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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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 邢向东
引言
2015年，笔者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下文简称《地图集》）。《地图集》运用地理语言学方法，精心选取语音、词汇、语法条目，对西北五省区汉语方言进行密集调查，绘制方言特征地图，将方言的整体面貌和内部差异系统地呈现出来，同时建设《西北地区汉语方言语料库》。
西北大漠风光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西北地区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现状
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包括兰银官话、中原官话和部分晋语，以及少量西南官话等。兰银官话的四个方言片——金城片、河西片、银吴片、北疆片全部在西北地区，中原官话则有汾河片（黄河西岸）、关中片、秦陇片、陇中片、河州片、南疆片。晋语分布在陕北地区，分属大包片、五台片、吕梁片、志延片。
西北方言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如上世纪30年代，罗常培出版《唐五代西北方音》一书，通过汉藏对音材料和方言材料相对照，挖掘了唐五代西北方音的一系列语音特点，对后来的西北方言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50年代前苏联语言学家A·A·龙果夫出版《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主要描写的就是西北方言语法。
80年代台湾学者龚煌城通过夏汉对音材料，对宋西北方音作了一系列考察和构拟，为宋代西北方言的研究构建了坚实的基础。李范文的《宋西北方音》系统地构拟了宋代西北方言的语音系统。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语言地图集》、《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地图集》等重大项目的实施，西北方言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出版专著、词典、音档4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
西北方言的宏观面貌和微观事实逐步得到揭示，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度显著提高并持续升温。语言学界对西北地区密切的语言接触、独特的语音演变等课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已取得重要进展。
邢向东 《神木方言研究》 图片来源于淘宝网
1.1西北方言调查研究的成就
1.1.1地点方言调查和方言词典编纂
已经出版有关西北方言的专著30余部，其中《神木方言研究》（邢向东）、《绥德方言调查研究》（黑维强）、《陕西方言调查研究丛书》（邢向东主编，8部）、《乌鲁木齐回民语言志》（刘俐李）、《焉耆汉语方言研究》（刘俐李）、《同心方言研究》（张安生）、《兰州市志•方言志》（赵浚、张文轩）等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
方言词典编纂方面，主要是列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西安、银川、西宁、兰州几部分地方言词典，陕西省近年来出版了《陕西方言词汇集》、《把根留住》、《陕北语大词典》等大型方言词典。
邢向东《西北方言重点调查研究刍议——以甘宁青新四省区为主》提出应进一步加强西北方言的重点调查研究。
1.2语言接触研究
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问题历来是国内外语言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如早年的伯希和（法）、马伯乐（法）、罗常培，后来的高田时雄（日）等。
日本著名学者桥本万太郎曾提出著名的“北方汉语阿尔泰化”的观点，越来越多的语言事实证明这一观点是有说服力的。
