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国际传媒总裁安晓芬，先后参与制作、发行了《如果爱》、《叶问》、《锦衣卫》、《小时代》、《钟馗伏魔》等多部影片，被 誉为“内地第一女制片人”。
近日，这位霸道总裁接受了毒药的专访。谈起了同张艺谋、陈可辛、李仁港等电影人的合作经历，也讲述了自己从一名财会人员变成身影视剧大鳄的传奇。
毒药：能透露一下大盛国际传媒未来的影视剧计划吗？
安晓芬：在《女王》和《钟馗》之后，我有一年多没有拍电影。我对当下市场、产业格局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更多的思考。对于以前筹备好了的一些电影项目，有些可能不太适合新的市场了，我们果断放弃或者延后再说，尽管已经投入了很多人力物力，也在所不惜。我们又重新开发了一些新项目，也购买了一些市场上大热的IP。我们也希望自己能够稳健一些。原来我不做网剧，不做电视剧。从今年开始，我已经开始开发网剧，开始投资电视剧。希望能够给公司一些稳定的收入来源。这等于是公司战略方面的全面调整。
在电影方面，我们会更审慎。今年初的时候，我们和台湾顶级的金马班底，苏照彬导演、黄志明监制、张荣吉导演合作，共同打造了中国首部青春悬疑电影《夏天十九岁的肖像》。它是由日本推理大师岛田庄司小说改编的，包裹了一个爱情故事，可以说是青春成长史，每个人都有十九岁。在十九岁发生的那一切，是无可替代的，也是记忆最深刻的。经历了那样的美好与阵痛后，让你成长蜕变成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题材，开拓一个青春悬疑片的类型。
《夏天十九的肖像》剧照
未来还会有几部有小说改编的系列电影，有一部海外追逃贪官的电影，都是用的是国内顶级的编剧、顶级的导演、顶级的艺人。大盛的作品，明年可能会有一个集中爆发，当然了，这也要靠潜心去孵化。希望能够从品质上有个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不求数量，但求质量能每一部都过硬。
我们有一套小说《浮生物语》，称得上是个大IP，由四川的美女作家裟椤双树所著，总共八本书，目前出版了700多万册，是一个很高的销售量了，将其打造成一部奇幻的系列电影，这应该属于那种想象力特别丰富、美轮美奂的电影，是一个很新颖的故事题材。
还有一个系列小说《五大贼王》，那是一个特别庞大武侠巨制，“金、木、水、火、土”五大家族，各家都有独门绝技，是五大家族的兴旺与衰亡史。最后由一个17岁小男孩，一统江山，这样一个传奇故事，非常引人入胜。这个系列有七本书，可以做成电视剧、网剧、电影、游戏的联动开发。
毒药：您在新画面财会时候，据说休完产假回来发现公司就变成了做电影的？
安晓芬：那时我刚生完孩子回来上班，《有话好好说》刚拍摄完，尽管那之前，张艺谋和张伟平是好朋友，但那时只是兄弟情义的来往。《有话好好说》是他们从兄弟情转变成电影合作伙伴的第一个开端，那时候张伟平不懂电影，我们公司所有人都不懂电影。我上班第一天，张伟平抱来两个箱子，他说晓芬你来把这些账册收好。我也很好奇，因为电影那时在我看来是高高在上的东西，所以我在处理完日常工作以后，利用业余时间就翻那些凭证账册。这不是张伟平让我核对的，他对张艺谋很信任，就是让我收好锁起来。
而我就是好奇想看看电影是怎么回事，那些凭证里面有人员的费用、有机器设备的费用、前期筹备的费用、后期制作的费用。张艺谋的制作团队和财务团队都是当时最正规的，财务体系非常完善，每一本账目凭证后面都有总结。我通过看这些东西，把他们列了表总结，那时候电脑还不发达的，做起来还是很费力的，通过归类和总结，让我知道人员费用、衣食住行、机器设备、后期制作、音乐等等都是多少钱，对电影成本有了初步的认识，那是我最早接触电影。
张艺谋一直对制作要求很高，拍摄时为了追求完美，他用拷贝绝不吝啬，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冲洗拷贝都是在日本冲的，而后期都是在澳大利亚做的，这也让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在二十年前就代表了中国电影最高的制作水准。
毒药：为什么您做到《英雄》一半时就走了呢？
安晓芬：其实《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跟张艺谋导演合作时，制作上根本不用公司操心，我们只在宣发阶段介入。在98、99、2000年的时候，宣发可能两三个月就完成了，不像现在电影开机就要跟着宣传、营销、发行，这可能要做一年。但那个时候都没有，就是上映前两三个月，你需要去跑院线，你去跑市场，找广告客户，去做宣传品。新画面那时候一年一部电影，三个月就干完了，剩下的时间没事干，我觉得拿着老板的钱不干事，觉得特别愧疚，特别有危机感，所以《英雄》拍到一半的时候，正赶上星美传媒成立招人，我就想出去看看，我跟张伟平说：“伟哥，让我出去看看，我去学点本事再回来。”没想到离开了，就回不去了。对张伟平，我的心里充满感谢、感恩，他带我走上电影之路。
