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看起来和嬉闹的娱乐圈格格不入的男人

这个和微博热搜、绯闻八卦保持距离的男人

一直坚守着真正意义上演员的本分

段奕宏：清醒的自卑

文 | 本刊记者 李行 

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电影《引爆者》宣传期间，记者问前来站台的该片主演段奕宏，与同期上映的另一部也是由他主演的影片《暴雪将至》相比，他更喜欢哪一部？段奕宏答，他更喜欢《暴雪将至》。答完，《引爆者》导演和段奕宏都呵呵笑了。显然，在《引爆者》导演和媒体记者们通通在场的情况下，这么直率地回答，有些不合时宜。

44岁的段奕宏如今依然会在不拍戏的时候宅在家里：做手抓饭、煲汤、看碟、琢磨表演。他不喜欢社交，不喜欢上真人秀节目，与微博热搜、娱乐焦点始终保持着距离。

今年接连上映的《非凡任务》《记忆大师》《暴雪将至》《引爆者》都是他在去年接拍的，现在看来“成色还不错”。但不间断地从角色里进进出出，也让他身心俱疲，他还是把这个工作“看得太重了”。

现在他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自己，放慢拍戏的节奏。自去年5月17日拍完《暴雪将至》后，到现在一直没有接戏。并不是拿来的本子都不能拍，而是害怕回到之前那种挣扎的、紧绷的、片刻不得喘息的状态中。

这种状态从18岁开始，连续两次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而不得时就一直伴随着他，他太清楚这种感觉了。一个新疆伊宁工薪家庭的孩子，一无所有，带着唯一的演员梦独闯北京的故事在旁人看起来励志到俗套。但在亲历者的记忆里，回想到的是新疆味儿的普通话，嘴唇厚皮肤黑的外形，没钱拍个人写真的窘迫……如此种种，构成了他“清醒的自卑”。

但刚刚过去的东京国际电影节，凭借《暴雪将至》获得评委们毫无争议的“最佳男演员”后，媒体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士兵突击》中的袁朗、《我的团长我的团》里的龙文章、《烈日灼心》里的尹谷春，甚至不是《暴雪将至》里的余国伟，而是不合时宜的、演戏“难搞”的、有股子倔劲儿的段奕宏本人。

难搞

《暴雪将至》杀青后，导演董越给段奕宏发去一条信息表示感谢。收到段奕宏回复的四个字：来日方长。“我并不确切知道他发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但我感觉他一开始对这个片子好像不那么有信心。”董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段奕宏从不否认与青年导演合作是种冒险，尤其是处女作，但正是这种冒险所带来的不安全感让段奕宏着迷。成熟导演往往对演员有特定的表演要求，他不喜欢一成不变的表演方式。而与青年导演合作可以大大刺激他的创作欲，尽管创作欲会给他带来“难搞”的业内名声，“正是因为段奕宏的‘难搞’，我们才特别想跟他合作。”制片人肖乾操说。

《暴雪将至》讲述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一座阴郁小城，发生了连环杀人案。一心想进入体制内的保卫科干事余国伟渴望借此机会，一展自己颇为得意的“神探”技能，并就此成为模范，成为警察的故事。

剧本里原本有余国伟跟女主角的激情戏，但段奕宏认为不应该有这场戏。他觉得，这个角色要探索的是余国伟更加本质的精神世界，“如果一个人把一个事情看得最重要，他一定是为之去放弃一些东西的。对于余国伟而言，荣誉、社会属性和身份的认同感，在他的身体里是最为重要的。为此，他完全可以控制有关男女情愫的东西。”他说。导演最终同意了他的想法，没有拍这场戏。段奕宏的坚持是正确的，这让那对男女的关系显得更加紧张，从而与故事整体颇为相称。

《暴雪将至》的出品人曹保平此前在导演《烈日灼心》时就与段奕宏有过合作。他仍记得，《烈日灼心》里有一场戏是伊谷春陪伴辛小丰去取小金鱼，开车路上伊谷春与辛小丰闲聊提到了当年的水库灭门惨案，结果发现辛小丰眼神闪烁，表现慌乱，进一步加深了他对辛小丰的怀疑。接下来两人的对话，看上去是漫不经心地交谈，实则是一场精彩的心理战。

