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宝华被团部来人带走了。”1974年9月11日，这个消息在十五团三连各班排间不胫而走。“他犯了什么事儿？”人们互相打听着，传播着。

事情的起因是不久前发生的一起偷盗案。大约9月初，团部医院向团政治处反映：驻地附近另一支部队的一位现役军人在十五团医院住院，放在病房里的一个手提包被盗了，包里有一身军装。当时，这件事引起了团里的重视。1974年的下半年，兵团生产经营的困难已经显现，人心浮动涣散，各个连队违纪的事端日渐增加。现在，这个偷盗事件就发生在团部眼皮底下，影响很坏。团领导要求一定要破案，对兄弟部队的人也好有个交待。

四个兜的国防绿军装(图片来源网络）

要知道，从1966年红卫兵狂飙突起之后，穿一身正宗的四个兜的国防绿军装是很有面子的事儿，这是出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背景的标签!虽说兵团战士是供给制，也发军装，但无论布料还是做工，那根本是两码事。

艾克琴，女，北京籍69届知青。找她谈话调查了解情况的任务，很自然地落到团保卫股干事王丽的头上。王丽本人就是从三连知青中提拔起来的女干部。当时的团保卫股只有三四个人，凡找女知青谈话、调查，通常都是她上场。和艾克琴的谈话进行得很顺利，艾说那件军上衣是吕宝华的，她只是穿了一回。吕宝华是艾的男友，或者说他们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三连的人都知道。在兵团成立初期，严禁知青间谈恋爱。可是到了1974年，这项规定已经荡然无存。王丽让艾找来这件军上衣，拿回到团里让那位现役军人辨认，现役军人说就是他丢的那件。再进一步核查住院人员名单，吕宝华恰恰就在那段时间住院，而且在现役军人住院的第二天办理了出院手续。于是，团里决定找吕宝华谈话，调查核实。

这天，王丽步行到三连，找到同是女知青的副指导员，两人一起到了吕宝华的宿舍。

“吕宝华，有点儿事需要找你谈谈，跟我们走吧。”王丽说。

“什么事儿啊？在这儿说不行吗？”吕宝华脸色变得煞白，神情极为紧张。

“不行，跟我们走，到团部去谈。”王丽答道。

“现在就得走？”

“对，现在就走。”

吕宝华没再多说什么，只是磨蹭了很长时间，然后极不情愿地跟着上路了。

三连是十五团的武装连，离团部很近，也就一里多地。把吕宝华带回团部后，有关人员就对他进行了讯问。保卫股原以为事情比较简单，物证都有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没想到进展并不顺利，吕根本不承认军装是偷来的，一口咬定是别人送的。

吕宝华是北京籍68届知青，1969年4月初来到三连，先后在豆腐坊做过豆腐，在猪号养过猪，后来又去了大田排。他中等身材，健壮结实，性格比较内向，给人的感觉总是眯着眼睛，似睡非睡。除了灰白相间的少白头与他的年龄不那么相称以外，其他各方面都平平常常。最近，他正在申请回北京探家。

保卫股一时无可奈何，只得把吕先关押起来，准备进一步调查了解，搜集证据。那时候，整个国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半军事化的兵团基本上沿用了部队关禁闭那套办法，只要保卫部门决定了就可以把人关起来。当时这叫“隔离审查”。

接着几天，王丽为偷盗案的事天天蹲在三连。一天，她听到有人在议论：三排的王忠信已经好几天不见了。按说，连队里外出要请假、不准夜不归宿，这是有纪律规定的。但这项规定从来执行得都不是很严格。知青们谁都有自己的老乡、同学分散在各个连队，各连驻地之间近的几里地，远的十几二十里，相互之间走动，交通基本靠走，要打电话，只有连部有一部摇把子，得经过团部的总机转接，联系非常困难。所以，同学老乡朋友之间留宿、借宿，谁都不当回事。前两天还有人猜测，王忠信有同学在团里后山的煤矿，没准跑那儿玩去了。

但现在，已经好几天了。王丽找到连长，“家里少只鸡还得出去叫一叫呢，这么个大活人，好几天不见了，怎么也得找一找啊!要真有事怎么和家长交代啊？”

