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上沟通南北的五岭孔道，大致可以湘江和赣江流域分为东西两线。 两线的地位和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很大差异，这又与当时主客观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视角出发，利用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及自然地理学等方面的材料，对古代五岭交通格局的变迁过程进行了梳理， 特别对五岭交通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秦汉、 隋唐及两宋等历史时期做了重点考述，提出五岭交通格局的变迁核心是由重西轻东到重东轻西的变化过程，并试图剖析这一格局变迁的原因，进一步指出古代五岭交通格局的变迁是五岭南北地区，特别是岭北的湘江和赣江流域地域发展差异的重要根源之一。

【关键词】五岭 交通路线 变迁

在现代地理学中，“五岭”分别指南岭山脉中五座重要的山岭，甚或代指整个南岭山地。由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特征，五岭自古以来便是南北交通大道。这些南北大道在承担沟通南北的任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历代文献对于五岭、五岭信道及相关问题的记载多有混淆，过往学界对于五岭史地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五岭名号及其地望，五岭与岭南地区开发、南北交流等问题上,如覃圣敏《五岭辨正》及拙文《“五岭”考辨》，基本厘清了五岭名号及地望问题；王元林《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详细考证了秦汉时期五岭通道的开发维护及其带来的岭南地区城市建设与中外经济交流等问题；陈代光《论历史时期岭南地区交通发展的特征》，既讨论了五岭通道及岭道的修缮问题，又注意把五岭信道放在全国的视角，特别是大一统王朝的背景下来讨论其重要性，很有启发意义。可惜该文是以整个岭南地区交通发展为核心进行的讨论，尽管过岭通道是文章讨论的重点，仍然不能将过岭交通格局在历史时期的变迁充分展现出来。 尤其当我们弄清五岭名号及地望在历史时期的演变后，应该更能够深刻理解五岭交通格局的变迁背后隐藏的，历代中原王朝对岭南乃至更远地方经略之时，对五岭通道的最优化选择。这种选择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及自然地理条件密不可分，其选择则深刻了岭南地区的发展，还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

现代地理学中，“五岭”分别指大庾岭（位于今江西大余、广东南雄交界处）、骑田岭（位于今湖南宜章、郴州交界处）、都庞岭（位于今湖南道县、江永交界处）、萌渚岭（位于今湖南江华与广西贺州交界处）及越城岭（位于今湖南新宁、东安与广西全州交界处）等五座南岭山脉中重要的山岭。五岭中的萌渚岭、都庞岭、越城岭和骑田岭等，则呈东北－西南走向，岭与岭之间常有低谷分布或构造断裂盆地，是天然的交通孔道。大庾岭虽为东西走向，但“山间却存在一些低矮的垭口”，翻越较易，“如梅岭（即大庾岭）山口，海拔高程仅430米，成为沟通赣粤的孔道。 ”从黄河流域南下的势力，势必选择这些通途进一步南下，经略岭南，故而过岭交通一直是先人较为注意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五岭与现代五岭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在名号和地望上都存在差异，且随着历史的演进发生过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拙文《“五岭”考辨》已做了详细考证，此不赘述，仅将考证结论简述如下：

（1）历史上分别存在着三种“五岭”，它们分别行用于不同的时代，即秦五岭、汉五岭以及至迟在唐代出现的“唐五岭”。

（2）秦代五岭的具体所指较为模糊，除大庾为岭外，其余四名皆是岭所在的县名：大庾（即今大庾岭，在今广东始兴东北）；始安（治今广西桂林）；临贺（治今广西贺州东南贺街）；桂阳（治今广东连州）；揭阳（治今广东揭阳西北）。 秦代五岭覆盖的范围相对广泛，向东延伸至南岭余脉最东段的今闽南、粤西北地区。

（3）汉代五岭的范围开始缩小，塞上岭（汉以后又名东峤或大庾岭），在今广东始兴东北；骑田岭和都庞岭在今广东连州北；萌渚岭，在今广东贺州北；越城岭，在今广西桂林北。

（4）汉以后，汉代的五岭名号再未发生变化；五岭的具体位置，除第三岭外，亦从未发生变动

（5）五岭之中的第三岭都庞岭，至迟在唐代发生了变动，由今广东连州移到湖南道县南的永明岭。 唐代五岭说固定下来为后世沿袭，直至今日的“五岭”。

与“五岭”对应的便是五岭通道问题。《晋书·地理志》：“秦始皇……以谪戍卒五十万人守五岭。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故曰五岭”，北宋余靖却说：

凡广东、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治今湖南永州）、下离（漓）水者，由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出豫章（治今江西南昌）、下真（浈）水者，由韶州（治今广东韶关）；出桂阳（治今湖南郴州）、下武水者，亦由韶州。

