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摇滚歌手都不敢说，但是内心都极度想要上社保。”

朋友发来这张微博截图时，我们都笑了。

 原PO之下，还有一条高赞评论：“很多民谣歌手都不敢讲，其实内心非常渴望能入党。”

 但是这条高赞评论我们没有笑出来。

“想上社保”是公民希望通过社保制度来为自己的生活增加保障，摇滚歌手也是平常人，有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而“渴望入党”，则是一种政治立场的强加了，大多数人恐怕并不接受。个人猜测，这大概也是赵雷唱了两会版《成都》导致大众对“民谣歌手”这个群体形成了这样的印象。

本不该对一条网络段子当真，但我们还是当真了。既然大家都对音乐人的生活状态感兴趣，我们就找来了仁科、大非、蒋明等11位独立音乐人，请他们分别回答了5个与他们的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

这5个问题分别是：

*回家时你怎么向亲戚介绍你的职业？

*你想过要大红大紫吗？

*你什么时候会觉得“钱真是个好东西”？

*假如有关部门领导很欣赏你，想让你唱一首他们指定的、根正苗红歌，你会接受这个邀约吗？

*你想上社保吗？

谢谢参与这次访谈的11位音乐人。他们有的在北京有的在广州有的在上海，年龄层也涵盖70后、80后、90后，玩儿的音乐有的是民谣有的是爵士有的是摇滚，总之，我们希望通过他们的讲述，让大家了解他们更多真实的想法，而不是对着一条段子笑一笑就了事。

以下排名不分前后左右忠奸，但大体上也有一个依据，那就是颜值——你猜是按照颜值从高到低排，还是按照颜值的从低到高排呢？

1、吴妫（北漂独立音乐人）

“我一般跟管闲事的亲戚说在跟汪峰演出”

我对家里人就是直接坦白自己的音乐人身份，至于那种闲来无事张家长李家短的七大姑八大姨的话，我一般就说在跟汪峰演出，或者跟陈凯歌拍戏，要不然就说在帮潘石屹做房地产，虽然家人并不理解，支持也谈不上，不过也没有那么大的反对。

我没有过多去想大红大紫这件事，更多想的还是音乐本身，因为名利会比艺术来得更容易，我一直都觉得钱真是个好东西，不过对它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就像我对音乐这种欲望。对目前的收入状况有七分满意吧。

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应该是相互独立，而不是附和的。赵雷可能比较想成为韩红一样的歌手吧，这样生活上也会过得好一些。假如政府要求我唱那种歌，除非我真的愿意，我会接受，但是我觉得我二十多年来对政府的好感还没达到那个地步。

至于社保，我是粤经经济学院出身，我对所有金融行业都持怀疑态度，什么保险我都不太感兴趣。

2、马潇（北漂独立音乐人）

“我是希望自己能大红大紫”

我一般都会跟家人说我是歌手、唱歌或者创作什么的。有些会支持，有些则反之。其实长辈在意的不是我们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而是我们生活得好不好，我让家人看到我在健康、快乐、充实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用我的生活状态告诉他们，音乐人是一个正常的职业，他们看到这些之后，即便还是心存疑虑，但也不会再过分担心了。

我第一次觉得钱是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初中第一次组乐队，四个人凑了750块，还差50就可以买到一套架子鼓。

我是希望自己能大红大紫，但我希望是以自己喜欢的姿态达到所谓的“大红大紫”。假如真的未来有那么一天，我也不会像赵雷那样改编自己的歌曲让它变得很主旋律，这事儿对那个领域的艺人而言应该是很好的机会，但于我恐怕不是。

我不想上社保，安稳是自己给的，只有不断提升自我才可以长久得安稳，社保并不能。都以为世事无常，有了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才能规避风险，那么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又是不是世事，又会不会无常？

3、叶宏钢（马帮乐队主唱）

“赵雷改编这种游戏我不可能参加”

