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他是生，还是死，

总会在她要溺毙于安分之中的时候，

把她劫持出来透透气

 一根烟的朋友 

林红雨坐在路远的车子里。1985年的世界疯了一样向后倒退。他带着她，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离开薛京生。

林红雨从倒后镜里看那个削瘦的身影，站在加油站的门口，点了支烟。整座加油站都被他燃起来了，巨大的火焰包裹了他，热浪从车尾追过来，喷出他化成灰烬的气息。

当然，这是电影看多了的臆想。薛京生只是燃了支烟，吸了一口就被走过来的保安喝止了。他用手指把烟捻熄，扔在地上。他不怕烫的。从高中起，他就以这种方式熄灭800度的高温。

路远说：“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跑到这来了？你知不知道家里都急死了？”

林红雨靠在车窗子上，身体像一块泡在牛奶里的葵花饼干，慢慢化开了。不想说话，不想动，逃亡三天三夜的日子就此终结。阳光晒在身上，蒸发出奇异的光晕，像高中里的某个春天，阳光摊在书桌上折起的光雾。窗子都开着，游行示威的口号声鼓噪地传进来，却少了以往的激情。

薛京生穿梅花牌国红色运动服，坐在林红雨的身旁，说：“有烟没？给我一根。”

林红雨瞥了他一眼，说：“你问错人了吧？”

“别装，快拿来。”  

 那年他们高一，因为一根烟成了朋友。

 抽烟不窒息 

林红雨的母亲说：“别人孩子我管不了，你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相信国家会一直这样。”

1975年，整座北京城像渐渐冷却的水，热还是热的，却没了沸腾的火力。有知识的年轻人都去了更广阔的天地。城市里空荡荡的，只剩下一群更年轻的小崽子们，安分或不安分地等待着既定的未来。

林红雨的未来，就是安分地好好学习。母亲是她的模板。她是初中老师。这两年，大环境缓和了许多，骨子里埋藏着的知识分子的清高就冒出来了。哔叽呢的西服裤装熨得笔直挺括，头发梳得整齐光亮。课堂里没有几个听得进去，但她依然讲得一丝不苟。

她是个心里盛得住大风大浪的人。这一点，林红雨的父亲就不行。运动来的第二年，就跳出了四楼办公室的窗。

面对母亲，林红雨心里总是有些怕的。因为母亲的冷静镇定如钢板般严丝合缝地封闭了她的世界。为此，她以抽烟来抵抗这种封闭带来的窒息。偷偷地，躲在没人的地方，吸一口乌烟瘴气，心里便会缓缓透出气来。

薛京生说：“你们女孩抽烟不好。”

是四月的中午，两个人躲在学校的防空洞里抽恒大。防空洞上面的小山，长出一片嫩绿的芽。

林红雨用力吸了一口说：“怎么不好？”

“将来生不出孩子。”

“去你的！”林红雨给了他一拳。那时候，“生孩子”这三个字就足以让女孩脸红。

但薛京生却从书包里拿出个更让人脸红的东西递给林红雨。薄薄一本，套着毛选的红封皮。林红雨翻开第一页，就“啪”地合起来说：“哪儿弄来的？”

薛京生不怀好意地笑了。

 少女之心 

那是一本叫《少女之心》的手抄本，国之禁书，以回忆录的方式，记述了少女曼娜与表哥和林姓男同学的性体验。简单又直白，各种性器官轮番上演。

林红雨确定，就是看了这本书之后，面对薛京生便不自然了。眼神再不敢超过他的腰际线。她的心撕开了一条鲜嫩的口子，一边暗自骂着不要脸，一边生出了草，开出了花。

班主任说：“林红雨，薛京生什么人你不知吗？你妈妈也是老师，你怎么不自爱呢。”

“不自爱”是宛如40年后“绿茶婊”一样令女生羞耻的代名词。可林红雨却止不住羞耻地靠近那个给他羞耻的人。

薛京生什么人呢？

是学校里一个朋友都没有，外面交一群混混的人。他有着不安分的未来，做一个份儿大的顽主，带一帮兄弟，横行几条胡同。他的书包里常备一块板砖，这是款十分讲究的武器。军刺，三棱刮刀都是要命的东西。板砖就不一样了。拍轻了一个包，拍重了也不过开个瓢儿。

林红雨看过薛京生拍人。她和同学去王府井新华书店的路上，一个老顽主和部队大院的子弟扛上了，几句话就都动了手。薛京生就在人群里面，拍得格外尽兴。林红雨的同学吓得都跑了，只有她站在路边定定地看着。

傍晚的京城，有种古朴的美。春风温软，阳光暗红。少年的脸上绽放着嗜血的笑容，有点不正经和不正常。

后来，他的脑袋也挨一砖，倒了。一个女孩从旁里冲到他身边。

林红雨的眼睛就没离开过她，因为她有着小说里曼娜一样的身材。

那一刻，林红雨的少女之心和薛京生的脑袋一样，被拍出了伤。

 有些人的希望 

林红雨问过薛京生：“你是不是喜欢那样的女孩？”

