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丁·麦克多纳的电影作品充满大量似曾相识、认知度很高的类型、元素和刻板印象, 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这些早已被类型化的符号与刻板印象为叙事提供了背景, 使各地观众能获得辨识这些类型的快感。麦克多纳最新电影《三块广告牌》构思精巧, 不仅体现在对影片整体节奏的掌控上, 更体现在他作为严肃作家对人性的解读, 在所有类型、风格、刻板印象背后, 是作者如何看待暴力与和解, 如何展示善恶相交, 好坏并行的世界。本文以美国认知科学家、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对暴力的分析为视角, 探索影片呈现的主题。平克并不假定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而是认为人性中有些动机会促使人施暴, 但也有几种动力会促使人达成和平, 如同情、公平、自控和理智, 这些动力可以通过适当的环境和情境得以触发。影片正是符合心智理论模式, 以人物的以暴制暴开始, 在经历暴力所导致的某些“恩典时刻”后, 最终走向宽容、和解。

关键词：直面戏剧; 暴力; 和解;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作者简介： 李元, 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英国、爱尔兰文学及文化研究。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爱尔兰戏剧史” (10CWW023) 的阶段性成果;

0 引言

马丁·麦克多纳 (Martin Mc Donagh, 1970—) 在伦敦出生, 父母是爱尔兰移民。麦克多纳在年少时定期随家人去爱尔兰西部的斯莱戈和康尼马拉度假, 因此熟悉当地方言和习俗, 日后的戏剧创作也从中获得灵感。麦克多纳很早便辍学, 靠政府救济过活, 或四处打零工, 这完全是出于自己的选择, 他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从来没想到要找一份正式工作, 我热爱电影, 对书本也越来越热爱了, 希望能往这些领域发展。” (Jordan, 2014:2) 的确, 麦克多纳最大的热情便是电影, 但因为早年创作的电影脚本屡屡被拒, 才转而创作戏剧作品。幸运的是, 戏剧处女作《利南的美人》 (The Beauty Queen of Leenane, 1996) 令年仅25岁的他一举成名, 获得标准晚报奖、作家公会奖、英国戏剧评论圈剧作家新秀奖等多项大奖。继《利南的美人》后, 麦克多纳又创作出剧本《康尼马拉的骷髅》 (A Skull in Connemara, 1997) 和《荒漠的西部》 (Lonesome West, 1997) , 因为这三部戏场景都设在想象中的爱尔兰西部乡村, 因此被称为关于爱尔兰的黑色喜剧三部曲。2003年, 麦克多纳将爱尔兰题材抛开, 创作出黑色童话与传奇杂糅的剧作《枕头人》 (The Pillow Man) , 场景设在东欧一个不知名的国家, 依旧好评如潮。至21世纪初, 麦克多纳的剧作已遍布全球各大剧院, 被译成40多种语言, 获奖无数, 在美国被誉为除莎士比亚之外作品上演最多的剧作家 (Lonergan, 2012:xvi) 。

尽管麦克多纳已奠定他作为当代经典剧作家的地位, 但他在公开场合却对戏剧创作表示鄙夷, 认为这是最简单的艺术形式, “只要搞一种方言, 一点故事, 两个好角色, 就足够了” (Feeney, 1998:25) 。他声称写完《利南的美人》只用了8天, 还吹嘘说只花了9个月就写成了七部作品 (Chambers et al., 2006:4) 。这虽然有哗众取宠之嫌, 但麦克多纳可以说是始终不忘初心, 仿佛所有前期的努力都是在为他的电影梦做铺垫。《枕头人》之后, 麦克多纳正式进军电影界, 2004年处女作电影短片《六个枪手》 (Six Shooters) 即创佳绩, 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短片奖。2009年他创作并导演的第一部长片《杀手没有假期》 (In Bruges) 获得当年金球奖最佳原创作品奖, 票房收获3300万美元。然而, 2011年拍摄的反讽好莱坞黑帮电影的《七个神经病》 (Seven Psychopaths) 却遭受挫折, 评论界不看好, 票房也低迷。事实上, 就在同一年, 麦克多纳已经完成了《三块广告牌》的剧本创作, 但因为遇此败绩, 便将剧本放置一边, 重回伦敦剧场写戏, 创作出《斯波肯恩的一条断臂》 (A Behanding in Spokane, 2010) 和《吊人游戏》 (Hangman, 2015) 。似乎戏剧舞台真是他休养生息、积聚力量的地方, 《吊人游戏》之后, 麦克多纳重返电影界, 于2015年开始着手筹划拍摄《三块广告牌》, 该片于2017年11月放映, 收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剧本奖、四个金球奖和两个奥斯卡奖项。