王忠信是北京籍68届知青，个子矮小，身材单薄。他当时人的编制在三排十一班，但工作是看青，就是秋收前后看护大田里的庄稼。这个活儿不像大田排的人，出工收工都是几十号人集体行动。他是独来独往，早出晚归。住的地方也不像大田排十多个人住在一屋，而是只有两三个人，这倒很合王忠信的脾气性格，他本来就寡言少语，和周围的人交往不多。当时和王同住一屋的是另一位知青，也说不准他是哪天走的，反正是没打招呼，失踪好几天了。

难道他跑回北京家里去了？1973年、1974年前后，走后门当兵已经成风，不少有门路有办法的兵团战士或不辞而别、或探家时一去不归。但以王忠信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这种可能性不大。尽管如此，十五团还是很快派出由一位副团长带队的三人小组，去北京一探究竟。他们到北京后，先找到王忠信家所在的街道居委会，了解王是否回来了，王家有什么异常情况。答复是都很正常。于是，副团长又安排同行的知青以顺路探望的名义到王家，见了王的父母，侧面打听了一回。他家里人说王忠信没回来过，他们也没敢进一步惊动王的家人。

就在这期间，三连领导下令全连停工半天，撒出人马，在各个地号开始找人。9月中旬的河套大地，小麦已经收割进场，大秋作物高秆还没放倒，沟渠纵横，四野茫茫。人们拉开距离，边走边喊：“王忠信，你在哪儿……”有人还学着电影《夺印》里地主婆呼喊何支书的腔调“王忠信，回来吃元宵啦……”人们并不相信会有什么不测发生，当天什么都没找到。

第二天，全连大部队照常出工下地，只留了部分人员继续寻找，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人，但是，找到了一只鞋——王忠信的鞋!

发现鞋的地点是在三连的地块内的八号斗渠上。时值深秋，河套的农田秋灌刚刚结束，渠里还有许多积水。这只鞋沾满泥泞，孤零零地被遗弃在一处水洼边。

那是一只左脚穿的鞋，就是兵团发的塑料底、黑灯芯绒面、五眼，系带的那种。鞋面上有一个镰刀割开的三角口，用黑色的棉线缝上了。和王忠信比较熟悉的人几乎是看一眼就断定，那就是王忠信的鞋。人们感到凶多吉少，谁也无法想象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情况的出现陡然绷紧了人们的神经。三连领导和团保卫股的人都赶到八号斗渠的现场。八号斗渠由北向南，横亘在三连和七连的驻地之间。渠背上是高大整齐的毛白杨，斗渠与大田之间是丛生的芦苇和杂草。发现那只鞋的现场距离三连营区大约两里地，在西侧渠背的内侧。黄河水裹挟而来的泥沙，沉淀成潮湿松软的土层。保卫干部们赶到时，现场已经被破坏，足迹杂乱，很难分清哪些是原始的痕迹，哪些是后来的痕迹。

经过仔细的勘查分析，人们怀疑现场曾经有过拖拽或蹬踏动作，而那只鞋可能是在这个过程中脱落的。根据这个怀疑又推测：王会不会是夜间赶路时天黑落水，然后自己爬了上来。那么，再然后呢？他去哪儿了？

由落水的推测，人们联想到其他有水的地方。三连的人又把所有的水井包括废井、枯井以及菜窖等都搜寻了一遍，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之后，人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大巴洞”。

近期拍摄的大巴洞，比过去的水少多了

三连营区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大水坑，长宽大概各百十来米，当地人称之为“大巴洞”。不知道最初是如何形成的这么一处锅底形的洼地，地下渗水在此汇集，成了一个无源无流的死水潭。就是这么一处水坑，在那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极为匮乏的年代，给三连的年轻人带来过许多欢乐。知青战士们夏天在这里游泳，冬天在这里滑冰，用罐头瓶做成土炸弹炸鱼，被震晕或炸死的鱼翻起白花花的一片，成了难得的盘中餐。

王忠信会不会在大巴洞落水？这可是拉网搜查没有搜到的死角!