毒药：有人说张伟平在打官司，可您却在筹拍电影，证明您比张伟平走得更远一步了。
安晓芬：这不可同日而语，我永远达不到张艺谋与张伟平的高度，“二张”在他们那个年代已经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多个第一，很多东西是无法超越的。所以我觉得不能比，只是我们做电影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他是跟一个导演在合作，我们是在跟多个导演在合作。我只是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毒药：您如何看待“二张”分手？
安晓芬：我是离开了很多年了，真的不太清楚他们发生了什么。总之，我是觉得很遗憾、很可惜。因为当年他们两兄弟很要好，真是比亲兄弟还要好。
毒药：您在星美时，据说因为不满意《如果·爱》保底二百万，就拿过来自己做了。
安晓芬：《如果·爱》国内部分我们投资了一千二百万，后来有人保底二百万，对我们来说，还是赔的。那时，我是财务，觉得合同不合理，保底怎么也得保安全吧。没安全，你保什么？就提了个意见，没想到老板就说那你来做。我其实在新画面时候，只是跟着中影来的老师去全国跑院线，就是个帮着提拷贝的。但到星美给推到那个位置，只能咬牙做了。
毒药：这部片撞上了《无极》，当时有没有野心要超越它？
安晓芬：那时，同期《无极》是几千万投资商业大片，《如果爱》星美才投资1200万，拿的是国内的全版权，从投资体量上差得很远，我们从来没想要超越它，这不是同类题材，也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当时一个档期只有两部大电影，不像现在一天上八部片，一个文艺片，一个商业片，我们觉得同档期还是可以容纳下的。《无极》票房过亿，应该也收回成本了。我们获得了3000多万票房，再加上电视版权收入、音像版权收入和广告收入，扣除成本，扣除宣发，扣除给慈善基金会捐的100万，整个项目还有盈利。这个项目无论从商业回报上，还是做公益慈善上，在全国影响力上，我们都打了一场胜仗。
毒药：听说陈可辛后来认为《无极》赢了他，觉得不服气，就去拍了《投名状》等大片？
安晓芬：我没有听说这事情。《如果爱》是专门为中国大陆观众拍摄的歌舞文艺片，当时中国电影市场全年才只有15亿票房，3000多万票房对应一部爱情歌舞片，他对最后的结果是满意的。整个项目我跟陈可辛导演一起战斗，同甘共苦，度过了非常难忘的一段时期。那是我第一次跟陈导演合作，第一次跟香港电影人合作，看到他为一部电影呕心沥血的付出，是非常感动的。一个大导演，拍摄完成，还要世界各地的去跑发行，白天在世界各地做活动，晚上就赶飞机，在飞机上睡觉，再去下一站做活动，有两三个月时间，他基本就没有在床上睡过觉，都是在飞机上度过的。一般人很难想象一部电影对于电影导演的重要性，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的品质，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跟他结下很深的友谊。
毒药：据说您在星美时候就偷偷注册了大盛公司？
安晓芬：那是我离开前一年的春天，星美有一个资本运作，是美国公司要收购星美，有传言说新的资本进来后，我们所有高管都要被换掉。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自己就想着早做准备吧，实在不行自己出去创业吧，但是没想到没收购成，那事情就放下了。后来去了时代今典，大盛公司就放下了。
毒药：那为何自己又独立创业呢？
安晓芬：我在今典做了一年零八个月，做了三部电影《花花型警》、《十九层空间》、《叶问》，还筹备了《画皮》。并且连收购再建设了十个影院，因为某些原因，从今典退出。从今典离开后我投了几个简历，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就自己做了。
毒药：您做《叶问》第一集拿了金像奖，却有负面评价说是煽动民族情绪意淫，如何看？
