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有必要听听年长者的看法。奥托马·伊辛（Otmar Issing），出生于1936年，曾担任过德国央行董事会成员和首席经济学家，其间代表德国参与创建欧元，之后又成为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欧洲央行第一任首席经济学家，是欧元从诞生到发展的历史见证人。在其著作《欧元的诞生》中伊辛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欧元的种种弱点和缺陷。

对于欧元的前景，这位欧元的创建者秉承了德国人一贯的高冷风格，并未给读者勾勒出一幅欢乐、温馨、圆满的愿景画面，只是谨慎地列举出了各种可能性。有个细节是，在书的最后，伊辛笔锋一转很感性地回忆往昔，以自己的一个小故事来结尾：在他担任欧洲央行首席经济学家的第一年，有一天吃午餐，偶然坐在了时任欧洲央行副行长、法国人克里斯蒂安·诺亚（Christian Noyer）的旁边，两人聊起了各自的家族史，碰巧的是，诺亚的父亲，二战时的一个法国士兵，曾被关押在德国的战俘集中营；而就在同一时期，伊辛的父亲，一名德国士兵，正作为德国占领军的一员进驻法国。伊辛感慨到，50多年后，曾经在战场上相互厮杀的两个敌国士兵的儿子，竟然一起在欧洲央行工作，并且要共同努力去创立两个国家都要使用的统一货币——欧元。对此，并非“欧元乐观派”的伊辛意味深长地说这是一项成功，并且不仅仅是法国和德国的成功。的确欧元从来都不只是一种纯粹的货币，战争的残酷、对和平的渴求，使欧元从一出生就带有不可磨灭的胎记。当我们谈论欧元前景时，首先要谈欧洲的战争与和平。

1949年，苏联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在接下来的1950年，朝鲜半岛上空乌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这让当时西方阵营感觉苏联红军长驱直入，占领西欧不再仅仅是可能，而是一种现实的威胁。由此，英美决心重新武装处于东西方对抗前沿的德国，利用德国巨大的军事潜能来对付苏联。毕竟，在欧洲国家中，能真正和苏联军队真刀真枪硬碰硬的，只有德国。但这对于刚刚从纳粹德军蹂躏中获得解放的法国而言，却是一个噩梦的开始。可是在冷战的大局之下，法国对此只能选择“血吞”。好在法国绞尽脑汁之后，还是想到了应对之策，这就是1950年提出的“舒曼计划”，倡议将两国的战争物资煤和铁置于共同的管理之下，实行煤钢联营。这样一来，德国在战备方面有任何动作，法国都将一清二楚。煤钢联营开启了战后欧洲轰轰烈烈的一体化进程，欧洲国家间的联合从煤钢扩展到了几乎所有经济领域，随着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货币政策的协调和汇率的稳定，作为市场规模扩展的内在要求，自然而然地提上了日程。从最初稳定汇率的“蛇形浮动”原则，到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货币的汇率变动不再以美元为参照，而是以“欧洲货币单位”（埃居，European Currency Unit）为中心，成员国之间的结算使用埃居。

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相当于从法律上和制度上保证和确立了德国马克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由于马克币值的稳定和其在构成埃居的“货币篮子”中占据优势的权重，欧洲货币体系所规定的成员国货币汇率与埃居固定，在实际运行中变成了与德国马克固定，并且成员国有义务要维护这一固定汇率，因此对马克需求大为增加，马克使用范围也随之扩大，外汇交易者使用马克的成本大大降低。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马克逐步取代美元成为欧洲外汇市场中最重要的“工具货币”（Vehicle Currency），而在这之前美元一直是欧洲外汇市场交易中能够承担这一职能的唯一货币。20世纪70年代初期，马克在可统计到的各国官方储备中的绝对量还并不大，仅占不到2%的比重，总金额接近30亿马克；而到了15年后的1984年马克的比重上升到12%左右，总金额达到1180亿马克。马克牢固地占据了美元之后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的地位。欧洲货币体系变成了事实上的“马克区”，各成员国央行都要跟随德国央行的政策步伐，德国实际上掌握了欧洲的货币主导权。法国人将马克称为德国的秘密“核武器”，法国人对此“寝食难安”。