9月中旬的一天，三连组织了几位会游泳的知青战士下水了。他们手拉着手排成排，试图把水面挨着个蹚一遍。但从岸边往里只走几步，水深就一下子没过脖子。没办法，几个人只能手拉着手，沿着周边蹚了一圈。这时节的塞外边地，已经是寒气逼人，战士们个个瑟瑟发抖，牙关打颤。一个下午过去了，无功而返。

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早上，真相开始浮出水面!这天，三连的马倌像往常一样，赶着马群到这里饮马。马群没有了往日的兴奋，也没有了往日的平静，骚动不安地徘徊在水边，就是不肯好好喝水。一眼望去，大巴洞的水经过头一天的搅动，已经回归清澈。突然，他看到离岸边不远的水里有一团黑色的絮状的漂浮物。待到定睛细看，哇，他的头皮炸了起来!那好像一颗头颅，是一个人的后脑勺!他打马飞奔，一路狂喊：“漂起来啦!漂起来啦!”

顿时，三连炸锅了!十五团炸锅了!

王忠信的尸体半卧半立地悬浮在水中，面部朝下，头部刚刚露出水面。

打捞开始了，三连的四位战士姚安驹、韩建生、齐书庭和李占辉再次下水。打捞工具是从房建工地上找来的分选沙石料的那种大筛子。四个人都脱掉外衣，只穿一件内裤，一人抬着一角，怀着恐惧、沉痛的心情游进寒冷的坑水里，从头部向下抄起，把尸体抬到岸边。连部的通信员送来白酒，四个人你一口我一口，借此祛寒。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找的就是王忠信，三连的人很难相信眼前的尸体就是他。他那原本瘦小的身体已经膨胀，兵团的军装白衬衣和里面的海魂衫紧绷绷地箍在身上；五官都变形了，头部大得不成比例。左侧太阳穴处有明显的伤口，被泡得溃烂呈粉白色；衣物穿戴基本完好，左脚少了一只鞋，平时佩戴的手表不见了。裤裆里被塞进一块大石头，并扎紧了裤带。显然，由于这块石头，尸体一直沉在水底，由于前一天水被搅动加上尸体进一步腐烂，才开始上浮。

十五团、二师、兵团保卫部门组成的破案工作组汇聚到了三连，五原县、巴彦淖尔盟等地方的公安也都来人了。法医对尸体进行了鉴定，确认这就是已经失踪的王忠信的尸体。

刑侦人员认为：致死原因是溺水造成的窒息，可以认定是他杀，头部有多处力量很大的钝器伤，是近距离下手的。现场没发现明显的搏斗痕迹，凶手应该和被害人是熟人。作案人应该是两个，理由是：八斗渠为第一现场，凶犯是在渠上杀人后，移尸到第二现场抛尸。按这段距离，一个人干不了。凶犯残忍狡猾，毫不含糊地夺命而来，然后又沉尸灭迹而去。

破案工作开始了。 根据侦破组的要求，三连所有人员都必须写出王失踪那天本人的行踪去向，并提供证明人。不论是知青战士，还是原场就业人员、家属子弟、复员战士，五百多号人无一例外，人人过关。

团里下达命令：在案件侦破之前，禁止三连一切人员外出，停止知青的探亲休假。

对当时身在三连的人来说，短短的十几天里经历了巨大的心理撞击。从最初的不安和疑惑，急转直下为震惊、悲痛、惊悚和恐惧。尤其目睹了惨不忍睹的打捞遗体和验尸过程，有人几天都吃不下饭去。大灰狼的故事不再是城里孩子们的童话!

当时的破案工作，几乎无密可保。一则由于查找线索本身就要求发动群众，比如全连出动找人、打捞鉴定尸体，可以说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二则兵团的连队生活，特别是农业连，几乎没有个人的隐私空间和时间。像破案人员去了哪儿、找谁谈了话，不出半天就尽人皆知。当然，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在紧张地盯着事态的进展，稍有风吹草动，转瞬就是满城风雨!

