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花三天时间，粗略读了一下周一良先生的《毕竟是书生》一书，这是我在2018里读完的第一本书。《毕竟是书生》这本薄薄的小书里收了九篇文章，我看的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书，单就文章篇幅来看，其中最重要的要数第一篇周一良先生的自传，占篇幅达100多页。周一良先生的这篇自传是颇有争议的文章，有人认为周一良先生为人曲学阿世，随风摇摆，反思又如此“春秋笔法”，却往自己身上贴“书生”标签以作辩解，把“书生”身份看得过于廉价了。巧辞无意气，难说是书生。不过，也有持异论者肯定周一良先生的书生本色。如陈来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史家本色是书生》，阎步克先生在往复论坛发表回忆文字，后经人整理成《为先师周一良一辩》一文。在这篇自传中，周先生根据时间发展顺序，回忆了自己的家族和求学经历，与他人的交往（其中就包括陈寅恪先生）。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该是49年之后他所面临的来自新政府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

可以说，在整个五十年代，针对知识分子的，不是某个特定的政治运动，而是一连串排山倒海、接踵而来的运动组合拳：1949年，北京高校部分教授的政治学习运动；1950年，清理亲美、崇美、恐美思想运动；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运动；1954年，批判俞平伯、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其间除了1956年有过一段短暂的“早春”之外，大部分历史岁月，知识分子都在运动的漩涡中挣扎、浮沉，直至反右运动完全没顶、沉没。而在这一波强似一波的运动中，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

        1980年，魏建功逝世，友人王西征送了一副挽联，书作“大千界桃李芬芳,讲坛由来多花雨；五十年风云变换，老友毕竟是书生”。魏老学生时代曾入党，故有“五十年”之云，这最后一句“毕竟是书生”，则体现了友人对他这样一位文人学者的宽容。同为“梁效四皓”之一的周一良前去送别，见此大有感慨，当时即对在旁的田余庆先生表示，此语不仅适用于魏老而已，因而用这五个字刻了一方图章。后来又用这五个字来概括自传中“文化大革命”一节。后来挪作回忆录书名，于是有了《毕竟是书生》一书。周一良的回忆录题为《毕竟是书生》，而他曾对人表示，此书名引而不发的下半句是：书生上了当。

        周一良先生是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北京大学知名教授，是既精世界史，又通魏晋南北朝的大家！可陈寅恪先生却骂他曲学阿世！文革中被批，终于得解放，参加了梁效！文革垮台后，又批他是出卖灵魂的北门学士！左右不是人，只得自嘲：毕竟是书生！但又遭到责难！周一良与饶宗颐的家世类似。平心而论，周一良的家世更为显赫，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开滦煤矿就是周家的产业。周氏幼时也像饶宗颐一样，接受优质教育，兼之天分极高，年轻时就受到一代宗师陈寅恪的赞赏，陈氏视他为托付衣钵的传人。周氏又留学哈佛，能说多种语言，尤其精通日语，甚至可以用素称难学的古代日语写作。不幸的是，因为被运动裹挟，周一良不免终身郁郁，陈寅恪也与他绝交。周一良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记载，1976年粉碎四人帮，他收到一封信，信上只有四个字：“无耻之尤。”他认出这是老友、书法家启功的笔迹。周一良在中古史领域成果丰硕，但很多学者惋惜，如果他能像饶宗颐一样一生中唯有纯粹的学者经历，以他的天分，成就或许会更大。

