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宅少

来源 | 宅总有理

ID | zmrben11

“生活就像是傻子在讲故事，充满了喧哗与骚动。”

                                                                                                     ——剧作家 · 莎士比亚

Beyond能进娱乐圈，应该感谢刘卓辉。

1983年，Beyond参加《吉他》杂志举办的大赛，凭借《Brain attack》夺冠。时任《现代青年人周报》总编的刘卓辉要约他们一个访谈。访谈还没写出来，杂志社先倒闭了。2年后，Beyond演唱会，刘卓辉跑去看，带回一本场刊，被租住在他家的陈健添看见。

日后签约黑豹、捧红郑钧、当了王菲经纪人的陈老板翻了翻Beyond自己印的场刊，觉得这几个小子很有意思。年底，Beyond为香港摇滚鼻祖乐队ROZZA BAND暖场，陈健添也在。站在观众台上，他望着黄家驹想：

“终有一天，他们会火的。”

1983年对香港乐坛是个重要的年份，“第一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礼”正在酝酿之中。70年代诸如徐小凤、关正杰这样的大牌退后，张国荣、陈百强、梅艳芳、谭咏麟准备收割时代流量。彼时，Beyond的阵容还不算齐整，黄家驹一边打工一边摇滚，写了很多风格前卫的音乐，纯属个人爱好。

至于北京，远古级的“不倒翁”乐队刚刚成立，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八字还没一撇。北京南城大杂院儿里，大张伟刚刚出生。

比起黄家驹苦哈哈打工，大老师显然幸运太多。在他和好基友王文博入滚门而不得时，王母常去一家理发店烫头，偶然结识“寂寞夏日”的主唱邓裴。王母就让邓去看看自家儿子琴准不准。邓裴找到大张伟和王文博，solo了一段儿涅槃，给这俩孩子震傻了。

两人当场拜他为师。

后来赶上北京拆迁，拆到一半，大张伟的家敞露在街面上，正对着一家豆汁儿店。“麦田守望者”的大乐在店里喝豆汁儿，隔街听见大张伟几个人在屋里排练，拔腿上去敲门。一听几个小孩儿弄的像那么回事，就去“忙蜂”酒吧撂了句话，老板说：“让他们来试试。”

就是在那里，大张伟见到了窦唯、丁武，遇到了日后的老板付翀。大张伟还没回过味儿来，就被当成“摇滚新希望”，送进了娱乐圈。

黄家驹和大张伟相差21岁。

隔着21年的辛苦路互相眺望，他们遭遇的悲喜并没有什么不同。

1962年，黄家驹生于一个劳工家庭，名副其实的草根。一家七口挤在九龙深水埗三十平米的小屋里。他没受过什么音乐熏陶。要不是姐姐痴迷David Bowie，很难说他会那么快走上摇滚之路。

最早，黄家驹想吹萨克斯，家里买不起。17岁那年，从垃圾箱里捡了把吉他，拿去送朋友，朋友都嫌弃。他只好自己拿回家。练了半年，打算加入乐队试试。主唱嘲笑他：就你这技术还摇滚呢？

自此，他开始日夜苦练，博采各家之长，琴技突飞猛进。正巧，当时乐队刚解散的叶世荣在寻找知音。经通利琴行的老板介绍，1981年秋的一天，两人见面了。叶世荣永远也无法忘记那天的情景，黄家驹一说起和吉他有关的事就两眼放光，滔滔不绝。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为亲密战友。

毕业后，两人常聚在一起切磋音乐，去过同一家公司打工。办公室助理、文员、电影厂工，黄家驹都干过。本来手上就没几个钱，他出勤率还极低。一周上两天班，剩下的时间靠面包蘸白糖，蹲在家里练琴。

他跟叶世荣去卖保险，偶遇日后成为《我是歌手》音乐总监的梁翘柏，三人每天晃荡到奶茶店谈音乐，居然可以靠续杯把奶茶续成白水。

在遍地黄金的香港，一个年轻人，不琢磨怎么搞钱出人头地而花大量时间在看不到未来的摇滚乐上，实在是很有想法。

彼时，香港乐坛原创力不足，偶像们一个个靠翻唱日文歌起家，照样红得一塌糊涂。搞摇滚，既没有群众基础，也没有审美需求。但黄家驹和基友们还是乐此不疲，在叶世荣的祖屋里把贝斯、吉他和鼓弄得震天响。