事态持续地刺激着、撕扯着三连人的神经。当禁止探家的命令一出，更加剧了知青战士中的恐惧。谁心里都明白：“禁止所有的人员外出”，这就意味着杀害王忠信的凶手，一个或者两个不仅冷血而且冷面的杀手，就蛰伏在自己所处的人群当中。披着羊皮的狼就混在羊群中!它已经咬死了一只小羊，它随时可能再咬死其他无辜的小羊。

一时间，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白天，除了集体出工下地，人们不再串门。天一黑，别说出营区走夜道，就连自家班排的房前屋后都没人敢去。睡觉前每个宿舍都是“坚壁清野”：锁门顶门，还得加上洗脸盆，为的是有人进来能发出响动报警。镰刀都被收好，压在自己的被子下面。一些女生被吓得都不敢一个人在被窝里睡觉了。那些日子的夜晚，不知道天怎么那么黑，伸手不见五指，空气里都是恐怖……

1974年9月下旬，破案的主要方向是通过排查，把具备作案时间的人找出来。几百份个人的情况说明材料汇集到团保卫股，但始终没有发现哪份材料有明显的疑点。

王忠信为什么遭此毒手？

是仇杀吗？他平时为人谦和，没发现与别人有什么恩怨过节儿，不太可能。据人们当时回忆，王失踪的那天，晚饭后他在别人的宿舍下象棋。当时眼看被对手将死，他一步一步走得很慢，苦思冥想，最后反败为胜。这说明他的情绪很正常。

是谋财害命吗？在现场和王的遗物中始终没找到他平时戴的那块“首都”牌手表，这点曾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那个年代知青战士中戴手表的并不多，王忠信春节探家回来时戴了舅舅送给他的这个礼物，引来周围不少羡慕的目光。但那毕竟只是百十来块钱的东西，据说还是半钢的。在王的箱子里还放着两节表带，估计是手表原装的表带太长，王的手腕细，取下来的。

是情杀吗？这在王忠信身上似乎更不可能。因为谁也说不出他和女生有过什么单独交往。

杀人案的侦破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

另一头医院的军装偷盗案，已经被撂在一边。由于突然发生了王忠信的命案，没人顾得上这个案子了。

十五团地处黄河后套地区，这里是内蒙古西部的粮仓，正北方向就是中蒙边境。十五团的前身是内蒙古五原国营建丰农场，这是个劳改农场(兵团1976年撤销后更名为巴盟农垦局建丰农场)。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边境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里从原来的战略大后方一下子转身变脸，成了反修防修的第一线。因此原来的劳改农场，包括建丰及邻近的狼山、乌海、临河等，全部被兵团接收。在兵团军民合一的体制内，没有公检法的设置。一般的治安事项都由兵团内部保卫部门负责，对案件嫌犯的拘捕、看押，由团一级的保卫部门负责执行。

吕被关押在团部东边机修连的粮库，外面有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看守。这种充当临时监所的粮库，乍一看外表和住人的房子差不太多，都是砖结构的排房。但实际上挺有讲究。为了满足防雨、防水、防潮、防鼠、防盗、通风、防火等需要，四面墙体都是砖砌的，里面的墙壁、地面都用混凝土抹平，光洁坚固。没有窗户，只在北面墙上留有一个不足尺把的气窗，并用细密的铁丝网钉死，可以通风，但是老鼠、飞鸟休想进来。朝南的阳面有一米来宽的门框，没有门扇。门框内侧有两指深的凹槽，门板是若干半尺来宽的木板，把一块块门板逐一插进门槽，层层叠加，最顶上的一块门板装有钌铞，加上挂锁，就成了铁将军把门。因为储存谷物不是袋装而是散装，所以门板之间严丝合缝。

吕宝华被关在里面，一日三餐由看守打开门板递进去。他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外面的看守实际上也看不清里面。

9月 22日，在军装被盗案没有任何结果和进展的情况下，吕宝华被解除了隔离审查放了出来。重获自由的吕宝华，每天随着所在的班排集体劳动，起床熄灯。

大田排这时候的农活主要在场院，收割后已经拉回来的小麦需要尽快码垛、脱粒、扬场，最后入库，颗粒归仓。这是一年里最紧张繁忙的一段时间。吕宝华干活一向就不勤快，现在更是显得无精打采。场院上的活儿本来各有分工。抬麦捆的、喂机器的、清麦秸的、扬场的、装麻袋的……“一个萝卜一个坑”，只要脱粒机一开，每个人都忙得团团转。而吕宝华竟然能几次躲到麦垛后面去打瞌睡!同是知青的班长排长为此狠狠批评过他。