余靖仅叙述了三条过岭通道：由今湖南永州溯湘江而上，过五岭后入漓江，经广西桂林；由今江西南昌溯赣江、章江而上，过五岭后入浈水，经广东韶关；由今湖南郴州过五岭后入武水，同样经过韶州。 秦代北方入越之道尚有五处，缘何到了宋代却变成了三道？ 宋代过岭通道是否仅有三条？

余靖又言：“无虑之官峤南：自京都沿汴绝淮，由堰道入漕渠、溯大江、度梅岭、下真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岭道九十里为马上之役，余皆篙工、楫人之劳。 全家坐而致万里，故之峤南虽三道，下真水者十七八焉。”可见，假使宋代入岭南仅有三道，而这三条道路的地位又各有不同。宋代由京都去岭南就任的官员，常走的路线是沿汴河入淮河，由淮河入运河，再沿运河进入长江，溯江而上转入赣江，度过大庾岭后，由浈水入珠江水系，转赴岭南各地。此又反映出过岭诸道，虽开辟较早，路线较多，但在地位上又各有不同。那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过岭诸道的地位是否一成不变？过岭诸道所承载的运输职能有什么不同？这些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说：“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不同，周氏认为五岭指“入岭之途”，而不一定是山岭。周氏如此理解，并非空穴来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岭，山道也。”可见，岭确实有山路的意思。不过，五岭并不能像周氏那样，随之被简单地理解为入岭之五途。《广雅》“岭，阪也”，王力先生也认为，“岭”与“领”同源，“‘领’，是脖子，‘岭’，是山坡。 这与‘颠’是头顶，‘巅’是山顶，是一致的”。可见岭的本意为山坡。 山坡往往较为平缓，人们可以较为容易的通过，久而久之，便有可能形成山道。 明人张自烈说：“ 岭，山道，山之肩领可通道路者。 ”可见“，岭”字本身就体现出山岭与道路交通之间的密切关系。 进之，岭又可指代整个山体。《后汉书·郑弘传》章怀太子注“： 峤，岭也。 ” 《尔雅》：“锐而高，峤”；晋郭璞引《字林》：“山锐而长也。 ”岭与峤相通，因而“岭南”又被称为“峤南”。 可见，“岭”由本意的山坡，转而指代“锐而高”、“锐而长”的山岭。以“岭”指山，体现出岭的重要地位，而这种地位的形成，又当与岭为人们提供越岭通道这一重要作用有关。“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岭峤，时有五处”反映出“五岭”本身就深深烙上了交通的烙印，有学者因此认为“途以岭显，实应兼存”。

由前面所论，五岭与交通路线密不可分，几乎每一道岭都为人们提供了便利的越岭之道。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岭存在着不同的名号及具体位置，则又反映出不同的历史时期，过岭通道在时空上也发生了变化。 前引宋人周去非文以“五岭”，“非必山也”，而是入岭的五条道路的观点并不可取，但他由这个观点出发，详细列出了五条“古入岭之驿”：

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连三也；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自全入静江五也。

周氏考订的第一条道路“自福建之汀，入广东之循、梅”之路，在大庾岭道之东，与汉以后五岭局促于现代五岭的范围不同。 显然这条“古入岭之驿”，所指应当就是秦代穿越汉揭阳县境的过岭通道。 按汉揭阳境域广大，清人温仲和在《求在我斋集》中说：“汉揭阳一县，地兼有今潮州（治今广东潮州市）九县。 嘉应（治今广东梅州市）一州平远、镇平两县之地，正与汀赣交界。由大庾之东，穷至于海，为汉揭阳地。”这一地区“皆复岭重冈，深林丛谷”，为南岭山脉的余脉，后世因而将其统称为“揭岭”“、 揭阳岭”，故温氏又言“自北而来，虔赣与汉揭阳县相接之地，皆复岭重冈，深林丛谷，即嘉应镇平、平远、长乐、兴宁，汀赣相连之界，其山皆可以揭岭统称之”。由此，秦代最东面一条过岭道路，大致可以确定，即由福建的长汀至广东梅州、龙川。

秦代的第二条过岭通道———大庾岭道，正是周氏考订的第二条道路。 按大庾岭是“五岭”中最为稳定的一岭，大庾岭道也是五岭通道最为稳定的一条。另外三条过岭道路，所经三县都与周氏考订的另外三线所经道路相同。可见，周氏所考的这五条“古入岭之驿”，应当正是秦代的五岭通道。需要指出的是，秦代的五岭通道并非秦代方才形成，早在先秦时期就应存在，一直发挥着沟通南北的作用。只是秦统一六国，拓土南越，过岭诸道方纳入到帝国交通体系中来。