1 麦克多纳电影中的类型、话题与刻板印象

麦克多纳的戏剧和电影作品在全球广受欢迎, 但有时也引起争议。他往往被认为是模仿、甚至抄袭的作家, 因为在其作品中总是有大量似曾相识、认知度很高的类型和元素。出于对电影的热爱, 麦克多纳更是毫不掩饰自己受到电影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大卫·林奇和昆汀·塔伦蒂诺的影响, 而《三块广告牌》的创作是科恩兄弟《血迷宫》 (Blood Simple) 与《冰血暴》 (Fargo) 的混合体 (Abramovitch) 。爱尔兰学者芬坦·奥图尔 (Fintan O’Toole) 指出, 麦克多纳的作品“就像是一张叠影重重的相片” (O’Toole, 2006:379) , 其中包含各种元素的拼贴、杂糅和并置、地区与国际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杂糅和互文, 具有明显的后现代特征 (1) 1。

麦克多纳也把玩严肃文学类型, 这次的类型从他早期的爱尔兰西部黑色喜剧转换成美国南方哥特传统。美国南方哥特这一文学传统的代表作家包括威廉·福克纳、多萝西·艾莉森、拉瑞·布朗和弗兰纳里·奥康纳等, 他们的作品擅于描写日常生活中的黑暗、怪诞和恐怖, 聚焦破碎的家庭、呈现各种怪胎和暴力。这些元素在《三块广告牌》中也都涉及了。女主角米尔德里德·海耶斯一家在家暴和女儿被害的悲剧下被撕裂;警长一家原本幸福美满, 但因为他罹患癌症, 最后自杀而分崩离析;警察迪克森家庭中母子畸形依恋的关系与福克纳笔下的弗洛伊德式母子关系相似。影片中的小镇也不乏“怪胎”, 包括迪克森那位嗓音沙哑、仇视黑人的母亲, 以及由皮特·丁拉基饰演的小镇侏儒。当然, 各种暴力事件也层出不穷。

在对文学经典和大众文化的指涉之外, 麦克多纳在影片中还叠加各种社会敏感话题和刻板印象。美国当下最热门的社会问题几乎尽收其中。其一, 故事发生在美国密苏里州, 尽管虚构的小镇名为艾宾 (Ebbing) , 但却指涉三年前轰动一时的福格森枪击案, 一位叫迈克尔·布朗的黑人青年被白人警察射杀, 开启了美国社会一系列对警察暴力执法和种族歧视的争论。在电影中也有类似人物的编排, 警察迪克森就屡次殴打黑人, 当有人质问他是不是在“虐待黑鬼”, 他回答:“那是‘虐待有色人种’。”似乎将“黑鬼”这一政治不正确的词汇替换成“有色人种”就可以回避他自己的种族偏见, 麦克多纳式的黑色幽默在此展露无遗。其二, 该片一开始似乎是在讲述一个倔强的母亲面对男性建制的挑战, 放映时间又在2017年11月, 正处于好莱坞“我也是” (Metoo) 运动的高涨时期, 因而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2。其三, 关于教会的娈童问题、家庭暴力、少数族群如同性恋、侏儒被歧视的问题在该片中也一一触及。如此多的类型、话题让人眼花缭乱, 也引起评论界的一些批评, 尤其因为麦克多纳不是美国人, 他在影片中对美国的这些问题的处理引起争议, 不少影评人认为他只是在把玩美国的种族和阶级乱象, 并没有深入探讨。《纽约客》更是批评麦克多纳将黑人问题当作一个道具, 以吸引眼球 (Parks, 2018) 。