王忠信的尸体被停放在团部附近的一处浴池里，每天专门从五原县城拉来冰块为尸体降温。王忠信生前所在的三排十一班承担了停尸房的看守值勤任务，每个人上岗都是真刀真枪——“56式”半自动步枪加5发实弹。“大伙儿都被吓坏了，不给真枪真弹就没人敢去上岗!”吕宝华也参加了这个值勤任务。

王忠信的父亲、母亲等亲属被从北京接来。伤心的老人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的孩子为什么遭此毒手。他们要求追认儿子为烈士。在下葬时，他们希望把王忠信的坟墓先做成“悬墓”，就是要离开地面，不要埋到土里，待将来破案后，再入土为安。他们的这两条要求都没能得到满足。9月底，王的遗体还是被埋葬在二十七号地。痛失亲子的父母沉痛悲戚地离开了十五团。

10月份上旬，大巴洞的水被全部抽干。水落石出，在坑底又发现了团部医院偷盗案中的黑色手提包，包内已经没有军装，但有同时丢失的衬衣裤衩，还被塞进了一块砖头。经过比对，砖头就是附近副业连的砖窑烧制的。军装被盗案被重新关注，而且这段时间里，又陆续收集到吕宝华偷盗附近老乡的羊宰杀吃肉等违纪行为。于是，1974年11月7日，吕宝华被第二次“隔离审查”。同时被隔离审查的还有和他同居一室并且一起偷羊杀羊吃羊的另一位知青战士。

而王忠信被害案却没有任何进展。当时刑侦人员曾提出过一个至关重要的见解。他们认为：差不多前后同一时间发生的杀人案和偷盗案，两起案件销赃灭迹的手段和地点是一样的，很可能是同一作案人，应该把它们联系起来。但这个重要的意见，一直被另一个成见性的疏忽所误导：在破案人员的印象中，王忠信失踪的时候，作为盗窃案嫌疑人的吕宝华已经被关起来了，他没有作案的时间。

转眼间，将近三个月过去了。破案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到了12月上旬，兵团派来的调查组回了呼市，二师师部的人也回了乌拉特前旗。下一步怎么办？没人能说清楚，也没人说。

吕宝华原定的探家时间早就过了。三连所有人的探家都被冻结了。而在案发之前已经回去探家的知青，也大批逾期不归。

12月9日早晨，三连通信员打开设在连部门口的邮箱，准备把全连向外投递的信件集中送到邮局，这是他每天例行的工作。在成摞的信件中，一纸没装信封的信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张普通的信纸，写字的一面朝里折叠成燕尾形，外面的空白处写着“交十五团三连　李金香收　公安局”。李金香就是三连的知青，什么人用这种方式给他寄信？通信员好奇地打开了这封信。只见信里写道：

全信充满了恐吓，三百来字只有两三处标点，意思是能看明白的。这封信马上被送到连里、团里。同时，信的内容传遍了三连，所有的人都在议论，所有的人都在分析。

冬至刚过，数九寒天，三连东边厕所的那个大尿缸已经冻成实心的冰砣。连部班的几个战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刨到最底下，果真找到了一副手表带。与王忠信箱子里的两节对照，原物原配，千真万确。

这时，虽然还无法判断匿名信是何人所写，也无法判断写信人的动机何在，但可以肯定写信人是知情人。

从匿名信那近似黑话的内容和语气来看，好像与收信人有仇隙。收信人是北京69届的，名字像女生，其实是个男生。平日结交的人多且杂，好讲点儿哥们儿义气。根据这封匿名信所携载的信息，当时与李金香关系比较密切的、可能有仇的、有瓜葛的、年龄在24周岁的，等等，都被纳入调查的视野。还有兄弟两个同在三连的也被怀疑为重点，这显然是受了两人作案这一判断的影响。

