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英达的相爱是在1987年，那年1月他母亲去世，他从美国回来奔丧。正好剧院要排一个新戏《纵火犯》，由林兆华导演，英达任副导演算作实习，也为将来能留在剧院做准备。我在里面演一个戏份很少的黑人小女仆。演出时我给自己梳了一脑袋小辫儿，满脸满手的黑油彩和一个大而厚的嘴唇，用尖而快的怯生生的声音讲话，可笑极了。那出戏演的场次不多，在我的艺术道路上没留下什么痕迹，但它却改变了我的生活。

建组的那天，在会议室讨论剧本，大家围坐在大桌子四周，我和英达挨着。我排戏从来不带水，因为我觉得无论坐下来谈什么都先倒上一杯茶那是老年人的习惯。英达的面前放着一个保温杯，满满的香喷喷的茶水。导演正在谈剧本构想，我渴得要命又不好讲话，就在纸上写了句：“我能喝你的水吗？我没病。”他笑了一下，在下面写：“当然能。但我有，AIDS（爱滋）。”

他就是这样一个机敏幽默的人，不认识他的人与他的第一次谈话都会很难忘。他的聪明，他的博学，他的狂放和不可一世，让喜欢他的人一见钟情，让讨厌他的人不能容忍。

“有什么了不起！”常常有人会这么说，“不就是英若诚的儿子嘛，不就是去过美国嘛。”

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排戏后大概两星期。有一天早晨他进排练厅直接走近我，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我的手上，松开是一个被他的手捂热了的煮鸡蛋。我笑着把鸡蛋磕开，连蛋清儿都还是水。

“你的手根本没把它焐熟！”我大笑起来。

然后是我请他在一个叫“白桦林”的小西餐厅吃饭。

然后是我接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满了：“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一定要娶你！我一定会娶你的！”

“咱们得好好谈谈。”我说。因为我发现问题有点儿严重。

“好啊！我有套单元房，在水碓子13号楼，你来吧！”他的表情特别真诚。

约好下午5点见面，差5分钟5点我就到了。刚上楼梯我就听见有人在鼓掌，爬上来看见他换上了干净的白衬衫。

“我妈说女孩子跟人约会应该迟到。可我在大街上耗了半天还是早了5分钟。真够露怯的！”我说。

他笑起来。我说什么他都笑，他好像特别爱听我说话。

我们相爱了，像两个18岁的少年。每天在剧院见面我们都大喘着气。中午休息时我们跑到新侨饭店吃饭，整顿饭他都在教我唱英文歌。我那会儿一句英文都不会，靠死记硬背我的发音居然还特别准。4年后我第一次去美国时给美国人唱过那些歌，有个美国人无论如何不相信我根本不明白歌词是什么意思，他简直不能想象我那时不会说英文。

我不是那种把爱情一点儿一点儿给出去的人，我不在乎也不考虑是否自己像个傻瓜，我完全缺少女孩子的疑虑和谨慎。一旦爱上了就全心全意。爱会使我的理智消失，智商为“零”。人们常说：“真正的爱只有一次”。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我每一次爱都是“真正”的和“惊心动魄”的。

热恋时记得有一次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英达在看报纸。电视里演的是“世界名模大赛”。每一个模特走出来我都惊呼一声，然后我说：“快看呀英达，太漂亮了！这些女人真是‘上帝的宠儿’！”英达漫不经心地抬了一下眼皮，嘟囔了一句：“比你还差得远啦！”

能想象我的智商吗？不撒谎，当时体重近130斤的我差一点儿就相信了他的话！

他还告诉我，我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儿。“大学里的那些女孩子可能会读书，但她们绝大多数都没你‘聪明’，‘聪明’不一定会读书，就像有文化不一定灵魂高贵一样，你经常会看到一个文化人有一个小市民的灵魂，而你是既聪明又灵魂高贵。”

这些话我听了心里可太舒服了！我深深地把它记了10年。

后来他回美国继续读他的学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他的信。他还给我写了好多特棒的“情诗”。他说他写的诗老在“韵”上，他不会不押韵，而在“韵”上就不能算好诗。我自视为文学青年，同样以诗回赠给他，同样地每一句收尾都在“韵”上，这很糟糕：