我跟家人都说是独立音乐人，他们都理解与支持。我希望自己的音乐能受到更多关注，其他的红不红顺势走。

城市民谣和独立民谣都是唱身边的事，是一种追根溯源，是热爱生活的依归。我们自己对创作是有底线的，对于赵雷改编这种游戏我不可能参加。

上社保？能活几久都还不晓得，有生之年多学习创作点好的作品留下来，没有什么比艺术在世上留得久的。其他的顺其自然。

4、疯子老潘（定居广州的山东人，民谣歌手）

“媳妇怀孕后觉得还是有个社保好”

我跟亲戚都直接了当说做音乐。之前他们对于音乐这个概念是模糊的，完全不知道我是做什么，还有就是前些年日子过得比较糟糕，他们心疼或者担心。后来日子过得没那么拮据了，结婚了要当爹了，他们慢慢理解接受了。

大红大紫没想过，想得最多的是怎么能弄点好玩又有意思的东西出来。但是对现在的状态还是不满意，很多原因导致不能安心去写东西排练，要生活，就得去想办法赚钱。虽然赚不多但是时间耽误了不少。

第一次觉得钱真是好东西，是来广州开始做音乐买第一把马丁前后，那时候在准备录音，没有能录音的琴，只好跟朋友借琴，有时候朋友演出还要用，所以不停地借和还，很不方便，就想自己买一把。没有存款，六千八一把买不起，后来我媳妇看不下去了，把我俩不多的那点吃饭的钱拿出来一部分，朋友又赞助了点。琴拿到手的那一刻觉得他特妈幸福了。有钱真好，想买什么琴买什么琴。

假如有上级领导让我唱一首他们指定的歌，从我个人出发，因为我非常不喜欢这个政党跟现在的制度，所以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必须拒绝，但是我可以拒绝么？他们允许我拒绝我会选择拒绝。

我对赵雷唱两会版《成都》这件事没什么看法，但是我始终认为一个从事艺术行当的工作者如果只跟着政治大环境走，没有自己明确的政治态度，在一些场合和事件中不发声，那他就只能算一个戏子，娱乐大众。艺术家必须要说话，发声。

之前没有想过上社保，但是媳妇怀孕了之后觉得还是有这个想法的，在这个没有普及全民社会福利跟社会保障的时代，有个社保总比没有好。

5、左耳小锋（独立唱作人，空山乐队吉他手）

“社保我有，所以不担心”

我直接跟我的家人说自己在做音乐，他们也表示理解。

大红大紫的话，偶尔会有这样的想法，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作品。不过作品本身没有为我带来收入，收入大部分都来自演出，暂时不是很满意目前的收入状态。

觉得“钱真是一个好东西”的时刻有很多，比如说在脱离一个大家都觉得收入不错的职业一年后，连一包烟钱都掏不出来的时候。在为自己作品制作费发愁的时候。在催朋友欠款的时候。在收到演出费的时候。收到快递的时候。

假如有上级领导很欣赏我，我也不会接受邀请，没那种情怀。

至于社保，这个我有，所以不担心。

6、大非（浪荡绅士乐队主唱）

“本身非两会版《成都》也不合我口味”

我本身就在公司上班，我是一个英文翻译，音乐是副业，但因为我的工作不用坐班，所以在音乐上投入的时间精力也不少。并没有想过在音乐上发展什么程度，就是把想说的话写成歌然后和大家一起玩而已，然后尝试各种在音乐上的可能性，怎么算红？工体演唱会？浪荡绅士的音乐本身就比较小众，所以不太可能红成那样，与其想红，还不如现实一点把音乐玩高兴。

音乐本身跟政治没什么关系，不过很多音乐人会用音乐做政治观点的载体，政客也会这么干。至于两会版的《成都》我没什么感觉，因为本身非两会版的也不合我口味。谁愿意唱什么唱什么，我不了解。万一人赵雷就是爱国爱党爱两会呢？所以不好置评。至于让我唱那种歌，得看旋律歌词我喜不喜欢，不喜欢就算了。

