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丨求经世而言明道:理学视野下孙奇逢诗文创作(下)-铁塔文献学刊-八卦帝

文选丨求经世而言明道:理学视野下孙奇逢诗文创作(下)

铁塔文献学刊港台男星 2016-06-27 21:48:39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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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奇逢

三、冲和深厚，雍穆超逸：孙奇逢诗文内在的文化心态

早年孙奇逢有心仕途，为人重节气，好打报不平，有燕、赵慷慨之气，仕途虽不顺畅，但仍是一腔热血，满腹报国之志。随着时间的积累，至晚年孙奇逢为学之功愈深，孙奇逢八十岁《自赞》云“七十较六十而加毖，八十视七十而更殷。秉烛之光不熄，日月之明何分”，而学问因年益进，自身修养不断加深，加之事世变迁，绝意仕途，退居田野后，子孙满堂，不远万里前来论道者络绎不绝，故孙奇逢为人愈发谦和，野鹤孤云，安贫乐道，少了年少时的“戾气”，多了一份雍穆与超逸，其行文间渗透着恂恂儒者之气象，而内在地展现出一副一代学者于大时代面前士人文化心态调整变化与晚年生活景况图：心态由早年心向仕途，有志政事，报国济世而慷慨陈词，转向不慕仕途，倾心田野，教书育人而隐露心曲；生活则从早年四处求学，为避战乱而漂泊不定的境遇中逃脱，于晚年趋于安定，专心治学，过起了每日耕读讲学，著述立说，会朋见友，安享天伦之乐的农家田园的日子。孙奇逢曾自言“余性迂疏，素厌喧嚣”，移居夏峰后“目不睹冠盖，耳不闻鸣驺，意颇闲适”。谢国桢评价孙奇逢：“气象雍穆超逸，读其文者，令人神往”，大抵在此。这种文风多见于孙奇逢的杂感随笔中。如孙奇逢《榻铭》云：

兀然一榻，每坐夜分。竹户疏窗，风雪时闻。篱壁敝席，朴陋无文。客至时常乏酒，

自奉安必有荤？旁人窃笑而窃怜，病叟心安而意欣。

此文将孙奇逢晚年生活景象与心态自然融和，言家中有榻，每坐于夜间，疏窗有竹掩护，可以听风声、雨声、雪声，虽简陋异常，亦不失自然之趣；又客至少酒，自奉少荤，虽有人私下嘲笑同情，好在人心安而意欣舒，文中雍穆超逸之气象，瓢食单饮，湛然乐道之态度清晰可见。再如其《寓百楼》：“但得酒酬消日月，自无心计问功名。途穷不改青山色，交尽犹闻黄鸟声。”《村居》：“卧听儿子读周易，何必羊裘伴帝眠。”此亦可为孙奇逢随事寓怀，淡泊功名、安于田园的写照。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评论孙奇逢诗歌“皆随事寓怀，有闲淡自适之趣”，自有其道理。

同时孙奇逢对陶渊明品行与节气倾慕异常，赞其“隐士、诗人之目，俱不足尽先生之靖节”。认为陶渊明“乃真旷古之豪杰”，自称“我最爱陶公”，并惺惺相惜，宛若知己，言虽自家“门前少五柳。东篱既无菊，性亦不嗜酒”，然“独此贫相当，腰不折五斗。陶公如见我，应与同携手”。孙奇逢慕其人而爱其诗，“心事悠悠难自量”时也会“漫吟陶句三两行”，因而其许多诗文创作也颇受陶渊明影响。如《暂移共城题壁》中“人境喧车马，悠然独闭关”，《所止二首》中“夏峰多奇云，心远境自幽”便直接是对陶渊明《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模仿与化用。再如孙奇逢《书感》：“人也而天游，钓渭与耕莘。不然隐君子，山水乐相邻。丘壑适吾意，皎洁不染尘。”言语自然疏朗，恬淡平易，然质癯而实腴，颇得晋人遗意。

然而，世事的变换会锤炼人的心灵，正如孙奇逢恂恂儒者之气象本由其刚毅之气灼炼而出，时代的变迁会促就个人的选择，正如孙奇逢虽是自主选择归隐田园，永诀仕途而寄情临泉，但终究也是无奈之举。《踵刘范修原韵》云:“全仗酒筹娱白日，更凭诗卷老青山。”诗中一个“全仗”，一个“更凭”便将万般无奈、苍凉的情感流泻出来，虽寄情山野田园，以诗酒自娱，但心中仍有解不开的心结，消不了的哀愁。在孙奇逢看似平淡闲适的晚年生活中也时时不乏隐露心曲的低诉，“一代是非谁共语，百年感慨入孤吟”，沉重而孤独。其低诉的是对迟暮的无奈，对亲人的怀念，如“弟也先作古，兄复继沦亡。秋洁雍睦时，遂尔成悲凉。无酒可且止，有酒共谁尝？天涯古希人，念此心彷徨”，语调迟缓哀婉，垂暮老人念昔往事，忆亲人而秋景更添悲凉，叹衰老而心情愈加彷徨。其隐露的还是对新朝的疏离，对故国的眷恋。如《九日同诸子孟城登高，得“秋”字二首》其二：

