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丨李春燕:求经世而言明道:理学视野下的孙奇逢诗文...-铁塔文献学刊-八卦帝

文选丨李春燕:求经世而言明道:理学视野下的孙奇逢诗文...

铁塔文献学刊港台男星 2016-06-25 16:59:10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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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奇逢简介

孙奇逢（1585—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晚号岁寒老人，原籍直隶容城（今河北省容城县）人。遭逢易代，先后十一次拒绝清廷征聘，故有“孙征君”之称，又晚居夏峰凡二十五年，学者尊为夏峰先生。年十七，举万历二十八年（1600）顺天乡试。道光八年(1828），诏命从祀文庙。孙奇逢作为明清之际的硕儒，以学问与气节扬名,是著名的理学大家，思想大家。学界往往倾向于对孙奇逢的理学、哲学等思想进行研究，而忽略了对其诗文的关注。孙奇逢虽不以文人自居，然其诗文，亦皎皎独行，精光不可没灭。值得后来学者去研读与揣摩。

一、经世笃实，忠孝节义：孙奇逢诗文染的时代气息

出于对明朝亡国的惨痛经历的深刻思考，求实的观念成为清代诗文的基本组成部分。明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空疏学风盛行，故而“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深入人心。又，文学论说多无关宏旨，满族皇朝严厉文化政策下的文化浩劫也刺激着脚踏实地的实学风气的兴起，文须有用，载道求实，成为士人为文的普遍准则。且孙奇逢少本好奇节，欲以经世之学立功业，以见于后世，奈何世事易变，明清易代，终绝仕途，以讲学著述为业，故而孙奇逢的很多诗文满怀经国济世之志，以作有用之文为旨归。例如，明末清初一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便是兵荒马乱，社会失序，人心涣散，“少凌长，小欺大；淫破义，贼害贵”，礼教尽失。这时，孙奇逢作为中国传统的士人，而自觉肩负起儒家的道德使命感，经国济世感，正人心，易风俗，德行节义于诗文中处处彰显，读之使人振奋，而沾染着强烈的时代气息。

孙奇逢是如何以诗文挽救明末清初社会人心涣散，道德沦丧之弊的呢？孙奇逢于明末战乱之际，退避讲习与人修武备、兴文学，提倡礼乐弦诵之风。其作《山居约》砥砺士人严同心、戒胜气、备器具、肃行止、储米豆；作《严樵牧约》则告诫同人，避居他处勿“践踏人种蓄，令士人饮恨”等展现了其高超的组织才能与道德感召力。孙奇逢于清初则躬行实践，敦行教化，强调忠孝节义的儒家纲常伦理。孙奇逢言：“人心何以淳？淳于孝悌。风俗何以厚？厚于兴孝兴悌。”清初定居河南辉县之后，孙奇逢于百泉立十老社，为讲习之所，作有《苏门会约》，行文质朴无华，洋溢着恂恂儒者气象，记约定交、约崇俭、约受善、约忘己。孙奇逢认为风俗之薄日甚，盖在族谱废，故又作《修谱》篇以教化乡民。孙奇逢的这种创作意图还多见于其传、记、题序中。孙奇逢在其传记类代表作《中州人物考·分类》中言：“士君子何乐乎？以节义见也。”并且《中州人物考》和《畿辅人物考》都单独分出《忠节》、《清直》与《方正》三类内容。其中不列忠孝篇，是因为孙奇逢认为孝乃天经地义之事，自古忠臣、名臣无有不孝、不友者，故而不专设孝弟科。“间有一二布衣”者，则载入《隐逸》篇中。同时孙奇逢为人写传记还以忠孝节义为标杆。《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在分类上未列文章篇。文章乃经国大业，不朽之盛事，何独遗漏？究其缘由，孙奇逢在《中州人物考》义例中自言何大復、李空同乃“文章之宗也，然生平节义”，非独以文见长，而“诸子有德之言”者，“亦非以无文见短”，故孙奇逢写传记以节义、有德者为标准而非文章。无独有偶，孙奇逢做诗亦是以人写诗，而非以诗写人，《<张忍侯诗草>题词》言：“予不知诗，而服膺其人，况其诗亦能抒写胸忆而独存本色，何必汉、魏、晋、唐而后为诗哉？”由此足以见得孙奇逢为诗文对忠孝节义的重视。又，孙奇逢《乙丙纪事》堪称其对忠孝节义推崇与践行的经典作品之一。《乙丙纪事》记述天启乙丙年间，逆阉魏忠贤窃柄，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相继被逮，孙奇逢、鹿江村、张果中等闻风义激而起，奔走救济之事。全文叙述脉络清晰，详略有当，所记乃清风大节之人，所叙乃正义凛然之事，慷慨激昂，气沛理冲。其中大赞鹿太公之辈面对旦暮之祸，面不改色，反而“气弥锐，骨弥劲，诚有视死如饴者”，为营救诸君子以至“冒暑经寒，以至典衣鬻产，而毫无转念”；感慨扶阳抑阴，慷慨悲歌，燕赵之风犹存。同时称颂魏大中长子魏学洢，左光斗之弟左光明分救其父兄，奔走相告，不顾自己性命的孝悌之情，感人肺腑。如此，忠孝节义于此篇，昭然若揭。此外，孙奇逢在《北学编》序中还言，学术之兴废，关乎世运之升降，而自觉的以“明道统，正人心”为己任。其理学代表作《理学宗传》为文之目的也正在于此。