近年来，西北地区的语言接触研究持续升温，如贝罗贝（法）、罗端（法）、柯理思（法）、曹广顺、张安生、林涛、海峰、杨永龙、徐丹、王双成、莫超、吴福祥等，都对汉语西北方言与藏语、阿尔泰语系语言乃至印欧语系语言的接触给以强烈关注，组织了不少国际项目和研讨会，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莫超、雒鹏等：临夏方言语法；
张安生：河湟方言语法；
杨永龙：青海民和甘沟方言语法；
徐丹：甘肃唐汪话；
王双成：青海方言语音中的特殊音变及与藏语安多方言的接触；
林涛、海峰、刘俐李等：中亚东干语（陕甘方言）；
柯理思：西北方言情态问题的考察
贝罗贝、罗端等：对语言接触问题的考察
卢兰花、张建军：对河湟地区方言语音的考察
近年来对元白话与西北方言关系的考察
两个热点：一是甘肃、青海河湟地区回民方言语法中所体现的语言接触及其导致的特殊演变；二是新疆及中亚东干族所操的陕甘回民方言的接触演变。
1.3 西北官话史研究
新时期以来，龚煌城、李范文、孙伯君、王洪君、乔全生等学者，利用宋代的夏汉、汉藏对音材料，结合现代方言，对宋西北方音展开研究，成果丰硕，如认为宋西北方言与唐五代西北方音既有承续关系，又有所不同；宋代西北方音中全浊声母清化后一律送气，鼻音声母伴随较强的浊塞音成分（鼻冠音），宕梗摄阳声韵尾已经脱落，咸山深臻江曾通等摄的阳声韵尾也有脱落的迹象等。
王洪君认为，中原官话汾河片方言是宋西北方音的直系后裔；乔全生认为，并州片晋语是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直系后裔。
美国学者W.South Coblin（柯蔚南）A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Northwest Chinese（1994，《中国语言学报》专刊）利用汉藏、汉夏对音材料和现代方言语料构拟了汉语西北方言音系；莫超（2014）对西北地区的方言文献作了辑录和研究。
以上研究，对建构西北官话史具有重要价值。
1.4 特殊语音演变研究
对西北地区一些独特的语音演变现象，如声母演变、元音高化、声调简化、连调分层等重要现象，学术界均有描写和论述，如邢向东、张双庆、张维佳对关中方言语音演变的研究，刘俐李、海峰、林涛对新疆回民话及东干语语音演变的研究，张成材、王双成、卢兰花对青海方言语音及其与藏语、突厥语族语言关系的研究，莫超、李蓝、雒鹏、张建军等对甘肃方言声调的研究。邢向东对西北方言词调问题的考察。
1.5 关中方言系统调查和甘肃方言调查
关中方言系统调查是张双庆主持《当代关中方言调查及声母、介音演变研究》和邢向东主持《近八十年来关中方言微观演变研究》中的调查项目，在陕西关中选择48个点，调查材料包括：音系，单字2273字，词语1624条，语法例句70条，除了对白涤洲《关中方音调查报告》的追踪调查之外，更对关中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作了系统调查。
李蓝主持《中国重点方言区域示范性调查研究•甘肃方言调查》
该项目以县为单位，对甘肃方言进行全面调查，2012-2015年完成调查。调查材料包括：单字1500字，两字组连调268组，常用词430个，语法例句117个，长篇语料《北风和太阳》。这个项目是西北地区迄今为止最系统的方言调查项目。其主要做法接近《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目的是为汉语方言区域调查提供示范。
1.6 西北方言研究中的方言地图
在以上的考察中，部分作者运用了地理语言学方法，运用绘制方言地图考察一些重要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并对其演变和地域变化加以解释。
如《近八十年来关中方言微观演变研究》中绘制了50余幅方言地图。
请看以下四幅地图。其中前两幅反映双唇音声母唇齿化的音变在八十年间的分布变化。
图一 《报告》双唇音声母唇齿化分布图
图二 当代关中方言双唇音声母唇齿化类型分布图
图三 关中方言“组”的读音分布图
图四 山臻摄合口一等精组字声母、介音颚化分布图
1.2西北方言研究的不足
1.2.1 各省区发展不平衡：新时期以来到上世纪末，新疆、宁夏的方言研究发展较快，本世纪以来陕西、甘肃的方言研究发展较快。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人才流动和后备力量不足。
1.2.2 研究地点和调查内容不平衡，研究的系统性有待加强，基础性调查研究亟需加强。
调查地点不平衡：
方言调查点的设置主要受到两方面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一是调查者自身对方言的熟悉程度，大多数学者选择母语和熟悉的方言进行调查；二是与学术热点紧密相连：看某方言中存在的语言现象是否受到关注。
就目前情况看，西北方言研究中调查地点不平衡的现象比较突出，热点地区备受关注；除了前述关中、甘肃方言的调查，大多数方言尚未开展系统性调查。
