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翻阅1940年《中国影讯》，发现一则关于周剑云的材料，引起笔者的疑惑：

“剑云”既为“周剑云”的笔名，那么他的真实姓名又是什么呢？学界关于周氏的生平籍贯的记载是否有误？据笔者目力所及，目前电影史、戏剧史中有关周剑云生平的记载多采信徐耻痕所著的《中国影戏大观》“周剑云”条：

徐耻痕这则粗笔勾勒周剑云职业生涯的文献，成为当下学界介绍周剑云的蓝本。然因其过于简练，忽视了周剑云的姓名、出身、籍贯等一些关键的细节，且不仅对周剑云的演剧生涯略过不谈，对其生命中十分重要的剧评生涯的记载更是阙如。值得注意的是，时人记载周剑云生平的文献与《中国影戏大观》的记载多有出入。《繁华杂志》“新剧潮流”栏《传略》文中“周亚父”条曰：

《传略》比《中国影戏大观》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如周剑云的姓名、字号、演剧等，但在关于周剑云籍贯的记载上与《中国影戏大观》有不同说法：前者认为周剑云为安徽歙县人（今属安徽黄山市，笔者注），后者认为周剑云为安徽合肥人。那么，周剑云籍贯究竟为何地？

《繁华杂志》的主编“海上漱石生”孙玉声（1862-1939）与周剑云同为启民新剧社（1913.11-1914.5）的重要成员。孙玉声任社长时，周剑云任议事部议员、部长，孙氏离开启明社后，周剑云接任正理事（实为社长，笔者注）。[4]1914年9月，孙玉声主持《繁华杂志》笔政，周剑云成为《繁华杂志》的重要作者。《传略》即是在周剑云统摄下，分别由他与瘦竹、昔醉、巢父四人撰写。从《传略》前言、撰写条目的数量来看，周剑云为《传略》的统稿者。因此可以断定巢父所写的“周亚父”条是经过周剑云审定、并得到他认可的。

另一篇文献为 “菊园”所写的《启民社始末记》。通过与《传略》互相参证可以得出《传略》有关周剑云姓名、字号等相关信息的真实性：

从《启民社始末记》透露出的诸多内幕来看，作者“菊园”对启民社十分熟悉。“菊园”曾在周剑云任编辑的《新世界》《药风》上开设剧评专栏“菊园谈剧”，与周氏有文字往来，对他的身世比较了解。该文能够被曾在启民社担任重要职务的周剑云收入到其主编的《鞠部丛刊》之中，显然是得到周氏认可的。虽然不能保证该文的立场是否有偏向，但关于周剑云基本信息的记载应该不会出错。

周剑云好友俞无言为周剑云主编的《鞠部丛刊》所作的序言可以进一步证明周氏的籍贯。俞无言曰：

俞无言与周剑云在爱俪园相识于1916年，截至俞氏为周剑云《鞠部丛刊》写序，两人已经交往两年之久。俞无言认为周剑云为皖南名士，肯定是有所凭据。众所周知，合肥非属皖南，歙县则为皖南地界。

综上，电影界熟悉的周剑云，“剑云”实为其字，周氏原名“江潮”、名“华熙”、笔名周亚父、别署“梦醒”。周剑云籍贯也非安徽合肥，而是安徽歙县。

俞无言序言中提到的“周子喜作剧评”，可以说是时人的定评。鸳鸯蝴蝶派作家严独鹤说道：“周子剑云，予旧友也，夙娴文事尤精剧曲，间执笔为剧谭、戏评散见各报，见者咸称道之。”[6]上海名士周瘦鹃提及：“周子本以评剧名家，间尝读其文，饮服万状，文字既精，识力尤锐，其于一褒一贬，复秉之以至公。”[7]周剑云不仅在电影界成绩斐然，在戏剧界、特别是剧评界颇有建树。

周剑云（1893-1967）酷爱戏曲，幼年即随家长观看庙台戏，并“聆须生之唱亦唱，见武生之舞亦舞。”[8]九岁之时，周剑云已经随父亲旅居上海。[9]当其十三四岁时，周剑云已经出没在上海各剧场：

