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宅少

来源| 宅总有理（ID：zmrben115）

01

1985年，陈凯歌拍《大阅兵》。摄影组先到了湖北武汉，张艺谋把器材运到剧组驻地时，突然有人大叫“飞碟！”。据说那天夜里，开阔的机场上方有个大如洗衣盆的旋转物体，一层光圈在它周围环绕。

更绝的是，张艺谋自称目睹该物体后，立马神智不清，几分钟后才恢复意识。再次抬头，飞碟已消失，夜空中只剩下一团粉色的蘑菇云。张艺谋看见飞碟是不是真的，这没人知道。他当时想当导演、拍电影，这肯定是真的。

在给《黄土地》做摄影时，陈凯歌就说他：

“咱们这帮同学里，数你心比天高。”

不得不说张艺谋运气好。1985年，第五次影代会，张遇到对他颇为赏识的吴天明。那二年正是改革浪潮最猛的时候。邓公说，老干部能退的就退，把位置留给专业强的年轻人吧。43岁的吴天明借着风就当上了西影厂长。

这位年轻厂长干劲很足，魄力也很强。开第一次全厂大会，当场免除了大部分负责人的职务。会一散，马上有人去省里告状。还有人半夜打电话给吴，一上来就操你妈。吴天明也很客气，说我操你妈的妈。

第二天开大会，吴天明当着全厂人说：“我吴天明干的每件事，都是堂堂正正的。有人打电话骂我，要是你今天站出来你就是条汉子，否则我就操你奶奶。”

话风虽然粗鲁，但不要以为吴厂长是粗人。上任前，人家拍了《人生》轰动全国，是第四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当上厂长后，吴有个心愿，大力支持有才华的年轻人拍探索片，把中国电影搞上去。看了《黄土地》的摄影，他把身在广西的张艺谋借调到西影一年，让他拍《老井》。为了留住张的心，把张当时的妻子肖华调到厂内图书馆，还分了套房子。

张艺谋答应合作后。吴天明拿着《老井》的剧本，到处找男主角。摄制组兵分四路，跑了20多个省市，带回来的照片，没有一个符合吴天明心中的形象。

《老井》讲的，是贫困村庄爷孙几代挖井的事，主角一定要线条硬朗、气质朴素。要开机了，吴天明扭头一看，踏破铁鞋无觅处，张艺谋这小子不正合适嘛！就问张：“要不你来演孙旺泉，你看行吗？”张艺谋说你要不怕砸了我可以试试。西影厂的人听了都说：

“这他妈不是俩疯子吗？”

一帮人都恨不得吴天明搞砸，好看他笑话。

结果，张艺谋没让吴失望。为了《老井》，他剃了光头，扎进太行山偏僻的农村，吃住都在农民家。一天挑水十几担，连打了两个月猪食，光着膀子暴晒，还背了两个多月150斤的石板。手、背都被磨糙了皮。拍戏时，喝酒他就狂喝，打架他就真干。为了表现被困井下奄奄一息的状态，三天没沾米、水。

那是1986年，张艺谋为了演孙旺泉，累吐了半条命。就在《老井》快要开拍前，他从朋友那里拿到《人民文学》第三期，读到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

读完就傻了，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

这不就是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吗？

02

小说《红高粱》能有那么狂的气质，多半是由于莫言处在一个狂的年纪。

1984年一次文艺讨论会，有人说：“我们民族经历过那么多战争，老一辈参与过战争的作家因为动乱失去了创作能力，这个空白无人弥补，太可惜了。”

莫言“蹭”地一下起来，说：

听了莫言的话，当场有人嗤之以鼻，说他狂妄无知。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莫言必须写一部战争小说出来，打打这帮人的脸。

这不是他第一次“狂妄”了。刚到军艺时，他还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一次，军艺给《高山下的花环》作者李存葆开新作讨论会。人家好歹是个腕儿了，别人都捧，莫言却说：“这新作不行，也就是个连队小报的水平。”