还是在防空洞的门口，上面的小土山，已是郁郁葱葱。薛京生夹着烟，明知故问：“哪样的女孩？”

林红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前突后翘”， 比划半天，说不出来。薛京生笑了，他说：“你是不是都没骂过人？”

“骂过啊。”“骂一个听听。”“傻瓜，白痴……”

薛京生的笑意地更盛了。他说：“这叫什么骂人。我教你吧。我操你丫的，说！”

林红雨的脸“腾”地就红了，“这也太难听了吧。”

薛京生挑了挑眉毛说：“我就喜欢这样的女孩。”

那已是1976年的10月，不久，150万人走上街头欢庆一个时代的终结。一些肆无忌惮的人有了规矩。一些守规矩的人，有了希望。

母亲说：“看，我就说国家不会永远这样。”

可是对于17岁的林红雨来说，这些仿佛都与自己无关。他只关心那个教自己看黄书，骂脏话的少年，被抓进去了。

 喜欢的女孩 

1977年，恢复高考。母亲坚持不懈地督促有了回报。当年570万的考生中，只录取不到30万。林红雨成了幸运的1/29。

林红雨进了师范，入校第二个月，就坐车去了良乡。因为薛京生关在良乡监狱。他穿着深绿囚衣，剃泛青光头，眼角眉梢依然带着玩世不恭的笑。他见到林红雨第一句就问：“有烟没？”

林红雨递给一支“恒大”。他接过来，又说：“我妈都不来，你来干什么？”

林红雨不知道怎么答，有些情绪憋在心里，翻几个跟头却又说不出口。她抿了抿嘴唇，说：“那个女孩来看过你吗？”

薛京生“嗤”地笑了一声说：“哪一个啊？我过手的姑娘多了去了。”

林红雨沉默了，两个人冷了半天。薛京生忽然说：“走吧，以后别来了。我认识的，就你一个好女孩，别把自己糟蹋了。”

说完，他就站起身走了。

林红雨看着他的背影，突然说：“嗨，还记得你自己说过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吗？”薛京生转过身，茫然地摇了摇头。

林红雨大声说：“我操你丫的！”薛京生一愣，转瞬就笑了，最后两人都落了眼泪。

 美好的幻相 

大三的时候，林红雨认识了路远。是母亲朋友介绍的，大院子弟，品学兼优。不久他们就谈起了谈恋爱。毕业，林红雨顺利分配进高中教语文。她的人生，一如既往地安分，只有按部就班，没有节外生枝。

林红雨再也没去过良乡监狱，可是薛京生穿着囚衣的样子，却始终印在她的脑海里。有时候，她会梦见他，就穿着那件深绿囚衣，破窗而入，一手拿着板砖，一手拉着她的手说：“跟我走！”

后来，白天的时候，偶尔也会看见他。通常是春天，阳光特别的好。不经意间，就会瞥见他。有一次，就在课堂上。教室的窗全开着，有风吹进来，带着操场上军训的口号声。林红雨在黑板上写完作文题目，转过身，蓦地就看见薛京生了，懒洋洋地坐在最后一排，穿着国红色的运动服。

她瞬间定在那里。全班鸦雀无声地望着她，可她不敢动，生怕移动一丝一毫，便会失去这片美好的幻相。

1982年，路远下海经商家，先是做服装生意，后来又做电器。到了1985年，已是事业有成。结婚的事水到渠成。只是结婚前的一周，林红雨失踪了。路远找了3天，才在良乡的一家加油站找到她。

他把她塞上车，问她：“出什么事了？你怎么跑到这来了？你知不知道家里都急死了？”

林红雨没说话，只是侧着头，从倒后镜里看那个削瘦的身影，用手指捻熄 800度的高温。

路远推了推她说：“喂，说话啊。”

晃动间，加油站门前的身影便没了。显然，这也只是一段臆想。

1980年，薛京生出狱，1981年到灯泡厂上班，1983年聚众斗殴，正值严打，以流氓罪入案，死刑。

 不能忘 

1973年，斯德哥尔摩，两名罪犯抢劫银行失败，挟持四位银行职员，与警方僵持了130个小时被捕。然而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却对两名罪犯显露出怜悯之情，其中一名女职员爱上劫匪Olofsson。

就像1975年的薛京生劫持了林红雨的少女时代，从此，她不能忘，不会忘。

不论他是生，还是死，总会在她要溺毙于安分之中的时候，把她劫持出来，带去一片未知的地方透透气。

路远把车子停在路边说：“到底怎么了？你别吓我啊？”

林红雨长长地，长长地呼了口气说：“没事了，准备结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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