少年周剑云不仅听戏，还常常串戏，他曾扮演《教子》之薛保、《空城计》之诸葛亮、《白水滩》之十一郎等，其学戏之勤，以至于邻居都误以为他是坐科的童伶，“比邻咸以伶人目予”。[11]另外，周剑云还积极研究戏学，不仅购买戏剧书刊来学习，还积极向友人、长者、伶工请教：“购谈戏之书读之，就嗜剧之友商之，问道于前辈之门，遨游于伶工之侣。” [12]戏剧知识、舞台经验的储备，为周剑云走上戏剧之路打下了坚持的基础。

1903年，周剑云就读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博士（1857-1926）所创办的尚贤堂。该机构主要面向中国上层阶级，聘请数名中外人士[13]主持日常工作，设有英文、经济、法政等分科学堂，招收学生。此外，它设有藏书楼,收集古今中外政治学著作，“以便中西学士披览讲习,用资实学”。[14]1903年，尚贤堂由北京迁往上海霞飞路，机缘之下，周剑云得以进入尚贤堂学习英文。不过，周氏在尚贤堂的学习时间并不长。1907年，李佳白因发表袒护德国的言论，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尚贤堂被迫关闭，周剑云也不得不转学到了位于上海郊区的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成立于1899年，前身为江南制造局附设工艺学堂，该学堂仿照日本大阪工业学校章程，设立化学、机器两科，课程除汉文、英文、算术、图话外，专教分化物质、重力气热诸理法。[15]囿于资料，周氏当年学习何种科目不得而知，不过， 汉文、英文、算术、图话是必修的科目。周氏所受的新式教育，对周剑云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读书期间的周剑云喜欢阅读报刊及撰写时文。据周氏《怀正秋兄》一文透露，他在读书时喜欢阅读《民报》《新民丛报》《民呼报》（先后改名《民吁报》《民立报》）等报刊，“因为这些刊物宣传革命大义、激发民族思想、介绍新的学识、抨击旧的制度。”彼此，郑正秋正在《民立报》开设剧评专栏“丽丽所剧谈”，周剑云“适投所好，不觉心仪其人”。[16]1907年，喜论时政的周剑云已经开始向《大同报》《民立报》《天铎报》《中华民报》投一些政论文章，这些评论文章如《拟设吴会戒烟所启》《论中国禁绝鸦片事宜并简章十二则》《伊藤公爵被杀之惨剧》《中国之外交政策》《中国军权集中之一斑》《内阁与国会问题》《沪租界卫生规则之概略》《孙前总统国家社会政策》等针砭时弊、指陈得失。因投稿的关系，周剑云与当时报界实力人物徐血儿、谭老谈、戴天仇、李怀霜、汪子实等建立联系。撰写时评文章不仅培养了周剑云在报界的人脉，而且为他的剧评写作打下了不错的基础。

1913年二次革命后，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的停办，再加上周父事业失败，周剑云不得不从学校辍学，挑起家庭重担，开始“去做文字劳工”。民国元年（1912），周剑云受许菩僧之邀，担任杭州《金声日报》主笔，同时为《飞艇报》《气球报》《戏杂志》《新剧日报》等报刊撰稿。[17]初进社会的他“曾写过许多锋利的文章，来抨击一切的封建势力。”[18]不仅如此，在郑正秋受到倾轧时，与郑正秋素未谋面的周剑云却在报刊上仗义执言，“为正秋兄鸣不平，对某剧人张挞伐。” [19]