到了汉代，五岭的名号及其具体位置都发生了变化，因而过五岭的通道也随之发生变化。 较之秦代五岭，汉代五岭开始名至实归，五岭分别指称五座山岭，位置也开始确定下来。 少了最东面的“揭阳岭”，大庾岭成为五岭最东一岭；桂阳县则确定了两座山岭：骑田和都庞；临贺县确定了萌渚岭；始安县确定了越城岭。过岭通道因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原本视作一途的桂阳县道，汉代得到细化，其他三条通道则变化不大。与此相对应的是，过五岭的通道也大致可以湘水和赣水流域分为东西两线，这也是本文将要重点讨论的部份。又至迟在唐代，五岭中的第三岭———都庞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由今湖南蓝山县境转移到了湖南道县境，五岭通道又增加了一条穿越新都庞岭的道路。

以上初步探讨了伴随着“五岭”的变迁，过岭通道随之变化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仅就过岭通道而言，这些道路并非一时开通，并且不会局限于五条，而是同时存在更多的通道；特别是五岭位置发生了变迁以后，旧有的五岭通道依旧发挥著作用，只是作用大小的问题。像秦代过揭阳岭的道路，后来不仅没有因为五岭范围的缩小而失去作用，相反过岭道路甚至还有所增辟。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应该都存在着五条主要的过岭信道，每条信道所经过的山岭，往往成为当时的“五岭”之一。 既然五岭与交通的关系如此密切，那么反过来说，交通路线的变迁是否对五岭名号及其位置的变迁同样产生过巨大作用？ 甚至，“五岭”的演变是否正因为随着人们对过岭通道的全方位认识，包括路线、里程以及运输能力等诸多问题认识的深入而发生的呢？

早在先秦时期，五岭南北的交往已经相当活跃，靠近五岭的南越与中原的关系密切。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各国混战不止，一部份人离开中原，来到比较安定且物产丰富的岭南地区，他们没有受到中原社会大变革的冲击，因而仍保存了商代和西周的埋葬习俗。粤北及桂北的地区曾发现了大量的春秋战国墓。这些墓葬都具有中原地区商和西周墓葬的特点，特别是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而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则兼有中原和岭南地方特色。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墓葬在空间上的分布在南下五岭后南北纵向的河流附近，如恭城、平乐在漓江流域，清远、四会在北江流域，罗定在罗定江流域等。 并且，这些流域在空间上，又主要分布在西江水系的北面，以及北江水系的西部几条支流。 表明岭南地区和中原楚文化的交往就是沿着南岭山地的河谷进行，而且这些支流的北端，正是秦五岭通道中过桂阳、临贺及始安三县的道路。由这三路北上，进入湘江流域，正是当时楚国的势力范围。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与岭南交往频繁，这与南岭西段过岭通道的畅通有着密切关系。譺讹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五岭南北的交往主要体现商业上，商业的发展可能是促进南越与中原交往的重要原因。后来秦始皇发兵岭南，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玳瑁、珠玑”，说明秦以前就有商人把这批特产运到中原贩卖。《汉书· 地理志》说“: 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反映的也是中原商人贩运南越特产的事实。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和南越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以及南越青铜文化的发展，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了基础。 以后，秦汉进军岭南的军队，基本上是沿着这些河流而下的。

从秦军南下百越，文献中开始有了对五岭通道较为明确的记録。秦统一六国后，开始向岭南进军，“三十三年（前 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 ”《淮南子》对秦的行军路线有详细记载：“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 ”按《淮南子》记载秦五路军的用词，非常微妙，它分别用了“塞”、“守”、“处”、“守”以及“结”等词汇，这与后世汉武帝出兵南越，史书载汉军行进路线的用词，有很大差异。 秦军似乎是先戍守住了几条入越通道，进而向百越进发，因此，五路秦军是否全部翻越五岭向百越进攻？ 究竟有多少秦军越过了五岭？