调查内容不平衡：
热点问题成果集中，长线课题投入不足，基础调查较受冷落。比如在语言接触密切的地区，大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语法领域，对语音、词汇则缺乏系统深入的描写，使得学界对这些方言的认知停留在语言接触导致的特殊语法现象上，对其整体面貌则缺乏系统了解。甚至有的方言是否属于汉语都存在争议，如甘肃唐汪话，在国家语保工程中就被纳入以民族语为主的濒危语言加以保护。
1.2.3 研究力量有待加强
西北方言研究中存在一个突出现象：语言接触问题研究主要以国外学者和国内高层学术机构的学者为主，西北本土学者深度参与者较少。反映西北地区方言学者的学术敏感度较低，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开拓。
1.2.4 至今尚无一部能够反映西北方言宏观面貌的方言地图集，这既是西北方言研究的学术空白，也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一个空白。
改变西北方言研究地域不平衡、选题不平衡、研究力量较弱的最佳途径，就是以系统性强、能够带动本土研究力量参加的大型课题为龙头，精心谋划，用大课题来带动小课题，从整体上促进和提升西北方言的研究，培育本土的研究力量。
从理论层面的思考和调查的实践看，《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正是这种类型的课题，有助于达成上述目标。
西北戈壁 荒漠 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地图集》调查点的选择
2.1选择调查点的原则
首先考虑地理均衡，同时结合已知的方言分布。
地理均衡是绘制方言特征地图的首要原则。《地图集》的调查点，初始是在地图上画出的。同时，西北方言调查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在地理均衡的前提下适当考虑某一区域内的方言差异及其分布。
其次考察密度适中。
方言地图集中，方言点的最佳密度是达到学术价值最大化与可操作性的平衡。
可操作性包括：地图的容量，读者能够较为方便地使用，调查难度。
《地图集》调查点数目的最后确定，就是这一平衡的结果。
实施过程经过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地图上确定本地图集的调查范围，即“西北地区汉语方言”的分布情况。主要依据是《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在地图上初选调查点。
有些《中国语言地图集》未列入汉语方言的地区，确实有比较稳定的大批汉族、回族人口分布，他们的汉语方言也比较稳定，后来补充到了调查范围之内。
第二阶段，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已知的方言情况，进一步增删、确认调查点。这一阶段充分发挥了三个子课题（分别为陕宁、甘青、新疆调查团队）的作用。一方面，西北地区汉语方言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成果，这些成果应当尽量吸收进来。另一方面，子课题的团队成员常年在本地区生活、工作、调查，他们对当地方言了解更多，而且他们同当地老百姓关系密切，需要初步了解某些方言的基本情况时非常方便。
因此，项目主持人利用调查培训、试调查的机会，或通过书信，与子课题调查团队反复讨论、互动，根据不同地区方言特点、类型等分布情况，调整了具体的调查点
目前选点493个，其中陕西171个，宁夏36个，甘肃144个，青海27个，新疆115个。
根据最近的调查情况，新疆有个别点被迫放弃了。主要原因是方言太新，老一代的汉族、回族不在此地居住了。
2.2布点密度
方言地图的布点密度，应当考虑学术价值的最大化与调查、绘图的可操作性的平衡。
从学术价值来说，布点密度越大，方言地图揭示的方言事实越多，反映方言演变中的细节越多，潜在的学术价值越高。
从可操作性来看，调查点越多，调查难度越大，同时，从地图的容量来看，布点过多，地图的清晰度会收到影响，读图的难度越大。
因此，布点并非越多越好。必须达到学术价值和调查难度、地图容量的平衡协调，才是最佳方案。
从目前的布点密度来看，设点493个，平均0.66个县级单位设点1个。《汉语方言地图集》中西北方言共设点59个，平均5.5个县级单位设点1个。前者是后者的8.4倍。
《中国语言地图集》 图片来源于网络
2.3选择调查点要处理的几个问题
第一，有些《中国语言地图集》没有标注汉语方言的民族地区，调查证明也有较为集中、稳定的操汉语方言者居住，其主体或为汉族，或为回族，在县城或境内有代表性的乡镇安排一个调查点。如甘肃省甘南州的合作市、夏河县（方言比较接近临夏话），青海黄南州的尖扎县，海南州的共和县，海北州的祁连县，确定在以上5个市县设点。