同年10月，受郑正秋创办新民社的影响，民国二年（1913年）10月，周剑云抱着“启发人心，改良社会之志愿”与商务印书馆的部分职员一起组织了启民新剧社。启民新剧社是票友性质的新剧团体，由报业名人孙玉声担任社长。该社“以实行社会教育为宗旨”，要求社员“有清白品格、正当职业、普通学识、健全身体、能始终担任社务”。[20]启民社以家庭戏为主，该社首演剧目为《自由婚姻》，并以《情海波》闻名上海，其它演出的还有《钗光剑影》《薄幸郎》《彩儿》《恶嫂嫂》《侠儿女》《爱之爱》《双金锭》《启明钟》《女丈夫》《阿珍》《月帘花影》《鸳盟离合记》《征鸿泪》等剧目。周剑云在该社行当为“庄严老生兼言情小生”。1915年4月，因亏空巨大，孙玉声辞去启民社社长一职，启民社改组，经选举，由周剑云担任正理事。1915年7曰，受好友许菩僧的邀请，周剑云率领该社同人及春柳社的吴我尊、欧阳予倩、吴惠仁等赴杭州演出。周氏在其编剧的《征鸿泪》“救亡”一场做反日爱国演说，引起强烈反响。

启民社期间，周剑云应邀为锦章书局发行、孙玉声担任主编的《繁华杂志》撰写了大量的文章。1914年9月的《繁华杂志》创刊号开篇即周剑云的系列政论文章《史阁部遗文》《论青年与国家关系并告青年》《国学罪人论》。另外，周剑云还发表了《海上新剧界一年来之现象》《新剧概论》《新剧平议》等关于新剧的重要文章，并撰写《负剑腾云庐剧话》及品评新剧演员的《梨花镜》。不过，熟悉京剧的周剑云一开始并没有撰写京剧方面的评论文章。按周氏的说法是：“我虽嗜好京戏，却不满戏班陋规、优伶恶习，主张删芜存菁、加以改革。继知传统思想、积重难返；旁观者言，无从下手，只得掉换方向，致力新剧。”[21]但不久周剑云就发现，新剧界也是党同伐异、倾轧成风，其所在的启民社也因派系斗争而分崩离析。[22]

1915年冬，“鉴于彼辈忠言逆耳，不足有为，乃急于求退，冷眼旁观”[23]，周剑云退出新剧界，进入犹太富商哈同夫妇的爱俪园任职。其职务除众所周知的“藏书楼主任”外，《中国影讯》刊登的一份资料还提到：“他（周剑云）曾执教鞭于当时哈同所创办的‘圣仓明智大学’”。[24]陈定山《春申旧闻》补充了若干其他细节：

爱俪园设有“天演界剧场”，自办小戏班。[26]按陈定山的说法，周剑云除了担任爱俪园藏书楼主任外，还曾担任爱俪园小戏班的总管这一职务。在爱俪园，不时有社会名流来此讲学，康有为、王国维、陈立三、章一山、邹景叔等都曾经在爱俪园“圣仓明智大学”从事教学研究或编撰等工作。爱俪园还常常举办堂会，延聘名伶演戏。爱俪园的这段生涯对于周剑云而言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周剑云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

“民国闲话”为上海《民国日报》文艺副刊。时任副刊编辑的管义华为周剑云的旧友。受管义华之邀，周氏开始在《民国日报》以“剑光云气庐剧话”为总名发表大量关于新剧、旧剧的评论文章。据笔者粗略统计，1917年3月至1919年2月，周剑云在《民国日报》发表文章约150 篇，总字数近8万字。除了为《民国日报》义务写稿的同时，周氏还在《药风》《新世界》兼任编辑，其剧评文章频见《新世界》《药风》《晶报》《先施乐园报》《时报》《新闻报》等报端。1917年7月周剑云还曾短暂加入笑舞台，但“一入后台，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一一俱成悲观，觉得遍身不自在”[28]，约期未满，周剑云就离开笑舞台。