主要是热爱，在带着黄家驹往前走。而大老师入朋克的坑，则是出于霍尔顿式的郁闷。

▲ 早期黄家驹

和黄家驹一样，他也出身底层。老爸张二柱是国营制造厂的职工，一家人蜗居在十平米的平房里。大张伟从小表现出极强的音乐天赋，一上小学就进了银河少年艺术团，拿下全北京歌唱比赛第一名，还老去国外演出。

父母为支持他唱歌，下班后冒着寒风出门摊煎饼，可谓操碎了心。一套音响设备上万元，他爸一咬牙，借钱都给他买了。

本来大张伟会以特长生身份进重点中学，结果提前倒嗓，去了普通中学，连个领唱都没混上。步入青春期后，一没颜值、二没成绩的他泯然众人。打架也不行，出门老受欺负。他也想出风头，但是无从下手。

就在这时，摇滚为他打开了新世界。原来不是学习好、长得帅才有价值可言。反叛与呐喊，也是一种姿态，它甚至比逢迎权威更令人肃然起敬。朋克成为了大张伟抑郁青春的一剂良药，眼看要熄灭的火，又燃了。

那时，邓裴给了他不少外国乐队的磁带，大张伟如饥似渴地听，胸中有按捺不住的激情。尤其听到Green Day，当时就跪了。从此沉迷，无法自拔。每天吃干脆面，省下钱来买磁带和音乐杂志，把旋律和歌词抄了一本又一本。

▲ 早期花儿乐队

拿他自己话说：“那时生命里只有音乐，一想到它就兴奋得不行。”

在摇滚乐似雨滂沱的冲击面前，黄家驹和大张伟那份原始热爱都是雷霆万钧的。谁也没指望说靠它来争名夺利，改变命运更无从谈起。那是一种生命力膨胀后浑然忘我的冲动，就是喜欢，不掺杂任何邪念。

就像爱上一个姑娘，不是要占有她的肉体，而是长相偎依。

初代Beyond成立是在1983年，名字是主音吉他手邓炜谦起的。

那年他们拿下《吉他》冠军，有了固定粉丝。但要靠摇滚吃饭，无异于痴人说梦。不久，邓为生计离去，黄家驹只好拉弟弟入伙。

当时他们排练，已经有粉丝来送饭了。或许这让Beyond看到了一些希望，靠音乐生存的理想初露光芒。所以，他们不但没有妥协于柴米油盐的苟且，反而决心走出地下，想让更多人看到Beyond的存在。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很骨感。1985年，乐队自费举办“永远等待演唱会”。活动开场前，又一位成员离队，黄家驹说服给他们设计演唱会海报的黄贯中加入。Beyond四子，这才聚齐。为了不留遗憾，他们四处发传单、散海报，邀请唱片公司的人来观看。结果歌唱到一半，人也走了一半。

六千多港币，瞬间就打了水漂。

Beyond没有气馁，又自己掏钱，出了专辑《再见理想》。里面的作品风格前卫、饱含炫技色彩，基本上是孤芳自赏的产物。销量就别提了。要照着这个路子走下去，黄家驹能否写出传世的伟大作品不知道，四个人饿死是肯定的。幸好在这时，陈健添找上门，递给了他们一纸合约。

第二年，Beyond把黄家驹之前写的“地下作品”整理出5首，发行《永远等待》。那些源于热爱、悉心探索的作品，依然不够流行，不具商业色彩。卖得虽然不怎么样，多少为乐队打开了一些名气。

随后，黄家驹在词曲创作上向流行靠拢，希望能在市场和自我表达间找到平衡。同年，一曲《亚拉伯跳舞女郎》出世，摘下香港电台龙虎榜的冠军。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成绩。那时香港只有几家电台，每天轮番播放的歌曲都被陈慧娴、谭咏麟这样的大咖占据。他们背后是大公司，资源极强。签约陈老板Kinn's这样的小公司，都没人正眼瞧你。

歌曲打了榜，黄家驹却很失落。

▲ Beyond 乐队初期

对于早期追随他们的粉丝而言，《亚拉伯》明显向商业妥协，失去了摇滚初心。加之专辑仅卖2万张，就有乐评人说：

“Beyond不但丧失了自己，在商业上也是失败的。”

相比之下，大张伟的朋克路顺利太多了。

付翀在“忙蜂”遇到他们后，立马推荐给了麦田的宋柯。宋柯一听，是好东西，可是不敢轻易签。付翀胆子大啊，自己开公司把乐队签了，命名为“花儿”。然后找到红星社，要了个最垃圾的时间，每周末折腾他们录音。