素来宽厚的李存葆脸上都挂不住了。事后，有人直接质问莫言：“你小子算个什么东西？不行？你写一个试试？”

当时，莫言只发表过一些习作，水平，比学生作文高一点。被刺激后，莫言下定决心，一定要出写吓死这帮人的作品。那年年底，莫言回乡探亲，遇到发小张世家。

酒至半酣，张世家对莫言说：“你那些作品我都看过。什么《岛上的风》《雨中的河》，什么呀？根本就不行！海岛、湖泊，你到过吗？咱们高密有这么多素材，你为什么不写？偏要写你不熟悉的事？”

一边喝，张世家一边给莫言讲了公婆庙大屠杀的事。莫言听罢，顿时如梦初醒。妈的！我写了这么久，咋没想到写写这片生我养我的高密乡？写写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里面事，永远也写不完啊！

回城后，莫言想起自己小时候忍饥挨饿、孤独受冻因为偷萝卜被打个半死的事，迅速写出代表作《透明的红萝卜》。随后，又去翻找当年日本人在山东高密屠杀作恶的历史资料，一口气写出了《红高粱》。

莫言听老人们说，高密乡曾经种植过上百亩的红高粱，整日在烈日和大风中舞荡。听罢祖先在高粱地中抗日杀敌的传说，莫言胸中激荡，脑子里不断出现一个个狂野、暴烈的祖先形象。当时文坛正在“寻根”，莫言觉得，这就是根。男人混蛋女人放荡，生命旺盛，敢爱敢恨，就像野蛮生长的高粱。

1984年冬，《红高粱》完成。次年，《透明的红萝卜》一发表，文坛就炸了。都不知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小子。还没定过神来，1986年，《红高粱》横空出世，又狠狠地炸了一次。多年后，有人问两获茅盾文学奖的张洁，对八十年代文坛印象最深的事。

张洁说：“那必须是莫言了。”

那时，莫言的创作欲强得跟高粱生命力一样旺盛。《红高粱》发表后，他读了《静静的顿河》，当即决定写四部长篇，由《红高粱》打头，每一部30万字，写出高密乡祖祖辈辈的传奇，要写得像《顿河》一样荡气回肠。莫言写作激情已经到达了不可遏制的地步，为了写《红高粱家族》的后四部中篇，彻夜失眠，想起高密的抗日故事，甚至出现幻觉。

1985年，他写信给哥哥说：

“我的创作欲望极强，恨不得把文坛炸平。”

莫言不知道，当时在湖北拍《大阅兵》的张艺谋和他一样，创作激情也抵达顶峰，做梦都在拍电影，差的只是一个优秀的剧本。

终于，1986年，两个年轻人相遇了。

03

在遇到《红高粱》前，张艺谋也看过别的本子。其中有一个对越反击战的，本子非常扎实。思来想去，张艺谋还是没拍，一是自己情绪没被调动起来，二是题材敏感，张艺谋的经验告诉他，这种东西，别碰。

对政治，张艺谋向来敏锐。他母亲是大地主出身，父亲有黄埔军校的背景。在论出身的年代，这给他的成长造成了极大障碍。

由于出身不好，他连入团资格都没有。学校里填成分，张艺谋不知道怎么填，回家问父母。父母把门关起来，叹了半天气。后来在纺织厂上班，每次开会，厂长说：

“不是党员、团员的请出去。”

全场700人，盯着他一个灰溜溜地离开。

后来厂长也嫌麻烦，直接说：

“张艺谋你出去吧。”

张艺谋一路上都是夹着尾巴做人，从不敢张扬、出头，凡事低调、谦虚。正因为如此，学会摄影后，他把内心压抑的部分都转移到了创作上，特别狂放、大气。读书时，陈凯歌看摄影系作品展，其中有一幅，百尺危崖上的一个青年肃然独立，作幅长过一米，看罢只能长叹。那正是张艺谋的作品。