安晓芬：我觉得这都是某些人的无聊之举。无论是中国电影，还是好莱坞电影，都是人类共通情感和共通价值观的直接表达。好莱坞的那些商业大片，统统都是美国主流价值观的体现。透过电影向全世界传达，美国是最强大的，我是世界警察，我来拯救全人类，这就是他们的国家意志在电影里的强势体现。《叶问》里面表现的是在二战那个特殊历史情况下，中国人民饱受战争灾难，被日本人侵略，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那时候的中国人，有血性，敢于抗争，是时代的需要，是家国的召唤。叶问精神，就是这样在战争背景下民族精神的代表，这是任何一个人本该具备的品德和精神，如果这种精神也被现代人来打压、意淫、歪曲，那只能说，他/她从精神上就堕落了。
毒药：为什么没有参与《叶问3》制片人工作？
安晓芬：我跟黄百鸣监制、叶伟信导演合作非常愉快，黄先生一直在畴拍第三集，但是我几次都说不是时候。这是因为《叶问》后有很多跟风作品，我怕观众厌倦，因为已经打造成一个经典品牌，不能透支它，希望过几年再拍。后来，我去拍《小时代》和《钟馗》了，跟黄先生沟通就少了，他们以为我不感兴趣，他们就自己做了。
毒药：如何看待《叶问3》买票房被罚的事情？
安晓芬：我觉得那跟电影无关。这个电影还是好电影，包括导演、监制、演员都全力倾心奉献。电影在台湾一月份上映的时候，我就跑去看了。那时距离台湾首映已经一个多月了，很晚的场次，还有几百人，我很惊讶都上映一个多月还有90%上座率。可是我没想到，这片子在国内被做了那样的一个运作，影响了电影的声誉，我也很心痛。所以干电影，还是要纯粹一些，我们作为电影工作者，还是有责任保护电影的。不要让某些各种企图的人来玷污它，否则最后伤害的还是我们电影本身。
毒药：为什么跟甄子丹合作《锦衣卫》后，没有继续做武侠大片？
安晓芬：《锦衣卫》是我跟李仁港导演07年就开始讨论的一个项目，后来赶上开拍时候，《叶问》一下子火了，甄子丹正当红，这个项目又特别适合他，所以请他继续合作就特别顺其自然。后来，票房各方面大家都算满意，为什么没继续？我们以前从来没想《锦衣卫》拍续集，总想尝试一些新的题材。后来我和李仁港导演一起筹备过《孙子兵法》这个题材，他对这个题材特别感兴趣。筹备了一年，到了11、12年的时候，中国电影市场大方向忽然变了。
随着《血滴子》、《杨家将》、《杨门女将》等电影票房失败，证明观众对古装大片开始厌倦了。从02年《英雄》开启的十年商业大片模式，只有古装片才能算得上大制作，才能请得起大演员，忽然古装片市场不行了，我跟李仁港导演《孙子兵法》项目就停止了。做项目一定要审时度势，否则你投资拍了，那么大的项目，市场不看好，赔大钱怎么办？你怎么对投资人负责？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对于打算开拍的项目，我们都要审慎对待。
毒药：如何评价李仁港导演？
安晓芬：李仁港导演是一个特别专注的导演，他对电影的痴爱是许多导演比不了的。他自己本身没有被市场的浮躁风所污染，一直还是坚持自我对电影的认知态度，认认真真去做电影。电影人每天都会面对各路资本和金钱的诱惑，但李导看重的不是钱，看重的首先是项目。那是不是他喜欢的，是不是他能拍好的，如果他不喜欢，你给他再多钱，他也拍不不了。他还是一个很纯粹的电影人，所以跟他合作很愉快。
毒药：据说您是赔钱也要拍《飞越老人院》？
安晓芬：《飞越老人院》不是我主导，我还没那个实力去赔大钱，那是我们一个投资人，希望为张杨导演实现愿望。张杨导演是一个有情怀的导演，那么多年坚持自我，坚持不为商业所诱惑。他拍摄的《洗澡》、《飞越老人院》等作品，都是非常关注老年人的精神世界。这个戏他一直筹备了几年都没拍成，因为没人给他投资这样一部不太商业的电影。
开拍前，我跟投资人说了，你确实想好了吗？这部肯定要赔钱的，投资人说赔钱我认了，就当给父亲母亲拍一部电影。投资人有这样的勇气与魄力，我很感动。这部戏我负责制作，但我没有挣制作费，不挣钱一年团队白干，养团队人员费用当时也要三四百万，我是在用人力支持这部电影。
《飞越老人院》投资只有1500万，请不起大明星，张杨导演说过去那些功成名就的老艺术家，健在的还能演戏的已经不多了，他想请这些老艺术家来演，为几代人的记忆，做一场集体告别，因为这部电影对很多艺术家来说可能是最后的绝唱，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演出。这真的是情怀之作。
摄制这部电影，也是一个自我教育自我反思的过程，它让我觉得整个人生境界不一样了。年轻人为了打拼工作，陪父母的时间少了。《老人院》有一个情节，计算你跟父母相处还剩下多少时间，你每年回多少次家？一次在家里待多久，换算起来十年二十年里，陪父母的时间可能就十几二十几天。“子欲孝而亲不待”，可能是很多人的切身之痛。这部片让我重新认识了跟父母的关系，以前可能一个月回去一次，现在拍完片后基本每周都回去。这部电影票房确实失败了，但作为电影人尽点社会责任，我也不后悔。
毒药：您制作《小时代》获得票房奇迹，能谈谈营销有什么特殊的招数吗？