英达以最快的速度在美国读满了学分。1989年7月13日，我们终于在东城区街道办事处登记结婚了。

我真正走进了那个家，卷起衣袖开始做“家庭主妇”。我首先打开壁橱，将英达的母亲生前存放多年的“宝贝”都翻了出来：大捆的布匹、大叠的口罩，以及许多永远不会再用的，每一个经历过“困难时期”的母亲都会保留下来的生活用品。我把它们分送给邻居和亲戚。

然后，我作出一个更为惊人的举动：我铺开了那张虽已购买多年却依然如新的仿古地毯。那是一张漂亮的地毯，是英达的父亲托朋友买的。它常年卷在沙发根处。从前只有来了重要客人他母亲才会把它打开，然后命令所有的人光脚。

我打开它的时候，英达的父亲还在看报纸。他吃惊地看着我，愣了半晌才问：“天天都铺着啦？”

“啊！”我坚定地，头都没抬。

“脏了怎么办？”他小声地说。

“洗！”我说。

“坏了怎么办？”他声音渐高。

“再买一个！”我动作麻利地收拾着。

“倒也是！”他嘟囔了一句，再没说话。

我把家里一个最大的黑衣柜里所有的东西清理出来，然后从街上叫来了收购旧家具的小贩。

“能卖多少钱？”我问。

他敲了敲木头，摇了摇头：“不要。”

“5块钱你拿走。”我着急地说。

他还是摇头：“都是三合板，卖不出价。”

“不要钱。”我狠狠心，“送给你了！你拉下去吧。”

他还是不要，他走了。这个衣柜根本没有后挡板，多年来它直接靠在墙上，里面的衣服都会蹭上白灰。我把它抬下楼，扔在了垃圾箱旁边。

8月底，我正准备接一部由滕文骥导演的电影《黄河谣》。我演女主角，英达当时还没有工作，就跟我一起去了西安，准备做那部戏的副导演。我们在西安为剧本的丰富出了一些主意。修改剧本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北京，就在那时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要这个孩子吗？”我问英达。

“要吧！”英达坚定地说，“反正早晚得要。”

“戏怎么办呢？挺好的机会，我应该再演几年。”

“也是，”英达说，“那就别要了。”

“为什么你不想要我们的孩子？”我盯着他，“为什么你想杀了它？”我开始无理取闹，开始有了做母亲的恐慌，开始撒娇和找理由哭。英达哄了我很久，我们决定生，并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滕文骥。

我非常兴奋地准备做母亲。八九月份北京还很热，我穿上宽松的孕妇服，每天都在毫无顾忌地大吃。终于可以不担心发胖了。我以最快的速度在长肉，并且十分得意地每天下午在楼下晒太阳。

“丹丹怀孕啦？”楼里的邻居见我穿着孕妇服都在问。

“当然！”我自豪地回答。

“多久了？”人家看我挺着肚子。

“1个多月了！”我努力控制着幸福的表情。每一个听见我回答的人都放声大笑，因为此时孩子大约只有一颗黄豆那么大，而我的肚子已经不小了。

就这样，我在家里准备做母亲，英达在陕西拍《黄河谣》继续做他的副导演。戏还没有拍完，英达就回来了，说滕导让他先回来写下一个戏的剧本。英达果真在写了，而且非常认真，然后很快发现人家只是找了个借口把他撤了。从来没人要用他写的东西。我想他第一次进摄制组，一定工作特别“认真”，一定显得特别“聪明”，一定给不少人提了不少意见，一定有滕导老班底的人问：“哪儿来个不知深浅的，跑这儿来指手划脚。他不走，我们走！”一定是滕导没招了，怕戏拍不下去，就想了个不伤英达自尊心的办法，把他先发配回来了。尽管情理上是这样，我还是像一个孩子被人欺负了的母亲一样被激怒了。我对后来到我家来给英达送稿费的制片主任说：“请你转告滕文骥，宋丹丹说他是个虚伪的小人……”

我不知道那个制片主任是怎样转告滕导的，没过多久我们收到了一封滕文骥的来信，字迹很工整，两页纸，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君子分手不带脏字儿”。

那时候英达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从中学、大学到出去留学他都没有走出过校门，没有接触过社会。他常常会喋喋不休地显示他的记忆力和他那些“无用的知识”。如果一群人在谈论一个观点，他一定会找出一个人来争论。我永远为他捏把汗，因为最终他的观点常常是正确的，而对方会很下不来台。如果一大桌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我常常会踩他的脚或掐他的腿。

“你为什么不能闭上嘴呢？”回家的路上我总在抱怨，“为什么你就不允许别人‘聪明’一次？”

