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很多艺人都先后采访了两次，宋祖儿、钟楚曦，徐璐。第一次采访徐璐，在陈旭人人的摄影棚，很老资历的摄影师，他见证了时尚杂志鼎盛时期的风光，他自己本身也是当中一景。

影棚的签名板上，找到很多人，有那时的迪丽热巴，那时的张彬彬，那时的李溪芮，签名都在2013年1月6日。徐璐也是很久以前就留下过签名的，日期都很久远，有种蛰伏的姿态。

今年应该她的上升年，《闪光少女》、《鬼吹灯之黄皮子坟》、《王子咖啡店》都相继面世。这个年纪的女孩就一定没东西聊吗？我觉得不是。徐璐大方坦率，问什么都能答，很多事也许她自己并不知道多有意思，但听的人觉得妙趣横生。

印象最深便是谈及“鬼吹灯”的拍摄，身为内蒙人，自己第一次被秋冬时节的锡林郭勒冻住了。候场的时候所有人瑟缩在毡房里，到最后连碳都没得烧，拿牛粪来烧。从前的她，觉得自己似乎就应该多拍偶像剧，拍完这部戏才觉得，“演员，是应该拍点能留下来的作品。”

本篇徐璐专访，原本是为《时尚COSMO》7月刊的“校花”专题所写，后来改成了“演艺圈职场新生代专题”，同专题的还有乔欣、邓伦、杨旭文。再后来又挪到8月刊，变成了“桃花”专题。今天拿到杂志看了一下，专题的其他人，邓伦、杨旭文，也是全部改写，文字完全不同了，幸好我只负责徐璐一篇。

所以这篇稿子，全宇宙独一份，不会再在其他任何地方看到了。其中关于军艺的校园生活部分，也许以后也许不会再有刊物提到。

徐璐：《鬼吹灯》改变了我

采访/撰文：陈晶

和三大艺术院校北影、上戏、中戏不同，军艺是军队唯一的艺术院校，在外人眼中有着相当的神秘感。最让人想探寻的是，很多女孩并没有军队那股刚毅劲儿，浑身都是清甜软萌的气息。徐璐就是这种。

“你们想象中的部队是什么样的，军艺就什么样。”十岁那年，徐璐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正式开始学舞蹈。第一次穿上军装，她觉得自己“美炸了”。

军艺没有小孩的军装，衣服穿在身上都像跳长袖舞，舍管老师帮她们一一改小，袖口挽一挽，裤腿压个边，一穿就是三四年。到衣服刚穿得合适的时候，也磨旧了，新的发下来，又大一圈。

学校实行寄宿制，每年只有寒暑假可以回家。正常的军事化管理，每天有人轮班打扫卫生，全体5点50出早操。几圈跑下来，酣畅淋漓一身汗，再洗漱的时候，全身连毛孔都带着一种舒服。真正到上课的时间，她们要排队唱歌、踩着点进教学楼。

吃饭也要唱歌，上半天课体能消耗大，每个孩子都很饿，还要牟足了劲唱出精气神儿才能开饭。徐璐也是在那个时候，隐约知道了什么叫“饱吹饿唱”。

“我们食堂有四层，一层是给老师吃的，二层是给领导吃的，三层是给士官吃的，四层是给学员吃的。”稍大一点的时候，可以打了饭回宿舍吃，“但是，其实是不允许的。”她悄悄说。

在校园里，每天的色彩只有绿，上文化课的老师都穿着制服。女孩们必须留长发，但不能染、不许烫，连发饰都不许有，就干干净净的。洗衣服就交给舍管阿姨，2块钱洗一件。

“确实贵，但是没办法，因为是阿姨手洗。”宿舍里整整齐齐叠着豆腐块军被，每年有新的小班同学升上来，她们就要换一次宿舍。

跳舞的女孩从小就被老师严格要求减肥，在校期间又是她最胖的时候。“每周一、周五各称一次体重，如果老师觉得你是胖子，一周内又没有掉体重，就要罚100块钱。”

这100块可以让她们少吃很多零食，徐璐经常被罚，到学期末发还的时候，已经攒了一堆。“那时候我个子又矮，都有100斤，跳舞里面算胖的，根本跳不动。”

每个星期她们只能打5分钟公用电话，所有同学排着队等。早上起来，如果班里有一个同学哭，大家一起跟着哭。军艺是爸妈帮她选的，她从来没有怪过他们。

“我觉得爸妈怎么会害你呢？我还可以，虽然不开心，但也不去怪父母，还挺感谢他们的。”离校时，她把军装好好地收藏起来，小时候的几件压了箱底，大的那件现在都能穿。

“在学校的时候，不会想很复杂的东西，每天最不高兴的就是老师又多折磨了我5分钟。但是到了剧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很多时候不只是演戏本身，你需要面对的是一个小团体、小社会，有很多人际关系。”

刚入行拍戏的时候，原本以为新人是被保护的，却发现没有人因为你小就特殊照顾。每个老道的演员都有自己的开工箱，里面装着剧本、饮水、零食，徐璐就提着一个纸袋子，拎着小板凳去现场。她不敢拿箱子，因为没有助理，没人会帮她看着东西。