第一次当导演前，张艺谋就暗下决心，要拍，就要拍最能张扬内心的作品。

莫言的《红高粱》，正好像一颗子弹击中了他。高密乡狂野的气息、男人女人们传奇，让张艺谋觉得，中国人活了几千年，骨子里是压抑的。“我爷爷”和“我奶奶”就不一样，这样敢爱敢恨、肆意舞动的生命，才叫人。

张艺谋说，他要赞颂生命、渲染野性，要让大家看看这个民族的活力。

于是乎，《老井》体验生活刚结束，他就从山西坐火车到北京，又坐电车到军艺。路上脚夹破了，全是血。张艺谋到了军艺宿舍，拎着一只鞋，大喊莫言。莫言就从厕所旁的屋子出来了。张艺谋说，我要拍你的《红高粱》。心里还打鼓呢，生怕莫言不给。

结果莫言不但给了，后来改剧本时还说：“你想怎么改怎么改，茅盾、巴金的小说要尊重原著，我的不用。别说让‘我爷爷’‘我奶奶’在高粱地里野合了，就是让他俩在高粱地搞原子弹，我也非常支持你。”

《红高粱》的经典画面

为什么相信张艺谋？

多年后，莫言说，因为当时他晒得皮肤黝黑，完全像个农民，一看见他，就想到了生产队的大队长，觉得特别亲切。

拿下改编权后，张艺谋先回剧组拍片。由于不顾性命为艺术献身，他把《红高粱》拿给吴天明说想拍，吴立马就答应了。

令张艺谋没想到的是，《老井》拍完后，自己居然拿下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成为国内第一人。消息传来时，他正在高密拍戏，全剧组高兴得把他抬起来往天上甩。毕业于北电、被分配到中戏工作的王志文听了，说：

“我们学了四五年专业课，有毛用？”

王志文没想到，成为国内首位国际A类电影节的影帝，还不算牛逼。

1988年，电影《红高粱》要让中国第五代导演，震撼全世界了。

04

其实，1984年《红高粱》还没写完时，小说的消息就已经传开来了。

在文学还有地位的八十年代，各大编辑社抢稿是常有的事。那些注定要被载入中国文学史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收获》《人民文学》这种重磅刊物发表的。

时任《人民文学》编辑、后来《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听说他要写个抗日作品，早就打招呼：“记得留给我啊！”

结果一写完，《十月》先一步拿走了。朱伟去拿稿，莫言说人家要拿我也不好拒绝。朱伟也是挺狂的，一个电话打给《十月》：

“莫言说好给《人民文学》的，你们怎么能不讲道德就把稿件拿走呢？文学界都这样，那还有信义吗？马上把稿子给我退回来！”

张艺谋用800元拿下改编版权后，莫言不愿意改，就请朱伟和陈剑雨帮忙。第一次谈剧本，张艺谋从《老井》剧组赶到朱伟家。朱伟一直记得，在那间20平米的小房间里，张艺谋眉飞色舞、两眼放光、激动无比。

说起“我爷爷”和“我奶奶”，仿佛说的是自己的故事。张艺谋告诉朱伟，大面积的战争场面拍不了，就得把高粱给它拍到极致，一定要有漫山遍野的高粱，要让日本骑兵拉着辘轳，把高粱全部碾成绿泥，然后，大雨倾盆，太阳出来，被碾倒的高粱化为血红的海洋…

然而，当时高密乡早就没有高粱了。没有怎么办？种！张艺谋说要在高密种一百亩高粱，吴天明二话没说就打钱过去。由于财务上申请流程太慢，吴厂长直接跑到每个车间游说，凑齐了这笔钱。要知道，当时《红高粱》剧本刚出来，连审都还没审。

吴天明敢这么干，不知要冒多大的风险。

那时，电影不叫《红高粱》，叫做《九九青杀口》。主要是怕观众看了“红高粱”三个字，会误以为这是个农业科教片。高粱地弄妥后，张艺谋开始挑演员。“我爷爷”余占鳌是个土匪，让姜文来演再合适不过。正好那时，上影厂有人说姜文演不了农民。姜文憋了口气，想证明自己，马上就答应了张艺谋。