“我不行！”他说，“我不能眼看着那个人企图踩着梯子和我一边高。”

当我深知自己不可能去改变他的时候，我就改变了策略：“英达没有社会经验，他不大会为人处世，但他人特别好。”我常常会告诉第一次见他的人。

不过几年以后，他经历了许多事，自然成熟了许多。他在离婚前还经常对我说：“我成熟了吧？现在你不替我捏把汗了吧？”

1990年3月20日上午，我被推进了手术室，剖腹产下7斤1两重的儿子。那时候我以为孩子得有个八九斤重，因为我的体重已经180多斤，我胖得谁见了都哈哈大笑。当医生把孩子剖出来，我听见儿子的哭声的时候，我想我的肚子还开着大口子。我用虚弱的声音，忍着疼痛让医生帮我数数孩子的脚趾够不够10个。生一个健全的和别的孩子一样的小人儿是那么不可思议！听我妈说在手术室门口当英达听说果真是儿子的时候，他用拳头重重地砸了一下墙。

刚生下儿子，我是个人见人笑的大胖子

孩子七八个月大的时候，我们搬进了一个四合院，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枣树和一座两层小楼。我从未想过不要孩子和生孩子可能会影响我的工作。在怀他6个月的时候，我演了小品《超生游击队》，一下子大红起来。生下孩子34天，我开始四处奔波忙于演出挣钱，五六天回来一次，每一次孩子都大一圈儿。我把挣来的钱用来装修我们的新家。看着我那样辛苦忙碌，英达曾对我说：“丹丹，我今天花你1分，将来还你1万。”

话虽是这样讲的，但他却依旧整天在家里睡觉，自称“觉（教）皇”。每天睡到中午12点起来吃午饭，吃完午饭说：“天那！太困了，我必须去睡一会儿了！”

眼看着他一天天胖起来，我十分严肃而气愤地跟他谈了一次话：“我不在乎你是否成名，也不在乎你是否挣钱，但你现在已经做了父亲，你得做事，人不能不工作、不劳动，人不能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他画画儿很好，写东西也不错，我开始逼他写东西。“你小时候都发表过小说，为什么不能接着写呢？”

我的话很严厉，他说我像他去世了的妈。然后他下决心写东西。“我必须白天先睡一天，然后我写一夜！”

我们的卧室在小楼的二层。早早我就上楼睡了，看见白天睡了一整天的他走进楼下对面的小书房去“创作”。夜里3点，我醒来趴在窗前，看到他书房的灯还亮着，我欣慰极了，我从认识他的第一天就坚定地认为他聪明绝顶，必成大器。

早上8点，我轻轻地走进他的小屋。一进去我就惊呆了！床、桌子和书架都挪了位置，窗明几净。他鼾声如雷。台灯前整整齐齐摆着稿纸，一个字都没有。

我把他摇醒，问他的“小说”放哪儿了。“丹丹，”他诚恳地说，“以后你看哪屋脏就让我在哪屋写东西，我保证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因为干什么都比写东西强！”

我不能再逼他了，我怕他的压力太大了。他那么聪明，那么可爱，那么懒。我想也许他不适合当作家。

一天，我的朋友王领来我家玩。那时候她的儿子秋秋刚从电影学院毕业，还不知会分配到什么地方，他急着想工作。

“他太急于去挣钱！”王领说。

“把他叫来，”英达故作严肃地，“我得好好给他上上课！这哪儿成啊，怎么这么不懂事！得好好批评批评他！如果他态度虚心，我就给他传授经验：教他怎么能娶到摇钱树。自己挣多累呀！”

直到后来他已经套上了工作的“大马车”以后，还总在家里拄着一根同事送给他父亲的拐棍，“我什么时候才能到‘晚年’呀？急死我了！”他常常这样叫唤。

我从来没有对他真生气，因为他让我气不起来。

1991年，我和英达在《爱你没商量》

大概就在那个时候，《爱你没商量》的导演来请我演女主角周华。我非常喜欢那个剧本。故事发生在一个剧院里，我演的是一个话剧演员，历经坎坷，最终走出了自己。那个故事很动人，我特别懂那个角色，因为我就是话剧演员。

