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17，可以简单总结为：读了一些感兴趣的专业类书籍，做了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于是，成了今天这个样子。以前虽然书也看，但没有总结的习惯，一年下来浑浑噩噩。好像看书挺多，但具体干了什么，自己也说不清楚。在某次不经意的谈话中，陈丹老师问我一年大概可以读多少书？当时随口说二三十本吧！其实我此前也未曾统计过，所以后来决定好好整理一下一年中读过的书。加之，我有在微信或QQ平台与人进行读书打卡的习惯，偶尓有人提及让我列一份书单，所以决定择空整理整理一年里所读过的书以及自己的一点感想。

           王国维说“读诗礼，厚根底”，读书就要读经典之作，读传世名著，读古往今来经受一代又一代人品嚼与践行的不朽之作。书籍可以告诉人具体的知识，书籍可以传播共同的理念，书籍最终提供了选择的依据——价值指向。那什么是经典之作呢？我认为一个最简单的衡量标准就是当你问别人某本书时，别人的回答是“我在重新看”，而非简单的“我正在看”。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是因为它不但历久弥新，而且常读常新。经典之所以历久不衰，往往是提供了对话与创造的丰富资源。阅读经典一方面是要“照着讲”，同时也要“接着讲”（冯友兰）。不管“照着讲”或“接着讲”，最后“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常言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苏轼也说“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经典之书，不同年龄读有不同年龄的体会，不同境遇读有不同境遇的领悟。小时候背诵经典，可能还不能领会其中要旨，但是背熟了，就成为一个人知识积累的一部分，长大后在生活和工作中自然会慢慢领会其中的精髓。这就是所谓“熟读而后能悟，悟而后能用，用而后生巧，巧而后出新”的道理。

1.《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

      日本的一流学者有着一种能力，即擅长“大师写小书”，而日本讲谈社就是专门出版这类书的出版社，可读性很好。不像国内的出版界，学者们写的专著，可信而不可爱，一般读者读不下去；许多“民科”和作家写的历史，可爱而不可信，只能姑妄读之。继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十卷本前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翻译出版之后，日前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的鲤译丛5本，皆是“大师”写的中国历史“小书”，《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就是其中的一本。《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以“华夷秩序”为切入解读明初洪武永乐二帝的政治，尤其提出明初政治是对元代的继承，甚为别致。不少人都以为明朝“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继承的是两宋中原王朝的传统，如此想乃大错特错。其次，作者从华夷秩序的角度来重新审成祖迁都的意义，对于成祖迁都北京解读为从“江南体制”到“统一体制”的蜕变，也相当有创见。

        2.《沈志华演讲录》

      可读性强是沈志华先生这部演讲录的一大特色，因为这部书基本上就是通过演讲稿整理出来的，把中苏关系、朝鲜战争用很通俗的话语表达了出来。演讲录中有很大一部分篇幅讲的是朝鲜战争，沈志华先生在这方面有大部头的著作“冷战五书”和《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进行论述。而对于时间不够或者想要浅尝辄止地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读沈志华的这本演讲录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忍不住的“关怀”》

       我颇为感兴趣的领域是中国近现代史，而知识分子又是近代中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发生在中国近代的三次重大革命其实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产物。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主导的。国民革命则是由辛亥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参与的。而中共革命的第一代骨干则是清一色的五四知识青年。可见，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主导力量并非某一两个阶级，而是清末民初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其实不仅革命，近代中国所有改革、救国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无一不是知识分子主导的。近代中国的危机，源发于外，在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也最敏锐，故而成为变革的先驱和革命的先行者。晚清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救亡图存”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普遍焦虑。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危机感不断累积，救亡情绪日趋激烈，救亡手段日趋极端。杨奎松先生此书通过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三个个案写了政权更迭之际知识分子如何在新政权的大环境下生存和适应，对当事人来说，这个话题不免过于沉重。知识分子何以在经历“思想改造”“整风反右”后集体失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对于这一宏大命题，杨奎松先生也没有给出具体答案。知识分子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活动的一群人，而最后却成了政治场上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的一群人，这是20世纪知识分子的一大悲剧。