然而, 如果这些评论者熟知麦克多纳的创作手法, 就不会如此愤愤不平, 因为他的招牌创作特征之一就是擅于将落入俗套的意象和符号重新排列拼贴, 对各种材料进行再循环。这是典型的后现代作家的处理方式, 不深入展开, 像是走套路。这些早已被类型化的符号与刻板印象为叙事提供背景, 使各地观众能获得辨识这些类型的快感。不仅如此, 麦克多纳还经常颠覆刻板印象, 破坏观众期待值, 迫使观众不停反思自己对此的反应, 从而发现人性的复杂和幽微之处。影片中的套路和类型几乎都被一一颠覆、破坏。例如, 原本是老套的寻凶复仇故事, 但却没有去经营案件进展, 而是深入角色心理和人物关系;原本是“一个女人对抗警方”的架构, 似乎讲的是公民与权威对立, 但代表权威的警长威洛比却正直, 有爱心;原本是受害者的母亲却成为本片最大的行凶者, 尤其是影片中的警察迪克森非常符合美国南方白人废材的刻板印象, 智商低下, 已近中年, 却与母亲居住, 并对其过度依赖。他受母亲影响, 仇视黑人和同性恋。然而, 就在观众将他视为种族主义者的妈宝时, 整个角色出现逆转, 似乎获得某种意义上的救赎。这一人物让许多观众不适, 对此, 麦克多纳在采访中说道:“我认为我没有救赎他, 或原谅他, 或者试图使他成为英雄, 因为要点在于根本没有英雄和恶棍。这部电影不是关于善与恶, 左与右, 而是试图发现人性的闪光点———所有人。” (Brooks, 2018)

这也是麦克多纳作为严肃作家的一面, 拒绝轻易站队, 拒绝非黑即白的道德评判。正因为如此, 英国学者艾利克斯·西尔兹 (Aleks Sierz) 将麦克多纳与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的英国新生代剧作家如马克·瑞文希尔 (Mark Ravenhill) 、萨拉·凯恩 (Sarah Kane) 并列, 将他们的作品称为直面戏剧 (the In-Yer-Face) , 其特点是包含大量的暴力, 不惮突破禁忌, 大胆挑衅甚至冒犯观众 (Sierz, 2001:9) 。麦克多纳的戏剧和电影作品的确如此, 充满刻意的冒犯和争议, 令人震惊。这一风格从根本上挑战了如健康/病态、正常/非正常、善/恶、真实/不真实、对/错、公正/不公正这些常规二元对立的区别 (Sierz, 2011:11) 。

2 好人难寻吗?《三块广告牌》中的暴力与恩典时刻

《三块广告牌》的构思可以追溯到20年前, 时年27岁的麦克多纳在伦敦剧坛已崭露头角。他利用假期去美国南方游览, 计划去浸润在福克纳和田纳西·威廉姆斯作品中描写的文化中。在乘坐灰狗汽车经过一个乡村公路时, 看见有人竖起巨大的广告牌, 以表示对当地警察的不满。麦克多纳深受触动, 虽然忘记广告牌书写的内容, 但却清楚地记得所承载的愤怒和痛苦 (Abramovitch, 2018) 。

在编剧方面, 麦克多纳展示出作为剧作家的功底, 整部电影剧本只有84页, 从三块广告牌的竖立开始, 发展出母亲海耶斯、局长威洛比、警察迪克森并行交织的三条叙事线。影片的场景设在80年代末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荒凉的叫艾宾的小镇 (ebbing即衰落的意思) , 米尔德里德·海耶斯18岁的女儿于7个月前被强奸、谋杀, 尸体被焚烧后抛在路边。海耶斯埋怨当地警察局无所作为, 一直没有破案, 于是决定行动起来, 在一条公路上租了三块巨型广告牌, 以大红底色衬托黑字, 连续发出质问:“垂死时被强奸”“还没捉到犯人”“警长威洛比, 为什么?”

在片中, 广告牌的红色具有多重象征, 有直接与血的联系, 如影片中出现多次流血的意象, 但更重要的是, 红色象征愤怒, 以海耶斯对自己和对凶手的愤怒开始, 一环扣一环的事件像是滚雪球, 逐渐波及小镇上的各种人物, 导致冲突和暴力不断升级。海耶斯遭受前夫家暴, 与女儿、儿子一起生活, 在女儿吸食大麻后拒绝借给她车子, 两者陷入争执, 她对女儿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非常暴力的:“我也希望你在半路被强奸。”女儿被害后, 她将对自己的愤怒转移到当地警察局, 立起广告牌示威。这惹怒了警局, 也让小镇居民愤怒。海耶斯在牙医质问她时, 在他手指甲钻了个洞, 导致冲突升级。警察迪克森认为警长的自杀与广告牌有关, 迁怒于广告公司经理, 将其暴打致伤。曾为警察的前夫出于愤怒, 放火烧掉广告牌, 激起海耶斯更大的愤怒, 更迁怒于警局, 纵火将其烧毁, 误伤了迪克森。