       在新中国成立后，周一良思想上迅速向新政府靠拢，积极表现自己。1956年就参与到对胡适的大批判中去。而周一良的恩师陈寅恪先生当时对于批判胡适的运动，评价了一句“一犬吠影，十犬吠声”，陈寅恪先生也算是毒舌，高傲的人都这样，要么懒得说话，真看不惯忍不住的时候，往往一句话直接戳人心窝。大概是周一良先生太要进步了，1958年便接受组织的安排，批判起陈寅恪了。认为陈寅恪的史学研究方法是考据之学，不懂得辩证法的真理。虽然陈寅恪不知道周一良这篇批评他的文章，但是对于周一良改宗马列研究历史，似乎也有所耳闻，于是在那篇陈寅恪口授，由汪籛记录的回复中科院请陈寅恪北上任职的信众，特别提到了一句：“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提到这句话似乎是特别针对周一良说的，因为这句话是典出《约翰·福音》，耶稣对犹太人说：“你若听我的话，你就是我的门徒。”周一良毕业于燕京大学，不会不知道这句话的用意。后来在陈寅恪的文集中，删去了一段和周一良有关的记载。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是陈寅恪自己的意思，第二是文集编订者复旦大学蒋天枢教授擅自做主。不过以蒋天枢对陈寅恪的敬重来看，就算是擅自，也是明了恩师的意思才敢这样做。所以严格的说，陈寅恪确实对于周一良这个最有希望继承自己学术衣钵的弟子做了绝罚。当时，大逆不道的学生除了周一良之外，还有一个中山大学的金应熙，这个人的反噬，让陈寅恪大为光火，直接就绝罚了。

此前读杨奎松先生的《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一书，一直有这样一种疑惑，潘光旦是一个遗传学家和优生学家，他是一个非政治专业的学者,既然不懂政治为何又要去谈论政治呢?尤其还是时事政治方面的间题,这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或者会被有些人看成是不务正业。实际上,当年像潘光旦一样,出于对民族国家的强烈情感和关心,对时政发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批评议论或建议,参加这样或那样的一些党派活动,试图在救国强国的问题上贡献一己之力的教授学人,比比皆是。因为种种原因,有过不合,甚至反对共产革命理念的思想言论者,自不在少数。

中国知识分子深受传统科举制度的影响,有着根深固的“人世情结”也许,对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用中国传的“士”的概念来理解,会更准确一点。

在春秋战国,即存在着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等级,其位居庶民之上,卿大夫之下。为士之人,既以入世报国为且标,又须有很高的学间造诣和道德操守,即须“志于道”,并要能做到“丛道不丛君”。隋唐科举制度渐渐兴起之后,“学而优则仕”蔚然成风,士与卿大夫合二为一,政府官员必须是饱读诗书经典的文化人,因而也就出现了所谓“士大夫”的称谓和阶层。但由于儒学经典要求为士为官者,须抱定“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使命感,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仍旧影响着所有想要登科及第的读书人。清末科举制中止后,“学而优则仕”表面上失去了固定的制度渠道,在实际上,一直到民国年间,各级政府官员多数也还是有较高的学历背景要求。因此,士或士大夫这个阶层看似不存在了,凡读书之人的“入世”情结却仍旧十分强烈。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各种民间知识精英,“学好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无非是谁来做帝王和为哪家帝王服务而已。

杨奎松先生一书说：中国读书人热衷于“入世”，所谓“入世”，就是要进入政府体制，为国家服务，因而也就不太可能保持一种独立和批判的态度与立场。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各种民间知识精英，“修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无非是谁来做帝王和为哪家帝王服务而已。但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因此而天生软弱，不像人们想象中的“知识分子”呢？不能说完全没关系，但也不尽然。我们这些土生土长，本来就缺乏理性思维和批判精神遗传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杨书举了瞿秋白的例子，杨说：

我是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围绕着周一良先生自传所引起的这番批评，让我马上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惹起过更大范围争论的瞿秋白的那篇《多余的话》。瞿秋白留下的这篇并非“多余的话”，中心之点讲的其实也是同一个话题：毕竟是书生。

比较而言，两个人都承认自己曾经走错了路，只不过周一良强调自己太过书生气，对政治完全弄不懂，以为跟着毛主席没错，不知道毛主席一样会今天对明天错；瞿秋白则坦言，身为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只懂得一大堆抽象名词，“婆婆妈妈”，“优柔寡断”，“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怯懦书生，自己“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因为“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枉费心力勉强去搞自己不熟悉、不感兴趣的政治，当什么党的领袖，不过就是闹了一出“捉了老鸦在树上做窠”的“历史的误会”。

