“他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记者想要些什么。但他不想或者不知道如何去满足他们。”他自己则说：“记者没能从我这里挖到宝，其实我自己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

有记者问起他2月14日生日之后一天获奖，是不是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他说：“我觉得日期没有什么意义。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追悼会就是2月15日，他对我的帮助很大……”随后他充满感情地描述了两个人之间的情谊，但记者听得一脸疑惑，因为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谁。

4，

同为上戏学生的汪启楠第一次在学校见到廖凡是在一个酒吧。他非常局促的待在一个角落，发现另一个人也同样局促的坐在那里。两个人互相自我介绍，汪启楠一直以为廖凡是舞美系的，因为他的长相实在不像是表演系。

两个人因此相识，延续了二十多年的友谊。去年汪启楠的父亲、著名导演汪遵熹去世，廖凡中断休假，赶回来参加了2月15日的追悼会。他跟汪老一直如父如子，却在今年的2月15日荣获柏林影帝。这个日子对他来说，既有悲伤，又有狂喜，五味杂陈。

2003年非典的时候，廖凡无聊的晃来晃去，“ 所有人都没事干了，有事干的也停了。”他跟汪启楠、滕华涛、杜家毅、还有王义自称“京城五鼠”，整天凑在一起吐槽，看什么都不顺眼。那时候整个中国电影除了著名导演的作品外，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作为电影圈里有点追求的年轻人，他们对现实特别不满，却也无可奈何。“虽然吃穿不愁，但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有时候我在家写剧本，滕华涛忽然走进来，一句话也不说，自己打开冰箱拿了啤酒，到阳台上看书，看了一会儿，自己又走掉了。”汪启楠说。

20年之后，伴随着中国电影的成长，他们也渐渐都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成功：汪启楠是《LOVE》的编剧；滕华涛拍了《失恋三十三天》；杜家毅作为制片人完成了《梅兰芳》，后来又导演了《转山》；王义做电影美术也做得不错。

现在廖凡也拿影帝了。

“这叫闲人成功记。”

作为他最亲近的朋友，汪启楠说廖凡是个天真又谨慎的人：“当时同一个圈儿的女孩喜欢他，约他吃饭。他跟我分析半天，得出结论：我觉得她们肯定是想找我演个什么戏。”

廖凡是那种跟别人好了四年，身边的人都不知道的人。作为唯一知情者的汪启楠，不得不每次先送女孩回家，然后把其他朋友一个个送走，最后再把廖凡送回女孩那里。“正儿八经的恋爱，他就谈过两次。”

前女友在结婚前给廖凡打来电话，他在车上哭起来，对着手机咆哮，手机都没电了，还没停止。汪启楠只好把车停止路边，抽烟等他。

5、

廖凡总记得费里尼的《大路》最后几场戏：当安东尼.奎恩再次回到原来的地方，他的背影如此苍老消沉。这时，听到熟悉的歌曲，他停下来，隔着铁丝网听晒衣服的女人谈论早已死去的女孩。这个野蛮的男人忽然被某种回忆击中了。《白日焰火》里也有一段廖凡隔着铁丝网眺望桂纶镁的场景，他心情复杂的转来转去，远远地看着她。

演戏时，他总有一种过度投入的炙热。在《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中，他把自己弄得干廋干瘦的，“都不成样儿了”。拍摄结束后他回到深圳，上街买烟时，卖烟的姑娘一直看着他，很紧张，“像看着一个暴徒。”

朋友们总是觉得他入戏太深。“我技术不是特别好。牛逼的演员都是哭着哭着，翻面就笑了。但我做不到。最明显就是《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拍完之后，整个人都挺游离，看别人也恶狠狠的。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挺开心的，但觉得我一直在生气。聊天也聊不下去。”

从《白日焰火》下来之后，“简直惨不忍睹”。胖了很多，又很消沉，看别人眼睛焦都对不准。在这部对他而言非常重要的电影里，他有一段独自跳舞的戏，正是这段漫长的独舞征服了评委们的心。

“导演开始也不知道这段舞该怎么跳，是跟谁跳，还是一个人跳，要表达什么情绪。”当时电影因为最后一个场景选景的问题而不得不中断拍摄，返回北京。廖凡找到一个跳舞的朋友，跟着做了一点练习，又看了几场演出。“修改的剧本也出来了，一看就知道必须是独舞。不可能让别人跟你一起跳。”