由于匿名信的出现和手表带被找到，破案工作再度紧张起来。12月下旬，眼看就是元旦了。团保卫股里，王丽对匿名恐吓信和三连人员写的材料做比对分析。在收上来的几百份材料中，有些纸张是完全相同的。可以想象，当写材料的指示下达以后，各个班排都是集体布置和完成的，信纸也可能是从一本练习簿或信纸上撕下来的。那封匿名信使用的是横幅信纸，淡淡的粉红色的横格，边上印有“美侬印制”的字样，使用的是钢笔，字体一笔一画，多处错别字。

翻检中，细心的王丽发现有一张材料与匿名信是同样的“美侬”纸。她小心翼翼地把这两张“美侬”纸放到一起比对。骤然之间，她发现了一个微小的、不寻常的情况!那张材料的右上边被撕掉了细细的一条，长宽如同一粒大米，形状近似月牙，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而这封匿名信不但整张完整，而且右上边同样的位置还多带着信纸封边的火漆，火漆上残留着上一张信纸的一条。盈缺相对，两两相合，可以说天衣无缝!

为了慎重起见，这个重大发现被严格保密。团里派人立刻前往包头，请求地方公安机关笔迹鉴定专家，对这张以及另外几份被怀疑的材料同时进行鉴定。

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了。专家鉴定的意见很明确：这件“缺肉”的“美侬”纸的笔迹与原始对照物是同一人所为，并且排除其他几份送检材料的可能。

两方面的证据和结论都指向了同一个人——程义树(化名)!

把程义树从家里叫出来，是1974年12月24日的夜晚，押解到团部后马上开始讯问，突破仿佛近在咫尺。

程义树是劳改农场劳改就业人员的子弟。兵团接收劳改农场的时候，接收了部分已经刑满释放就业且原来罪行就比较轻微的人员，他们正式的名称应该是“农工”。这部分人的子女也都进入了兵团的编制。程义树当时有二十五六岁，已经成家，有个女儿。

当时三连的知青们对这部分人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歧视。相反，由于这些人大多是农业生产中的行家里手，干活麻利吃苦，处事小心谨慎，都赢得了知青战士们的尊敬和友谊。就在当天晚上，程义树请了几个要好的知青战士到他家里喝酒，给女儿过了满月。显然，他对自己的家庭和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知足。他没想到，送走客人，刚刚钻进被窝，自己就被王丽叫到了团部。

“你今天晚上在家干什么了？” 讯问开场。

“我给闺女过满月……我请客了。”程回答道。

“都谁去了？”

程一一数过当天的客人。

“王忠信失踪那天你在哪儿？”

“我写过了，在家里。”

“你这个材料是在哪儿写的？”

“在家写的。”

“纸是谁给你的？”

“我自己的。”

“你给别人用过没有？”

“没有。”

“那有人到你们家用过没有？”

程嗫嚅着，不再说话，眼神异常惶恐。

“你不老实!”气氛紧张起来，讯问人员给他戴上了手铐。

反反复复，复复反反，这个简单的问题不断地重复来重复去，程闭口不答，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咔，咔……”程手腕上倒齿的狼牙手铐被收紧。他更加惶恐，但还是拒不回答。

“咔，咔……”狼牙手铐又被紧了一回，钢铁的戒具开始作用于他的肌肤，精神的惶恐和肉体的痛苦双重袭击着他!

终于，他吞吞吐吐道：“吕宝华在我家里写过信。”

“什么？吕宝华？你胡说，他早被关起来了!”

“是的，就是吕宝华。他那天半夜敲门，进到我家里，让我给他做了一顿汤，还说要给艾克琴写一封信。我做饭的时候，他趴在桌子上一直写信。”

“那你怎么刚才不说？”

“吕宝华临走时跟我说，我如果把这件事说出去，就杀了我全家。”

“他在里边关着，怎么可能杀了你全家？”

“他在里边关着都能半夜跑出来，我怕，怕闺女……”

面对程义树如此的供认，当时在场的办案人员仍然不敢或者说不甘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立即提审吕宝华!