围绕着周一良自传引发的批评，和围绕着瞿秋白《多余的话》一文引发的风波，完全不在一个等量级上。周一良只不过是说了自己想革命，没想到跟毛也会犯错误；瞿秋白讲的却是，自己这种人根本就不该去搞什么阶级斗争、共产革命。这样检讨自己还不够，他还公开告诫“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明明是一介书生、文人，满脑子潜在绅士意识，却非要违反自己的兴趣和性情，勉强用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去把自己改造成无产阶级的战士。可想而知，周一良至多不过是被人批评反省不彻底，瞿秋白却因此一度被认定为“叛徒”，不仅被砸了坟，还株连了子女和亲属十几年一同遭受屈辱与折磨。

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丝毫不曾向国民党人示弱求饶的瞿秋白定为叛徒，甚至还要扒坟鞭尸，这当然荒唐透顶，理应平反昭雪。这一工作在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总算完成了。然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讲得很明白的话，却被极力为他鸣不平的好心的人们忽略了。除了少数仍坚持批评他革命意志动摇的人以外，绝大多数人好多年来都在想方设法为瞿秋白那些心灰意冷的说法进行辩护，一定要把他推上“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产阶级革命烈士”的政治高位。如此一来，瞿秋白临死前自我解剖的初衷和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而这恰恰是他写这并不多余的《多余的话》的目的所在。他原本就是想要告诉他过去的同志们：我终于明白我不过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书生、文人，“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因为我的典型的“弱者的道德”，习惯于讲忠恕之道，主张忍耐、调和，相信人不能笼统地用好坏或阶级来区分，不希望你斗我我斗你，因此我实在早已厌倦了政治斗争。我视死如归，但我绝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我也“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今天，历史早已迈过了革命年代，甚至连革命两个字都开始不为今人所喜欢。我们的评价系统严格说来也已经不像过去那么是非分明、黑白对立了。但是，留给瞿秋白，同样也是留给周一良这些知识分子的空间，依旧是那么狭窄。不要说周一良强调自己的书生气会惹来批评，就连瞿秋白反复解释的自己因书生、文人的温良个性不适宜从事政治斗争与阶级革命的说法，也还是会被潜藏在多数人血液中的革命的价值观所排斥。爱他的人宁愿把他供上神坛，也不愿看到他像他生前所希望的那样，混迹于“随便一个小市镇”里，变成满足于“求得一口饱饭”，“在余暇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文艺、小说、诗词、歌曲之类”的逍遥自在的小教员。

这对瞿秋白，同样对周一良这些历经挫折、苦难和种种错误之后，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爱好、定位以及生命价值之所在，悔都悔不过来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一件很可悲的事。

研究历史人物，固然要注意同研究对象保持相当的距离，但必须要持有同情之理解的态度，最忌走极端，过分指责不对，过分拔高也不可取。我想对于周一良先生，也许我们换个视角解读，从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这一视角来看，另是一番滋味。

  周一良去世后，其子周启博在《噩梦醒来已暮年》文中说：

    父亲是一个企业世家兼文化世家的长子，家教是忠恕之道和谨言慎行。少年青年时潜心文史，所在学科前辈和同人对他颇为看好。如果他能按自选方向走下去，学术上当有可观的成就。然而，中年之后，他被社会环境压制，奉领袖为神明，把改造思想以达到领袖要求当作高于家庭、学术的终极目标。每当他未泯的人性和常识与领袖的方针冲突，他都认为人性和常识是自己未改造好的表现，“改造思想”成为他永远追求也永远达不到的目标，而他从不怀疑领袖有什么不对……

     一代知识分子的噩梦实在太长了，白发皓首的周一良幡然醒悟，晚年写回忆录，一声长叹，“毕竟是书生”（回忆录以此为名，周一良曾对人表示此书名引而不发的下半句是“书生上了当”），这几个字中，包含多少沧桑与苦难，沉痛与艰辛。一生多舛看风云，长使书生泪满襟……

【延伸阅读】

1.傅国涌：《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2.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3.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4.谢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

5.马嘶：《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

6.许纪霖：《知识分子十论》

7.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8.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

9.Edward Shils：《知识分子与当权者》

10.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沉浮》

11.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12.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

13.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