第二，回民、汉民汉语的差异及调查对象的选择问题。采取主体居民为先的原则。
在回汉大杂居的地点，选择调查汉民汉语还是回民汉语，也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如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在临夏市范围内，汉族住在城区，八坊回民住在城区周围，尽管界限清楚，可以分别调查，但地理上距离不够远，只能调查城区方言；而广河县境内绝大多数居民是回族，应当选择回民汉语作为调查对象。
有的同一个村子既有汉民又有回民，就需要根据人口数量来确定调查对象。
同时，在调查材料和将来的地图上，在某些回汉杂居地区，将根据实际调查对象标出“回”“汉”，在反映地域差异的同时反映方言的社群差异，为下一步开展社会语言学研究提供导引。有可能构成这部地图集的一个亮点。
第三，新疆地区的兵团汉语是否设点调查？在新疆已经选定的调查点中，有些新设立的市县，其代表性方言就是兵团汉语，如五家渠市、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的独山子区等。新疆兵团已有三代人的历史，如果仅仅以兵团所在地的原居民作为调查对象，则他们的方言缺乏代表性；如果调查人数占优势的兵团方言，那么其他地点的兵团方言如何处理？
就这一问题，项目主持人与新疆子课题团队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的基本共识是，首先应坚持地理均衡的设点原则，有些地区的汉族以兵团为主，则选为调查点。如果当地有形成更早、更稳定的汉语方言，则以这类汉语方言作为调查点。不必为突出兵团方言而在距离较近的地区专门设点，牺牲地理原则。
新近的调查中，基本放弃了兵团汉语方言。
三、调查表及选条原则
经过前期工作，《地图集》确定调查条目为1127条：其中单字475条，两字组连调42组，词汇517条，语法93条。
3.1《地图集》的调查条目与《汉语方言地图集》的相关性
《汉语方言地图集》是中国第一部语言特征地图集，具有开创意义。其调查条目经过千锤百炼，非常精炼，而地图条目又经过精心分析，因此每一幅地图的表达效能都很高。本《地图集》的调查条目，应当充分吸收它的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后出转精。
《汉语方言地图集》共510幅地图，其中西北方言完全一致的有107幅，占地图总数的21%；基本一致（仅陕甘个别方言不同）的48幅，占总图数的9.4%；两者合计155幅，占地图条目总数的30.4%。
上述西北方言完全一致和区别很小的条目，在《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中，可以基本考虑不作调查。相应的调查条目，大多数都没有列入。
至于其中西北方言完全相同（个别基本相同）的条目，拟在将来的地图的“说明”中加以体现，可以专列一节“西北地区方言一致的语音、词汇、语法条目”，以说明西北方言的共性特征。
仔细检视《汉语方言地图集》的地图条目在西北方言中的体现，我们对本课题的研究空间和研究方向有了清晰的认识，对条目的设计有了更准确的把握。
《汉语方言地图集》有许多条目反映方言的存古现象，而西北方言在存古性方面并不显著，在创新演变、语言接触方面的特点则非常突出。
比如，西北方言单字调数量较少，大多数方言的单字调数目在4个以下，大量存在3调方言，个别方言的单字调甚至少至2个。与此相伴随的是，西北方言的连读调系统比较复杂，除了连读调（组合调、语音变调）、词调（词汇、语法变调，包括轻声）以外，还有因古调类在单字调和连读调中的相互参差而造成的调类系统的复杂性。这些独特的语言演变现象，应当在地图集中有所体现。
3.2《地图集》调查条目的特点
西北方言中存在许多独特的语言现象，如元音高化导致的一系列声母、韵母的独特演变，单字调的严重简化与连读调的分层现象，回民汉语与汉民汉语之间存在差异，语言接触导致语法上的一系列特征，如名词格范畴、SOV型语序、特殊的人称代词与指示代词、“把”字句、“给”字句、比较句等，这些特点，都应当在本地图中得到体现。
3.2.1地域差异明显的条目
西北地区也存在许多地区差异十分明显的现象。《地图集》的首要目标是反映这些现象的地域差异，因此，选择已知的内部差异明显的条目，是确定调查条目的第一要义。例如，语音部分：
单字调数目与古四声的分合：最少的是甘肃红古、青海贵德等地，2个，最多的在陕北晋语的佳县、吴堡等地，5-6个。
古入声字今调类：搭踏拉盒，瞎拨脱辣活。
古全浊声母字（尤其仄声字）今读是否送气：大坐，柱，地，菢，淡蛋。
n、l的分混（包括洪混细分、不分洪细全混）：怒路女驴，你李，脑老；年莲，暖乱。