按镡城，县名，《汉书·地理志》做“镡成”，当为秦置，属黔中郡，汉属武陵郡，治今湖南靖州，东南与广西始安隔越城岭相望。始安正为秦五岭通道之一。因此，第一路秦军正是在秦五岭最西面的始安县境内构筑要塞。九疑，山名，亦作“嶷”，正位于汉桂阳县北，第二路秦军把守五岭中桂阳县道的九疑山要塞。番禺，县名，在今广州市仓边街附近，南越的政治中心所在。第三路秦军越过五岭，在番禺附近驻守。南野，县名，秦置，治今江西南康西南章水南岸，县南即是大庾岭。过大庾岭便是南越之地，第四路秦军应当就驻扎在大庾岭上。余干，县名，西汉置余汗县，后世改名余干，治今江西余干。“余干之水”即今信江。信江源自武夷山脉，西流经余干县注入鄱阳湖。逆信江及其支流，有数条通道穿越武夷山脉，进入闽越境。第五路秦军集结于余干县，正是切断了闽越进入中原的通道，在防住闽越进犯的前提下，秦军甚至可以由此道随时攻入闽越之地。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秦军出兵百越，虽兵分五路，却并不一定是齐头并进，共征番禺。中路军已经进发到番禺城下，东路军却仍然集结在余干之水。秦军最初的行进路线未能与秦代五岭通道完全吻合。个中原因，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道路交通条件的客观约束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按秦军过岭，粮草等大宗后备物资，因为五岭山地的阻隔，不能完全实现水运，未能及时补充到前线，秦军战斗力因之大大削弱，“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为了保障前方军需，秦始皇命史禄开凿人工运河，这便是造福后世的灵渠。灵渠的开凿，沟通了湘、漓二水，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联系起来。这条完全贯通的水道，就位于秦代五岭中最西面的始安县境，也就是秦军“塞镡城之岭”的地方，“湘水之南，灵渠之口，大融江、小融江之间，有遗堞存焉，名曰秦城，实始皇发谪戍五岭之地”。

不过，灵渠虽然凿通，大量的秦军物资可由灵渠转输供应，但秦军的主要行进路线却并不一定是这一条。这主要因为由中原南下，特别是由关中南下番禺，经此条过岭通道远较过桂阳县的通道迂远。《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唐代广州（与汉代番禺治同一地）至国都长安，“取郴州路四千二百一十里”。 唐代郴州与汉代桂阳郡同治一地（今湖南郴州），可知此路正是秦桂阳县道。 而取桂州路（治今广西桂林，即汉始安县治）至长安，则为五千四百零五里。可见，由桂阳县过岭，较之由始安县过岭，可以节省一千二百里左右。较之位置更东的大庾岭道，也十分近便。这虽是唐代的记録，依然具备可参照性。兵贵神速，尤其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秦军主力多走桂阳岭道，而庞大沉重的军需物资则多由始安水道转运，都是较为合理的。

《史记·南越列传》载，秦末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秦为无道……中国扰乱，未知所安， 豪杰畔秦相立。 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絶新道，自备，待诸侯变……’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嚣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絶道，聚兵自守！ ’”任嚣提到的“新道”，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引汉末魏初苏林的说法，“秦所通越道”；《汉书》颜师古注曰“秦所开越道也”。 又赵佗移檄絶道的几个关隘：横浦关，《史记索隐》引《南康记》：“南野县大庾岭三十里至横浦，有秦时关，其下谓为‘塞上’。 ”在今江西大庾岭东南；阳山关，《史记索隐》引姚氏案：“阳山县……上流百余里有骑田岭，当是阳山关。”在今广东阳山县西北；湟溪关，在今广东英德县西南连江注入北江处。 由横浦关北行，便是大庾岭道；由阳山关北上，就是九疑山，九疑山附近正当桂阳岭道；湟溪关则在下游控扼着这两条道路的交汇点，成为南越政治中心———番禺北方的门户。赵佗絶道的这几个关隘，都位于五岭通道南端，可见赵佗确实意在保境自备，絶兵自守。“盗兵”不一定来自中原，至少也应当是今江西、湖南境的割据势力，他们多取这两条通道入越，说明这两条道路沟通南北的作用已较为明显。

汉武帝时，为控制南越政权，“元鼎四年（前113），汉使安国少季往谕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诸侯；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勇士魏臣等辅其缺，卫尉路博徳将兵屯桂阳，待使者”。 此桂阳为县，已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地图所证实，桂阳岭道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后南越反叛，武帝派韩千秋率二千人讨越，“韩千秋兵入，破数小邑。其后越直开道给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击千秋等。遂灭之”。此次进军，本是汉军轻敌，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败南越，所以兵发仓促，冒然进军，势必选择较为便捷的入越之道。 南越灭韩千秋军后，“使人函封汉使者节置塞上。”《史记索隐》引《南康记》以大庾岭一名塞上，《元和郡县图志》亦言：“大庾岭……即汉塞上也……越相吕嘉破汉将军韩千秋于石门，封送汉节置于塞上，即此岭。 ”由吕嘉封送汉节于大庾岭，可知韩千秋军或正由大庾岭道入越。且千秋冒进，过岭之后，粮草似乎不能及时供应，只得就地取粮，可见大庾岭道与桂阳岭道有相似之处：虽利于行军，却由于山路过长，不能运送大量军需物资。

此后，汉武帝开始大规模向南越用兵。“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史记·南越列传》详细记载了行军路线：