浪荡绅士在音乐上没什么收入，能做到的只是在live house做专场基本打平然后小赚的局面，不过我个人因为工作原因，倒是不缺钱。所以对这个不敏感。话说回来，钱当然是好东西。而且我有社保，不过我觉得吧，不管从事什么职业，有个社保确实是好事，因为这个跟职业无关，只关乎于人生。

7、仁科（五条人乐队成员之一）

“独立音乐人不需要社保，但残疾人需要”

一开始从海丰到广州，还没有很明确要做音乐这个事情，所以我之前并没有跟家人解释自己的工作。搞独立音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所以会很难解释清楚。到后来他们知道的时候，我们已经出了唱片，并且获得一些社会上的认可，意思就是说有些名气了，所以他们也比较理解和支持。

我对现在的状况比较满意，当然，这个满意与红不红没多大关系。只是在音乐上我觉得我做的越来越成熟了，而且现在从事音乐也很方便。

钱一直都是好东西，不过创作遇到资金困难，好像还真没有。因为第一张唱片《县城记》跟第二张唱片《一些风景》，是北京刀马旦出的。然后到《广东姑娘》和《梦幻丽莎发廊》是摩登天空出的，资金方面我们不需要去考虑。唱片之前有一张EP，也是刀马旦出的，但是那个成本都很低，所以也没什么资金上的困难。

赵雷两会版《成都》我没听。不过纯粹上来说，音乐就是音乐，政治就是政治。当然我们国家有段时间人人都参与政治，音乐上也有很多很好听的革命歌曲。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更加在意个人情感，关注日常生活的人和事，就是我们每个人在唱自己的歌、自己的想法、唱身边的事情，没有太多指向性，只是歌曲本身。

假如有上级领导很欣赏我？不知道，看情况。

我觉得独立音乐人不需要社保，但残疾人很需要。

8、蒋明（民谣歌手，空山乐队主唱）

“假如邀请我唱红歌？我坚决拒绝”

我会跟亲戚们说我无业或者做一些小生意，哈哈，开玩笑。其实他们都在网上看到了我在唱歌，但我没问过他们对这事情的看法，应该说他们都有兴趣，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工作。

想不想大红大紫这个问题，跟人生阅历有关系。年轻人刚入行可能会希望自己达到怎样一个红的程度，但对于我来说衡量标准不是这样的。说实话，红这事我想了也没有用。只做好自己就行，其他的不去做设想。

钱这个东西，我在乐队巡演的时候还真的觉得它是好东西，因为团体需要钱的运作和支持。

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我来说，假如有关部门邀约唱红歌，我绝不接受。我不评论赵雷，但我认为一个人踏入这行的时候，一定要明白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我觉得社保这事情是一定要有，这是国家的各个音乐协会或者团体都需要完善的一个制度保障。很多人没有这个概念，觉得手续繁琐动荡，总的来说我觉得国内音乐人对社保的观念还很单薄。

9、肖烔（独立音乐人，华晨宇曾翻唱他的作品《春》）

“我会接受邀约，但会划清楚底线”

我家人都知道我是做音乐人，我们都住在广州，而且我大学学的也是音乐。

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大红大紫，我当然希望我能够是。做这一行的，口头上说想平平淡淡我觉得都不够诚实，既然做这一行，大家都是想。

我在2005年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做音乐老师，当时写过很多歌，我想做自己的专辑，发专辑是需要钱的，那个时候特别觉得钱真得个好东西。其实每个时候钱都是个好东西，当然现在觉得团队比钱更重要。