至于“我奶奶”，可算费了番功夫。他们去中戏找人，先是看中了史可。本来都快定了，老师说：“我们还有个学生很不错，现在在外面拍戏，很快就回来，你们再等等。”老师说的，就是在做学生实践、参演电视剧《暑假里的故事》的巩俐。等了两天，巩俐出现在张艺谋面前，穿了一身松松垮垮的大衣服试镜，外表清纯，满脸学生气，完全没有“我奶奶”的泼辣。

可说不上为啥，张艺谋就觉得巩俐行。他把巩俐带回高密时，莫言看到青涩的姑娘，心里直犯嘀咕：“完了，这电影要砸她手里。”

然而，电影还没砸，高粱先出了问题。

那年气候差，没雨水，高粱种下后，莫言回乡一看，欲哭无泪。高粱全都半死不活。那太阳大的，连蚜虫都晒化了。急得张艺谋赶紧去县委找人，批了5吨化肥。随后，县里开会，要乡里把高粱当“任务”。

一场雨下来后，7月下旬，电影如愿开机。

05

1988年《红高粱》摘奖后，许多人分析它为何成功，有的指向内涵意义，有的指向艺术形式。其实说到底，就俩字，年轻。

那一年，巩俐22岁，姜文24岁，莫言32岁，张艺谋37岁。四个人里，姜文资历最老，一个是第一次演，一个是第一次拍，还有一个刚引起文坛注意。

拿副导演杨凤良的话说：

“当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没有顾忌！”

为什么没有顾忌？还是俩字：纯粹。

张艺谋也承认，拍《红》的时候，就是想拍，要作品，要表达，没有任何的杂念。什么赚钱，什么拿奖，哪儿想得到那么多，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把压抑多年的情感喷出来。

杨凤良的总结叫做：干净得一塌糊涂。

也正因为“纯粹”，才有每个人的投入。巩俐一进组，张艺谋就拿吴厂长训练自己的方法训练她。穿上大棉袄，除了骑驴、挑水，还要改变走路姿势。一开始巩俐只能挑空桶，张艺谋说那不行，拍出来不能晃悠。于是一点一点往木桶里加水。挑到巩俐肩都肿了，只能用毛巾垫住。一天天下来，等到开机的时候，巩俐已经可以穿着大棉裤挑着水行走自如。

为了贴近角色，全剧组演员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晒黑。巩俐也得晒，晒得脸上一层层脱皮。为了黑得快，姜文天天跑到河里洗澡，洗了晒，晒了洗。所有人在意的都是如何塑造好角色，没人会在意自己的形象。

当时，莫言拿到剧本一看，自己五六万字的小说，剧本竟然才2万字。等开机了，莫言才知道，光这2万字，拍起来就不容易。“颠轿”那一场戏，纸上就几句话，拍在电影里，却是5分钟。拍摄的时间，更长。

《红高粱》里，为了表现高密乡人的豪放、狂野，“颠轿”和“酿酒”两场戏，最最重要。谁也不知道当年真实的颠轿是怎么颠的。戏怎么演，怎么拍，全靠聊。

电影《红高粱》里的“颠轿”

最能聊的，一个是姜文，一个是张艺谋。

还在广西拍《一个和八个》时，张艺谋就把何群、张军钊聊趴下过。第二天怎么拍，张艺谋非要夜里提前把分镜想出来。所有人都撑不住了，他还在苦思冥想。而姜文，是个戏痴，演《芙蓉镇》时，为了了解主角内心，他前后采访了50个右派，写出来的人物传记，比《芙蓉镇》小说还厚。

老姜遇老张，两眼泪汪汪。每天把剧组的人一个接一个都聊睡了，他俩还在那儿侃戏。“颠轿”怎么颠，余占鳌喝醉酒闯九儿的房间怎么闯，如何能野出一股生猛劲儿，都是他跟张艺谋一通宵一通宵侃出来的。

