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琳娜在五粮液2017青年力量致敬盛典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以下文字节选自本刊527期《龚琳娜 低空里的自由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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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需要一步步挤进名利场最中心的行当，名利、诱惑和如何自处时时横亘在眼前。在旅途的早期，龚琳娜对名和利有一种冷静的认识：“将来我要创造财富，艺术上才能有真正的发展。”杜斌记得龚琳娜曾经这样对她说。毕业后走的路“似乎正确”：拿到青歌赛的银奖，这奠定了圈子里最初的名气；进入中央民族乐团，有了每月两百块钱的工资。之后，她开始了奔波在不同的城市、不停炫耀嗓音和技巧的生活。有些是假唱，但相比于光鲜的舞台，一个小歌手的精神洁癖看起来并不重要，何况演出费一直在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她，接到的邀约看起来很高端，包括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给领导人演出。

龚琳娜后来多次谈及“毫无个性”的演出以及假唱带给她的伤害。毕业后的两年，在同类晚会之间的来回奔波似乎使唱歌变成了一种体力劳动。更何况眼睁睁看着乐团里的前辈：“10年了，天天唱着一样的歌，就争着谁是一级谁是二级，我就想那是未来的我吗？”这让龚琳娜困扰不堪，她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音乐。她把彭丽媛和李谷一当作偶像，喜欢刘欢和李娜的嗓音。但她自己是什么？这种思考带给她一种近乎本质的失落。

这种迷茫普遍笼罩着即将毕业的学生们。学院教师学习的是西洋唱法，演化成适用于中国民族歌曲的“民族唱法”：真假混声为主。“就只以这一种演唱方法为标准，无论学生是大嗓是小嗓、是汉族是藏族，全都向一种方法靠拢。”龚琳娜后来反思：然后就这样，一代代老师教给学生，如此循环、重复，近亲繁殖，最终形成“千人一声”——要么最终找到自己，要么湮没在其中。

市场的路更狭窄。“其实就是没有市场。”龚琳娜说，脸上又出现类似宣战的认真表情。“真的没有，一点儿环境都没有，我是说如果你要做严肃的音乐，选秀节目那种和音乐是没有关系的，一些根本不懂音乐的人红了。”她举例，“如果是在欧洲，四个人五个人哪怕两个人都可以组成一个小乐队，找一个经纪人，录音录像，然后联系演出，是不是能活着啊？可能活得清贫一点，但是我至少是快乐的，我是自由的……但是在中国市场，你不能这么做，没有这个‘器皿’接受年轻的音乐家。”——现实同样严酷，后来，当龚琳娜在德国积累了一段时间，带着第一个乐队回国想出唱片的时候，找到的第一个经纪人听完她们的歌，直接建议“你们去酒吧演”。

“不是说酒吧不好，但是我们不是酒吧音乐。”龚琳娜掉转头，知道自己必须带着更大的名气才能回来。

那个机会叫《忐忑》，距龚琳娜出国已经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