这场戏是全剧第一个小高潮，也承载了电影开片以来最大的信息量。如何将两人之间如猫鼠游戏一般的对话状态精准地呈现给观众，是导演曹保平以及两个角色的扮演者邓超和段奕宏一直在思考的事。当时拍这场戏，段奕宏、邓超、曹保平，一人一个想法，谁也不肯妥协，就各种可能的演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点。后来，这段表演颇为经典，也让段奕宏等三位主演拿到了上海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其实，段奕宏的最佳男演员奖算是靠自己硬生生挣扎拿来的。按照导演曹保平后来的讲述，本来段奕宏饰演的警察尹谷春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只是罪犯辛小丰的陪衬。段奕宏最开始看上的角色，也是《烈日灼心》里的辛小丰，但曹保平最后让他演了尹谷春。

一个概念化的脸谱人物，如何演出质感，让观众记住这个人物形象，段奕宏先去厦门嘉莲派出体验了15天的警察生活，连大年三十都在所里过，还跟警察们出警扫黄、抓赌、查车。他为角色的每场戏都设计了不同层次的表情。甚至为了追求表演的真实感，在摩天大楼里追捕逃犯不慎滑落并被同伴抓住手腕的那场戏，他要求工作人员将身上吊着的唯一能保护他安全的威亚调松，现场都能听见肌肉撕扯、关节即将脱臼的声响。拍戏之余的吃饭和聊天休息，他依然保持片中角色的样子，一度被大家认为他本人也特别孤僻。“好的警察是不会让人看出他在想什么的，不会形于色。”段奕宏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甚至有一天，段奕宏晚上做梦都是和导演曹保平吵架，“创作上压抑的东西，在梦里反馈出来，吵得很厉害。我第二天在现场讲给导演听，他乐得不行，说我那么折磨你吗？我说你的折磨，加上我的自我折磨，这就是我的特点。”段奕宏回忆。

“我每次因为交流上的这种直怼，心里都很难受，我觉得伤着别人了，也一直寻求一个沟通方式，但有些时候这反而会造成时间上的消耗。本来两句话能说清楚，你绕了一圈用10句话来说，也挺浪费时间的。”段奕宏说，对于“难搞”的名声，段奕宏当作是业内对他的褒奖。

这种直率、坚持和“折磨”成就了段奕宏，也成就了很多作品。“段奕宏的戏都在眼神中，他改变了我对中国男演员的看法。”曹保平导演回忆起与段奕宏的合作时如此说。

拘谨

“看到他蹲在地上大口吃面，操一口纯陕西话时，才被惊到了。”同班同学小陶虹看到段奕宏在电影《白鹿原》里的表演时，终于看到了段奕宏的松弛。

大学里的段奕宏总是紧绷绷的，和他同班的小陶虹总是告诉他“哎，你放松一点呗。”甚至段奕宏结婚，在台上念宣誓词时同学们还在台下起哄，让段奕宏放松。

在拍摄《白鹿原》的时候，导演让演员们练习割麦子，饰演黑娃的段奕宏连割好几亩，手上被刺扎得直流血还在割。他说这样是为了让打麦秸的动作成为本能，最后神经都麻木了，感觉不到痛。但紧张并不利于塑造鲜活的角色，段奕宏当然清楚。

他不是不想放松，但紧绷的时间长了，一下子放松下来，并不容易。就像大学里上课，一有要求就会紧张，一紧张就又回到了新疆味儿的普通话：“看报纸（zi）、结婚（hong）头晕（yong）……”他现在都还记得这些。

在北京待了这么多年，拘谨了这么多年。段奕宏一直在想，是环境变了，还是自己变了，他觉得“都有”。

小时候的他并不是这个样子。作为家中老幺，他从小就胆子大，逃课、打架是常事。打完架找个水沟洗洗脸上、鼻子里的血就回家。妈妈老说他是个“热馒头”，容易热血上头，新疆维吾尔族话里叫萨郎。