在平衡德国人“货币权力”的问题上，法国人遵循了1950年“舒曼计划”中所蕴含的逻辑——建立货币联盟，将德国的货币主权置于欧共体成员国的共同管理之下。从1988年开始，法德就建立货币联盟问题开始了新一轮磋商，并且密特朗政府积极游说其他成员国同意其建立货币联盟的倡议。在当年6月举行的汉诺威欧共体首脑峰会上，决定委托时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Jaques Delors）组织专家小组研究和制定出实现经货联盟的具体建议。1989年6月，欧共体国家通过了德洛尔提出的在20年内分三个阶段实现经济货币联盟的计划，史称“德洛尔计划”，但它并没有制定具体的时间表。然而1990年德国的统一打乱了“德洛尔计划”中规定的进度和安排，极大地加快了货币联盟付诸实施的速度，这是因为德国的统一改变了整个欧洲的安全格局，欧洲国家害怕统一后的德国脱离欧洲一体化的轨道，威胁到整个欧洲的安全。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其他欧洲国家要求德国交出其“核武器”——马克，作为德国统一需要支付的代价。

与煤和钢一样，货币也是一种战争物资。主权国家垄断货币发行这一历史现象，其起源并不在于货币的生产是一种自然垄断行业，由国家统一掌管可以产生规模经济的效应，或者说由私人发行货币在技术手段上存在不可逾越的难题，其关键在于货币发行与国防和安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需要保留这一垄断权力以便在应对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安全威胁之时，能够及时有效地、充分地动员和筹集各种军需资源和财富。发动任何一场战争都需要货币来为战争融资，这就是为什么在历史上战争总是与通货膨胀如影随行。对现代国家而言，在丧失了货币发行权的情况下，发动战争基本不可能；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不打算再进行战争，那么放弃货币主权也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可行性的选项。从这种意义上讲，放弃本国货币改为使用集体管理之下的一种新的共同货币也就意味着一种声明和承诺：将本国的安全和防卫置于使用共同货币的成员国集体监督之下。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德国统一后的第一年，也就是1991年欧共体首脑就迅速签署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立欧洲联盟，并且其中关于货币部分的规定最为清晰明确，没有任何的含糊和外交辞令，还为统一货币定下了具体的时间表，要求所有欧盟成员都必须履行使用统一货币——欧元的义务。

所以，欧元的创建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利益超越了法德的“货币权力”之争，它是欧洲实现持久和平的奠基石。正是在这一理念的感召之下，德国才能与包括法国在内的其他成员国在建立货币联盟的问题上相互妥协，达成以“货币换安全”为基础的协议，共同创建欧元。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信任与统治》中说：“信任意味着把自己利害攸关的事情置于他人的失信、失误或失败的风险当中。”马克作为世界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无疑是德国的核心资产。交出马克，参与建立共同货币，就是蒂利所说的重建信任的过程，是德国对欧洲和平的坚定承诺。

回到伊辛的著作《欧元的诞生》，他提醒读者，不能忘记历史，需要始终记得今天的欧洲多么得有别于20世纪的欧洲，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距离1945年越是遥远战争和毁灭以及紧接着的欧洲复兴的记忆就越容易遗忘。关于欧元的未来，历史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2011年，在欧元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联邦议会发表演讲，试图说服议会支持她稳定欧元的救助计划，她说：“历史经验表明使用同一种货币的国家相互间不会发生战争，因此欧元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其作为一种货币所发挥的功能。欧元是统一的欧洲的基础和保障，或者换句话说，欧元的失败也就意味着欧洲的失败。”欧元是政治，而市场往往给欧洲政治家们维护欧洲和平秩序的政治决心以“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