打着“中国第一支未成年摇滚乐队”旗号的“花儿”发行《幸福的旁边》，前后卖了四十万张。光录歌，大张伟就赚了10万。回校后，他请全班同学吃冰激凌，瞬间成为话题中心，并成为“全国六大智慧少年”之一。

霎时间，小姑娘、大姐姐都来撩他，排着队申请做他女朋友。一些连见都没见过他的混混为了吹牛逼，没事儿就想揍他一顿。老师酸气十足地说：“你们谁能像大张伟那么挣钱，也可以上课睡觉。”

2000年，《华尔街日报》发文，收录大张伟创作的《放学啦》和《向我开炮》，并预言：“如果拍摄更多的录影带和有足够多的公开演出机会，那么你将看到每个中国孩子都穿着花儿乐队的T恤衫唱《放学啦》。”

▲ 花儿乐队专辑《放学啦》

大老师一颗心落定：音乐这碗饭，稳了。

他没想到，自己会放弃得那么快。

步入成人世界后，大张伟更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草莓声明》发行，他带“花儿”去各地演出，特别扫兴。台下小孩儿都捂着耳朵听，前排领导看他，就跟看沾了尿的裤衩一样。

每次演出结束，心情都极度恶劣。

大张伟感到虚弱，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在台上蹦哒，下面的人根本不理解他在唱什么。朋克属于“你不喜欢我你就滚远点儿”的音乐，实在是不符合中国老百姓的传统审美。至于对现实的批判和质疑，那就更别提了。

不知道大老师是否属于讨好型人格，但至少不是渴望被讨厌的人格。

他实在没有那种“就是要让你们看不惯我”的一撸到底的勇气。

最重要的是，眼看滚圈儿三十来岁的人没正经工作每天兜里揣二百块钱自称“摇滚艺术家”，他就心里发慌，生怕自己也混成那样。爸妈都下岗了，曾为他吃了不少苦。家里又不是有矿，老老实实赚钱才是正道。

瞧明白了：出于天然基因，摇滚，它既不被大众喜欢，也不被大众需要。一个东西，扫兴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意味着没钱，那还死磕个什么劲？

▲ 花儿乐队开始进入转型期

打那时起，大张伟希望写出让更多人喜爱的音乐。可付老板觉得他应该坚持，甚至觉得他还不够摇滚。两人在音乐理念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最终，“花儿”离开，赔了40万解约金。大张伟向全体乐迷宣布：

我因国情与家境考量自废摇滚武功。

而在香港，和大老师一样，黄家驹对摇滚的坚持也没有那么不可撼动。

1988年，Beyond转投新宝艺，成了王靖雯的同事。做《秘密舞台》时，黄家驹将86年写的一首名为《长江》的曲子拿出来，请刘卓辉填词。当时，刘刚去台湾探完亲，见了颠沛流离20年的老兵叔公，很受触动。填完词后，将歌名改为《大地》。那一年，《大地》入选香港十大劲歌金曲。

和那些带有批判色彩、关心社会问题的摇滚不同，《大地》很有家国情怀，而且旋律朗朗上口。这首歌的成功，为黄家驹写歌提供了新思路。陈健添告诉他：“摇滚不一定要愤怒，也能正能量。你写励志歌曲，可以振奋人心，可以激发斗志，也可以表达伤感和无奈。”

在电视台上班的姐姐黄小琼说得更直白：

“写了那么多歌，如果没有人听，再好又有什么用？”

在情歌泛滥的香港，要是黄家驹跟别人一样去关注97回归、关注社会矛盾，Beyond怕是永远也无法出头。他们之所以能成为第一个进入红磡开演唱会的摇滚乐队，只不过是因为妥协出了一条道路。

从《秘密警察》开始，Beyond四子剪去长发，以清爽、健康的面貌示人，歌曲越来越励志。为了得到更多关注，黄家驹必须写《喜欢你》这样的情歌，要为圣诞应景创作《真的爱你》。他曾明确地告诉伙伴：“纯粹的摇滚很难生存，如果不写一点这种歌，销量惨淡，我们很快就会失去发片机会。”

