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张郎郎

中国摇滚史的开端之作，肯定是崔健的《一无所有》。我第一次听到年轻人合唱这首歌，是在1980年代的一个夏天。

那会儿，后来写出《疯狂的君子兰》《北京人》等畅销书的女作家张辛欣在北京人艺工作，为人艺培训班的学生毕业演出当导演，排演的是一出苏联的话剧。可能张辛欣觉得这些年轻人太不了解俄罗斯文化，就请我来做个文化普及讲座。

那会儿我低估了这些年轻人，虽然十年期间他们没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其实他们各有各的路子，借书、买书、抢书，甚至偷书，千方百计偷偷充实了自己。

我那会儿也太掉以轻心了，一高兴就容易天马行空。课后，张辛欣告诉我，讲得还算生动，反映还可以。不过，有些故事细节就值得商榷了。比如，邓肯的确是在叶赛宁自杀后才意外出车祸去世，可是你讲的故事时间不大对，两个时间节点并没那么近。听到此话，我顿时背脊发凉，以后，给这伙人讲课真得留神，可别不把豆包当干粮。

这伙年轻人彩排时，请我去看演出。全剧结束的时候，没想到那场面会让我耳目一新。他们在台上边唱边舞，唱的竟是崔健的《一无所有》。十来个青年，嘶吼着青春的无奈、愤怒与重生！我在台下屏住呼吸，老天爷，这难道是在80年代的中国北京！

当年这帮学员有丁志诚、冯远征、吴刚、岳秀清等等，现在都已经是大腕了。他们热情澎湃地合唱中国第一摇滚，久久激荡于我心中。不知道如今他们还有当年这股子浩气吗？

上海学者朱大可曾说，1970年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大院里手弹吉他登台，演唱了披头士乐队的摇滚歌曲《Let it Be》。他身穿军装酷帅的造型惊呆了台下的一名小朋友，成为他的摇滚精神隐秘的启蒙者。小朋友后来成了中国的摇滚教父，他就是崔健。这个桥段被后来在窦文涛、梁文道的追问下，被崔健本人证伪。但他说林立果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说过，如果有机会，他一定让全国人民听摇滚音乐。

我们开始听披头士，试图学着唱他们的歌，开始于1965年底到1966年初。有朋友问：那时我国城市里在搞社教运动，农村在搞“四清”。你们怎么还有这样闲情逸致呢？

其实人们在描绘一个大时代的时候，都是宏观叙事，说的都是大环境、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状况。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政治形势的确愈来愈严峻，但紧张的是上面和下面两头儿，而我们——“太阳纵队”文化沙龙及其外围的年轻人的位置恰好在中间，仿佛置身于宁静的台风中心。“太阳纵队”的故事我在随笔集《宁静的地平线》里有详细描述，在即将执行死刑时，我们被周恩来一纸救出，在十年牢狱之后假释出狱。所以，在当时我们只是另类的一小撮，并不能代表时代的氛围。

一天傍晚去王府井森隆饭店吃饭，我遇到了一群外国人，无意中听见他们在说法语。那会儿在中国学法文的人不多，于是我有点儿想得瑟，上前用法语和他们打了个招呼。没想到，这一招呼使得披头士歌声冲进了我们的生活。

北大的法国留学生郭汉博热情地请我们过去和他们一起吃晚饭。郭汉博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专业是藏语和藏文化。一顿饭下来，似乎就成了朋友，老郭让我有功夫去北大找他玩儿。一来我对异国文化好奇，二来是想趁机练练法文口语，转天就兴致勃勃地赶到北大。郭汉博正在宿舍用打字机做作业，房间里一部新型录音机播放着我从来没听过的歌曲。我坐在一边等他做完功课，激动地听着闻所未闻的天外之音。

老郭可能是看到了我痴迷的表情，问我喜欢不喜欢这首歌，我说，从来没听过这种歌，也不知道居然能这么唱歌。他这才告诉我这首歌叫《橡皮灵魂》，还给我讲述了歌词大意。然后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分享了披头士乐队轰动世界的故事。

他说得眉飞色舞，我听得魂飞魄散。

我从高中开始学法文，用的录音机都是平放在课桌上。而老郭的录音机是竖着的，录音带像放电影那样竖着旋转，音色也比我的录音机好得多。当时，不知是被这个崭新漂亮的录音机催眠了，还是被披头士的歌声催眠了。仅此一次，披头士就让我着了魔。