双唇音声母的唇齿化，主要存在于单韵母o、u之前（邢向东2013a），这种现象对认识上古到中古汉语之间的“重唇音变轻唇音”的语音演变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知庄章组声母的读音及其与精组字的分混，在西北地区不但呈现出复杂的音类分合关系，而且表现出非常多样的音值样态。以知庄章日组的今音音值而论，有唇齿音、舌尖后音、唇齿及舌尖后双焦点、舌尖前音、舌叶音（声母带圆唇作用）等。调查条目如：茶，猪除初锄书鼠树，纸柿，罩炒，潮赵照烧，抽皱愁瘦，传砖船软，春出顺闰。
见系开口二等字声母的读音：街解鞋矮，间闲。
“支微入鱼”现象：泪醉水围。
“曾一入、梗二舒入声韵读齐齿呼”的分布范围：“北棚百麦”的读音。
通摄合口三等精组入声字读撮口呼；山臻摄合口一等精组来母字是否读撮口呼等。
轻声音节的读音，是否存在“轻声不轻”的词调：名词叠字组、四声+轻声。
词汇、语法部分的条目：
“小、头”的说法。
重叠式名词（AA式、AA子式、AA儿式、AAB式、ABB式等）。
人称代词（西北许多方言用远指代词兼任第三人称代词）。“我”青海、甘肃不少方言说“家”。
复数标记“们”是否用于非人类、非生物。
时体标记：“来、也”用于表示时制关系；
语气词：“着、去来、来”等。
3.2.2可能与语言接触有关的条目
常用的借词：病/别麻日、仇人/都失蛮。
远指代词“那、兀”及其兼表第三人称：近年来关于这种现象的来源颇多争议，《地图集》条目可以反映其在西北方言中分布的广泛程度及词形。
SOV语序，名词的宾格、与格标记“哈”，“哈”字句与“把”字句杂糅，从格、方所格的表达方式，差比句。
值得注意的是，来自陕甘回族的东干语中，似乎是“把”字句占优势，河湟一带的回族方言中，则是名词的宾格、与格标记非常发达，与“把”字形成竞争、杂糅、叠置的情形。
3.3.3回、汉民汉语有差异的条目
回族的母语是汉语。西北地区的回民汉语，在若干重要特征上与汉民汉语存在差异。反映出汉语方言在存在地域差异的同时，还存在显著的社群差异。
典型的例如：端精见组齐齿呼字的读音，“钉精经”“提齐棋”是否同音。关中东部和西北回民中，普遍存在端精见组齐齿呼字大合流、读舌面前音的现象，那么关中方言的此类读法与西北回民之间是否有关联呢？希望方言地图将有助于揭开这一谜底（邢向东2013）。
儿缀词的有无及是否儿化、卷舌：同处一地的回民、汉民方言，往往是汉民方言没有儿缀词，或只有极少儿缀词且未发生儿化；而回民方言则存在大量儿缀词，同时大多读卷舌的儿化韵。
鼻音韵尾的演变。
一些常用词的说法：油饼（油香）、死（无常）、头巾（搭头）、利索（干散）、满足（知感）
“我比他大”中“比”的说法。
3.3.4反映独特演变且与语言类型关系密切的条目
元音高化与舌尖化、辅音化：这是西北方言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音变现象。似乎在甘青河湟一带方言中最为严重（王双成2006）：一衣、五、雨榆。
与词汇、语法形式关系密切的变韵、变调，有人认为属于D变韵，在陕西关中西部、陇东一带分布比较密集，在整个西北方言中的分布还不清楚。
合音词。
单数人称代词、单音节亲属称谓内部的声调类化。
用变调手段区分人称代词的单数、复数。（关中：我、你、他，单数读上声，复数读阴平）
“给”及“给”字句：是方言语法和语言接触研究的热点。“这本书给他给给。”
助动词、否定词与“把”的语序；
程度副词与谓语中心的语序（很好/好得很）；
“甚不/不甚+VP”的说法；
选择问、反复问。
3.3.5存古性强和反映民俗、风物的条目
前者如：（刀子）快、站、嘴、丢失、完、胖、（小孩过）生日。
后者如：窑洞、烧炕、褡裢、水窖、曲连馍、面花（花馍）、过十二岁生日。
3.3.6排除穆斯林忌讳的词语
如“猪、猪肝、猪舌头”等将不列入调查条目。
中国西北草原风光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四、调查系统与地图绘制
4.1调查系统
本项目调查中，采用“斐风”语言调查软件进行调查和数据处理。要求调查人必须在当地一边调查一边录入，不允许采取先录音后转写的方式。
操作熟练以后，除了音系表、连读调表或语法表之外，调查人员只需将调查结果直接录入，省去了先纸笔调查后录入的环节，既可减少出错机会，也便于校验、修改及后期处理数据。
调查阶段基本结束后，开始材料入库和建立数据库。将500个左右方言点的调查材料集中在系统中，首先建立“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数据库”，研究人员可以随时提取、检索、比较、分析，为地图条目分类和绘图服务。最后将建成开放式的“西北地区汉语方言语料库”。
4.2条目分类
调查基本结束以后，将进行条目分析与分类工作。这是本项目最后阶段的难点。做好条目分类，既要对汉语方言的整体特点有所把握，又能对西北方言局部的特点有全面了解，还要对某项语言特征的理论意义有恰当的认识。地图条目要有较高的表达效能，还要避免重复。
