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日，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确认，由12名董事组成，负责监督、指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日常运营的董事会中，德国将获得一个席位。柯慕贤还特别强调，这名德国执行董事将代表欧元区国家。

实际上，欧元区或者说欧盟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德国“代表”，自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德国在欧盟内部影响力的上升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个德国主导下的欧洲正在形成，德国在欧洲“重新崛起”。

无论欧债危机、乌克兰危机，还是当前欧洲所遭遇的二战后最为严重的难民危机，德国都在其中发挥着毋庸置疑的领导作用。

面对欧盟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我们最为关心的是，德国的“重新崛起”将会长期存在还是欧债危机背景下短暂的幻象？“德国崛起”的根源又是什么？德国主导下的欧洲符合中国利益吗？

另外，欧盟层面的制度安排对德国也是一种限制，德国的权力未来将会逐渐减弱，同时，因为与重债国关系紧张，德国的影响力在欧债危机中实际是受损的

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忽略了两点。首先，德国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领导权并非没有必要，无论德国政治精英主观愿望如何，这都是必须的，是符合德国国家利益的唯一选择。

因为欧元区是德国经济的依托，一旦欧元区解体，对德国的打击将是致命的。而为了保存欧元区的完整，恢复欧元的竞争力，需要一个切实的经济改革方案和保障这一方案获得实施的强有力的领导者、监督者，这一角色目前只有德国可以承担。

《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评论文章将德国称为“不情愿的霸权”（The Reluctant Hegemon），认为正像二战后是美国肩负起领导职责来支撑起脆弱的西德一样，现在轮到德国来领导它那些深陷危机的盟友，这既是为了盟国，也是为了德国自己的利益。言外之意是德国内心不情愿成为欧洲的领袖，德国的领导地位是形势所迫。

但实际上，德国早已不再是个“不情愿的霸权”，而是对自己影响力的上升持非常正面的看法，德国对欧洲的领导比之前更为自信和从容，不再遮遮掩掩，“故意”保持克制姿态。

德国总统在2013年德国统一日的演讲中要求德国在欧洲“承担更多的责任”，在现实政治中，“责任”实际上是“权力”的另一种委婉的表达。

德国联盟党和社民党在组成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有专门一章讲“德国的欧洲责任”，开篇就说：欧洲的统一事业仍是德国最为重要的任务，在过去几年中，欧洲伙伴对德国的期望改变了。

德国人不好意思直接说出来，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欧洲伙伴希望德国承担更多的领导责任。紧接着，“协议”又继续写道：欧洲正处在一个历史时刻，在这变革时期，德国作为经济强大的成员国和欧洲的稳定之锚，责任在增长，也被其伙伴国寄予了特别的期望。

这句话的本意就是：欧债危机中，德国的领导地位得到加强，而其他成员国也期望德国担负起领导责任，德国领导地位的加强与欧洲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德国在欧盟内发挥领导作用实属“众望所归”。

哪个国家能够最大程度、源源不断地以低成本吸引充足的新鲜资本，也就是说具有极强的融资能力，哪个国家就会获取竞争优势。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大国兴衰、霸权更替均伴随着全球金融中心转移的原因。

金融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资本进行跨时间和跨空间配置的工具和制度，占据着金融中心地位的国家可以借此实现从全球不同区域汲取巨额资金为本国服务的目的。各国融资能力的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

欧元作为一种共同货币，其引入后的直接后果就是重塑了欧洲的经济格局，这其中最为关键的变革就是欧洲内部的资本流由之前围绕英国、法国和德国三个中心的多边循环流动，逐渐变成了主要以德国一个中心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一对多”的双边循环流动。

德国站在了整个欧洲内部资金流动链条的顶端，扮演着 “欧洲银行家”的角色。这让德国具有了其他欧盟国家无可比拟的“超强融资能力”。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欧元让德国享受到“双重优势”。一方面，欧元汇率是依据各成员国的经济权重来确定的，德国的权重与比其弱小的成员国权重相互加权对冲之后，德国实际享受到了比马克时代更为“便宜”的汇率，欧元的使用相当于马克“自动贬值”，这自然有利于德国的出口。

另一方面，其他成员国无法再通过本币贬值的方式在市场竞争中获取对“德国制造”的优势，这让原本就非常强大的德国工业很快在欧洲大市场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原本能够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或者对德国有顺差的国家在欧元启动之后很多都变成了对德逆差，德国贸易顺差的一半以上都来自欧盟内部，并且这一份额在欧元引入之后一直增长迅速，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达到顶峰。

