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生前曾是一所县城高中的校长，舅舅是学校里的老师。外公退休多年后，在这所学校教了20多年书的舅舅成了校长。

进出校门，门卫用同样的“姓氏+校长”和他们打招呼，恍惚中，时光就像几十年没动过。

在小城里，这是习以为常的静态。人们知道这两父子都是校长，但不知道小校长是被老校长“弄回来”的。

几十年前，还是高中生的舅舅本来能考上大学，却被外公强制改了志愿，去念师专，理由是免学费，包分配。不用想也多少能猜到，当年的父子二人，必然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矛盾和拉锯。

现在，在舅舅身上毫不费力就能看到外公的影子，他也像他父亲一样把毕生精力投注在这所学校。矛盾早已烟消云散，一方熟悉的水土里，一代代人在各个领域里不断继承，不管怎么看都显得十分合理，好像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父辈们，往往就生活在这样“合理”的世界。

今天的代际叙事，经常是围绕“和解”二字，这也是《我和我的父辈》给我感触最深的两个字。电影能把人看得很感动，分秒濡湿眼眶。四个单元章节，有牺牲和奉献，有舍小家为大家的时代震撼，有传承和延续的文明精神。

这种“合理”的世界，可以一直放大，从小城放大到整个国家。集体越是困难，对个体的选择就越具有“合理”的左右能力，也可以是说服力。

在国家大势面前，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更容易达成，就像乘风会理解父亲马仁兴放信号弹的决定，因为那是为了更完整的无数小家，是为了更和平的国。

如果环境好起来，困难少了些，个体的心理需求就会渴求更大限度的满足，他的疑惑就会滋长。

因此，少年不理解为什么先后两个父亲都要离开自己，他们明明可以选择活着，可以选择陪在家人身边，为什么非要“到天上去写诗”，然后一去不复返？

小学生赵晓东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的爸爸就不能像别人的爸爸一样得体、体面，说话算话，有一份光荣正经的工作，非要去尝试那些陌生、新鲜的事？

看父辈的人生，再看自身的生活，我们自由，不被“合理”所左右，但也显得无聊，按部就班。我们对父辈的反抗会更坚决，但看完电影，难免又对过去心存羡慕。

电影里就有外公和舅舅的影子。

四个章节中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诗》，出自三位导演里唯一的女导演章子怡之手，也是四个故事里唯一一个不受制于“父辈”中“父”字的章节。“父辈”统指上一辈，可以是父亲，当然也可以是母亲或其他女性长辈。

章子怡饰演的母亲和黄轩饰演的父亲，是七十年代身为“火药雕刻师”的双职工，工作是为第一代人造卫星固体火箭发动机燃料的药面整形。

这是一份相当危险的工作，航天固体火箭发动机使用的燃料含能量高，一旦刀具不小心碰到金属壳体，或摩擦过大发生静电放电，就会瞬间引起燃烧甚至爆炸。

父亲施儒宏就是这样牺牲的，一次爆炸，毫无征兆地，人没了。

他们不是时代的炮灰，而是时代的星光，一闪即逝，但曾不顾一切地照亮一片天。为了国家更远大的前程，燃烧自己。

但《诗》与第一个故事传递的“舍己为公”又不同，科研工作者的“牺牲”，是用生命去试错的勇气。这不叫英雄无畏，而叫做兢兢业业，很可能几十年几百年过后，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

除了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后代。

由于航天工作具有极强的保密性，即使是自己的子女，也不能透漏分毫。因此，《诗》里的父亲告诉孩子，自己的职业是“在天上写诗”，母亲则用孔明灯为喻，向孩子们解释由“火”助推“灯”升空的原理，这是航天人独有的浪漫。

而那份浪漫，也会在电影里两个长大后成为航天员的女儿身上得到回响，也会在几十年后的2003年，“神舟五号”承载第一位中国宇航员前往太空时得到回响，“子承父志”是一种延续的浪漫，而那些为了航天工作而牺牲燃烧的人，是一整代人的父辈。

生命的延续，却无法靠纯粹的理性与宏大意志来完成，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给予、索求和影响，终究都得有个“爱”字在里头才行。

因此，广义的“子承父母志”，可能发生在对父辈的认同、敬佩，对亲情的延续和不舍之上。

人类学家保罗·威利斯在其著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里谈到英国的工人阶级，延续父辈的职业是一种身份骄傲，但在当代中国，农民工人子弟的职业延续，更大概率出于一种不得已的无奈。读书与考试仍然被视为打破父辈固有阶层的最重要渠道，作为走出故乡和改变命运的跳板。

到了这个时候，父辈的路，同时作为一种激励和一种底气存在。不论是跳出窠臼或最终维持原状，延续父辈的生命经验，至少不能算作丢脸。

当然，现在也能听到一些令人动容的“子承父志”叙事，云南临沧缉毒警察张从顺、张子权父子，先后于1994年与2020年牺牲倒在禁毒一线。

这是一种宏大叙事的壮烈延续，这种给人希望的于今为烈让人相信，它必然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发挥超越的作用，具有深、更广的人类学意义。

代代相传，这是人类知识最原始的记录方式，也是迄今为止最恒久的延续方式。传递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精神。