吕宝华上一次被提审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这种后半夜的提审从未有过。此刻，已经是后半夜了。更确切地说，是新的一天——12月25日的凌晨。

被充做讯问室的保卫股的办公室里，程义树已经被押下去，换上了吕宝华。从黑暗中猛地进入灯光雪亮、烟气腾腾的环境，面对满屋子的办案人员，他一副惊弓之鸟的样子，还是半眯着眼睛，脸上每根神经都紧绷着，明显消瘦了。

“你在关押期间跑出去过没有？”讯问人员问。

“没有。”吕宝华回答。

这边开始审问的同时，另一边的办案人员找到负责看押的战士，三问两问得到证实，吕果然跑出去过。一次他在天亮前潜回，竟和看守碰到了一起。看守对他一顿训斥，但又唯恐被上级知道追究失职，隐瞒未报。如此重大的反常情况办案人员竟浑然不知。

审问在继续。那边已经得到证实，这边吕还在否认曾经潜出监房。

“你去过程义树家没有？”这个问题一抛出来，吕呆住了。

“程义树都已经说了，你要好好交代!”

不得已，吕承认：“是，出去过。”

“出去都干什么了？”

“我饿得不行，找吃的去了。” 吕宝华回答。

之后，是长达几小时的漫长讯问。每一个情节都经过反复的较量，吕一步步地承认了写过信、在程家用他的信纸写的、信是写给李金香的。讯问进行到这里时，他被要求把匿名信的内容先口述一边，接着默写出来。他几乎是一挥而就，几乎和原信一句不差。至此，匿名信是吕所为已经确定无疑。当问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时，他仍然狡辩：“是想早点出去，我在里边关着，说明杀人的不是我。”

然而，接下来的问题让吕宝华的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那你怎么知道表带扔在东边厕所的大尿缸里的？”

吕宝华沉默了。长时间的沉默。

呜呼!三个多月了，外面折腾得天翻地覆，真凶却几乎等于进了保险柜!就在三连人人过关写证明材料的时候，唯独漏网了吕宝华。所有办案人员都一致认为，吕宝华在王忠信失踪之前就已经被关押隔离，他不具备作案时间。关键时点的模糊，竟然使他一直被排除在侦破工作的视野之外!侦查方向和真相之间南辕北辙!

据吕宝华后来交代，他和艾克琴确定恋爱关系以后，答应送给艾一块手表。以当时吕每月二十几块钱的工资和家境来说，这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1973年7月份，他耍小聪明涂改饭卡金额，被发现。为此被罚扣8月份的工资，“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王忠信探家回来以后，他就暗中盯上了那块手表。他有意识地接近王，取得王的信任和好感，但又小心地避免让其他人感觉他们走得过近。

7月初，吕宝华在临出院时偷走了现役军人的手提包。按他的打算，抓紧把手表搞到手，然后带着赃物探亲回家。既可以躲过可能的风头，又可以遮人耳目，等下次从家回来，把这块表作为礼物送给艾。

9月1日，他开始为实施这个罪恶的计划作准备。他暗中找到一节套牲口用的驴夹骨，备作凶器。这种驴夹骨，形状似擀面杖，长短和小臂差不多。9月7日，农历七月廿一，是他原定下手的日子，谁知当天晚饭后全连集合点名。待点名完了月亮已经升起，他暂时收回了魔爪。时隔一天，1974年9月9日晚饭后，他右手托着西瓜，左手袖筒里藏着那节驴夹骨，溜到王住的宿舍。看到别人都不在，感到可以下手了。他谎称已经在七连那边偷了几个西瓜，藏在地里了，叫上王忠信一起去拿。王毫无戒心，两人边吃边走。当行至八斗渠上，旷野一片漆黑寂静，四处无人，吕从后面用驴夹骨猛击王的太阳穴，王当时就倒地昏迷了。昏迷后还没断气，吕掐住王的脖子。又从后背拽住两个腋窝把他拖下渠背，将王的头浸在渠水里，直至彻底停止了呼吸。吕搜了王的全身，捋下腕上的手表，摘下他的钥匙。之后，他扛着尸体，来到大巴洞。把早已看好的一块的石头(重达9公斤)塞进王的裤裆，再用一根前端分出枝杈的树干(约有5米长)，半托半推着尸体，一步步蹚到不能再往前走的地方，抽出树干。王忠信就这样沉入深潭。