熟悉麦克多纳作品的观众也应该对其中的暴力并不陌生, 这也是西尔兹所定义的直面戏剧要素之一。暴力呈现的种类甚多, 从武力恐吓到剥夺他人的舒适、从破坏他人的机会到伤害动物、从言语诋毁到心理摧残、从关于种族、性别刻板印象的羞辱到杀害家人、陌生人和儿童等。2002年, 麦克多纳的剧作《因尼希摩尔的上尉》 (The Lieutenant of Inishmore) 首演时, 制作方特意为前排的观众准备了披风, 以防被舞台上的血液溅到。演员们在舞台上沾满血的地板上艰难前行, 十分怪异和触目惊心。

在《三块广告牌》中, 看似宁静的美国南方小镇也充满各种暴力的展演, 包括少女安吉拉被奸杀、海耶斯长年遭受前夫的家庭暴力、警察对黑人的暴力执法以及各种语言暴力等。如何理解片中所充斥的暴力?麦克多纳似乎给出了暗示。在影片开始, 广告公司经理正在悠闲地读着一本书, 镜头特写给出书名“《好人难寻》”, 这是美国南方女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代表作。该片的确与此互文, 有影评人认为此部影片有奥康纳式荒凉和存在主义的幽默 (Morris 2018) 。

奥康纳的作品中也充满暴力, 她对暴力有非常奇特的理解, 这与其基督教背景紧密相连。她曾说:“对我而言, 生存意义的中心在于基督对我们的救赎, 我所看到的世界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 (O’Connor, 1969:32) 奥康纳笔下的人物往往被自己的愚蠢和罪性蒙蔽, 而她却致力于设计机会, 除去他们的障翳, 让他们准备迎接恩典时刻。“恩典时刻” (Moment of Grace) 是福音书中耶稣开启瞎子眼睛的时刻, 也是奥康纳所认为的个体与奥秘存在相遇并蒙受启示的时刻 (O’Connor, 1969:49) 。奥康纳笔下的恩典时刻往往伴随暴力出现, 似乎只有通过某种极端、暴力的方式才能使愚蠢、虚伪的人物受到启示。正如奥康纳曾说:“在我的故事里, 暴力有一种奇异的力量, 能使我的人物回归现实, 让他们准备好接受恩典时刻的到来。他们的脑袋如此冥顽不化, 几乎没有别的能起到这种作用。” (O’Connor, 1969:112) 因此, 奥康纳的暴力具有宗教内涵, 暴力从语言、认知和身体等方面摧毁主体原有意识, 使其脱离原来的生存情境, 为接受恩典和救赎创造可能。在《好人难寻》中, 恩典时刻出现在老太太被杀的那一刻。老太太自私任性、迷恋自我, 虚伪清高, 因为自己的任性导致全家老幼被逃犯所杀, 抛尸荒野。原本是惊悚血腥的画面, 而奥康纳却提醒读者:“在这个故事中, 你们该注意的情节是恩典如何降临到老祖母的灵魂, 而不是满地的尸体。” (O’Connor, 1969:153) 由逃犯施加的暴行让老太太终于与“奥秘”连接, 奥康纳这样描写她的死亡:“老祖母半依半卧地蜷在血泊中, 两腿交叉, 像个孩子, 面带微笑, 向上仰着, 对着那片无云的天。” (O’Connor, 1971:132) 凶杀场面被赋予诗意和神秘的色彩, 一直生活在虚伪矫情中的老太太在那一刻才第一次显出纯真和澄明。

在麦克多纳的作品中, 也有类似对暴力的理解和处理, 暴力除了具有毁灭、复仇性质, 也常常出现超现实主义色彩和象征性, 甚至有一种神秘的启示作用, 只不过没有奥康纳那样具有强烈的基督教救赎情结。在《三块广告牌》中, 人物蒙受“恩典时刻”的启示可以理解为几个灵感显现的顿悟时刻, 在这一瞬间, 超越所有过去的愤怒、怨恨, 获得对他人的移情, 达到内心的平静。而在影片中的这些时刻, 往往也来自于血和火光之中。例如, 在警察局里, 警长威洛比与海耶斯前一秒还在激烈对峙, 身患癌症的威洛比突然咳出血, 血喷到她脸上, 那一刻让双方针锋相对的戏再也演不下去, 都袒露出真实的自我, 威洛比感到脆弱, 尴尬地说:“我不是故意的, 那是意外。”而此时的海耶斯温柔地展露出母性:“我知道, 宝贝。”他们互相妥协, 海耶斯跑出警察局, 呼叫医生, 而威洛比在被送上担架时特意吩咐下属不要再为难她。