虽然我小心翼翼地怕失去这次机会，但我还是对导演说：“你让我演周华我特别乐意。但英达必须演方波。”我没说不让英达演方波我就不去演周华，我还没那么自以为了不起。但我的确非常诚恳地要求导演考虑方波让英达来演。方波在戏开始时是周华的男友。我用许多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这个角色非英达莫属。导演当时犹豫着说等过两天再给回话，因为他们实在没有思想准备。于是，过了几天，我和英达一起兴高采烈地走进了《爱》剧组。

客观地说，英达的“方波”演得很精彩，他把知识分子的小聪明、小算计，浪漫而又现实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那时已经演过了《围城》里的赵辛楣，有了一定的表演经验，再加上他天生松弛并有很高的悟性。我是那么以他为荣。

拍完《爱你没商量》，我就到美国度假去了，《爱》剧在国内的反映与我们的预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许多报刊杂志批评、嘲笑这个戏。当然，批评最多的是我的表演。

“幸亏你不在国内，”英达打长途告诉我，“不然我真担心你受不了。”他因为报刊对我的“不公正”评价气愤至极，他为我四处喊冤，夸奖我并为我的“才能”平反。

其实对于观众和记者的批评我并没有感到承受不住。我早就知道演员的艺术道路不可能永远只是鲜花和掌声。我比英达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我在美国度假期间英达和王朔一起见了《我爱我家》的投资商。从我认识英达的那一天起，就知道他一直想拍一种在美国已流行多年的“情景喜剧”，他梦想做导演，导自己的戏。

他打国际长途告诉我这事有进展，我没当回事，我对他所做的一切都表示怀疑，因为他懒。然后他告诉我他和英壮、梁左一起到西山远离“尘嚣”创作去了，当我从美国回来一进家门，他就拿出了几集《我爱我家》的剧本。他不让我自己看，非要念给我听。大概他怕我看不出来那些“包袱”，而念出来会比较逗。

《我爱我家》圆了英达的导演梦，并且一炮打响。他人缘好，对工作人员及演员都很尊重，大家都喜欢他。他干上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职业，他的“杂学”派上了用场，自此他不可能再懒下去了。投资商投了钱，摄制组一建起来，每一天的花销都很大，摄制组要以最快的速度运转，否则资金就不够了。

英达异常勤奋起来。有一天早上7点，我睡眼矇眬中发现他在擦地！

“我睡不着。”他告诉我，“压力太大了。”

他摘掉了戴在他头上多年的“觉皇”的帽子。

在英达没什么工作的时候，他有很大一部分注意力在我身上。记得我28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他谎称睡不着，想干点儿事，让我先睡。第二天我一觉醒来，我们小小的单元门厅被布置得焕然一新。墙上有一张我的画像，那是他用细水笔画的，上面写着“年方二八”，据说他为此画到了天亮。桌子上摆着他“变”出来的蛋糕。点亮的28根蜡烛上火苗欢快地跳跃着，他的父亲、外婆和保姆小花都坐在桌前等我。我一出现，大家就高声说：“生日快乐！”英达把给我做的纸皇冠戴在了我的头上。无法形容当时的我沉浸在怎样的幸福中。

我永远也忘不了英达挣的第一笔大钱。那是《我爱我家》的作曲关峡付给他的分成。那天他和关峡在他的小书房里谈了一会儿，送走关峡他来到客厅。

“丹丹，看！噔、噔噔噔（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主题音）……”他嘴里打着拍子，一下解开了棉外衣，里兜儿揣着整整齐齐的6万块钱。他以最快的速度一叠叠地抽出来，撒向空中，有一叠落在了房顶的大吊扇上。大冬天，我们不得不启动它，让“无数张”百元大钞纷纷飘落下来。我们全家都撅着屁股捡，满屋回荡着我们欢快的笑声。

英达有名了，能挣钱了。他的事业有成增加了我对他的信任和依赖。我什么事都和他商量，听从他的决定。不可否认在那10年的恋爱及婚姻中我是幸福的，但是也很累。很难想象我竟有如此韧性，长此以往地担当着那个家庭的“顶梁柱”，无论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那时的英达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生活能力的人，他不会也不愿做属于男人的家务，他的忘性令人发指。他从来不记得我交代他做的事情。如果别人有什么东西交给我，万不能由他中转，说不准他会随手往哪儿一扔，然后一点儿都想不起来。

那时我的确很“能干”，家里的煤气出了问题也由我修

一次我给他的小书房安窗帘，我把缝制好的布交给他，并给了他一根细长的铁丝，“帮我穿上”。我开始在窗边钉钉子，我们边聊天边干活，很久了我才发现他那根铁丝一点儿都没穿进去。