地图条目分类完成以后，再建立“地图条目数据库”，供绘图使用。
4.3最终成果
（1）绘制《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预计绘制400幅左右。
（2）建设《西北地区汉语方言语料库》，包括所有调查到的语料。
五、地图绘制的理论追求和社会意义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通过绘制《地图集》，最大限度地开发西北地区中的方言资源，发挥西北方言的理论价值，为“一带一路”建设和西北方言文化的保护做出贡献。
5.1理论追求
（1）为西北地区绘制第一部布点细密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填补我国地理语言学的空白。通过不同的地图条目，系统展示西北方言的语言特征及其地理分布，反映由特殊的语言接触导致的不同寻常的演变，由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的回民、汉民方言的异同，以及一些特殊的语言演变现象，进一步挖掘西北地区蕴藏的丰富语言学资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2）为语言理论研究提供新材料和新视角
西北方言是近年来语言学界关注的热点地区，语言接触、汉语史领域的学者都对它倾注了很大的热情。《地图集》力图反映语言特征及其差异的细微之处，最大限度地展示演变过程的细节，为归纳和解释语言演变规律提供直接证据；反映由语言接触导致的各种特殊语言现象；反映同以汉语西北方言为母语的回民、汉民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的社群差异。
从而为语言接触理论、语法化理论、语音学及音系学理论、社会语言学理论提供更加鲜活的语料和新的研究视角，推动中国理论语言学的发展。
（3）为西北官话史的建构打下扎实的基础。
西北官话史属于北方官话史的一部分。有证据表明，西北方言在较早时期已经同其他北方方言产生了分歧。
对于它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一些通过对音材料以及敦煌变文的考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如罗常培、龚煌城、李范文、邵荣芬、高田时雄等的研究。
南宋以后的西北方言史研究鲜有成果，现代西北方言与唐宋西北方言是否存在直接继承关系，成为一道谜题。
《地图集》将细微地反映方言差异、演变方式及其与人口迁移的关系，构成平面的方言史和人口流动史，为构建西北官话史打下坚实的基础。语言特征地图和文献记载相互参校，可能部分地回答上面的谜题，刻画近代以来西北方言形成和变化的历史。
“一带一路”路线图 图片来源于网络
5.2社会意义
（1）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丝绸之路沿线文化建设服务
西北地区在我国“一带一路”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新疆是“一带一路”建设重点省区，陕西省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整个西北都处于丝绸之路沿线。
（2）为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和语言规划提供支持
《地图集》相当于一次语言国情调查，能够细致反映西北方言的宏观面貌和微观状况。绘制方言地图集、建立方言语料库本身即是方言保护的最佳途径之一。其调查成果和语料库还可作为有关部门制定语言规划和保护语言资源的参考，推动西部农村的语言文字工作。
（3）提升西北方言研究水平，加强本土方言人才培养
西北地区蕴藏着一大批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潜在力量。
通过地图集的调查，可以为西北高校培养一批能够独立进行方言调查研究的人才，产出一大批阶段性成果。整体上提升西北方言的研究水平。
5.3目前的进展情况
调查共分3个子课题。已经完成五分之四的调查任务。今年内希望能够完成全部调查任务。2019年进入条目分类、建库阶段。
新疆最缺乏方言调查研究人才，调查条件最艰苦。
调查过程中出现不少阶段性成果。今年打算编一个集子，明年出版。
估计到2021年能够基本完成地图绘制任务。
说明：本文来源于邢向东先生在暨南大学“第二期口语表达与方言文化暨第六期地理语言学培训班”上的课件，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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