片中另一个转变的时刻发生在海耶斯纵火烧毁的警察局之时, 眼见满身是火的迪克森逃出来时仍带着女儿案件的卷宗, 海耶斯也在这一时刻意识到自己的任性, 逐渐恢复了理智和移情。因此, 在全片的叙事框架下, 暴力在最终达成妥协与和解的过程中竟然起到的必要作用, 似乎如果没有一连串的暴力事件, 海耶斯与迪克森就不会得到救赎与和解。

3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与和解

有影评人在评价《三块广告牌》时写道:“马丁·麦克唐纳德的编导功夫十分了得, 他下了一堆性别、种族、宗教、外形、性向等呛辣佐料, 用愤怒和暴戾去炖煮, 最终却端出一锅心灵鸡汤。” (闻天祥, 2018) 然而, 麦克多纳炮制的是心灵鸡汤吗?这种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和天真。《三块广告牌》中的确既有暴力, 又有和解, 但这两者的关系如何理解?在此, 运用美国认知科学家、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对暴力与和解的分析, 则可以从更深层把握影片呈现的主题。

平克在其备受瞩目的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2015) 中, 驳斥了以往心理学家对人类暴力负面理解。在平克看来, 导致暴力的原因并不是一种如饥饿、性欲或瞌睡那样无休止的生理欲求, 因此, 他拒斥那种“暴力压力释放理论”, 即认为人类具有侵略性的本能冲动, 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死亡本能或嗜血冲动, 这种压力在我们心里慢慢积累, 必须定期释放。平克认为, 侵略行为不是单一的动机, 更不是逐渐积累的冲动, 而是数个心理系统的产物, 包括环境的作用、内在逻辑、神经系统和社会分配等。人类基因里有暴力的要素, 平时是休眠状态, 可能在合适的时机被唤起, 而不是如饥渴那样随着时间累积” (斯蒂芬·平克, 2015:588) 。平克将不同暴力分为五大类, 一是工具性暴力, 即暴力是作为达到某一目的所采取的方式;二是支配性暴力———为谋求权力、特权、权威或竞争;三是报复性暴力, 被复仇、惩罚和寻求正义所驱使;四是施虐性暴力, 以导致他人痛苦为乐;五是意识形态暴力, 为寻求最大利益而采取最大的暴力 (斯蒂芬·平克, 2015:6) 。可以看出, 《三块广告牌》中暴力最主要的种类为报复性暴力, 从海耶斯为女儿寻凶复仇出发, 导致后面一连串的报复性行为。平克指出, 对复仇的渴望是人类暴力的一个主要原因。他首先从神经科学上阐释人们为什么执着于复仇的暴力。当寻求报复的人大脑被扫描后发现, 研究人员发现, 纹体状的一部分开始发亮。当一个人渴望尼古丁、可卡因和巧克力的时候, 也是大脑同一个区域发亮, 也就是说, 复仇是甜蜜的 (斯蒂芬·平克, 2015:623) 。其次, 从文化上看, 血债血偿几乎是世界上95%的文化都明确赞同的准则, 很多文化的人民还诗意地讴歌报仇雪恨 (斯蒂芬·平克, 2015:611) 。因此, 复仇也成为流行的价值观, 复仇的故事大量出现在大众文化如畅销小说、黑帮电影中。

复仇情绪对人最大的影响就是导致移情功能暂时丧失。移情, 作为道德意义上的同情心, 像装有开关一样, 可以被开启, 也可以被关闭, 甚至可以转变成反向移情, 即看到某人受难而感到高兴 (斯蒂芬·平克, 2015:666) 。当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时, 个体就完全感觉不到对对方的伤害, 他们不会去尝试建立信任、协商或合作, 只是一意孤行, 不再考虑别人的需要 (Baron-Cohen, 2011:63) 。在片中, 海耶斯在一开始时就处于这样的心理状态, 不顾一切地执行自己认定的正义和法则。当警长威洛比跟她说明一直在尽力破案时, 海耶斯提议, 为了缉拿凶手, 应该抽验镇上甚至全国所有男人的血并建立数据库, 这种追求正义的手段已经不再正义, 威洛比提醒她这么做是违反民权法。威洛比登门造访,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企图说服她取下广告牌, 告诉她, 自己得了癌症, 已经时日不多。海耶斯却说她早已知道他得了绝症, 并粗鲁地说:“等你翘辫子之后, 那些广告牌就不会这么有用了, 不是吗?”3海耶斯之后所做出的一系列暴力行为, 正如平克所言, 是在头脑发昏时为寻求惩罚性正义制造暴行, 获得“一报还一报的粗糙报复感”。这种报复性暴力特别带有自利的偏向, 往往会产生数量巨大的过度暴力 (斯蒂芬·平克, 2015:743) 。