再见到老郭是在紫竹院，我把踅摸来的两盘录音带给老郭，因为他答应给我转录。那回老郭还带来了法国姑娘玛利雅娜·巴斯蒂，她也在北大读研究生，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她说她不太喜欢披头士，更喜欢法国那些平和别致的小调。说着，就唱了一首法国民谣。那是我第一次和一位货真价实的法国金发女郎面对面聊天、听歌。虽然我更喜欢披头士，但出于礼貌也出于对她的尊重，觉得她质朴的歌声也很动人。他们俩比我也就大两三岁，就觉得都是同龄人。

那天老郭把第一次替我转录好的录音带交给了我，我兴致勃勃赶回美院。正好外语附中的同学张润峰来看我，我们就一起去美术研究所找韩增兴。小韩是“太阳纵队”的外围，他虽然不写也不画，但是很喜欢和我们一起摄影、看电影、听音乐。当时，美院的大队人马都到邢台“四清”去了，校园里没几个人，我们几个就在宿舍里静静地听这些从没听过的歌曲。我事先已经忍不住绘声绘色地把刚从老郭那听来的披头士的故事讲给他们。记得当时我是这样形容自己如何被震撼：那声音，那节奏，直接劈开了我的天灵盖。

我是学法文的，润峰是学西班牙文的，小韩是学俄文的，所以，根本谁都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但是，音乐的节奏及特别的和声已经让我们如痴如醉。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听。忍不住地鹦鹉学舌跟着瞎唱，不亦乐乎。

1966年晚春，我们相约去西直门外的广州酒家吃饭。那天除了我、老郭、巴斯蒂以外，还有他们带来的瑞士留学生，我带来哥们儿巫鸿。巫鸿1963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美术史。15年之后重返美院攻读硕士学位。1980年赴美，获哈佛大学美术史与人类学双博士学位，现在是芝加哥大学任艺术史教授。在“太阳纵队”的圈子里，他算是在艺术、学术上硕果仅存的。

那天饭馆很挤，挤得我们不得不促膝长谈。我告诉他们：我们对披头士入迷了，请求老郭接着给我们录更多披头士的歌。他豪爽地说没问题。大概因为喝了点啤酒，我情不自禁地开始模仿披头士旋律，像模像样地哼唱了起来。他们几个听后面面相觑，诧异地问：你唱的是披头士吗？我说：没错！肯定是这个旋律，就是你给我录的这些歌呀。

老郭的立式录音机是便携的，就在他硕大无比的背包里。他打开录音机，放上那盘录音带，我熟悉的披头士响了起来。我一边跟着哼唱一边说，你看，你看，对了吧，就是这个。

他们几个哭笑不得，似乎百思不得其解。幸亏那个瑞士留学生音乐功夫非同小可。他说：老郭你把歌曲录反了。他们听的是逆行披头士。我们几个恍然大悟，哈哈大笑。没想到，倒着唱的披头士也这么好听。老郭说实在对不起，我拿回去全部给你重录。当时，我都傻了眼了，至今我也不明白，怎么会把音乐给反录下来呢，更不明白倒唱披头士也如此旋律优美、节奏清楚呢？老郭说：这说明披头士还是非常严谨的古典音乐，经典古典音乐旋律都可以反奏，一样好听。这回真让我们长了见识。

那天巴斯蒂正好坐在我旁边，我们聊得很开心。我问她是否喜欢滑冰。她说喜欢。我们击掌约定，冬天一起去北海公园去滑冰。其实我滑得并不好，不如巫鸿的跑刀滑得那么快，也不如外语附中的刘贵花样滑得那么花哨。我只是想，穿一身红色橡皮绸的法国金发女郎巴斯蒂，肯定会给北海冰场留下一幅难忘的美景。

正说着，老郭指着迎面走过来的卡玛说，她也是你们101中学的。我和巫鸿连忙回头，瞬间都楞了。那健壮高大的女青年怎么会是卡玛呢？卡玛是美国人，一幅西方人长相，说一口流利的京腔。她的父亲韩丁受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上世纪40年代来到中国，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巫鸿认识卡玛是在她初一的时候，我认识卡玛是在她初二的时候。那时我已经上大一了。在我们眼里她就是一个青涩苗条少女，才三年不见怎么完全变了模样？说来话长，再见卡玛已是在美国，她成了纪录片导演，还获得过普利策奖。