4.《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用不大的篇幅，再现了清初山东郯城、淄川农民的贫苦生活。主角之一王氏不堪生活的重压，与人私奔，最后却惨死在丈夫手下。《王氏之死》作为微观史的代表作，文风独特，它既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专著，也不能简单纳入历史小说的范畴。它是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中国历史上的动人片段。史景迁这种“讲故事”型的历史学家，与专事考证的史家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该书的主要资料来自《郯城县志》、《福惠全书》和《聊斋志异》三部书，一本县志，一本官员个人回忆录，一本志怪小说，县志提供大量数据与历史大事件，回忆录记叙了微观事件与人物，《聊斋》中的故事则丰富细节，映衬实际过发生的史事。史景迁在文中反复引用了蒲松龄的《聊斋》，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或呼应或相对，这是一种很新颖的写法，至今仍很受争议，因为大家都觉得聊斋作为文学作品不能代替史料的价值。虽然史景迁不能算是完全的新文化史家，但《王氏之死》体现的是一种明确的人文关怀，这与近年越来越热的新文化史观是不谋而合的。

5.《余音――学术史随笔选》

         《余音》一书，是葛兆光先生的学术史随笔选，虽然不是学术论文，但是这些随笔中却渗透着葛兆光先生对一些重大学术史问题的思考，譬如如何评价（晚清）民国学术？当下，我们老提“民国范儿”，葛剑雄先生在其文中就指出这种怀旧流行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对当下不满，一些人对民国学术的评价、对民国学人的颂扬是出于一种逆反心态。是以此来显现、批判今天学术界的乱象，表达他们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学术垃圾、学术泡沫、学术腐败的不满，对某些混迹学林的无术、无良、无耻人物的蔑视。就像赞扬民国时的小学课本编得多好，就是为了对比今天的某些课本编得多差一样，应该促使我们反思，推动当前的改革，而不是一味压制这种另类批评。将一个旧时代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比现在的不好，会给人产生一个错觉：民国就是一个天堂、一片乐土，民国的人都是君子。具体体现在对民国学术的认知上，就是大师满街跑，对于民国学术水平无限拔高。一讲到民国学术言必称陈寅恪、钱宾四（穆）、吕思勉、陈垣（史学四大家）的人大多并不知道陈寅恪究竟作过哪些方面的研究，往往只是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也没有读过《国史大纲》或钱穆的其他著作。称吴宓为“大师”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只是同情他“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或对他单恋毛彦文的故事感兴趣。称颂徐志摩、林徽因是因为看了《人间四月天》，或知道有“太太客厅”。在评价民国学术这一问题上，葛兆光认为要注意三个大关节，一是学术转型和典范转移，二是新发现和新解释，三是自由环境和时局刺激。可以说这些正是民国时期学术地突出地特点所在。正是因为学术转型和典范转移，才使民国学术成为了我们如今学术地原点。也真是因为学术转型和典范转移，才有了新视角，才有了新发现和新解释。学术环境的相对自由促成了民国学术地发展，时局刺激也是民国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

      葛兆光先生此书谈论的人物都是现当代学术史上大名鼎鼎的学者，占据篇幅较大的有沈曾植（2篇）、王国维（3篇）、陈寅恪（4篇）、顾颉刚（1篇）、吴宓（2篇）、杨联陞（2篇）、黄仁宇（1篇）等。基本上是通过阅读日记、书信、诗集、回忆录、年谱等资料而后撰写的。当代学人中，擅于利用日记、书信、年谱等传记性材料作学术文章的，余英时先生是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位，其次就是葛兆光先生了。葛先生在《重读杨联陞日记》结尾说：“读读前辈大学者日记，不仅学术史或许可以重写，没准儿还能偷师学艺，从书目、方法和兴趣上学到很多东西。”

    现如今，以学术为工作者多，而以学术为志业者少。学术的道路清冷而寂寞，孤独而难耐。在商业文化发达的今天，学术研究更显得不合时宜，寒蝉凄切。葛兆光先生在学术道路坚守半生，从古典文献研究到诗词研究，由宗教文化研究而入思想史研究，旁涉中西，打通古今，思接千载。用生命融入学问，用感情熔铸关怀。《余音》虽写民国学术人物的思想绝响，却更像一个心有戚戚的现代学者，在“时”与“势”中体会学问坚守的艰难。

      我们致敬《余音》，除了致敬葛兆光多年的研究成果之外，更是致敬他几十年来在学术道路上踽踽独行，矢志不渝的坚守，对民国思想精神进行承续与发扬的努力。日子虽阴晴不定，世间也已都是滚滚红尘，但作为人文学者，内心波澜不惊，也就能独看云卷云舒了。

