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柯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版的最新一期《金融与发展》杂志，主题是“货币的演变”，探讨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是否会重新定义货币？加密数字资产（比如比特币）的兴起充当支付手段和记账单位，是否会减少甚至取代对央行法定货币的需求，进而创造出一个没有央行货币的世界？这是一个很有“挑衅性”的问题，政府会失去货币发行权？这不是开玩笑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意味着未来各国政府的货币发行与管理职能，会逐渐弱化甚至最终消失，私人发行的货币会大行其道。真会这样吗？拉长历史的镜头再来看，会发现这并非天方夜谭，货币的这种演变在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

从商品货币发展到信用货币

货币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让更大规模和范围、跨越时空的交换成为可能。因为货币，人们可以卸掉沉重的行囊，轻松自在地仗“钱”走天涯。早期的货币往往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实物，比如贝壳、烟草、粮食等，再后来是金银等贵金属，这些被称为商品货币；最后才是今天普遍使用的——本身没有内在价值，但以国家信用为支撑的——纸币，也被称为信用货币或者法币。相比货币的历史，政府发行货币的历史要短的多。

比如，当今最为强势的美元，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当1620年第一批欧洲殖民者抵达今天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镇并定居下来时，他们碰到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大家互通有无彼此交换物品时选择何种货币？由于这批移民并非富人，没有从欧洲大陆的母国带来大量可供流通的货币，于是实物货币就成了一个现实的选择。之后许多州政府允许居民用玉米或者烟草来缴税，并且规定这些实物货币不仅可以用于公共支付，也可以用于私人交换。当时马萨诸塞规定玉米为法定货币，康涅狄格为小麦，弗吉尼亚为烟草。

商品货币在最本质的意义上属于私人货币，因为理论上每个拥有这种充当货币的商品的个人，都是货币的发行者，而国家却并不能凭空去创造，只能以税收的方式获取货币作为财政收入。

信用货币退回商品货币

货币的基本演变趋势是从商品货币向信用货币发展，但也出现过从信用货币退回商品货币的情形。

中国是历史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1023年北宋政府在成都成立“交子务”，1024年正式发行纸币“交子”，当时的交子深受欢迎，许多从事跨区和跨国贸易的四川茶叶商人都愿意使用，这让四川的“交子”往往以高于名义价值的价格进行交易，也就是出现了“溢价”，交子的信用可见一斑。

但是面对财政危机，北宋、南宋以及后来的金、元、明等王朝政府都未能抵挡住过度发行纸币的诱惑，导致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在美洲白银通过东西方贸易大量流入中国的背景下，民间自发用银，弃用明政府发行的纸币——大明宝钞，到15世纪30年代，明政府被迫承认白银的货币地位。

但彼时的白银并非是铸币，而是凭自身的重量和成色等自然属性来确定价值，国家并不能掌控货币发行权，白银实质上是一种商品货币，或者说是私人货币。中国历史上这次货币制度转型，就是从信用货币转向商品货币，是一种“货币的非国家化”。

发生在明朝的这次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货币角力”，最终是市场胜出，私人货币取代了国家货币。但有学者形容这场“胜利”是“惨胜”，因为代价沉重。“白银镣铐”锁住了政府的手脚，使得政府无法有效调节经济，这让近代中国在遭遇西方列强之时，吃尽了金融苦头。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加密资产的发行游离于政府货币当局之外，但本质上它其实是一种私人商品，就像明朝的白银货币。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前数字加密资产的兴起，并且出现了充当支付手段的趋势，可能预示着新一轮货币制度的演变趋势：从信用货币走回商品货币。

正因为此，IMF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主任何东在这一期的《金融与发展》杂志撰文写道，我们可能兜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在 20 世纪，货币主要以信用关系为基础：央行货币或基础货币代表的是央行和民众之间的信用关系（就现金而言），以及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之间的信用关系（就储备金而言）。商业银行货币（活期存款） 代表的是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信用关系。而加密数字资产没有基于任何信用关系，也不是任何实体的负债，其本质上更像是商品货币。

是什么推动了“货币的轮回”？

为什么历史上会反复出现这种“货币的轮回”？原因就在于货币本质中的经济逻辑与政治逻辑之间永无休止的撕扯与纠缠。

对于货币的本质，主流经济学认为是交易的“润滑剂”， 货币让人类摆脱了以货易货这种原始贸易方式给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束缚，使得各种价值可以更为自由地在不同空间和时间进行交换。这让更大规模和范围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进而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市场的规模也随之扩大，而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分工朝更为专业化方向的发展，如此循环往复，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源源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货币价值是稳定的，货币交易是自由的，货币所体现的是一种不同商品持有人之间公平交换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货币的经济逻辑。

可是当我们把观察货币的视角从商品交易者之间转移到货币的发行者与持有者之间时会发现，在现代社会的纸币本位下，货币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债权关系，每一张钞票都是货币发行者对持有者的负债（更通俗地说就是发行者向持有者开具的欠条），当货币从发行者手中转移到持有者手中时，意味着货币发行者从持有者那里“借到”了一定量的商品和劳务等实际资源的使用权，并承诺持有者可以用这些货币来清偿与发行者之间的债务（缴税），或者将来某一天重新从发行者那里拿回这些实际资源。

但是这种债权关系的双方是处于一种相互不平等的位置上，货币的发行者——政府掌握着国家机器，并且垄断货币发行权，而每一个持有者只能被动地使用货币，货币发行者的这种优势地位使其可以非常容易地“赖帐”（以通货膨胀的方式降低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另一方面，由于相互交易的需要，大量的货币实际上在持有者之间循环往复地流动充当交易的媒介，而永远不会再回流至发行者，向发行者索取货币背后所代表的实际资源，所以发行者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那些“借来”的商品和劳务，而不用考虑“归还”的问题。所以，货币的背后是权力的“强取豪夺”，这是货币所隐藏的政治逻辑。

  凯恩斯在其1919年的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有一句被广泛引用的名言：颠覆现存社会基础最精妙、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摧毁它的货币。这一过程调动了经济规律中所有具备破坏性的隐藏力量，并且以一种百万人之中也难有一人能识别出的方式进行。也就是说货币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力量，一种权力，并且蕴藏的破坏性极大。货币内在的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推动着货币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