“它老扎出来，这活儿我没法儿干！”他急了。

我拿过来，把铁丝头弯回来一点儿，一分钟就穿上了。每到这种情形他都会发怒：“为什么你老想让我感觉自己是个白痴？！”

基于他的这些能力，我很少让他或指望他能干什么。家里修灯、修锁、修煤气、修马桶样样都是我。

有一天我们的汽车坏在半路动不了了，谁也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英达打算放弃，要叫辆出租回家。

我对他说：“把前盖打开。”

他笑了：“你什么意思？你想修车？”

看着他难以置信的样子我根本不理，挽起袖子就开始瞎碰。请注意，我根本不懂车的构造，我那会儿还不会开车，也丝毫不知道车前盖里头的那些乱七八糟散发着热气的东西是什么。但我把它“修”好了，触拨几下车就发动了，我们开车回了家。

“你是魔女。”他对我说，“你有一双神手！”

我也许天生不该做演员，我其实可以成为了不起的勤杂工！

我们家的第一辆汽车，第一天开出去就被撞得很惨

我们在1988年就买了刚才提到的那辆车，墨绿色的、流线型的英国车：Vauxhall。英达说在美国留学都没开过这么好的车。我们对它心爱极了。

新车刚刚买回来的时候，全家兴奋得坐立不安。那天正巧我刚从外地拍戏回来，吃完晚饭大家决定开新车出去兜风。请注意：家里任何一个人都还没有驾照，只是英达和他父亲在美国都曾开过车。那天晚上他父亲喝了许多酒，临出门时揣上了他的“人大代表证”。

“万一出什么事，谁也不能抓我！”他说。

我们笑着走下楼，我埋怨他这话说得很不吉利。

英达把车开到了离我家不远的红领巾公园附近，那里没什么人。他父亲强烈要求“过过瘾”，我们同意了。他坐到了驾驶的位置。先是发动不着，打火的时候发出一阵阵金属摩擦的刺耳的声音，英达在耐心教他。终于发动着了，然后车“噌”地一下就蹿了出去。

无法想象当时的情景，车就像一匹脱了缰的马在飞奔，眼瞅着就冲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妇女去了。那个女的还回头仿佛微笑了一下，她全然不知身后的这辆绿车的驾驶员多么可怕。他喝了许多的威士忌，并且很多年没开过车了。他没驾照，只有兜里的“人大代表证”！

我和英达都在大吼，我们疯了一样地喊：“快踩刹车呀！”然后就看见老人家手中的方向盘拐到了一边，只听见“嗵”的一声，车右侧的后视镜在1秒钟之内就没了，“咣”地一声车子撞在了一根电线杆上。

车停了，我们谁也没动，那个中年妇女又回了一下头，继续骑走了。我听见车窗外一个老大爷的声音：“镜子在后边那，还不捡去！”

我们回去了。把车停在楼下谁也不肯上楼。英达父子俩蹲在单元门口，英达说：“这下可好了，从来没开过这么好的车，一转眼就变破车了。”

我们看着车鼻子前面巨大的“酒窝儿”，谁也没埋怨已经吓坏了的“人大代表”。

第二天早晨起来，他们父子俩说夜里做的都是撞车的梦，其实我也一样，我的脚在梦里一直使劲儿地在踩刹车。

这辆车我们开了不到两年，英达相继弄丢了行车执照和车钥匙。没办法我们只好请了监狱里专干溜门撬锁的小偷把车打开了。他每天出门我都大喊着：“带驾照！”而他比预定的时间晚回来半小时我就坐立不安。最后我坚定不移地把车卖了，要不然我有可能死在这上面。

1993年我到欧洲演出，在意大利给英达买了一双细腻如丝的皮手套。那副手套太漂亮太精致了，花了我一百多美元！我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给他买的，交给他时我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千万别丢了，本来我可以给自己买双皮鞋！”他很郑重地收下了。

一天他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办事，出家门的时候他第一次戴上了新手套。他们一起走到胡同口叫了辆“面的”，当然他就把那副手套落在了出租车上。他只戴了不到100米，然后，是对那个朋友的一路叮咛：“不许告诉丹丹！”

过了一些时候他又要出门，仿佛很随意地对我说：“是不是应该给我买双手套？太冷了！”

“你的高级手套呢？”我担心地问。

“怎么问我？我哪儿知道，我从来没戴过。你不舍得让我戴，谁知道你又藏哪儿了！”