对于赵雷改编《成都》，我觉得看怎么去结合吧。主旋律的歌怎么去结合，既能传达你自己的东西又能结合政府的需求。当然我个人会去接受政府这个邀约，但会划清楚自己那条底线。我想大部分所谓独立音乐人都不会去接受，我能想象到。而现实情况是，很多音乐人是没有这个机会和条件让政府邀约到他。所以坚决不做这个事情是片面的，是不成立的。

音乐人上社保这个问题，我觉得音乐人也是个普通群体，不要把音乐人太特殊化了。对我来说上不上社保倒不一定，我有各种机会可以上但是我都没有上，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而且我觉得社保是国家的一个套路。

10、王亚伟（北漂音乐人）

“对于保险，我从内心里排斥”

我做音乐已有十余年了，头几年回家从来不主动提自己的职业，当别人问起时我就说自己是开服装店的，这几年老家人都知道了，每次回家他们就让我拿出琴让我给他们唱《老婆最大老公第二》《月亮之上》什么，我无言以对，只能闭门不出。还有问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大一哥，什么时候上《星光大道》。

做音乐的没有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唱的，前几年希望自己能够一夜爆红，最好能烧死我，这几年岁数也大了，也理性了许多，我希望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这条路，只要努力去做就够了，至于红不红，老天说的算。

你问我什么时候觉得钱真是个好东西？在去医院的时候，在过春节回家的时候，在需要录作品的时候，在交房租的时候，在朋友有难我却爱莫能助的时候，多了去了。

但我宁愿回家去耕种已经荒废已久的二亩薄田，也不愿意去丢人现眼违背内心，去唱那些主旋律的东西。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做事风格，我相信赵雷唱那首歌从内心里也不情愿，但我是真的接受不了，我这个人性格倔犟。

我从来没有上过任何保险，对于保险，我从内心里排斥，我不信这个，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11、魏云清（大悲乐队贝斯手）

“老一辈革命家写的曲子配器都好难”

从小家人就知道我制作音乐的。

想不想红，我个人还好其实，因为平时做广告、电影配乐收入也不错，不红也可以生活得不错，但是对于整个乐队来说如果能红那是最好的吧，毕竟国内也比较现实，红的乐队也有不错的收入和更好的演出机遇。毕竟现在死磕的年代过去了，乐手也得吃饭过日子……

我觉得红绝对是一件偶然的事儿，至少在国内不是音乐做的好就能红，我想这一点大家肯定是认同的，所以还是做自己比较好。

我目前并没有在什么时候特别觉得钱是件好东西。好像目前没有……因为都够用……可能和我也从来不买什么奢侈品有关，乐器我也是买我自己够用的……

对于赵雷唱那首歌，我觉得问题并不大。本来就他自己的歌，他愿意改就改呗，多个版本多份收入而已，又不是让他唱彭丽媛的歌儿……不过吧，我们应该不会做这事吧……乐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而且吧还得排练，我觉得老一辈革命家写的曲子、配器都好难，我们估计排不出……哈哈哈哈哈！而且这种歌唱了以后都是什么人群关注我们？有点奇怪啊……

对于音乐人要不要上社保这事情，社保我十年前上班的时候有，后来辞职了一直没上，后来我家里发现我辞职了，逼我上，我就跟他们科普，上社保完全是坑钱，还不如存钱或者投资，但老一辈不太明白现在的套路……

音乐人们的讲述，到这里就完结了。

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多少能够感受到无奈。与所有人一样，他们必须面对生活，与此同时，他们在努力保持一种尽可能与所热爱的事物保持接近的状态。但对于这个群体，人们最喜闻乐见的一种理解是：“民谣很穷”、“摇滚毁一生”、“玩音乐的都是屌丝”，如今又出现了“民谣歌手都渴望入党”。

这是一个消解意义的时代，这是一个只要轻不要重的时代。我们被各种段子逗乐着，但很少深究段子的背后，是否存在着对某些人与事的误解。

对于保持内心严肃的精神生活的人，比如这些独立音乐人、这些创作者，我愿意始终保持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