          这个"天才成群地来"的时代，会是学术史上的绝响吗？20世纪上半叶造就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学人，这个时局动荡的时期，却成了学术的黄金时代。借由一个个知识人的片断，重新审视大时代下的个体生命。

              6.《儒家理想与秦汉政权》

      《儒家理想与秦汉政治》一书，是胡克森老师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部专著，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专制皇权的关系问题是此书探讨的一个主题。“儒家理想”是“儒家理想政治”的一个省称，这是作为一个新概念而提出的。“儒家理想政治”以儒家的“仁政”思想作为分析的起点，在原始儒家中，孔子是“仁学”的发明者，将“仁学”应用于政治领域，发展为“仁政”并作为终身追求的目标和学术阐述的是孟子，故此书讨论的“儒家理想政治”主要指的是孟子的“仁政理论”，换言之，“儒家理想政治”主要由孟派儒家所创建和主张。书中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权并不仅仅表现为帮拥和依附，知识分子对统治权力的态度要视情况而定。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同近代知识分子一样，其本质是追求真理，代表良知，为民请命。他们对统治者有他们系统的看法，有其自身的评判标准，哪些该拥护，哪些该扶持，哪些该推翻，他们的行为是受此种观念所支配的。在上课过程中，其实书中的很多观点老师都顺便有提到，比如第二章“儒家理想与秦皇朝政权之兴亡”第四章“西汉初年的儒道之争”等问题，在当时老师都有提到，由于时间关系没有充分展开而已。 

      7.《历史中国的内与外》

      葛兆光先生的《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刚买来时用两天时间一口气读完的。这是葛兆光先生继《宅兹中国》与《何为中国》以后又一本对海内外关切的重大问题作出回应的著作。葛兆光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有时候，旧土原本就是“周边”；有时候，“周边”又能变成旧疆。在传统帝国时代，“内”和“外”常常在变动，给现代的民族国家带来很多领土、族群、宗教的问题，而历史上的空间移动，又给现在的历史研究带来很多的麻烦，也给文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偌大的、有挑战意味的课题。葛先生用历史眼光把“中国”和“周边”概念置入历史过程中考察。古人举四方以定中央，却不影响“中国”概念的“完整”和“中国性”的确立。本书既承认历代的变化及族群、文化的多元，又肯定作为一个族群认同的文化象征、文化习俗相对同一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共同体的“中国”，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保持了相当明显的延续性与稳定性。

   8.《封建考论》

      《封建考论》一书是在汤太兵老师的推荐下才选择阅读的。“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这是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一句带有方法论意义的耐人寻味的话。“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封建制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分权的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大体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名，并展开“封建论”。中国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实行地主经济基础上的君主集权官僚政治。欧洲中世纪制度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制）与中国的殷周封建制相近（当然也有区别，中国是“宗法封建”，西欧是“契约封建”），与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公一武二重制“酷似”，中国晚清、日本明治间遂以“封建”对译feudal。清末民初中国采用这一在汉外对译问形成的新名。五四时期，陈独秀忽略中日、中欧历史差异，引入西欧及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反封建”命题，形成“封建=前近代=落后”的语用范式。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文件以“半封建”指称现实中国。随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把以专制集权和地主一自耕农经济为特征的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纳入“封建时代”，以与西欧中世纪对应，“封建”概念泛化，既与本义脱钩，也同对译之英文术语feudal含义相左，且有悖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原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五种社会形态”说框架内的泛化封建观普被国中。注目中国史自身特点的学者曾质疑泛化封建观，提出救正“封建”概念误植的方案，本书沿此轨迹，强调“名辩”的重要性，考论“封建”，并试拟“制名以指实”等历史分期命名标准，建议秦至清主要时段社会形态的名目，宜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更替“封建社会”；秦至清两千余年可简称“皇权时代”。本书在确认“封建”本义与西义的基础上梳理“封建”概念的演化轨迹，从概念的历时性演绎及中外对接过程中揭示“封建”泛化的社会文化因缘，并提出一种改良设想的现代泛化封建观。这对于正确认识和构筑中国历史的基本框架具有重要意义。而作者对学术术语创制和概念清理方面的研究亦多有创意。