1918年对于周剑云是十分重要的一年。是年，与郑正秋、郑鹧鸪、钱琴东、陈啸庐、钱笙南、杨雪筠、盛春烺、施济群等人共同发起，设立了新民图书馆。同年，周建云主编《鞠部丛刊》，交由上海交通图书馆出版，一举奠定他在上海剧评界的地位。次年（1919）周剑云参与组建上海首个剧评家社团——“评剧俱乐部”，并成为《评剧俱乐部宣言书》的执笔人。[29]五四爆发后，周剑云积极相应。他兼任上海学生联合会的秘书，与学生联合会代表一起前往各个剧场呼吁“停锣”[30]来支持学潮。袁世盗国，周氏日著文章，大声疾呼，为学生声援。之后，周剑云先后担任新民图书馆发行的《解放画报》（1921.5-1921.12）、《春声日报》（1921.5-1921.8）的主笔。

1922年，已经封笔评戏近三年的周剑云受九记票房同人的敦促，出任《戏剧周报》的主笔[31]。在《戏剧周报》开篇《敬告阅者》一文中，周氏系统谈论其剧评观念及对戏剧界的期望。[32]不过，很快周剑云很快就离开戏剧界，与郑正秋、张石川等人创办了明星电影公司。（以下简称“明星”，笔者注）

1922年3月，周剑云与张石川、郑正秋、郑介诚（鹧鸪）、任矜苹等人在上海贵州路2号的一栋石库门成立明星电影公司。从“明星”成立之初的内部分工来看，任发行主任的周剑云忝列“明星五虎将”的末席。且因为“他没有在银幕上露过脸，也没有当过导演和编剧，或者在片子上加上‘监制’的名义”，周剑云对于“明星”的影响力一直以来被学界忽视。然而，“他在‘明星五虎将’中却也好比一位胆大心细的赵子龙呢。倘若查起奠定银国的功劳簿来，的确他曾立下了‘几番救驾’的大功。”[33]

“明星”刚成立，即在公司路线上发生分歧：商人出身的张石川主张“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尚无主义之足云。”[34]郑正秋则认为“明星作品，初与国人相见于银屏上，自以正剧为宜，盖破题儿第一遭事，不可无正当之主义揭示于社会。”[35]。不过限于资金、设备等原因，“明星”创立之初还是走上了张石川商业主义路线，拍摄《滑稽大王游沪一记》、《劳工之爱情》、《大闹怪剧场》三部滑稽短片。滑稽短片的失败，让“明星”遭遇公司成立起来的第一次危机。周剑云虽然任文牍主任，但是“由于他是对于戏剧也有相当的研究，所以对于剧本的讨论和决定公司整个行政时，张老板和郑老夫子总要拉他列席。”[36]与郑鹧鸪从往甚密，且与挚友郑正秋有着一样观念的周剑云也是认为“有价值的影片，必有主义，无主义，即成为空无所有的东西。”[37]“明星”公司决定重回郑正秋“有主义”、“社会教育”的长篇正剧主张，背后离不开周剑云、郑鹧鸪等人的支持。

随着1925年郑鹧鸪逝世、1926年任矜苹出走，周剑云成为郑正秋、张石川之间的粘合剂，正是他巧妙地让“明星”在郑正秋强调主义、长于教化的“长片正剧”与张石川迎合观众、“惟兴趣是尚”的商业片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周剑云担任“明星”发行部主任后，即联合大中华、民新、友联、上海及华剧六家影视公司创办了中国首个电影发行公司——“六合影片营业公司”，来推进国产电影的发行路线。周剑云极具世界眼光及活动手腕，早年曾有组织上海剧评家联合社团“评剧俱乐部”及筹划六大剧团联合演剧的经历，他做出这样的谋划，并不令人意外，也再合适不过。周剑云呼吁“人才、资本、机械咸备之正当影片，应否起而联合，组织影戏公会、商定规章、互相遵守”，其目的一为“藉以取缔投机捣蛋之野鸡公司”；[38]一则试图从洋人手中夺回国产电影的发行权。“六合”的成立对中国早期电影在国内和南洋等地的发行、放映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六合”解体后，周剑云创办华威贸易公司，将“华威”建设成“中国电影的大本营”，周氏也因此被尊为“民族电影发行业的奠基人”。[39]