这期间，剧组曾到莫言的家里聚餐。大家穿着戏服，在莫言家吃“拤饼”，卷葱蘸酱，狼吞虎咽，看上去和农民、土匪毫无二致。看热闹的乡亲过来交谈，大家也都平易近人，完全没有想象中的明星架子。

后来莫言的侄子想起来还说：“正是因为能把艺术作为至高的追求，把自己放得足够低，才能深入人物的生活和内心，演什么像什么。”

电影《红高粱》里酿酒

也就是那天，张艺谋、莫言、巩俐、姜文留下了那张珍贵的合影。当时，没人能想得到，这四个年轻人，日后各自会有多么牛逼。

别说什么奥运会开幕式了，就连《红高粱》拿奖，张艺谋也没敢想。

那天，吃饱后，姜文一抬腿，“嘭”的一声，莫言家唯一的暖水壶爆了。莫言见状，机智无比道：“好兆头！电影上映，肯定火爆！”

还真让他给说中了。

06

对中国电影而言，《红高粱》是一个分水岭。

那之前，第五代导演的“探索片”，一直处在非常尴尬的位置上。

尽管看完他们的毕业作品，郭宝昌发出“中国要出大师”的感叹，尽管《一个和八个》把老导演们吓了一跳，尽管陈、张二人拍出一部《黄土地》，但在当时的观影氛围下，这些作品并不怎么接近普通观众。

那两年，中国观影人次几亿几亿地往下掉，大家都蹲家里看电视了。受整个八十年代“寻根”“反思”文艺风潮影响的第五代，一掌镜就要探讨民族、历史、人文这样宏大深邃的主题。一般文化水平的老百姓，谁看啊。

1993年之前，中国各大电影厂作品由中影统购统销。中影买了，拿给各地方看，看完，各地上报拷贝数，中影统一卖拷贝。

情况如何？大名鼎鼎的《黄土地》，拷贝卖了30个，《大阅兵》，40个，田壮壮的《盗马贼》，7个，吴子牛的《晚钟》，6个…

对比一下，1980年富有娱乐性的电影《神秘的大佛》，人家的拷贝数，是440个。

随着80年代《上海滩》《霍元甲》等剧的涌入，普通观众对剧情刺激度的追求，日益上升。第五代导演在“形式”上做了重大突破，但在“故事”本身，一直遭受诟病。如果把当年的拷贝数换成市场票房来算，那些足够被载入影史的文艺电影，基本上排着队扑街。

就在这时，致力于帮年轻导演出头的吴厂长，帮“第五代导演”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子。当初，《老井》送到电影局，局里有人说，我要不是干这行，我真不想看你这片子。结果，《老井》拿下国际大奖，消息一出，回国后居然卖出了200个拷贝。那么，如何能让求新求变的“探索片”拍出来后不至于直接锁进仓库蒙尘，让广大人民群众对它产生观影兴趣呢？

五个字：拿国际大奖。

1987年，陈凯歌拿着《孩子王》去柏林参赛，参到一半，退赛，跑去戛纳了。当时是12月，报名11月截止。柏林的选片人很着急，希望能有一部中国电影顶上。就在这时，西影厂把《红高粱》推荐了过去。张艺谋急急忙忙准备了资料，也没敢多想。结果柏林那边一看，非常高兴，说这正是我们期待的电影。甚至有评委说：“这是近几年我看到的唯一一部称得上电影的作品。”

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1988年2月，《红高粱》在柏林摘得金熊，成为中国首部在三大电影节上拿奖的片子。张艺谋见到了联邦德国的总统。介绍中、美、苏三国电影的节目，在欧洲播了整整7个小时。

中国人的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上受到如此巨大、广泛的关注，出尽风头。

消息传回国，上了《新闻联播》，各大媒体盛赞。《红高粱》一上映，票价从3毛一张涨到七八块，卖了400多万。全国人疯了一样排着队去看。那火爆的景象，丝毫不亚于多年后造成巨大轰动的《战狼2》。

莫言走在街上，四处都能听见：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莫回呀头。”