然而, 平克同时也指出, 充满升级冲动的复仇一定会有一个克制开关。如果没有这样的开关, 道德标尺的偏差会让每一个冲突都变成不断升级的血仇。人类具有启动宽恕的本能 (斯蒂芬·平克, 2015:745) 。这也是麦克多纳影片复杂丰富的层次所在, 他以一贯的黑色幽默让剧中最蠢的角色, 海耶斯前夫那19岁的女友说出一句概括本片的套话“愤怒只会招致更大的愤怒”, 既显示暴力会因为愤怒升级, 同时也呈现出另一种可能, 即我们还可以去理解和支持他人。影片以警局起火为转折点, 被卷入冲突的各方逐渐开始和解:迪克森将安吉拉案的资料从火中救出, 受伤的他恰好与被他打伤的广告经理同住一间病房, 广告经理选择原谅他。海耶斯在饭店遇见前夫, 得知是他烧毁广告牌, 当她提起酒瓶走向前夫时, 最后选择没有不计后果地敲在他脑袋上, 反而提醒他善待新女友。当影片结尾, 迪克森与海耶斯同坐一车, 决定去追踪疑犯时, 海耶斯向迪克森坦白, 是自己烧了警察局, 致使他烧伤, 迪克森也选择原谅了她。影片以人物的以暴制暴开始, 在经历暴力所导致的某些“恩典时刻”后, 最终走向宽容、和解。

因此, 《三块广告牌》中人物的行为、思维模式与平克对暴力与和解的分析一致。平克的著作最大亮点就是挑战了占据主流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 提出令人振奋的观点, 强调人类进步, 通过大量数据资料证明人类的暴力从古到今是逐渐减少的趋势, 并从进化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其他有关人性的科学研究等多方面探究暴力减少的原因。他以科学家的角度提出心智理论, 指出:

心智是一个具有认知和情感功能的复杂系统, 这些功能由大脑实现, 而大脑的基本构造又源自进化过程。这些功能的某些部分让我们产生各种暴力倾向, 而另一些功能———比如林肯所说的“我们本性中善良的天使”, 则把我们引向合作与和平。 (斯蒂芬·平克, 2015:3)

平克并不假定人性本善还是本恶, 而是认为人性中有些动机会促使人施暴, 但也有几种动力会促使人达成和平, 如同情、公平、自控和理智, 这些动力可以通过适当的环境和情境得以触发。该片正是符合此心智理论模式, 从人物的以暴制暴开始, 在经历暴力所导致的某些“恩典时刻”后, 最终走向宽容、和解。

总之, 《三块广告牌》是一部构思精巧的电影, 这精巧不仅体现在对影片整体节奏的掌控上, 更体现在麦克多纳作为严肃作家对人性的解读, 在所有的类型、风格、刻板印象背后, 是作者如何看待暴力与和解, 如何展示善恶相交, 好坏并行的世界。因此, 再次重申奥康纳的提醒, 不要过分解读片中呈现的一系列暴力, 而是应该注意这一切最后是走向了和解, 尽管在影片的结尾, 迪克森与海耶斯依旧茫然无措, 伤心失意地踏上另一条征途, 但两人心理已发生重大转变, 有了更多达成和平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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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关于后现代特征与刻板印象, 见作者论文“论马丁·麦克多纳《利南的美人》中后现代刻板印象”, 载《当代外国文学》2014年第2期。

2 Metoo (“我也是”) 运动是美国女性反性骚扰运动, 由好莱坞女星于2017年10月针对美国制作人哈维·温斯坦 (Harvey Weinstein) 性侵丑闻发起的运动, 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的女性公开说出经历, 并在社交媒体贴文, 以唤起社会关注。

3 https:∥○criptpipeline. com/three-billboards-outside-ebbing-missouri-screenplay。后面的台词均出自于此, 不另加注。

本文原载《外国语文》2019年第1期，转载未能联系作者，如有侵权请立即告知，本号立即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