“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后,“明星”投入巨资拍摄的鸳鸯蝴蝶派电影《啼笑因缘》血本无归，“明星”又一次面临倒闭的危险。周剑云不顾政治风险，邀请左翼作家钱杏邨（阿英）、夏衍、郑伯奇进入“明星”充当来当“编剧顾问”：

其实，周剑云与阿英早就相识。刚出道的阿英曾在周剑云担任主笔的《解放日报》发表过不少白话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阿英是周剑云提携起来的新晋作家。周剑云通过阿英牵线，引介左翼作家进入明星公司工作，开始了“明星”新时代的变革。“明星”开始拍摄了大量的符合时代需求的左翼电影，开出灿烂的“姐妹花”。

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星”从事电影实践之余，周剑云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电影理论建设及普及工作。工作之余，周剑云不仅在昌明电影函授学校、明星影戏学校等电影学校授课，还与江熙昌、陈醉云、程步高等人一起编撰了《电影讲义》。《电影讲义》是中国第一部电影教材，它分为《影戏概论》《导演学》《编剧学》《摄影学》四个部分。综合1924年8月10日《申报》“本埠增刊”及1934年《联华年鉴》可知，《影戏概论》为周剑云所著，《编剧学》为周剑云及程步高合著。[41]《影视概况》对电影的认识和看法十分全面，从影戏的名称、源流发明、原质、使命、功效、风格以及中国电影发展历史和前途无所不包。较之《影戏杂志序》从“戏为本体”、“戏因人重”[42]的观念认识电影，周剑云在《影戏概论》中对电影的本体有着进一部的认知。如他提出了电影“真”“善”“美”的最高的艺术标准，认识到了电影“上天下地，来去自由，东西南北，无所不宜”的高度自由时空，并特意指出电影情节、表演、布景等诸方面与戏剧的不同。[43]周剑云与程步高合著的《编剧学》则为最早的电影编剧教材。周剑云早年曾编剧过《征鸿泪》《神圣之爱》等剧本，也曾撰写过《编剧难》一文，他对于剧本的认识有其独到之处：在《编剧学》“绪言”中，周氏认为剧本为一剧之根本，“剧本是一出戏剧的本意，也是一出戏剧的根据，无本不能自生，无根据不能成立”，并指出电影剧本不同于小说和舞台剧本之处，“要顾到导演员的地位和摄影员的工作”。《编剧学》其它章节如“电影上的创作”、“幕表分写法”、“影戏的内容”、“剧本的本来面目”等则从创作实际出发指导剧本创作，具有很强的操作性。[44]如果以今人眼光来看，周剑云的电影理论侧重感悟，多为介绍和普及电影知识，缺乏应有的理论深度和哲学思考，不过，周氏对电影的认识均能联系实际，不做空乏之言，且具有一定的体系性，这点比较难得。基于周剑云的贡献，有报刊评介周剑云为“中国电影界的权威者”。[45]

与其好友郑正秋一样，以电影家名闻于世的周剑云，其戏剧家的身份也一直被学界所忽视。他对于戏剧界的贡献更是无人论及。虽然周剑云因对戏剧界的失望而从踏上从影之路，但深处电影圈的周剑云的一直念念不忘戏剧舞台。基于戏剧的热爱，周剑云在“明星”组织“明星歌剧社”，自任社长，并不时串演《梅龙镇》《南天门》《汾河湾》《四郎探母》等传统老戏。“明星”之后，周剑云先后创办甲申剧社、大中剧社进行商业演出。[46]1944年，周剑云在《剧坛怀旧录》中深情地说到：“我是话剧（戏剧）的爱好者，民元左右，我跟朋友组织过剧团，登台演过戏，还办过专门谈戏剧的期刊，直到最近，我赋予戏剧的兴趣还是没有改变，虽然其间大部分的生命我都献给了电影。但话剧跟电影不是艺苑中的一双姐妹花吗？”[47]正是秉持这一理念，周剑云与同样有着戏剧背景的郑正秋、张石川一道，一直以“影戏”的观念从事电影创作，利用戏剧理论去丰富和完善中国早期电影的理论构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民族电影的工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