我开始在家里找，急死了。我想我真是老了，什么都记不住。我把箱子柜子翻了个底朝天，然后十分歉意地上街又给他买了一副。

过了很久那个朋友才把这件事告诉我，我一点儿也没生气，我已经知道他那么怕我唠叨，也已经明白了我不能要求他做“做不到”的事情。我想在接受他的优点的同时接受他的缺点，反正我们在经济上已经不窘迫了。

在这儿我还要讲一件事情，为这事儿我差点儿得心脏病。英达的父亲英若诚是一个极其顾家又热爱“科学”的人。很多年前，在别人还没听说过那些新鲜玩意儿的时候，他就把日本出的“换气机”和英国产的“电灭蚊器”搬回了家。插上电源我不知道空气是否被换过了，反正电表的指针老是在“揪”我的心。而我在“电灭蚊器”里没看到过一只蚊子，即便把它放在院子里也一个小虫都没有。

有一天，他看见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3800块钱的真空管太阳能使您一年四季24小时享受热水。”于是他决定安装。大卡车拉来了设备，能装几吨水的大锅炉往房顶上扛。我们所谓平房房顶都是斜瓦，我真怕那几个工人掉下来。我们的墙被凿了无数个大洞，直径近1尺的大圆管子从房子的最东头穿到最西头。洗手间的瓷砖都碰坏了，墙上好几个窟窿连接着错综复杂的电线、好多个水管的开关和电插座。装好以后，我们果真看见房顶的锅炉冒着烟，可以肯定水开了。可是打开我们所有的水笼头，却没有一滴热水。

我打了无数次电话请他们来修，他们确实每次都上房顶看看，但丝毫不见成效。我请求老人家让他们把它拆下来，房顶上压着一个盛着几吨开水的大锅炉实在让人害怕！他去了，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人家决定不收我们1分钱，并且把那些“真空管”都送给我们了。后来我发现水不冒烟了，也就没再想这件事。

不久后我去了美国，有一次跟英达通长途电话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能想象吗？咱们家两个星期以来一直顺着房顶往下哗哗流水，1秒钟没停过。院子里长出了许多不知名的植物，隔壁残疾人基金会每天都来敲门，因为水也流到他们院子里去了。”我在电话的这一端一下子就懵了，心动过速。

我大喊着：“快去找人修呀！”

“我不知道找谁！”

“快把所有的笼头都关上！”

“关上了。”

“再把卫生间所有的插销都拔掉，别挂电话，现在就去，然后告诉我情况！”

他放下电话去了，然后气喘嘘嘘跑回来说：“好了，水停了。你快回来吧，家里没你不行。”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能让你得心脏病，而你得心脏病都会快活。

1994年我们的四合院准备拆迁。城建公司在方庄给了我们两套单元房。我觉得房子分配得不够到位，就四处奔波上告要求再加一套。

“我们家有老人有孩子，我公公和英达都需要书房。如果不多给一套，我们没法生活。”我在相关人士面前喋喋不休。

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争取到了3套单元房。这下可有活干了，我开始了漫长而劳累的装修。

所有的装修材料、设备、墙纸、瓷砖、洁具、大理石、花岗岩和热水锅炉都是我挑选并拉回来的。3个单元有3个洗手间、3套洁具、3个锅炉和无数的瓷砖。我一趟趟搬运，往返于城南和城北。历时近1年，房子终于快装好了。有一天我对英达说：“今天抽空来看看新家吧，瞧瞧我的劳动成果。”

他来了，一进门看见我正趴在地上给地板打蜡。“你可爱死了！”他对我说，“咱们家真漂亮！”

装修花去我太多的心血，几乎每一个钉子我都那么熟悉。我把好多从国外带回来的小饰物挂在墙上，给许多画和证书都配了框子挂起来。整个家看上去是那样整洁典雅。

不光是心血，装修还花去了许多的钱。11间房子，每一个房顶都需要吊灯，6个房间需要空调，添买了新的电视，并购置了很多家具。没有一样不是我一个人买回来的，没有人不为我的“能干”而惊叹。当然，我也总忍不住去炫耀自己的能力，后来我发现为此英达有些不高兴。

“你让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做，”他说，“而实际上你什么都不让我做，什么都要按照你的意志。”