元鼎五年（前112）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汇水，又名湟水，即今连江。 这里，较为较为明确的行军路线有：伏波将军走桂阳岭道；楼船将军走大庾岭道；驰义侯走牂柯江道；弋船或下厉将军的一路走漓水所经的始安岭道。惟不能确定的是“抵苍梧”一军的行进路线。 按五路汉军的进军计划，最终都要“咸会番禺”，故驰义侯、弋船和下厉将军的军队在向番禺进军的过程中，势必都要途经苍梧（今广西梧州），但史书将“或抵苍梧”一军单独记载，表明弋船或下厉将军的两路军马，必有一支直指苍梧。 这一路军队的行进路线，应当就是秦代的临贺县境内的过岭通道，即由零陵南下过五岭后，入贺江直抵苍梧，然后由苍梧顺江东下进军番禺。

汉军虽兵分五路进讨南越，其进度却又各不相同。 行军较为顺利的是走大庾岭道的楼船将军杨仆，“元鼎六年冬，楼船将军将精卒先陷寻陕，破石门，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锋，以数万人待伏波”。 寻陕在今广东清远市东北、英德县西南；石门，《史记索隐》引《广州记》：“在番禺县北三十里。 昔吕嘉拒汉，积石镇江，名曰石门”。走桂阳岭道的伏波将军，“将罪人，道远，会期后”。伏波将军的行进路线“道远”，并不能单纯理解为由桂阳岭道入越较大庾岭道远，而应是路博德“发罪人”所致。此外，杨仆所率全为“精卒”，行军速度势必极快。较之于其他三路，这两路汉军最先进抵番禺城下并迅速败南越，“戈船、下厉将军兵及驰义侯所发夜郞兵未下，南越已平矣。 ”

1972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西汉初期长沙国深平防区图”，为我们把握当时的五岭通道提供了实证。 据谭其骧先生考证，这幅地图描绘的范围虽然较广，相当于今广西全州、灌阳一线以东，湖南新田、广东连州一线以西，北起新田、全州一线，南达广东珠江口外的南海，但图中主要部份是墓主的驻防区域，即九疑山附近的“大深水”流域，比例尺介于十五万分之一到二十万之一之间。 九疑山西麓，深水岸边的“深平应是驻防的大本营所在，也就是三号墓墓主生前的常驻地”。 汉政府在九疑山西麓筑塞设防，深水流域无疑是南北交通要道之一。 溯深水西南行，可抵长沙国的南界桂阳县；沿深水支流西南行，可由营浦（治今湖南道县北）或今江华县过萌渚岭，下临贺县，直抵苍梧。前述“抵苍梧”的汉军，很可能走的就是这条过萌渚岭的道路。相形之下，九疑山东麓，尽管“已不在三号墓墓主人驻防范围之内”，“仅仅画出县治和一些道路，不画乡里”，在这幅图中地位并不重要。实际上，九疑山东麓亦是一条重要的过岭通道：由溯湘江支流舂陵水南下，经图中所绘舂陵、炩道、南平以及龁道等县，从九疑山东麓过岭，顺连江直抵汉桂阳县。这些“秦代已经有了的县”，较之三号墓主驻守的九疑山西麓的大深水流域要多得多，因而这条路线的重要性也显而易见。 这条路的东面，还有一条十分重要的路线，即溯舂陵水或耒水南下，过今骑田岭后，或下武水，抵曲江（治今广东韶关市），或同样由连江下桂阳。 这两条同下桂阳的路线，由于距离特近，且有重合，因而常被视为一途，秦代的桂阳岭道，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

东汉初年，卫飒“迁桂阳太守。 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先是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 民居深山，滨溪谷……去郡远者，或且千里……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伏波将军马援平岭南征侧、征贰起义时，为解决粮饷，对灵渠水道进行整修，“开湘水为渠六十里”。章帝时，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刘宋）遂为常路”。桂阳峤道毋需多言，零陵峤道极有可能是临贺岭道以及与灵渠水道并行的始安岭陆道。灵帝时，桂阳太守周憬又对桂阳岭道进行了修治。与卫飒通山道不同，周憬对过岭南的武水进行了整修。 本来，由桂阳过岭后，有两条水道南下番禺，一为武水，一为连水，而武水较近。 但武水穿越崇山峻岭，水流湍激，特别是流经坪石至乐昌一段，号称“六泷”，最为险恶，商旅往来，十分不便。周憬命人排除巨石，高填下凿，截弯取直并疏浚河床。西面的始安岭道则因为灵渠的开通，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相联，中原物资可以顺水运至岭南。 此外，由马王堆汉墓地图可知，处在桂阳与灵渠间的临贺（即萌渚岭）一道也十分重要。

秦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以后，是过岭交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秦汉两朝对南越的军事活动，促进了过岭信道的开辟，而过岭通道在秦汉王朝军队南下的过程中，又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运输任务和职能。桂阳与大庾岭道，由于距离南越政治中心最近，因而成为主力军队南下的首选通道。再考虑到秦汉王朝的国都所在的关中地区，处在这里的帝国中枢在考虑经略岭南之时，尽管山路纡绕，路程最近的桂阳岭道毫无疑问是最佳选择。 这条岭道不仅成为重要的军事通道，使节、商旅等亦多取道于此，因而倍受时人重视，两汉时期曾前后五次整饬该地区岭道。

