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境贫困，这不单单是我们家，而是全村都一样，每户都是靠生产队的工分过日子，家境好的不光在生产队劳力多，还得靠自己家“走资本主义道路”才能吃饱饭。

父亲有头脑，在生产队当会计，仗着自己年轻，每天起早贪晚，常常是嘴嚼着饭还干着活。他在村子里可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了，每每大队有运动，他都是被“斗争”的对象。记得他种的大蒜被小学生铲过，栽的黄烟被社员拔过，打的菜籽被干部倒过，这都是当时“工作队”的杰作，这些在我的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阴影。不过，我也有解气的时候，就是父亲养的蜜蜂被“工作队”用脚踹翻了，一大群蜜蜂发现自己家被毁，激起了愤慨，集群向侵略者发起了攻击，导致“领导”被蛰得“肥头大耳”，狼狈逃窜。这也给父亲带来了麻烦，生产队的会计被撤职了，还在脖子上挂着蜂框游街……。好在生产队缺少人手，没有人能当会计，过几天只得为父亲恢复“原职”。

说起父亲养蜂，还真是很曲折。还没有结婚的父亲就和爷爷住在大山里，爷爷是山村的教师，父亲就是在那个山村读书到了初中毕业，在村子里算是文化人了。不到二十岁，被新成立的农场招工当上了农场工人，结婚后和妈妈“转战南北”，最终因为吃不饱肚子落户到山下的小村庄。就是在“东打西杀”的时候，跟着一位好心的山民学会了“养蜜蜂”。父亲脑袋好使，学习很刻苦，也很用心，只是脾气有点暴，干活比较毛躁。学会养蜂后也没有忘记这一技术，正当我们姐弟嗷嗷待哺、饿的发懵时，父亲偷偷到山里的邻居家不知是买来的还是要来的一箱蜜蜂，偷偷的在家养了起来。因为买不起蜂帽常常是被蜜蜂蛰的满脸花。我们这些小孩更是不敢靠近，只得在屋里趴着窗台上观景。起初父亲是每天早上起来就去观察蜂群的状况，晚间回来还要看看蜂王的产卵情况。一箱蜜蜂中有8块蜂框，长方形，木头做的，上面布满了一个个小圆洞，洞里全是蜜，下面是一排高起的蜂巢，据父亲讲那是蜂王培养下一代幼王的地方，还有公蜂生活的场所。渐渐地随着蜂王的长大，又会分出另外新的蜂群。这一年，父亲养的蜜蜂从一箱发展到三箱，也没有看见蜜蜂产多少蜂蜜，可能都是喂养小蜜蜂了。

第二年，父亲的蜂群扩大了，由三箱变成了六箱，还产了几斤蜜。等我们长大了，也能帮上父亲的忙了，比如下雨时盖上蜂箱、搅蜜时递上家什、卖蜜时帮着看看堆什么的。那时候蜂蜜不太好卖，主要是村民家都没有闲钱吃这一“奢侈品”，只是有病的人需要的时候买上一两斤，乡里乡亲买点蜂蜜不容易，多是为了治病，父亲就慷慨的送上一瓶，很少收钱，只是我们不太理解，父亲起早爬半夜侍弄蜜蜂不就是为了增加点收入吗？搅蜂蜜是最幸福的时候，一般都是下午三四点钟，父亲利用上工歇气的时候急急忙忙回家搅蜜。这时候引来多个孩子观看驻足，我们姐几个更是牛的不得了，动不动就告诫那些淘气的孩子离远点，免得挨蜜蜂蛰。只见父亲用刷子把粘在蜂框上的蜜蜂往箱子外刷，再把蜂框往收蜜机里一插，快速摇动把子，蜜源源不断地淌进桶里。半小时不到，几箱子蜜蜂采来的蜜就有半水桶，我们会用手刮了一点，舌尖舔舔手指，觉得甜极了。有时我恳求父亲让我操纵一下收蜜机，得到同意后闪电般地摇着把子，看见蜜蜂往桶里直飞，感到特别有意思。卖蜂蜜要等到秋后，父亲和我们拉着小推车，到距离我们家十多里地的朝鲜族村，用蜂蜜兑换大米，一斤蜂蜜顶三斤大米。待到生产队分大米时我们再去收大米。朝鲜族人喜欢蜂蜜，主要是用蜂蜜做辣酱，不仅风味独特，还保持长久不坏。

记得我已经读初中了，父亲就把养的几十箱蜜蜂拉倒距离我们家十几里的公社畜牧场，这里有山，山上开满了各种野花，蜜源很丰富。有一次父亲去搅蜂蜜，发现少了五箱蜜蜂，问到畜牧场工人时，谁都说没看见。父亲急了，跑着下山报告了当时的保卫组。那些干警到山上巡查一番后，也没有发现蛛丝马迹，只得鸣金收兵。倒霉的还是父亲，白白的失去了正是好时候的蜜蜂。后来，父亲去往回拉蜜蜂时，一位工人告诉了父亲，这里的一个工人因为父亲搅蜜时没有给他们留下蜂蜜，气急之下，找两个人将蜂箱抬到不远的树林中，像埋坟一样活活的将蜜蜂埋了。父亲想找这个工人，他已经逃之夭夭了。父亲只得找到埋蜜蜂的地方，将蜂箱挖出了拉回了家。

我高中毕业后也跟着父亲学习了几年养蜂，上班后就离开了家乡。现在父亲已经快八十了，也不再养蜂了，而他那段养蜂的经历，还时常向我们讲起。我想，等到我退休之后，也找块地方，再养几箱蜜蜂，但不是为了糊口，只是想追忆那段难以抹去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