    9.关于陈寅恪先生的两本书

      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和汪荣祖的《陈寅恪评传》是关于陈寅恪先生的两本书，但陆著和汪著的风格却是迥然不同的，陆著根据大量档案文献和第一手的采访资料，详尽描绘了陈寅恪先生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坎坷经历，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从陈寅恪的生存状态和人际交往入手，探索了他的内心世界，并以此分析、诠释了陈寅恪晚年作品的内涵，提出了不少颇有说服力的见解。而汪著侧重的是对陈寅恪学术思想的讨论，汪著对陈寅恪的学术成就作了全面而持平的评述，颇为有趣之处，在于陈寅恪先生学术观点中的所有不妥帖之处，都让汪荣祖教授弥缝得毫无破绽。举一个例子：比如陈寅恪将牛李党争解释为科举与门第之争，即所谓“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可是很多人并不赞成这种看法，根据日本学者砺波护的统计，牛李两党中出自科举和门荫的几乎都各占一半；汪荣祖教授对此的说法是，陈寅恪的观点被简单化和绝对化了，这是一个理解的问题。

      顾炎武在《与友人书》中说到：“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前段时间我也曾在微信上看到郑也夫先生的一个观点：“读完书要和人交流，要经常去卖弄，跟别人吹牛。这样能帮助你记住书里的东西；你给人讲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地加进你的思考，至少加进你所强调的东西。这样有助于将书中的内容跟你的思想融合。”读书是需要同别人进行交流的，在读书的过程中也认识了一大批对我帮助很大的师友，教益颇多。

      锻炼与不锻炼的人，隔一天看，没有任何区别；隔一个月看，差异甚微；但是隔五年十年看，身体和精神状态上就有了巨大差别。读书也是一样的道理，读书与不读书的人，日积月累，终成天渊之别。我经常遇到类似的疑问：“我读过很多书，但后来大部分都忘记了，你说这样的阅读究竟有什么意义？”面对这种情况，不妨举一个生活中简单的例子：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吃过什么东西吗？不记得了吧。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你的骨头和肉。”网上流传一句很火的话：“你现在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爱过的人。”其实同样的道理，你读过的书其实早已融进你的骨血，只要一个触动点，就会喷薄而出。不是说书本本身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读书这个行为意味着你没有完全认同这个现世和现实，你还有追求，还在奋斗，你还有不满，你还在寻找另一种可能，另一种生活方式。”读书，是为了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外物之味，久则可厌；惟读书之味，愈久愈深。读书，就如攒钱，短时间内可能看不出效果，于长远处却有大收获。读书，是成本最低的投资；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读书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在读书中了解不同的观点，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时间一长，当这种思考演变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我们遇事就不再盲从，不再依靠他人，变得从容冷静。

      一个人的气质不在穿金戴银，不在豪车洋房，不在艳丽的容貌，而是得体、自信、从容的为人处世之道。

以下是我在过去的2017年里所阅读的书籍：

1.高华     《身份和差异――1949-1956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2.高华     《革命年代》

3.罗志田   《近代中国史学十论》

4.高华     《历史学的境界》

5.陈旭麓   《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6.陆键东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7.钱穆     《中国历史研究法》

8.阎步克   《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9.吴晗     《明史简述》

10.许倬云  《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的内外分际》

11.葛兆光  《余音――学术史随笔选》

12.葛剑雄  《统一与分裂》

13.熊景明  《史家高华》

14.高华    《在历史的风凌渡口》

15.史景迁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16.邓广铭  《北宋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17.方方    《软埋》

18.冯天瑜  《封建考论》

19.陆威仪  《哈佛中国史.唐朝》

20.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

21.费孝通  《乡土中国》

22.荣新江  《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

23.胡克森  《儒家理想与秦汉政权》

24邓广铭  《宋史十讲》

25.杨奎松  《忍不住的关怀》

26.唐德刚  《从晚清到民国》   

27.余英时  《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

28.李治安  《元史十八讲》

29.王仲荦  《魏晋南北朝史》

30.唐长孺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31.沈志华 《沈志华演讲录》

32.汪荣祖 《陈寅恪评传》

33.刘子健  《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

34.雷海宗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35.葛兆光  《历史中国的内与外》

36.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纲》

37.《讲谈社中国历史.宋朝》

38.《哈佛中国史.宋的转型》

39.［日］檀上宽《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

40.《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第一卷.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