最深有意味的是，这么多次的整修岭道，全部都发生在今天湘水流域上溯穿越五岭的大道之上，竟没有一次在东面的赣江流域。 较之桂阳岭道，大庾岭道除路程稍远外，岭道亦过于狭窄，甚至不能通车运，“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只能依赖人力背负过岭。 更有甚者，岭北的赣江水道也不利于航行，“赣川石阻，水急行难，倾波委注，六十余里”，至南朝梁末，情况依旧，《陈书》：“南康灨石旧有二十四滩，滩多巨石，行旅者以为难。 ”同样是陆路里程过长，大宗物资运送不易，湘水上溯岭道却一再被整饬，其为交通重心所在不言而喻。 岭南地区以至交址、海外蕃国入贡都多取此道北上中原。

魏晋南北朝时期，秦汉时期开辟的过岭交通格局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局面，那就是中原大乱，统一的局面不复存在。 从三国孙吴定都建业到东晋南朝定都建康（治今江苏南京市），都是偏安江左的政权。 较之中原的洛阳，建康位于长江下游地区且位置偏东。因而建康与岭南地区的交通，势必会选择五岭信道中位置同样偏东的大庾岭道，大庾岭道逐渐受到重视和利用。如东晋义熙六年（410）广州刺史卢循北上建康与梁末陈霸先由始兴郡（治曲江县，今韶关市西南）北上平侯景之乱，都取道大庾岭，循赣水北上进而沿江东下。不过，这毕竟是分裂时期的特殊情况，与放眼于全国的视角还须区别对待，待隋唐一统，五岭交通格局的变化才具有决定性意义。

隋唐一统，关中重新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形势似乎与秦汉时期非常相似，但是五岭交通的格局却没有重蹈秦汉时期的覆辙发，而是东面大庾岭道的后来居上，逐渐取代西面四条过岭通道，成为南北交通首要的交通路线。大庾岭地道位攀升动力，主要归功于外部因素，那就是隋代大运河的修筑。大运河将黄河流域与江淮以至东南沿海紧密联系起来，东南地区的财赋，通过这条运河，可以顺利地运到中原乃至关中地区。 大运河逐渐成为南北物资交流的大动脉。与这条位置偏东的水道相呼应，随着岭南地区日渐发展，与中原地区的交通也亟待加强，客观上需要一条靠近大运河的道路，大庾岭道的重要性开始凸显。隋末有林士弘起义，似乎可见端倪。

林士弘起义，不仅占据了今江西全境，还从大庾岭南下攻占番禺及其附近地区，史载：“林士弘者，饶州鄱阳人也。大业十二年（616），与其乡人操师乞起为群盗。师乞……攻陷豫章而据之，以士弘为大将军。隋遣持书侍御史刘子翊率师讨之……隋师败绩。大业十三年（617），徙据虔州，自称皇帝，国号楚……攻陷临川，庐陵、南康、宜春等诸郡，北至九江，南洎番禺，悉有其地。 其党张善安保南康郡，怀贰于士弘，以舟师循江而下，击破豫章。士弘尚有南昌、虔、循、潮数州之地……武德五年（622），士弘遣其弟鄱阳王药师率兵二万攻围循州，刺史杨略与战，大破之。士弘惧而遁走……其年，洪州总管张善安……发兵讨之，会士弘死，部兵溃散。”林士弘的割据长达六年（617－622），势力地跨五岭南北，固然与隋末唐初社会变乱，尤其是唐初无暇南顾有关。 但其能够跨岭而治，表明大庾岭南北的交往已日渐增多，大庾岭道至少在区域交通中的地位已非常重要。

前面已经介绍了大庾岭道的缺陷，即岭道的狭窄与赣江水道的险滩。 不过，随着大庾岭道重要性的日益凸显，这些问题都要被克服。 终于，唐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奉命开大庾岭路，据所撰《开大庾岭路记》：

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径寅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嶫峨，千丈层崖之半，颠跻用惕，惭絶其元。故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 而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而越人绵力薄材，夫负妻戴，劳亦久矣。

新路开通以后，“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大庾岭道交通条件大为改善。文初已有交待，大庾岭较之于其他四岭，相对低矮，山间多旷谷，垭口较易翻越。对于赣水险滩，唐路嗣恭子应贞元（785－805）初年，“出为虔州刺史……凿赣石梗崄以通舟道”，赣水河道亦得到整治。 从此，除大庾（治今江西南康）至浈昌（治今广东南雄）间约九十里为陆路外，其他皆可以水路相通，大庾岭道在唐代南北交通中扮演越来越重的角色，逐渐取代五岭通道中西线的主导地位，上升为主要的过岭之途。