恰恰是这两首迎合商业的歌，让Beyond得到了认可。多亏了黄家驹的才情，就是写这种流行歌，他往往也倾注极大的爱。

歌一红，副作用也来了。每次出去演出，人家点名要听《喜欢你》和《真的爱你》，剩下你们想搭一首摇滚，随便。没人愿意去欣赏演奏技巧，也没人想搞明白他们宣扬什么。为此，弟弟黄家强很长一段时间郁郁不乐，上台表演心不在焉。可即便是弹错了，台下也没人知道。他们试图以流行的姿态，为香港民众普及摇滚的魅力。说到底，这种努力是失败的。

还是大老师有先见之名。

20岁的黄家驹还没组乐队呢，20岁的大老师就什么都看清楚了：

“我要是还摇滚，最终只会有仨结果，改行，自杀，神经病。”

幸福的乐队很少，不幸的乐队各有各的不幸。

赔了付老板的钱后，大张伟一夜回到解放前。2004年，“花儿”跟EMI百代签约，明确了TeenPop的风格，向流行敞开怀抱。《我是你的罗密欧》拿了不少奖，但要说红那也算不上。网络歌曲和彩铃起来，大张伟算是见识了人民和人民币的力量，天天憋着要出一街歌。然后就有了《嘻唰唰》。

小样出来时，其他人傻了，说咱不是摇滚吗这算怎么回事？大张伟说：“石醒宇你不是想买车吗？这歌没有摇滚声，但有钱声儿。”

▲ 《嘻唰唰》时期的花儿乐队造型照

大老师不愧是“大数据”创作者里的先驱，一算一个准。那一年，《嘻唰唰》突破重围，洗脑歌词传遍中华大地，“花儿乐队”声名远扬，商演不断。很多人骂大张伟背叛了朋克，宋柯听歌时也不能理解：

“这才几年啊？怎么变成这样了？”

紧接着，《嘻唰唰》被曝抄袭。大老师的“大数据写歌法”明显有Bug，东拼西凑，侵犯版权。他自称听了十几个G的歌，是从那些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作品里提炼出来嫁接而成的作品。这话谁听了都觉得可笑。

网友追着他这一污点不放，深扒他抄袭的各种段落。大张伟出面道歉，见群众不依不饶，直接把《叫卖十三香》改成《穷开心》。

并表示：我就是一裁缝。

他确实红了，但红得有代价。所有命运的馈赠，都暗中标好了价码。那些年，“花儿”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把钱挣到手的伙伴渐渐都乏了。音乐做到这份儿上，早就和摇滚没关系了。2009年，“花儿”开了解散演唱会。大张伟的乐队生涯，在泪眼朦胧中结束。

比起大老师如此干脆的“背叛朋克”和“自甘堕落”，在家驹带领下的Beyond显然要顽强太多，同时也挣扎太多。

这份挣扎，一直伴随着黄家驹生命结束。

在香港娱乐圈，唱歌、拍戏、上综艺，对艺人来说就是标配。像朴树朴师傅这种厌恶圈子文化的，那你就别吃饭了。Beyond走红后，少不了参加各种无聊聚会做各种脑残游戏，一些门面社交搞得他们不堪其扰，于是写了首《俾面派对》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黄家驹直言：“香港只有娱乐，没有乐坛。”

这句话是Beyond生存的尴尬之处。黄家驹坚持原创，到头来不如流行歌翻唱来得火。他们想通过创作让更多人认可的歌来获取话语权，再做回摇滚，显然太过天真。

公司拉他们上节目、拍电影，为的是赚歌迷的钱，不是扶持摇滚乐。1991年，Beyond和新宝艺做《犹豫》，看到批判乐坛的《俾面派对》成功，四子想做双唱片，加入更多摇滚，最终还是胎死腹中。

乐评人王晓峰说得好啊：“在香港，出一百个刘德华你都不会奇怪，但Beyond和黄家驹的出现，实在是匪夷所思。”

▲ Beyond 在日本参加节目

为了回归初心，最终，Beyond选择去日本发展。黄家驹是冲着日本的风格多样去的，觉得他们不止唱男欢女爱，能够帮Beyond扩大知名度。结果一去，四子都不开心。语言不通，整天闷在屋子里。没有活干的时候，黄家强天天打电动游戏，叶世荣学会了抽烟。

四个人背井离乡，情绪非常低迷。黄家驹以为，在日本开放的氛围里，可以做一些发自内心的东西，最终还是要妥协，去讨好流行。日本公司希望他们做一些风格绵软的作品，不要那么坚持自我。

黄家强问他哥：“那我们来日本图啥？还不如留在香港。”