他说得对，这的确是我的问题。我是那么霸道，那么精力充沛。记得有一年我出国回来，英达为了让我高兴，把家的样子改了，客厅的家具都挪了位置。我看着别扭极了，虽然嘴上没有说什么，但在当天夜里3点钟，我一个人把所有家具又放回了原处。不能想象我是如何挪动那些大柜子和大电视的。我总显得那么力大无比。直至今天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如果你和一个人共有一个家，你要照顾对方的感受。你要与他共同分享一切，包括情感，也包括劳动。

1991年英达的父亲出现了第一次大吐血。当时血就像水笼头里的水一样从嘴里喷出来，我被那情景吓得一声声尖叫。这样的事情自1994年至1996年又发生过多次。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每每遇到这个局面我都会表现出异常的镇静。我会以最快的速度把他送进医院，然后开始漫长的守候。病房允许支床的时候我就支张行军床，不能支床了我就蜷在沙发上，一住几个月。

“你去忙吧，”我对英达说，“我一个人行。”

老人得的是酒精性肝硬变，吐血前他每天晚上手里都会拿着一杯加了冰块的威士忌，吐血后他连酒酿都不敢吃了。他病得太久了，我已经完全成了“特护”。我借来医书研究肝硬变的病理，我知道如果他发生什么情况该如何抢救，输什么药。我每天用医院的微波炉给他做两顿饭，他需要吃很软很软的食物，正常人吃的米粒可能把他的食管划破。我还负责为他洗脚、擦身、剪指甲……

他住在协和医院。过去“协和”的大部分医护人员都住在医院里，长时间不见阳光，几乎个个脸色苍白，他们自称“协和脸”。有一天，一个护士对我说：“宋丹丹，你也有一张‘协和脸’了。”

我曾经因48小时没睡晕倒过。

我曾经一连10天吃方便面。

没有人问我：“你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也没有人问我：“你是否需要回去洗个澡？”

我几乎48小时没合眼的那一次，第三天我出去给老人买饮料。当我提着两大兜饮料走进病房，迎面撞见英达的表弟英宁和他的妻子，我眼前一下子黑了，晕倒在床上。醒来后我大哭，说我需要帮忙，需要有人换班，我要睡觉！

英达不是不帮我，首先他特别忙。他不是在给上一部片子做后期，就是在准备下一个戏。并且多年来“丹丹什么都行”“丹丹不需要也不喜欢别人帮助”的概念在他心里已根深蒂固。

记得一次老人连续几天高烧、说胡话、出现幻觉，吓得我很久没敢好好休息。终于熬到有一天的后半夜，我躺在用3把椅子搭成的“床”上睡着了。凌晨3点半，我的呼机“嘀”声大作。起身打开一看：

不知道我们的爱情是哪一天悄悄溜走的。那些年我只知道忙于家里家外的活儿。没有一个妻子会像我一样给丈夫更为广泛的自由。我忘了撒娇，忘了受保护，忘了得到应有的温存和体贴。我只是忙着给予，忙着告诉我的亲人们：“没关系，天下太平，再大的困难我一个人就能扛住。”

诚实地说，那些年我累苦了，到极限了，要崩溃了。离婚之后英达还对我说过：“你应该给我点儿预感，让我明白你已经支持不住了。”

我像溺水者急于抓住救命稻草一样地急于得到照顾，急于有一个成熟的男人对我说：

“你要多休息。”

“你不能吃太多。”

“你该穿厚些。”

我忽略了一个生活中重要的原则：给予比接受更为幸福。我总是忙着给予，忙着让自己幸福。我不会也不太懂得接受，我忽略让他人给予，也就是忽略他人得到幸福的权利。

是陈词滥调，也是绝对真理：婚姻需要经营，需要两个人不断地付出。错就错在，我以为，10年的时间能包容一切尚未说开的话，能化解一切来不及疏导的郁结。我还以为10年情缘堪比血缘，不必再修正自己的弱点，反正他已习惯，并且我那些“汗马功劳”足以抵消我做错的一切了。

我们那个家的最后一次“派对”

好像是3年前，我从报纸上看到李宗盛和林忆莲分手的消息，难过莫名，有种为他们流泪的冲动。我对一个朋友说：“他们曾经那么相爱，那么多动人的歌都是李宗盛为林忆莲写的，连他们也分手了，爱情这东西真没意思。还有什么是可以相信的？”

我的朋友迟疑了一下，告诉我：“丹丹，当年你和英达离婚，我们就是这种感觉。”