何来漂泊十经秋，日暮随缘任去留。摇落襟期成婕梦，萧条心事付渔舟。

时贤漫洒新亭泪，病变深怀故国忧。但得目前绝战伐，苏门长啸更何求。

诗中，情感隐曲，笔墨矜重，看似因事寓怀，随缘自适，实则寄寓深沉的遗恨，希求群贤戮力，克复神州，然最终又归之于隐逸长啸，正体现了当时抗清势力消沉而地火汹涌澎湃的现实，诗中感慨苍凉，曲折幽隐的情绪尤其引人深思。不过世事变换，人不可为，岁月的年轮可以碾平世间万千难事，故孙奇逢诗文的缓缓低诉又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趋于平和雅正的，这也正是传统古典诗学讲求的一个重要原则。对此孙奇逢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历经沧桑后心态上的自然调适，既有感情宣泄亦有理性节制，不依傍古人，不苛求工稳，却也雍穆圆融，清新怡人。

四、文须有用，载道求实：孙奇逢诗文理论中的学术旨趣

孙奇逢不以文人自居，而是以一个理学家的身份在创作，认为立德、立功、立言本都是为学，“莫把理学看的太板了。诗文岂遂妨于理学？”“若欲做学者，诗文寄兴，自不可少”。所以在孙奇逢的诗文创作中也形成了自己的诗文理论：文须有用，载道求实。然而孙奇逢欲明何道？又何以求实？

分而言之，第一，为文不能离理。孙奇逢题《望雅随笔录》中言：“理无一处不在、无一时不在、无一物不在。书则随人意兴所至，随处、随时、随物而文生焉，要无不本诸理者。离理之文，何以为文？”理存在于万物，且无处、无时不在，故文章之事自不能离理而为。孙奇逢有些小诗，观乎自然地理，心有所感，自然流露，而又带着点哲理，颇有趣味。如见“月至秋，倍觉皎洁。连日晴霁”，而有“乐意偏从无意著，盈亏相禅默相留”之妙语出。第二，文只有理还称不得好文章，理还需气运贯通、明晓透彻。孙奇逢解释其原因谓：“养气穷理之人，做事决不模糊，为文决不蹈袭。从古圣贤豪杰，行各造其极，文各极其妙，只是理明气畅。”正如“应事做人，总在道理通彻，胸中无凝滞”，故而能够“八面玲珑，沛然莫御”，且“圣人因物付物，非预先安排也”，像贾谊、韩愈、苏轼等文章大家，出口成章，“亦只是道理熟”，“笔无凝滞”罢了。例如，孙奇逢讲为学之道言：“学问不长进，只为眼前看得没趣味，故冷冷淡淡，不肯下手做工夫。若真如饥而食，渴而饮，自然住足不得。”此句告诉我们作学问首先要有从中看出趣味来，肯下功夫，有着如饥似渴的强烈求知欲，自然能有所长进，语言平实，而道理透彻。第三，文章不能离节义性道。孙奇逢将文章视作德行的表征，注重文章气节，认为：“真文章亦须以真人品出之，雕虫非所贵也”，而文章、性道一也。孙奇逢言，“文章乃所以传性道者也”，文章、性道非二事，“闻文章是闻性道的功夫”，文章离性道便不能称之为文章。譬如，言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夫妇之文章，此皆因天之序，颂扬品德之纯美，故而“文章在此，性道即在此”。再如孙奇逢言诗，认为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子夏因论诗而知学，“盖诗非徒以格律、音调、相夸诩”，重要之处在于“其温柔敦厚之旨，原与性命通，是圣学之所以尚也”，如此，“文章，性道合一之旨”则斐然成章，谓之文。第四，反复强调“学问之事，须验之人伦事物之间、出入食息之际”，“诗文经史”也皆从其中开发。即，孙奇逢认为文章之理、之节义、之性道还需要出入于日常生活，验证于世间人伦，躬行实践，方可谓有用之文，方可言载道求实。例如，孙奇逢与问学者探讨世间人情冷暖的问题，客感叹曰“人情薄似秋云者”，孙奇逢则回应“世人争道人情薄，我谓人情薄亦厚。厚字还从自己生，向人求厚厚何有”，教导他人以辩证的观点看待世间的人情薄厚，并返诸于己，而不是一味向他人索取。又，有人因家务繁难而问。孙奇逢则举陆象山的例子言：“陆象山当家三年，自谓于学有进”，由此想到并告诫问着，换一个新的角度观察问题，“孝友真切实际处，莫徒作米盐凌襍细碎观也”。这表明孙奇逢善于从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处体认真理，加强自身修为，并将个中道理用于诗文而又为他人解疑释惑，有很强的实践性。