唐代诗文中对大庾岭的记述也明显增多。 中宗神龙元年（705），宋之问坐与张易之交通之罪，贬岭南泷州

（治今广东罗定市东南）。他由长安出发，经洪州赣水南下，越大庾岭赴泷州。沿途宋之问创作了大量唐诗，其中《早发大庾岭》、《度大庾岭》、《题大庾岭北驿》三诗直接提到了大庾岭。对中原前往岭南路线记载最为清晰的，是唐中后期的李翱。 宪宗元和三年（808）十月，李翱应岭南节度使杨于陵之辟为幕府，元和四年（809）正月，李翱由洛阳出发，南下赴广州就任，他在《来南録》中详细记载了沿途所经。唐宣宗大中三年（849），润州司马许浑转任监察御史亦取道江西南下广州巡察。 其《丁卯集》卷上《别表兄军倅》诗并序记其始末：“余祗命南海，至庐陵，逢表兄军倅奉使淮海，别后却寄是诗。”许浑巡察事毕后仍循原路返京口，有诗《韶州韶阳楼夜宴》记其由广州北上，停于韶州，其后北上，过大庾岭，有《南海府罢归京口经大庾岭赠张明府》诗。

大庾岭道在唐后期几次对岭南的军事行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懿宗咸通三年（862）交趾发生变乱，唐廷派军平乱，《资治通鉴》载：“康承训至京师，以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发荆、襄、洪、鄂四道兵万人与之俱……秋，七月……时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岭南。 ”并由江西、湖南水道运粮，“南蛮陷交趾，征诸道兵赴岭南，诏湖南水运自湘江入澪渠，并江西水运，以馈行营诸军。湘、澪溯运，功役艰难”。按唐廷此次出兵岭南，就交通而言，与秦汉对南越的军事行动颇有相似之处。 除数路并出外，还由水道运粮接济，但与秦汉时期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江西即大庾岭一路不仅是军队南下的通道，并且与灵渠水道一样担负起漕运的任务。

咸通六年（865）唐又置镇南军于洪州，积粟驻守以接应岭南。“杨收建议，以‘蛮寇积年未平，两河兵戍岭南冒瘴雾物故者什六七，请于江西积粟，募强弩三万人，以应接岭南，道近便，仍建节以重其权。 ’从之。 五月，辛丑，置镇南军于洪州”。唐后期江浙与江西皆是唐廷财赋的重要来源，由江西南取大庾岭道南下又十分便利，唐廷在江西积粟援助岭南，可谓最明智的选择。 这种情况在唐末卢光稠、刘隐之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昭宗天复二年，902）虔州刺史卢光稠攻岭南，陷韶州（胡三省注：韶、虔二州相去虽六百余里，特以大庾岭为阻，而实邻境也）。 使其子延昌守之，进围潮州。 清海刘隐发兵击走之，乘胜进攻韶州。 隐弟陟以为延昌有虔州之后，未可遽取；隐不从，遂围韶州。会江涨，馈运不继（胡三省注：自广州运粮以馈韶州行营，常溯流而上；江涨则水湍急，不可以溯，馈运由此不继）。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大破隐于城南，隐奔还。

韶州、虔州虽有大庾岭之隔，实已往来便利，可互相支持。据岭南广州者，对虔州、韶州常须加意防备，即因军队常由此南下。

唐末黄巢起义曾由福建南下攻陷广州， 唐廷遂欲于广州剿灭黄巢。“贼更推黄巢南陷广州，（高） 骈建遣（张）潾以兵五千屯郴扼贼西路，留后王重任以兵八千并海进援循、潮，自将万人徭大庾击贼广州，且请起荆南王铎兵三万壁桂、永，以邕管兵五千壁端州，则贼无遗类。 ”唐将领高骈计划兵分郴州，循、潮傍海道以及大庾三路进击广州，同时桂州、永州、端州各驻重兵以防贼西逃。高骈的围堵策略几乎封住了所有的过岭通道，其中又以大庾岭道为重中之重。

唐代形成的五岭交通格局，在宋代得到进一步确定。宋人已经注意到这一交通格局的巨变，对唐以来所形成的新过岭交通格局，有意识地加以评述，文初引北宋名臣余靖的论议已相当具体，不仅如此，他还说：

唐汉之西都也，繇湘衡而得骑田，故武水最要。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水最便。骑田虽乘驿旧途，而王官往来太平水道，是以风亭水馆、高台上舍，徙在真水。 不视溪山巧拙而偏诊左臂者，势使之然耳。