她觉得不管怎么样，每个人都需要被尊重，但似乎也没有人特别不尊重他们，只是那种很微妙的感觉，说不上来。毕竟导演、主演也都是老行尊了，都是一点点磨过来的。

“我就坐在那呆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拍到我，拍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家，不知道应该找谁。我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我怎么过来的。”合作的演员很多都比她大，不知道跟她聊什么，她自己也不懂该如何融入，但更紧张的始终是拍戏。

“就算你前面做了再多功课，对这个剧本再熟悉，当你进了剧组，也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你不知道导演想要什么，哪怕你跟他聊过很多次，在拍摄的时候，遇到的困难还是不一样的。”

就像很多毕业生就业时“专业不对口”一样，学舞蹈的人也都面临这个问题。徐璐不介意自己的非科班出身，“我们可能台词不好，就是无法用声音塑造人物。我们因为同期声拍过很多遍，但是后期发现有些声音还是要配，坐在录音棚里，声音的状态跟拍戏现场完全不一样。配音老师的要求达不到时，真的自己很纠结。”

但好在她相信一点：科班出身，也未必对现场了若指掌。老师教的是表演技巧，但是怎么看机器、怎么走位，每个工种是做什么的，这些都一样要到现场去体验。至于表演本身：“我觉得我们足够真实啊，就是因为没有太多技巧，真听真看真感受，反而像体验派一样，把情感带给观众。”

内蒙人回到家乡拍戏，该是如鱼得水吧？然而在拍《鬼吹灯》时，徐璐觉得，并不是这样。

“去之前他们跟我说内蒙很冷，我说我就是内蒙出身的，没有多冷，然后我们就去了锡林郭勒。”往常她都是盛夏才去，草原上的草换了新绿，气候也很宜人，但她从未去过十月份的草原。

“没什么草了，十月份对于城市来说，也在慢慢变冷，准备进入冬季。快要入冬的草原，气温最冷已到零下20度。”她第一天过去试妆，第二天凌晨6点化妆开拍，一口气拍到夜里两点。衣服里加了无数层棉衣，还是冷到连精神都变得无力。

导演一说开机，拿掉身上的羽绒服，她的脸立刻僵硬。没有表情就不知道该怎么表达，甚至会不自觉地流泪，她尤其害怕风吹来的时候。这一个月的日子着实难熬，很多剧组可能会选择抠像用绿幕，但他们没有。

草原上没有厕所，只有两辆房车给工作人员上厕所用，而演员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到车上休息。候场的时候就住在蒙古包和小帐篷里，放了很多“小太阳”，在那样的大环境里其实杯水车薪。有个小炉子可供取暖，但碳又总是很快烧完。没得烧他们就拣牛粪扔在里面，没有想象中的恶臭，但粪便的热量值不够，并不会感到温暖。

第一天回到酒店，洗完澡躺在床上时，徐璐望着天花板动都不想动，只觉得：“我要死了，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仿佛什么都不是你的，四肢百骸已经不归自己管。”

后来就习惯了，每天拍戏，车停在大本营，他们就开始翻山，上去下来，下来再上去。积雪覆盖在裸露的岩石上，看在眼里就凉意沁骨。收工的时候，又恨不得从山上一气滚下来。最后一天要离开蒙古时，她翻了不知道多少座山，风大到仿佛能把她吹走。

“我旁边站了四个男生，导演在我前面拽住我的帽子走，阮经天在我旁边，他的助理在我左边，他的化妆师在后面推着我。天哥一直拉着我，就是不让我停，一停我觉得自己再也上不来了。”

“每个戏对我帮助都很大。这部戏拍完后，我对于表演，对于很多事情，想法都在发生改变。之前我还跟爸爸说，自己现在就应该拍偶像剧啊，因为年轻。拍完这部戏，发现不是这样的。我想认真地拍一些可以留得住的东西。”

其实跟选择有关系吧，我们每个人接触的人不一样，事物不一样，在选择上也会不一样。杨洋比我们大两届，他现在选择的方向和我的也是一样的。但要说到具体的戏路，我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我不觉得我是，我们班女生都挺好看的，是真的都好看，因为艺术院校招的嘛。每个人审美不一样，我们聊美女的时候都不提本班的，都聊大班的。

人与人之间，从来没有说见三个月和三年是一样的。我到剧组的适应期只有一个星期，可能从小上寄宿学校，适应性很快，在组里自理能力强。至于对人的了解，只能慢慢磨合。但我更怕的是角色掌握不好，毕竟我是要吃这碗饭的。

就是《越狱》，我小时候在军艺就开始看，那时候宿舍没有电视没有网，就买了碟用碟机看。我们管的严，不让带手机，但是学跳舞的都要看舞蹈视频，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碟机。那时候真的不懂看美剧，只看韩剧和台湾偶像剧。《越狱》出第五季的我觉得特高兴。

为了采访徐璐，马小宝行驶了80.6公里

我们聊得很愉快，采访时常是49分51秒

最终的文字总量，是3179字

乔欣 | 我只想让人知道，真正的乔欣是什么样的

李沁 | 离开昆曲的路，我必须走得特别稳，走得特别好

杨紫 | 我知道有些话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想忍

周冬雨 | 我怎么都输得起，就是不能装模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