电影《红高粱》里的巩俐，图自豆瓣

就这样，《红高粱》不但让“第五代”登上国际舞台，也让“探索片”称霸了一回票房，一扫之前叫好不叫座的局面。37岁的张艺谋，用他艺术上的张扬、狂野和赞颂生命欲望的冲动，拿一部处女作，写下了这段传奇。

而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后来，那四个从照片里走出来的年轻人，一个成为对中国电影影响深远的大导演，一个成为要站着挣钱的电影鬼才，一个成为了国际级影后，一个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还有一个年轻人，戛纳播他的电影时，侯孝贤看着看着睡着了。年轻人有点懊丧，觉得不是拍的不好，是别人不识货。散会后，一个叫徐枫的女士找到他，对他说：

“我看了你的电影，非常喜欢，我手里有个剧本，希望由你来拍。”

5年后，年轻人再次杀回戛纳，摘下金棕榈。

那部电影，就叫做《霸王别姬》。

07

《红高粱》里走出来的四个人，能一个个变得那么牛逼，首先靠的，是命数。

命数是什么？

就是当年北电在陕西全省13个纺织厂里，只发了一个名额，偏偏就发到了张艺谋那个厂里，但凡发给另一个厂，张就别想出头；就是莫言因为跟武装大队长的儿子关系好，靠走后门当了兵，否则就得在棉花厂当工人；就是姜文有个好基友叫英达，是英达拖着他去中戏，这才有了四年专业训练；就是巩俐偶然去当了一次群演，被导演席与明认可，才放弃唱歌的执念，扭头去北京考了演员。

但光有命数不行，你得能抓住机遇。

爱上摄影后，张艺谋三年省吃俭用买了台“海鸥”。没有师傅教，他就借书、抄书，摄影书字少，他愣是抄了几十万字，连抄三年，抄到理解为止。为了拍华山，他去了11次，因为不能请假，他星期六去，星期一回，48个小时不睡，在极端的痴迷中，用最简陋的设备，拍出了让专业摄影师吃惊的作品。

写出《透明的红萝卜》前，莫言每天夜里窝在仓库里写稿。他每周上十几节课，天天写到深夜，肚子饿了就拿大葱充饥，胃溃疡、肠炎、痢疾、鼻窦炎，几种病同时发作，头发掉了一大把，还是咬牙往写下。没有这样的扎实的文字训练和忍受寂寞的意志，他能在45天里写出40多万字的《生死疲劳》？

姜文拍《阳灿》的时候，为了几秒的画面，把飞机重新刷了一遍，为了米兰的一张照片，拍了上千个动态镜头；巩俐演《秋菊》时，在乡下吃、住，学会陕西话，给农民洗衣服，拍《菊豆》的时候，又把染布给学会了…

可见牛逼的人，也不是生来就牛逼的。

电影《红高粱》，图自豆瓣

当然，个人的奋斗是重要的，历史的进程，也不可忽略。《红高粱》能成，四个年轻人能成，也有时代的原因。

跟莫言聊《归来》时，张艺谋说：

“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代，我叫它人文时期，从创作者到受众，都关注作品的文化内涵、历史和情怀，那个时期，很可爱。”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呢？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的封底上，列了80年代的常见词：激情、反叛、浪漫、理想主义、启蒙、人文、饥渴、天真、使命、真理、疯狂…

那时候，朱伟骑着一辆自行车，能跑遍北京的作家圈，大家隔三差五地聚会，没日没夜地聊作品，看见一篇牛逼的小说，到处去打听作者是谁；那时候，北京的摇滚人为了搞音乐，居然能吃一个月的面条，一帮人有好工作不要，要跑到马克西姆夜夜嚎叫。

那时候，顾城、北岛他们去成都参加活动，居然被年轻人围得走不动道儿，崔健在高校里一开口，学生们激动得泪如雨下；那时候，一本《存在与虚无》，竟然可以卖到50万册，一小伙子手上拎着一本弗洛伊德，恋爱就谈成了；王朔跟沈旭佳去玉渊潭游泳，游累了，就坐在夜色中，数自己知道多少外国作家…