由上，皆可见孙奇逢经世笃实之心，以及为醇化乡土民俗，利于社稷民生、匡正道德人心所作出的力所能及的努力与实践，再加之岁月世事的磨练，凝结在其诗文中便自然呈现经世笃实的文风。这对清初社会的稳定以及伦理秩序的重建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时代气息强烈。

二、胎息深厚，情意真挚：孙奇逢诗文外在的情感流露

孙奇逢对诗文还非常注重由感而发，不假安排，真情流露，不吐不快。大凡“圣贤性命、英雄经济、词人诗文，皆其中怀之所不容已，必欲一发欲之以为快”，便是著书之义罢了。在《鹿伯顺先生文抄序》中亦言：“时流露而为文章，乃真文章。流露而为事功，乃真事功。流露而为节义，乃真节义。到处迎刃，不假安排。”同时批评，为诗文者蓄意安排、逢迎时势，趋利避害而不能实感流露者，乃流于乡愿之辈。如《日谱》载：“尝见为诗为文者，只因有意乎人之赞毁，遂避恶趋好，饰巧媚人，不能直抒心之所得，断未有鼓瑟于好竽之门者，作人不能硬竖脊梁，独存面目，亦只为顾惜赞毁，一有趋避，遂不觉流入乡愿路上去。”又，听闻箕生论诗，绝不随时流为去取，故作诗赞曰：“当代诗人次第评，另开心眼狥不声。每嫌伯敬流风弱，豪宕独推茅止生。”孙奇逢这种诗文观念，在明末清初，特别是在清初文化高压政策，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实属难能可贵。不过后来，孙奇逢确因清初文字狱而受到牵连。康熙三年（1664），济宁知州李某因捐资刊印孙奇逢所著《甲申大难录》被告发后入狱。孙奇逢闻之，主动上京投案，幸而官府查明此乃表彰忠烈之作，孙奇逢半路得以赦免。自此之后，孙奇逢“闭户休省”少与世俗往来，言及政治多隐露心曲，诗文也多以田园耕读为主要内容了，但其诗文中除政治敏感话题之外，多是真情流露，感人至深，言见其诚。这本是孙奇逢一贯的追求，诚心正意，不欺人，不自欺。特别是其《日谱》中所载的日记体文章，篇篇所记，无论讲学、言情、说理皆当下感悟，随时生发，不饰藻绘，而辞肯意切，感情真挚深婉。例如，孙奇逢南迁途中于顺治七年（1650）二月二十三日作《寄故园诸亲友》言因“行时未得一面，念之怅然”而不禁忆“宝藏社盛时聚乐光景，真如天上”，如此则不得不“令我一二白头老人肠断心伤”，言语明白如话，情感则深沉浓郁。孙奇逢举家南迁，只留长子立雅一家守在故园看护祖坟，心中常是牵挂，其在抵达辉县后又作文《寄示立儿》言：

此番出门，原非草草，我不亲到其间，大家终是虚议论。忆在渥城住了一千二百余日，未尝出南门一步，岂不令龙谿老人笑耶？在家在外，各有自立，总之以仁孝二字为师。尔恬淡成性，目前恪守祖坟墓、门户，关系最大，尔囗无疗期，尔妇病已深，闻潜孙亦病，种种皆系我心。澜孙长成，婚期未卜，尤我早暮牵肠之事。待宗族乡党，宜宽宜和。成就后生小子，尔职之事。二伯临危所嘱，不可忽也。尔处朋友，不患不信，患其隘。学问当日日求长进，尔父尔师衣钵在尔。尔当打起精神，与同志者共勉之。

文中满是叮嘱问候之语，劝勉其以仁孝为师；担忧立雅妻子、次子的病情；挂念立雅长子的婚事；又嘱托其如何待宗族乡党、处朋友；对其学问之事亦不放松，督促其日日精进，如此事无巨细，反复叮咛，一个年近古稀，在他乡思念亲人的形象便不觉浮动在眼前，而其对儿孙牵挂、思念的款款深情亦在这絮絮碎语间淋淋尽致的呈现。其情之真，情之深，读之不禁让人的心跟着柔软起来，对这父爱既觉得温暖，又满心动容。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言 “奇逢诗文，不事藻绘，而胎息深厚，情意真挚，似南宋人所作”，殆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