高一那年的一个小插曲，改变了段奕宏的性格，也奠定了他此后“清醒的自卑”的状态。

一天，老师安排学生们编排一些小品到伊宁市话剧团演出。段奕宏自编、自演了一个话剧《知识就是力量》，他扮演一个只认钱的卖书小商贩。这个小品拿了学校的二等奖，又被老师推荐又去参加了一个伊犁州的业余小品大赛，拿了一个创作奖。当时的评委、上戏的老师陈家林托人给他带话，说他有表演的潜质，可以往演员方面发展。整个家族都没出过演员的段奕宏并不十分当真，但终将面临高考的他还是开始私下里开始关注中国的表演类高校。

高二的时候，中戏又有一名老师去当地给伊犁话剧团排演话剧。段奕宏想看看到自己到底有没有潜质，就独自跑到话剧团去观摩。等别人都演完了，段奕宏怯生生地凑上前去问“老师，我想试一试行吗？”也许是碍于面子，老师看完了他的表演，然后，径自走了。

段奕宏心里不踏实，多方打听，找到老师的宾馆房间请教。对方给他的回复残忍又坚决。这让他很疑惑，推着自行车走在回家的路上，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两个艺术院校的老师给了他截然不同的评价？

像是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段奕宏偷偷买了火车票，包里背着两个馕，去往北京。头一次走出家乡，得先坐20个小时的汽车到乌鲁木齐，再坐78个小时火车到北京。98个小时，换来的是不到20分钟的面试。落榜当晚，段奕宏独自一人在天安门广场坐了一宿。如果说第一次考中戏，仅是虚荣心作祟，第二年再考，纯源于不服输的个性，但依然不中。

回到新疆后的段奕宏，去了一家果脯厂打工，洗苹果，倒苹果，制作果丹皮，日复一日，一个月干下来能挣40块钱。第三次，段奕宏终于叩开中戏的大门，与印小天、小陶虹、高虎成为同班同学。

这个看起来最好的结果也成为他性格发生改变的起点。

大学四年，别人都在忙着拍戏、谈恋爱，段奕宏则在练习普通话、准备作业，以及对抗自己的自卑。

“可能前面所付出的东西太多、太多了。总是跟别人去比嘛，知识的积累、外形条件、家庭条件……看不到自己的希望和未来。我在怀疑我的选择是否是一个最大、最大的错误。我想到了放弃自己的生命。”段奕宏在回忆大学四年的时光时曾如此说道。

吃苦、紧绷的状态反而让他把所有的时间沉浸在学业上。没有人找他拍戏，他就琢磨高难度的学生戏。每年学业考试，他都考第一，毕业大戏是话剧《马》，他饰演主角艾伦。故事讲的是一个17岁的男孩艾伦，他戳瞎6匹马的眼睛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心理医生狄萨特在分析治疗后，最终发现病因并“治愈”了艾伦。

一段精神病人的内心戏打动了台下的老师，演出结束后，老师冲上舞台指着段奕宏质问学校领导，一个这么优秀的学生，学校为什么不能留下？当时面临毕业的段奕宏正面临就业之忧。

正是这样的训练，让段奕宏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频频奉献了过硬的表演，尤其是很难拿捏准确的单人大段独白。

出演第一部话剧《纪念碑》时，段奕宏已经被国家话剧院破格录取，并被文化部作为优秀人才特批留京户口。开场近14分钟的独白让他备感压力，但每每都能顺利完成。

电视剧《士兵突击》和《我的团长我的团》里各有一场经典的长篇独白戏，一场是段奕宏饰演的袁朗审问成才，一场是第11集龙文章就要被公审的时候，一连串的反诘与悲愤。那两段戏完成后，导演康洪雷在当晚请段奕宏吃饭，敬酒祝贺。

其实，他也愿意听人批评，比如，有人说他会下意识地把个人的真实习惯带到角色中，比如不经意地面部抽搐等等。他就会反省，“表演让我在某一瞬间可以探索未知的自己。如果把演员个人的、下意识的习惯带到所有戏里来，这是不成熟的表演。我还是需要进步的，所以表演不能只凭感性，更需要理性，一定是经过判断和选择的结果。”段奕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好的演员都很脆弱，因为需要完全地投入角色的情感世界，但成熟的演员都很理性，因为如何从角色中抽离出来，不让角色伤害生活中的自己是门学问。每次拍戏结束，段奕宏都会尽快脱离于虚构的角色，从那种决绝的状态里抽身。“买菜、跑步、陪陪家人，过正常人的生活，自然就抽离了。”段奕宏说。