“我问导演，那这段舞跳到什么时候能算过呢？导演说，如果过了，我就会和你一起舞蹈。”

这段舞廖凡连续跳了两遍。“真累啊。一个人在那里折腾。玩命跳，简直快坚持不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导演出现在了画面当中……”

然后现场所有人都冲了上去，一起跳了起来。包括桂纶镁，她偷偷改签了机票留了下来等待关机，怕影响拍摄，一直躲在角落里。

这部对他来说如此关键的电影，在他身上烙上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在《白日焰火》定档发布会之后跟投资方的晚宴上，每个人都喝得很高兴，热烈的交谈。他还是有片刻的沉默和游离，还能从他脸上看出《白日焰火》里张自力在庆功会上落寞的表情。一模一样。

6，

本来廖凡很喜欢踢足球，后来膝盖受伤，再也不能踢球了；作为篮球队的板凳队员，肩膀受伤之后，他也不能再打篮球了。只剩下走路，成为他重要的减压方式。《白日焰火》拍摄的现场，纪录片导演问他：“你为什么总是在那儿走来走去？”

身体在他看来，是一种工具和手段。“迷恋那个没有用。”他盼望衰老的到来，可以呈现新的面貌：不能穿的衣服也可以穿了；不能用的道具也能用了；不能演的角色也能演了。

刁亦男说：“廖凡是个内心特别细腻的人，这部分根本不需要担心。但蛮横那部分得督促着一点。”《白日焰火》拍摄结束那天，所有人都在哭在笑在醉。廖凡看到导演略有惆怅的坐在一边，一束光恰好打在他身上，“虽然拍摄过程很痛苦，但这一切结束了，他肯定也有一阵儿失落。”

他总是那个能发现这一时刻的人。朋友评价他“是一个眼里有别人的人。”

拍摄前他曾经去当地体验警察生活，看抓捕和审讯，“极其荒诞，审讯的整个过程非常慢，却让人忍不住想要一直看下去。”他还注意到一个以前出过事儿的警察，“他总是显得很沉默，在人群里有种格格不入，很孤独。”

《白日焰火》原来剧本中最后一场戏应该是在监狱拍摄，但找了很多景都无法完成。最后剧组抱着一线希望去了抚顺，但到了一看，就知道不可能了。导演跟制片人面对面坐着讨论，廖凡本来想进来，见气氛沉重而平静，就默默退了出去。第二天就是桂纶镁的生日，廖凡给她准备了一车的焰火，拉着一群人喝酒，熬到十二点，为她把焰火放了，之后坐着聊了一夜。

即使如此，在后来两个人对谈时，桂纶镁依然觉得自己“很难了解这个人”，离拍摄已经过去整整一年了，“我好像还是仅仅认识戏里的那个廖凡。”

7，

华谊庆功会结束后，廖凡跟导演一起吃了晚饭，又被汪启楠喊到经常去的酒吧。晚上十一点多，他疲惫而带着醉意，出现在酒吧里，有人叫了起来：“廖凡！廖凡！”酒吧喧闹起来，他被认识的人带到另一张桌子上，那里坐着姜文的制片人马珂，《白日焰火》的制片人万娟，还有他篮球队的兄弟们。其它桌上也陆续有人走过去敬酒祝贺。接着汪启楠也加入进去。气氛越来越热烈，像一个节日。过了凌晨，昏暗的灯光中热烈的气氛依然丝毫没有降低，酒又上了几轮，廖凡一直笑着。然后，就是一瞬间，他靠在沙发上沉沉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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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稿件刊登几个月之后，我收到一封豆邮，对方质问我这篇稿子是不是小说，为什么有那么多奇怪的细节。又说自己看哭了。

怎么说呢。这种写法大概缺乏杂志写人物需要的那种很准确的力量吧。杂志或许希望对人物有判断，但我毕竟是写小说的，只会用这种近乎白描的方法来写人物。

前几天有个记者来找我打听廖凡的联系方式，她说：“我一直纠结写ONE的荞麦和写廖凡的荞麦是不是同一个人。”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