电影颂扬了这种方式，但它所涉及的时代背景却充满矛盾。人们延续的努力，是为了通往现代化的未来，而现代化的未来，恰恰会彻底破坏这种延续。

于是便有了更多低沉地思考的空间，也有了更多唏嘘叹息的余地。

吴京饰演的马仁兴，在最后冲锋的马背上被刺刀割伤脖子，留下了和已牺牲儿子马乘风一样的伤口。这是战争在父子二人身上留下的相同痕迹，是两代人的烙印。

至少半个世纪前，我们的先辈大多经历过激烈巨大的时代变革，动荡的社会也在他们身上留下了痕迹，延续下来的生活习惯、代代相传的记忆和故事，会令晚辈肃然起敬。

但当和平年代与市场经济来临，家庭和个人的重要性发生时代性变化，在更多普通个体身上，父辈的烙印不再是枪伤和战争，而变成更琐碎、无关紧要的东西。

至少，在我听来的许多故事里，80、90后，包括现在的00后一代，有不少都在试图从父辈在自己留下的某些痕迹里逃脱出来，随着年龄慢慢变老，他们免不了担忧一件事：我会变得越来越像我的父辈。

这种恐惧，可能仅仅来源于尚未达成“和解”的代际关系，也可能来源于想要努力摆脱父辈人生道路的欲望。

不论是样貌、言行举止、性格和天赋，也许是像父亲，也许是母亲，走上与上一代人类似的路，似乎首先带来的是惊恐，然后才是仔细斟酌与理性思量后的庆幸，或者控诉。

去年采访余秀华，她叨念自己的母亲去世前，她最不愿意听到的话，是“你长得越来越像你的母亲”，在相较底层的群体里，女性代际之间更容易带来一种宿命般的恐慌，由是，逃离的欲望更加强烈。

一年后，采访一位上海国际高中的学生，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外企管理层，那名高中生在电话里鲜少提及自己的父母，却反复为自己“不标准的普通话”道歉，他解释道，他父亲老家是湖南的，因此他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带着点湖南口音。

言及此，他才忍不住吐露父亲给自己带来的压力，他不参加国内高考，因为“如果我参加国内高考，一定考不上清华北大”。

为什么一定要考清北？“因为我爸爸就是清华的。我一定要超过他。”

这种对父辈既迷恋又反抗的矛盾的心态，甚至普遍存在于年轻一代当中，在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后浪”“未来的花朵”群体里，越来越繁重的竞争、同龄人的优秀让他们更加迷茫，此时，自己父辈走过的路，就成为一种遥远但稳定的参照物。

和整个社会竞争，首先从超越父辈开始。

我们的日子太平常了，虽然这种平常，正是父辈想要给予我们的最大的礼物。

儿子乘风牺牲的同时，骑兵团在村子里救下的女人正好生下孩子，多年后抗战胜利，马仁兴再次看到那个孩子，得知其被取名“乘风”，忍不住满眼含泪，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这样的片段自然令人动容，但也有点浑身冒冷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一种美德，但并非生物本性，在血淋淋的生老病死面前，有几个人可以发自内心将别人的孩子代替自己的骨肉？

答案是，极少，甚至几乎没有。

电影在挑战大部分国人心中的情感根基，但吴京没想说教，《乘风》传达的是一种戏剧般的意志：极端条件下，人类的情感、精神会超乎常态，达到一种想象不到的极致，超越了个体的生死，衔接上了民族与新生的传承。

到如今，放在更为普遍、广义的整个人类进程史上来看，“父辈”依然作为历史、时代烙印，甚至是牺牲品而存在的指征。

恰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里写道：“人类从动物开始。为了摆脱动物状态，人类最初使用了野蛮的、几乎是动物般的手段，这就是历史真相。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

这一点在东亚叙事里尤为明显，比如阎连科在《我与父辈》里用对父亲的忆述，反思自己从乡土走向文学的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通过与父亲的关系反思战争与民族，抵达更广阔的关于人类命运的思考。

土地、战争，都可以包含在“父辈”的词义里。后代踩在上一辈的奉献和经验之上走过来，但这并不仅仅是一种亲情关系，更是一种深嵌时代的历史痕迹，是一个族群生存智慧的结晶和结痂。

的确，大多数普通人的父辈故事，不能像电影里那样紧密围绕战争、卫星和尖端技术。我们普通人的故事里，也未必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冲突，也未必有那么明显、沉重的家国情感取舍。

我们的父辈，也许大部分是足蒸暑土地，背灼炎天光，是平平淡淡的一生，和终其一生也没说出来的话。

是《困在时间里的父亲》里的无言感伤，是三代母女互相掣肘、拉锯的《春潮》，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亲情：为何一边隔阂，一边依赖？

唯一的解释是：我们的父辈在他们的时代，也许也是隐秘而伟大的普通人，可能是为了热爱的事物奉献青春燃烧自我，甚至用宝贵生命换来时代进步的人。

总有一天，你会或多或少地在自己身上找到源自他们的骄傲，就像我的舅舅承袭外公的克己律己，我的母亲承袭外婆的勤劳善良，就像这些东西给予我面对更广阔的未知人生的力量。

个人中心主义，这是现代人不自觉的立场。这个立场让人理论上很自由，但实际上很局促，它让我们不能飞到天上去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与它人的连结，从而也就无法获得更加开阔的心灵空间。

飞上去，你会感到震撼。就像几十年前的摄影师，如果能看到今天的无人机拍摄，他也会震撼。人们常常深陷困惑，常常自怨自艾，解药可能很简单——需要一次上帝视野的震撼。

这是电影与现实的相通之处。唯有尝试将“父辈”这个命题放大到更广阔的人类文明意义来看，才能跳出一代人的烙印，看到更长远的、流淌着的一首散文诗。

此时再看当下，什么和解、理解等老生常谈，在这份视野面前，渺小得不值一提。

    编辑 | 莫奈

排版 | 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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