合而论之，孙奇逢以理学视角进行创作，认为“理学节义，事功文章总是一桩事。其人为理学之人，遇变自能殉节，当事自能建功，操笔自能成章，触而应，迫而起”，皆可相兼，“如不可相兼，必其人非真理学，则节义亦属气魄，事功未免杂霸，文章只成空谈耳。”同时，为文又不能空谈理、节义性道等，而当“遇事敢言，见危授命，而经世载物，随地自见”，若凭空谈论文章之节义性道、人伦天理，“一遇事便束手，此腐儒曲士之流耳”。孙奇逢有一类哲理诗文，即教子诗文，颇具特色，是其将诗文与理与性道结合而又融于日用伦常的典范。其《训诸幼孙》勉励子孙趁尚幼“知爱知敬之良，浑然未凿”时，“保之勿失”，使其“日日知孝弟，不为物诱情迁”。《示诸儿》中孙奇逢则教导子孙，如何事亲,言“事亲若曾子，子舆称养志。茅容鸡奉母，林宗独赏意。此事馨千古，定案莫敢易”，然而尽孝“今人效古人，不必迹相类，称孝不必同，真孝同一致”。又，《示望雅、韵雅》劝诫其子“学者立身，先辩雅俗，存心贵，审欺慊”，而勿自欺，抵流俗，作慎独诚意之功夫。孙奇逢的教子类诗文很多，无一不是言语质朴，直接明了，以其为人、治学的社会实践与道德理念，晓之以情而动之以理地勉励子孙弟子，虽其中多有教化之意，但胜在娓娓道来，深情款款，读之能深切的感受到孙奇逢作为父辈对子孙、后学的希冀、关切与怜爱。孙奇逢的这种谈玄说理之作，多透漏着其生活、治学的智慧与哲思，是生活经验，生命感悟融于笔尖的流泻，这种说理是透彻的，平易的，恰似春日和煦的东风，夏日涓涓的清泉，拂人面，沁人脾，悦人心。

概而言之，孙奇逢为文所明之“道”，在理、在节义性道、在日用伦常。为文所求之实在将理、节义性道、日用伦常融于行文，使道之有物，言之有实，而不为口耳章句之学。孙奇逢作为理学家，其诗文多在阐明学术观点，发扬儒家传统的道德与思想，不同于一般文学家的是，其诗文创作带有浓厚的理学色彩。但孙奇逢的这种以文须有用，载道求实为诗文理论的创作，是其把道德与艺术结合在现实人生里的一种实践，也是其随时随处体认天理，躬行实践，将高远玄虚的理，下放至日用伦常，以下学上达之功夫而经世致用的实学旨趣的反映。

五、结论

诗文之内容，不外乎说理、抒情、叙事、写景。然而，其诗文之风格特性则因时代气运，作家个性而呈现出或清澄、或浓郁、或宏达、或醇厚、或尖锐等不同的风貌来。清初，士人“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而兼民族之节操，讲生民之利弊，多以强调志节的理学相砥砺，实事求是，为经世致用之学，于思想有启蒙之功，于文章则开一代之盛。此外，受晚明心学影响，清初文章也呈现出自然多趣、真挚深婉的风貌。孙奇逢诗文多创作于明末清初，受时代风气影响，反映在其文风上则使得其诗文多以经世致用，砥节砺行为目的，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又，孙奇逢以理学家自居，在理学视野下的诗文创作，质朴无华，不事雕饰，而间郁忠孝节义之气。孙奇逢学识渊博，秉性醇善，加之因易代而促成的晚年心态的变化，又使得其诗文雍穆超逸，有冲和深厚之美。学术上，孙奇逢虽调和朱陆，不立门户，但大抵出于姚江，故受阳明心学影响，其文中也多有田园之趣，隐逸之乐。同时，孙奇逢为人诚挚，在诗文情感表达上则是辞肯意切，情真意远。

孙奇逢在为张湛虚《云隐堂文集》所作序中言张湛虚“立朝风节，维世事功，触境诗文，无一不从学问中蕴积而出，宜乎精诚所注，揭天壤而不敝，经百世而常新耳”，这用来评价孙奇逢自己的诗文亦十分恰当。孙奇逢的诗文创作亦是从学问蕴积而出，然其诗文之不足亦很明显，如教化性过多、不太注重辞采、意境不佳、稍显古板而趣味不足等。不过孙奇逢做诗文之用意显然不在于此，他只不过是借用诗文表达自己的情感、志向与学术旨趣，故对其缺陷不必过于苛责。孙奇逢作为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儒，其诗文的审美特性并非其主要价值之所在，由其诗文中所映射出的明清之际儒士大夫的经世思想与时代精神，以及孙氏以文明道、文贵求实的理学家视野，方是其诗文最值得关注之处。从这个角度看，理学家孙奇逢的文学创作，是体现其学术旨趣的另一侧面，是理学精神的延展与外现。在诗文中活跃的孙奇逢，较之其经学著述的面孔要更为真实、亲切，其学术旨趣的展现不再是静态的，而是一种动态的延续。透过孙奇逢的诗文，其求经世而言明道的鸿儒气象方能得到更为具体的展示，其以人伦日常为体贴天理的学术主张方能有所凭依。而这，或许才是孙奇逢诗文创作背后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