从2001年到2012年德国积累了约1.7万亿欧元的顺差，这些巨额顺差中的很大部分又以直接投资或者金融资产投资的方式回流到其他欧盟成员国。

欧元重塑了欧洲的资本循环。德国通过强大的工业竞争力以贸易顺差的方式让欧洲实体经济中的资本流向德国，同时德国又可以在国际资本市场大规模、低成本地吸纳金融资本，然后再以资本输出的方式将巨额资金“二次分配”到其他欧盟国家，如此循环往复。

在欧洲的这种资本循环中，德国始终掌控着欧洲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流向，实际上扮演者“欧洲银行家”的角色。正是在这一机制的作用下，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影响力持续增强。而这最终要归结于欧元制度下德国的超强“融资能力”，这是德国权力的来源。同时也表明，只要欧元存在，德国的领导地位就会长期稳固，而非只是一个短期的“幻象”。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3年发达国家在全球GDP中的份额首次低于50%，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席劳伦斯·萨默斯很好地描述了这种变化背后的重大意义。

他认为：在过去三百年的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终结是影响力位居第三的大事件；伊斯兰世界与世界其他各国的斗争、争论和挑战是影响力位居第二的大事件；而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崛起，其影响力位居第一。

工业革命之所以被称为“革命”，是因为在1800年之前的2300年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只提高了百分之五十，而工业革命第一次让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了重大变化。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持续了30多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到十年的时间翻了一番，在几乎五年的时间里增长了百分之十。

这种变化发生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土地上，涉及数以亿计的民众，它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影响不亚于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甚至可能超过后两者。

因此，萨默斯认为，当今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是如何管理大国的崛起。这就是说发达国家需要一个“再平衡”，平衡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崛起对发达国家既得利益格局的冲击。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再平衡”就是要“重返亚太”，而欧洲的“再平衡”则是积极推动发达国家间更紧密的合作，努力组建一个制度化、机制化的发达国家间的政治、经济以及金融集团，也就是建立一个“大西方”。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人要力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并且与日本也启动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

而德国则是欧洲“大西方”战略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默克尔在2005年上台后就把加强欧美关系放在了优先位置，2006年默克尔政府提出了建立欧美自贸区的设想，2007年初默克尔访问美国时正式向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出这一倡议。

2013年10月，欧盟和加拿大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这是八国集团成员之间首个自贸区协定，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这背后与默克尔的努力密不可分。2012年8月，默克尔访问加拿大专门就欧加自贸区的细节问题与加总理进行商谈。

2013年默克尔再次当选总理后，加强跨大西洋关系和北约框架内的合作仍然是德国新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础，并且默克尔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TTIP谈判的完成。

中德关系的发展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为中欧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2013年中欧光伏产业的贸易争端中，欧盟最终改变其强硬态度，放弃单方面对来自中国的光伏产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而通过谈判来协商解决贸易争端，其中德国起了很大作用。

这是否也意味着，一个德国主导下的欧洲会对中国更为友好、更为有利？显然，德国在欧洲的这种主导作用会在相当程度上降低我们与欧洲打交道的协调成本，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德国的政治精英更多地是把中国定位成一个挑战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伙伴。

2013年德国新政府的联合执政协议中明确提出“要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深化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并且支持美国的亚太政策，认为其对德国而言是机遇；特别是德国新政府认为“与日本的友谊是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支持日本与欧盟进行的建立双边自贸区的谈判”。

显然德国对美国亚太政策的支持和对日本战略地位的强调，是出于平衡中国的考虑，虽然德国新政府认为因为存在多样化的“共同利益”，中国是德国和欧盟的战略伙伴，但是德国仍要“致力于使中国在宪法中所承诺的权利以及对普遍人权的保障能够得到尊重”。

可以看出，德国新政府的亚洲政策具有强烈的“大西方”战略味道，德国的这种“中国观”将会是中德关系未来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如果这种“中国观”不变，那么长期来看，德国主导下的欧洲无疑会大大增加中国处理对欧关系的难度，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中国的对德外交要更具前瞻性，主动去影响和塑造德国的“中国观”，将“德国的欧洲”引导至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和轨道上来。

[小编：杰巴利采沃的矿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