无聊望见了犹豫，达到理想太不易。

最为荒诞的是，在音乐抱负还没来得及实现时，黄家驹却在参加日本综艺节目时不慎跌落而亡。他最厌恶的事，却要了他的命。

很难想象，在生命垂危之际，他说出“疼，保重…”三个字时是什么心情。

那之前，叶世荣路过一家音像店，听到店里放的是日文版《海阔天空》。当时他很激动，觉得只要有家驹在，Beyond就有希望。然而，残酷的命运没有让黄家驹看到理想最后的结局。一切故事，戛然而止。

试想一下，如果黄家驹还活着，后来的他会变成什么样？

在日本发展得顺利还好，要是回香港，要么颓了，要么就跟大张伟一样，把音乐理想先放到一边，试着去逢迎讨好这个世界。

1993年，黄家驹去世。前一年，“四大天王”横空出世，随后统治香港乐坛整个90年代。生前火不过草蜢的Beyond，如果坚持摇滚不动摇，日子是不会好过的。那十年里，满大街泛滥的都是苦情歌。

来内地发展会好一点吗？摇滚，还是别指望了。1988年，Beyond到北京开演唱会，没几个人搭理他们。后来北京滚圈儿自己都颓了，除非他们走台湾五月天那一套。回归最初的前卫风格，还是死路一条。

和大张伟不一样，黄家驹对音乐的坚持，要顽强太多。在他创造力最强的十年里，流行歌写了不少，但还没妥协到去写《倍儿爽》的地步。他衡量自己成功的指标，大概率不是“上春晚、上可乐罐、挣一个亿”这三项，而是写出既坚守自我又有足够影响力的作品。

俗话说得好啊，你对人生有打算，可世界另有打算。事实证明，黄家驹的坚守，只能带来挣扎。理想，总是可望而不可及。万一人到中年，成家生子，上有老下有下，要为生计奔波，黄家驹还能坚持多久，这事儿谁也没谱。

猜测他走大老师走过的路，倒不是说会去搞“大数据创作”拼歌。原创当然是黄家驹自始至终的坚持，他没有那么世俗的功利心。

只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话说回来，大老师依然是爱摇滚的。他几乎没什么社交，参加节目间隙也在编曲，私下听各种牛逼音乐。只是他明白，那些玩意儿不赚钱，除非等哪天挣到厌倦了对舞台厌倦了，才会放下包袱，自己爱干嘛干嘛去。

听一位朋友说，他去录《乐队的夏天》，也是非常动情，还想毫无底线地朋克一回。

▲ 大张伟在《乐队的夏天》

黄家驹之所以被那么多人传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坚持理想。能做到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张伟基于生存提前撤退，那才是大多数人的选择。如果黄家驹还活着，想必也只能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一步步妥协下去。

记得几年前的《见字如面》，郑国强在信里对儿子回顾半生时写道：

“理想太容易妥协，欲望太容易放大…最开始爸爸没有欲望，拍自己喜欢的，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后来觉得为了养活自己拍点自己不想拍的也没事；再后来为了能升官，多拍拍领导想拍的未尝不可；再后来只要能赚钱，不拍照也行。底线就是这么一退再退，当退到某一天，我拿着相机卖力地拍着领导讲话，你妈打麻将拿着《大众摄影》垫桌脚，我就突然很鄙视自己。”

人年轻的时候，谁不是想爱、想吃、想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朵。可最后，都他妈一天天老去，奢望消逝，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君不见，多少年轻时想着“一生放纵爱自由”的人，最后都把自己给嘻唰唰了。

照这个角度看，黄家驹又是幸运的。

因为《漫长的告别》里，一代硬汉马洛早就说过：生命的悲剧不在于美丽的事物过早衰亡，而在于它们变得苍老和鄙俗。

18岁那年，一脸青涩的大老师去湖南卫视的《歌友会》演出。开口唱歌前，望着台下灰鸦鸦的一片大人们，他也说了：

“很多人老了以后回去看，会发现你年轻时讨厌的那种人，就是你老了以后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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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理解他们的妥协吗？谈谈你的想法吧！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非常道》，凤凰专访，对谈大张伟

2.《坏蛋调频》与大张伟对谈“花儿乐队”

3.《Beyond：流行和摇滚之间的追梦人》，李翊

4.《大张伟：再唱摇滚，我就仨结果》，原载于《腾讯|封面人物》，马晓溪

5.《在香港，寻找黄家驹和他的光辉岁月》，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王恺

-主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