欧阳修则说：“江西出岭，路絶近，次则出湖南，已为稍远。 ”宋人眼中的大庾岭道已毫无疑问成为五岭通道的主导。宋代对于大庾岭的重视，还体现在对岭道的修饰方面。仅举北宋嘉佑八年（1063）蔡挺、蔡抗兄弟治路一例，“知南安军提点江西刑狱提举虔州监。自大庾岭下，南至广，驿路荒远，室庐稀疏，往来无所芘。挺兄抗时为广东转运使。乃相与谋课民植松夹道，以休行者”。清顾祖禹记为“宋嘉佑八年（1063），蔡挺详刑江西，弟抗漕广东，乃商度工，用陶土为甓，各甃其境，北路广八尺，长一百零九丈，南路广一丈二尺，长三百一十有五丈，仍复夹道种松，以休行旅，遂成车马之途”。明清时期相关记载更是不胜枚举，前辈学者已有相关论述且不影响本文论断，此不赘述。

隋唐时期形成的重东轻西的过岭交通格局，此后数百年间，再没有发生变动。即便如元明清三代国都定在今日北京，隋代大运河演变为京杭大运河，不仅不会影响大庾岭道的主导地位，还进一步有所加强。 直到近代新式交通工具，特别是轮船的引入、海运开始兴起，不仅极为繁荣的大庾岭道首先受到沉重打击，五岭其他交通线也同样沉寂下来。只是到了近代，随着五口通商活动的发展和粤汉铁路的通车，大庾岭道这条商路彻底萧条下来，而西面的湘江通道则再一次勃兴，一切似乎又回到了秦汉时期五岭通道西重东轻的局面，就像是完成了一个轮回，只不过已经进入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时代，与过去不能同日而语。

张泽咸先生在《唐代工商业》一书中说：“如果说，汉代出航是以徐闻、合浦为主导，到了唐代，航运已是彻底地让位于广州，它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中心。 ”汉代徐闻（治今广东徐闻县西南）、合浦（治今广西浦北县西南旧州）二县，位于唐代广州（即汉代番禺）西南。 汉代番禺虽为岭南政治中心，出航却以徐闻、合浦二港为主，个中原因，虽与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及军事等形势有关，但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岭北的中原及关中地区与南洋甚至更远地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往来，在更多地取道湘江水道过岭之后，更愿意顺着水路南下由徐闻、合浦直接向南航行。这样不仅可以缩短路程，还可因灵渠转输大宗物资，从而尽可能地减少海运之险，故而形成了合浦成为岭南西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并在陆上向南辐射到交趾；徐闻则更多得辐射到对岸的海南岛。 同一时期粤东地区的番禺则有点“偏安”，并没有像唐代那样成为整个岭南地区的中心城市。

这种格局在唐代得到彻底改变。 唐代广州才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中心，同时也奠定了岭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究其原因，除去岭南地区在汉唐间数百年的社会经济发展之外，外部原因仍然不可小觑，那就是隋代大运河的凿通对沟通南北的重要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五岭交通格局的转变，即大庾岭道在五岭交通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致成为南北交流的主要通道。 在这种局面下，离大庾岭道较近的广州，就一举超越汉代的合浦、徐闻成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岭南重镇，成为唐代最大的外贸中心。

与此相对应的是徐闻、合浦的衰落，其原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除去常态化讨论的徐闻、合浦两地自身的先天不足，外部因素同样需要注意，大庾岭道的崛起，使得南北交通的重心整体东移，番禺地位的攀升必然影响到徐闻与合浦的发展。旧有西部岭道虽然还在，依然可以发挥沟通岭南西部甚至更南的地区的作用，但以中原王朝经略岭南角度出发，势必会选择更为容易的东道。重东轻西的结果便是徐闻、合浦为代表的岭南西部地区越来越被忽视，地位越来越低，进而影响唐及唐以后中原王朝对于极南边疆的态度及措施。

还有值得注意的，五岭交通格局在历史上的变迁，还会影响五岭南北地域发展的差异，特别是岭北的湘江流域和赣江流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作为连通南北的主要通道。 如赣江流域，在隋唐时期后来居上，超越湘江流域成为五岭交通格局中最为重要的角色。 唐人已经深刻认识到江西地区的崛起，李肇有言：“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舟船之盛，尽于江西，编蒲为帆，大者或数十幅……江湖语云，水不载万。言大船不过八九千石，然则大历、贞元间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开巷为圃，操驾之工数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岁一往来，其利甚溥，此则不啻载万也。”重东轻西的五岭交通格局给赣江流域带来的最直接后果便是该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 五代、两宋时期表现的最为明显，道路的拓展、新的建制城市大量出现、赋税商税的大量增加，学者已多有论及。经济的巨大发展，从而带动了江西地区文化的大发展，这些都是另外的话题。

本文原载《国学学刊》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