人情

戒烟以后，除了偶尔喝点红酒，段奕宏身上还留有的新疆人的特点就是饮食习惯，他还是喜欢吃重口味的新疆大盘鸡、炖羊肉、烤肉。在北京这么多年，西部的粗犷已经脱落得差不多了，而对于北京的感觉倒是愈发复杂。

当年，拿着仅有的大学四年成绩单独闯文化部，接待处一个大姐中午给他吃的馒头和鸡腿让他念念不忘；25岁生日那天，对未来一脸茫然的他却接到国家话剧院的录取通知书，那是时任院长赵有亮向文化部破格申请的留京名额。

2001年，入职国家话剧院的第一部话剧《纪念碑》，一场演出费90块钱。为了这部戏他等了6个月，实在揭不开锅了，就去敲院长赵有亮的门。开门见山，院长问是不是没钱生活了，让财务先给他预支工资。段奕宏赧颜道，还能等，就是想问问什么时候建组。说好的两个月，最后等了七个月。

人情中的冷，段奕宏不怕，倒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人情之暖，只知道用好好演戏回报。“《纪念碑》是一出1小时50分钟的戏，两个演员几乎要各自说上55分钟的台词，难度可想而知。而且，这两个角色又是如此复杂，演员不去撕裂自己就无法体验角色，所以他们在创作上的艰辛可想而知。何况在舞台上，演员们要当着那么多双眼睛去撕裂自己、撕裂灵魂，去探究那些甚至是令人不齿、感到羞辱的情感，他们消耗着难以想象的心力与体力。”导演查明哲在谈到段奕宏饰演的角色时这样说。

2003年，国家话剧院与孟京辉合作话剧《恋爱的犀牛》。虽然段奕宏当年有机会主演自己的第二部电影《可可西里》，但在签合同前，他放弃了。众所周知，《可可西里》最后获奖无数，但段奕宏亦凭借《恋爱的犀牛》给观众留下了两版经典的文艺青年马路的角色。很难说这种选择的对与错，“我当然知道那部电影对当年的我的重要性，但国家话剧院破格录用我，给我解决北京户口，这种恩德，我说服不了我自己。给院长开不了口，我不想干扰我的贵人。”在此前接受鲁豫采访时，段奕宏如此说。

拍摄电影《爱有来生》时，有场戏是段奕宏面对将死的哥哥，需要跪在哥哥旁边酝酿情绪。扮演哥哥的演员是姚橹。当时现场环境很嘈杂，可敏感如段奕宏，一边酝酿情绪一边又怕耽误大家的时间，结果导致自己始终无法专注。姚橹伸出一只手拍了拍他的腿，特别有节奏地说“放松”，只那两个字，他感念至今。

事业顺了，陪家人的时间就少了。连父亲生病住院，家里人都瞒着他。

后来，他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住，并尽可能多地陪伴。有次陪父母在小区散步，他独自上楼换衣服，下楼后父母却不见了。他一开始怕被人认出来，小声在小区里唤着“爸……妈……”后来索性不顾一切地开始大喊，终于找到走错单元的父母时，他早就无法控制情绪。

现在，除了有点白头发爬上来，几乎看不到岁月在段奕宏这个中年人身上留下的痕迹，不管拍戏与否，他都会坚持运动，每周少则三天，多则五天。有专业的教练指导，在今年参加美国纽约电影节期间，他沿着中央公园连跑四天，每天10公里，最好成绩是51分钟，这已经是准职业运动员的水准。

他在现实中努力保持身材，也照样会为了角色“糟践”自己。去年，和初当导演的郭俊立合作一部戏，12天的时间里，段奕宏把体重从74公斤减到66公斤，之后又狂吃增重到原来体重。段奕宏就是这样一个演员，哪怕他清楚在商业电影中可以有轻松、偷懒的表演方式，他偏一视同仁。他拦不住自己的“自虐”情结。

他一直在突破自己，就像2000年时那个压抑的自己，面对北京的各种条框和可能性时，想，“混出个人样”。现在，他已经是公认的实力派中坚，但他仍然在寻求新的突破口。他并不是真的难搞和不合时宜，只是，对于演员这个本分和职业，他很在乎。

值班编辑：庄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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