之后，吕宝华在水边洗净身上、鞋上的血污和泥巴，回到宿舍，把手表埋藏在地下。

次日天亮，吕宝华回去“清理现场”。在从八斗渠至大巴洞的路上，他发现路上竟有血迹!他用脚连踢带蹭，小心地掩盖掉。在大巴洞，他又发现那节驴夹骨被遗漏在水边。他不动声色，藏在身上。拐到附近的猪号，塞进了灶膛。后来，专案组的人在灶膛的灰烬里果真找到了缠绕驴夹骨的铁丝。

9月11日被从三连带走的时候，是他干完杀人越货勾当的第三天头上，他被吓坏了，但他强作镇静。来到团部后，他看明白了，这不是冲着杀人案来的，王失踪当时还未被觉察，暗自庆幸躲过了一关。

从9月11日至9月22日，吕宝华被隔离审查了十二天。这十二天中，恰好是王忠信失踪、发现尸体、人员排查的阶段。吕除了刚进去时被问询，后来几乎被人遗忘了。9月22日他被放了出来，就出现了杀人犯持枪上岗值勤看尸的可怕滑稽一幕。

11月7日，他被第二次隔离审查。这次隔离审查，把他和同宿舍的知青同时关了进去。所以他心里还是有数的：杀人的事还未暴露。

关押时间久了，看守们开始松懈。而吕越来越焦虑和恐慌，他急于知道外面的情况。一直在暗中窥视的他发现了漏洞。他将一把钢制的饭勺柄部在水泥地上磨出刃口，用它连削带刮，在门框上挖了一道豁。这种门板，只要能卸下一块，就等于门户洞开。第一次，他趁着后半夜溜了出去，悄悄地见到了艾克琴。从艾的口中知道王的尸体已经找到。回到“牢房”越想越坐不住了，他费尽心机，设计构思了匿名信。按他一相情愿的逻辑：那封匿名信应该能证明写信的人是杀人的人，而我吕宝华被关在里面，不可能是我写的信，因此就能排除是我杀的人。

之后不久，12月7日天黑以后，他又一次金蝉脱壳，闯进程义树家。以杀死全家相威胁，吃了顿热汤面，写了那封企图搅乱破案工作视线的匿名信。让人惊诧的是，在程家的时候，桌上放着程写的一个信封。吕用左手对照模仿程的笔迹，后来居然骗过了笔迹鉴定专业人士的眼睛。

可以说，吕宝华清楚地洞悉了破案工作在时间上、看管上的混乱和粗糙，又聪明反被聪明误!

讯问持续到天亮。在持枪的武装人员看押下，吕宝华戴着手铐，领着团保卫股以及赶来的二师、兵团等众保卫干部，沿着他三个多月前走过的那条罪恶之路，模拟复原现场作案情景。

在他的宿舍里，按照他的指认，人们清开取暖土灶旁的煤堆，撬开铺地的墁砖，挖开两寸深的土层，取出一个手掌大小的蓝色的塑料包裹，里面是一本《毛主席语录》。打开封面，书芯已经被挖刻出一个长方形的空洞，一块“首都”牌手表静静地躺在那里。秒针上点缀着一颗晶莹的红色卫星，表盘上的时间刻度发散着幽幽的荧光。

经事后查证，此手表的价格是人民币90元整。

吕宝华是否还有同伙？这是讯问和侦查工作始终特别关注的一个重大疑点。吕供认杀人以后，始终否认有同伙。他满脸无奈地说：“我身子都掉到井里了，耳朵还挂得住吗？”证据和口供都确凿无疑，即吕宝华一人所为。至于那件军装被盗案，讯问中吕宝华很痛快地承认了。

在当天讯问的最后阶段，办案人员问他还有什么要说。吕有一段话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从小我妈就跟我说，自己手里有窝头，别老看着人家碗里的肉。别最后弄得肉你没吃上，自己手里的窝头也没了。”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表情平静、冷漠，依然是半眯着双眼。这是他走到人生绝路时候的忏悔，还是他对母亲的怀念？我们已经无从知道。

1975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军事法院在二师十五团召开公判大会，宣布判处“图财杀人犯吕宝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立即执行。

刑场就在十五团的十八号地。这里距离王忠信罹难的八号斗渠，只有一箭之遥。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10年第12期  
文章来源：铁血网 照片来源：小草心语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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