我愣住了。如果不是我自己为了一对陌生人深感惋惜，我绝不相信我的婚姻破裂竟会影响到、甚至动摇了其他人心中的什么。

是的，那个冬天，所有的朋友听说了这消息都表现出极大的震惊，所有的人都在问为什么。

必须诚实地说，离婚是我提出来的。那时候我偶然地认识了一个人，迅速堕入“情网”。10年来我有了第一次“婚外遇”。没几天我就打电话给英达：“我有外遇了，咱们离婚吧。”

“行。”他说。没有犹豫，也没有挽留。

我们是1997年1月2日离的婚。那天早晨我们约在剧院门口见面。

之前他对我说：“丹丹，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是模范夫妻，所以分手时也要和和气气、高高兴兴的，这对我们彼此都好。”我说“好吧”。

对他的话，我一直由衷地信服。所以那天我们挽着胳膊一同走进了人事处。管人事的同志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你们俩——要离婚？！”

“是啊。”我一脸笑容，生怕别人以为我很痛苦，或者为我们惋惜。

要想离婚我们必须带着结婚证。像往常一样，英达把它落在车上了，当然要由我跑到楼下去取。

剧院开好了介绍信。我们找能办手续的地方。我们是开我的车去的。一上车英达就对我说：“丹丹，送你一首歌吧！”

我哭成了泪人，没说一句话。

我们先去东城区街道办事处，因为结婚登记是在那儿办理的。去了以后才得知离婚在中山公园里面办。随即我们把车停在了公园门口。

那天特别冷，地上是厚厚的结了冰的积雪，公园里静极了。英达总怕我滑倒，紧紧地搂着我。我们彼此间掏出了最心底的话，好像不是要去离婚，而是在约会。

“英达，我有两个请求。”我说。

“你说吧。”

“第一，孩子跟你一起生活，但我希望随时可以去看他。”

“当然，你是他的妈妈。”

“第二，爸爸（英若诚）的病越来越重了，假如有一天老人去世，你要告诉我。”

“我一定会告诉你，他是你的亲人。”

当他非常肯定地给予我以上答复的时候，我感到很踏实，似乎除了这两样，再也没有什么好牵挂的。

当然离婚不是在中山公园，最后我们到了户口所在地丰台区街道办事处。那天不办离婚，可我们是“名人”，为我们破了例。

晚上我们拿着离婚证分手了，10年的姻缘结束。

离婚前我还对人说过：“有的人希望自己年轻，回到18岁。而我只爱现在的年龄。因为18岁你还什么都不可知：你该做什么工作？嫁给谁？生孩子疼吗？而我现在已经基本‘功成名就’了。我做着最喜欢的职业，嫁了我最爱的男人，有了最健康的儿子。”这下好了，我的年龄不可能回去，生活却都回到了原点。我又像个刚刚毕业的学生，提着两只箱子，没有家，没有前景。

当英格丽?褒曼与罗塞里尼相恋并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时，曾饱受世人非议并被好莱坞拒之门外。萧伯纳对她说：“上帝要成就一个伟大的女演员，必会让她受到挫折。”这句话一直是我前行的力量。

一场婚姻的瓦解让我痛苦，更让我醒悟。这不是儿戏，我离开的不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还有昨天的整个世界。我打乱的不仅是这个家庭中每一个人的生活，还有他们的整个世界。

假如现在你问我：“离婚你后悔吗？”

我一定会诚实地回答：“不，我不后悔！”

但你如果问我：“如果回到那时再重新选择，你还会离婚吗？”

我同样诚实地回答：“不，我不离！”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要背十字架的，是要经受一些委曲、忍耐一些寂寞的，是要更多地替别人考虑的。打碎了一个家庭，便无法修补，受伤害的不仅仅是夫妻二人，还有彼此共同的亲友和孩子。而要建立起一个更美好的超过从前的家是件十分困难的事，需要太多的运气和缘分。只是我属于特别幸运的一个。

刚离婚，我的生活回到了一无所有的原点

我很认真地检点过自己，疏忽了什么以及错过了什么，我得出很多经验，很多教训。但是事情太蹊跷，突如其来，容不得拐弯，容不得再回头。所以关于婚姻，没有谁配得上做谁的楷模，有缘时随便怎样都好，缘尽时一切灰飞烟灭。

“挨过烫的小孩都躲着火。”我是挨过烫的。我猜想命运即如此，一定有一些坎坷无法绕过，一定有一些黑暗必须历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