我们最后一次聚会，北京已经开始“破四旧”了。我们约好去颐和园西堤湖划船。尽管我带了便携式的电唱机，放上了一曲《Blowing in The Wind》，不是鲍勃·迪伦唱的，而是男女二重唱，音色非常柔和、悠扬。我们几个在湖中心，收起船桨任由小船飘荡。他们告诉我，得到通知了，所有留学生都得离开中国。那乐曲因此也似乎变得有些忧伤。这短暂的友情使我们惆怅，冬天的约会就此泡汤。估计至少一年之后，他们才能回来与我们重逢。我送给老郭一套影印本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另一位北京朋友居然陪老郭坐火车南下，到广州乘船回法国。那年头，友谊的重量似乎比黄金还重。

谁都没想到，这一别竟有二十年之久。直到1990年我去巴黎见到巴斯蒂，她已成了巴黎师范大学的副校长。我大吃一惊，这是培养让·保尔·萨特的学校。一个我年轻时代遇到的的法国姑娘，居然也会变得德高望重。而郭汉博，当年的老郭，刚刚从《世界报》退休，和一位台湾著名学者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的古籍。他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家，对我热心细心，带着我走遍巴黎中心的大街小巷，一一呈现他曾经给我讲过的典故。

当年，他们像候鸟一样飞走了，我们的披头士音乐源泉干涸了。原先那一拨最早传进来的披头士已经在我们及其周边的孩子中，引起了继续追寻的热忱。

我家对门的吴尔鹿有位同学叫林中士，住在友谊宾馆。林中士的母亲是英国人，父亲是马来亚共产党领袖。友谊宾馆住着世界各地来的友好人士，他家是常驻那儿的老住户。林士中可谓奇货可居，手里收集了许多北京青少年买不到的东西，他就做些这方面的小买卖挣点儿零花钱。他也认识老郭，告诉老郭一句中文俗语，就可以换杯啤酒或者几块人民币。据说“三十如狼四十如虎”一句话，就从老郭那儿挣了十块。

林士中手上有几张披头士的唱片，可我那会儿也没什么钱。他就带我去一对法国青年夫妻家作客，让我当面给他们画水墨画。我在他们家画了三张，一张花鸟，一张猫咪，还有一张头像。签了名作为礼物，回送给我的是一张披头士唱片，反正他们就要离开中国了。我就这样一来二去挣了几张唱片。

我入狱之后，这些唱片就落在我弟弟张寥寥手里。当时吴尔鹿手里也有几张。那会儿，仅凭这个，在北京青少年中他们俩就不得了了。后来寥寥开始自己弹唱披头士的《昨天》《黄色潜水艇》等等。

我于1977年最后一天出狱回到家里。想起了当年在黄永玉叔叔家听牙买加的流行歌手白利·方达的歌，就前去拜访。我想：也许他们现在应该也听披头士了。

和黄叔叔一家久别重逢，他老人家很开心，给我放上一张保罗·西蒙和加芬科尔二重唱的原版唱片。他们因演唱好莱坞经典电影《毕业生》主题曲而在国际流行乐坛大红，可看到这部片子却是在许多年之后。当他俩唱起了“Bridge Over Trouble Water”的时候，黄叔叔、师母和儿子黑蛮都小声跟着唱了起来。看来，这些年他们已经迈过披头士了。

1978年到1980年我回到中央美院教书，美院有许多留学生。他们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西方音乐，有古典，有声乐，当然也有大批的摇滚。海啸般的音乐，扑面而来，而崔健作为标杆，开辟了中国自己的摇滚。

1988年我去了美国，和我同在普林斯顿的苏炜是黑胶唱片的发烧友。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开始收集唱片。当我看到披头士六七十年代的唱片，心头一股热浪穿过，真有“千里他乡遇故知”的感觉。看到西蒙的二重唱也赶紧买，看到ABBA也买。就像杰克·伦敦写的《热爱生命》故事一样：一个曾经长期饥饿的人，会像松鼠一样疯狂收集各种可口的食物。

前些年我回北京，给我弟弟寥寥带的礼物，就是当年他曾经拥有过的那两张披头士。他半天没说话，仿佛时光倒流。

现在我北京家里还有几张披头士的黑胶唱片，只是没条件听了。但我还会拿出来看看。“当我们想起年轻的时光，当年的歌声又在荡漾！”披头士黑胶唱片和曾度过那时代的我，看来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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