对于创作者而言，那是个火热的年代。

想表达，想呐喊，想被人听见。

电影《红高粱》里张扬、野蛮的生命力，就是那个年代文艺作品的缩影。

无数被压抑的句子和狂想，终于在那一个个闪光的作品里，集体爆发。

阿城写出了《棋王》、余华写出了《十八岁出远门》、苏童写出了《妻妾成群》、路遥写出了《平凡的世界》、王安忆写出了“三恋”；马原在迷宫叙事、张承志在寻根、王朔在调侃、王二在黑色幽默；窦唯在录音的前一秒，写下《无地自容》的歌词，田壮壮拍《盗马贼》，愣敢说是拍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

多年后，莫言拿了诺贝尔奖，他说：“现在回过头去看电影《红高粱》，你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个时候，年轻人创作时的那种激情。”

而随着时间推移，等到了90年代，查建英的书封底就多了些“现实、利益、世故、市场、焦虑”之类的词。1996年，80年代写出《镜中》的诗人张枣回国，北岛说：“国内的声色犬马会毁掉你，回去你就会放弃诗歌。”

十多年后，张枣遇到诗人李笠，感叹道：

“除了灯红酒绿，还是灯红酒绿。”

08

2018年，《红高粱》修复版重映。

最终票房，仅40万。

实际上，《红高粱》之后，再没有哪部具有探索性的文艺片能重现当年的观影盛况，引起全民热议。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过去，诗歌也好，文学也罢，都渐渐归还于小众的位置。文艺片，注定不会创造当年的票房神迹。

2006年9月，贾樟柯凭借《三峡好人》拿下威尼斯金狮。贾科长不信邪，非要把《三》安排到跟一部商业电影同期上映，并与制片人发生激烈的争吵。制片人说，你要是敢在这时上映，票房会把你教训得很惨。

贾科长说：“那就请允许我们殉情吧，我就是很好奇，我要看看，在这个崇拜‘黄金’的时代，还有谁会关心‘好人’。”

北影文学系毕业的科长很会用修辞，因为另一部电影，名叫《满城尽带黄金甲》。

至于它的导演，大家都知道是谁。

最后，《好人》的票房，31万。不算通胀，还不如1988年《红高粱》的十分之一。

拿国际大奖、回国制造轰动助推票房的路子，基本上让第五代走完了。曾经功成名就的人，都开始走顺应时代的路子。轮到第六代导演上台，这招已经行不通了。

年初上映的《地久天长》，包揽柏林男女最佳主角。然而口碑炸裂，票房低迷。出品人以为能破6亿，结果收了4500万。

行不通，不是作品烂，是时代变了。

电影《红高粱》里充满血性的男人

想当初，为了让第五代登上历史舞台，西影厂的吴天明不知跟多少人叫板。《红高粱》的横空出世，有他一半的功劳。而其遗作《百鸟朝凤》上映时，出品人方励只能跑到网上下跪，哭着求大家去看看这部电影。

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其实原名叫《金色的红萝卜》。是他的伯乐，徐怀中，把“金色”改成了“透明”，并促成了小说的发表。今年8月16日，徐怀中凭借《牵风记》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关注的人，想必也不多。

到底还是莫言通透，人家早说了：“社会需求不断在变，纯文学会一直存在，只不过由大众走向小众，这本身就很正常。”

确实，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主题。

不再有人关心那些过时的东西。

一个可爱的时代，总会在喧嚣中远去。

但时至今日，我还是无法忘怀莫言在《红高粱家族》里描绘的场景。他说，高密乡的纯种高粱早已经灭绝，剩下的是漫山遍野的杂种高粱。这种高粱，空有高粱的名称，却没有高粱挺拔的高杆、辉煌的颜色。

它们真正缺少的，是高粱的灵魂和风度。

在满是这些杂种高粱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迅速进化着，各自奔向自己的价值系统里确定的完美境界。

并最终，遗忘了真实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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