安晓芬：首先是郭敬明自身带来的巨大影响，他的微博活跃度很高，每一条都是转发几万，几年前能转发五万十万的不多。最开始，我们制定以郭敬明导演为宣传的核心，来统领《小时代》的核心宣传，进而覆盖全渠道。我们在筹备第一场发布会时，请惯常合作的团队来设计物料，做视觉呈现，郭敬明导演看过后，提出了自己意见。他说我有图书设计团队，可以请他们试一试，你觉得好就用。没想到他的图书设计团队拿出来的设计与传统非常不一样，特别素雅、大气、知性十足，所以我们大家一看都特别喜欢。
他就说也不用付我们钱，我审核起来也方面，就用他们团队设计海报物料。我们定下了一个物料设计方向，用海报讲故事。郭敬明的设计团队总共为我们设计了108款海报，每一款曝出，都得到了粉丝的喜爱，《小时代》开创了用海报讲故事的先河，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推广作用。最终，我奖励给他的团队二十万块钱，现在要做出108款海报，可能要花200万以上。所以《小时代》的成功，70%的功劳都来自于郭敬明。
毒药：尽管《小时代》取得高额票房，却被骂为真人版PPT和炫富，您咋看？
安晓芬：电影是个文化产品，你把它做出来，交到观众手中，它就放在了公众视野中，你的任务就完成了，观众买了票花了时间看了你的电影，就有权利评价你的电影，无论他们怎么评论，他们说好与坏，那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你要任人评说，这不是你能控制的。只要不是谩骂，不是恶性攻击，任何意见建议我们都会接受，法律不容许的事情，我们也不接受。我们一直的态度都是任人评说。
毒药：为什么会集合很多影评人跟投资方一起谈不要骂呢？
安晓芬：这部电影上映以后，引发了价值观的争论，是《小时代》的粉丝跟影评人的争论，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关注。电影局领导为此特别召开了《小时代》的研讨会，出席人员包括电影制片人、出品人、宣发人员，包括《人民日报》的记者，还有影评人，业界知名学者，还有争论的当事人都参加了！电影局主管部门的宗旨是电影是可以争论的，也可以批评，也可以建议，但不要内部起内讧，从而误导观众，使整个电影市场的大好形势因为内讧来毁掉。经过这样的沟通，大家站在不同角度谈问题，相互之间增加了理解。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次沟通，如何让产业良性发展，是一次有益尝试。
毒药：为什么没继续拍《小时代》之三四？
安晓芬：因为版权不在我这里，在一个姓吴的先生手里面。版权在别人那里，我的宗旨是帮忙不添乱，我帮不到这个电影，所以就退出了后续项目。
毒药：您能评价一下《钟馗》这项目的问题吗？
安晓芬：这个项目也是筹备了挺长的时间，经历了很多不可控的因素。剧本写出来，前后写了近10稿，换过三四批的编剧，最后一稿也是经过许多人的努力。导演编剧演员一起来创作剧本。做这个电影给我教训是这么大投资的电影，一定做到特别完备的筹备，筹备不好，一定不能建组，没有准备好的建组，你会越走越被动。
毒药：许多观众都骂《钟馗》是做游戏的五毛特效，不可能花2个多亿
安晓芬：那是许多观众不了解特效。我们的特效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当时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切以2015年春节上映为倒计时，给特效制作的时间是不够的，总共可能都不到七个月的时间， 1300多个特效镜头，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你看水下那场搏斗耗资非常巨大，几分钟就花了我们一千多万，那是德国和美国建立的合资公司做的特效，我觉得那是整个电影里面完成最好的也是最贵的一段特效。其它的部分，是请了韩国的特效团队，因为时间特别紧，他们公司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又分包给别的公司，这就造成品质的不统一，这也是特别大的教训。
毒药：有人说《钟馗》您实际没投钱？
安晓芬：这个项目我是最大投资方，约占总投资的三分之一，怎么叫我没投钱呢？
毒药：《钟馗》还会拍续集吗？
安晓芬：会，因为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开发了一个品牌，我们电影票房没达到预期，不代表电影不好，也不代表题材不好。当初观众和媒体对这部电影有那么高期待，都是源于对项目题材的期待。我们没做到尽善尽美，就要去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想好下一部该怎么做。等到时机成熟时候，就要推出第二部。
毒药：您从国企职员、财会、宣发等职位走向电影公司总裁，被誉为“内地第一女制片人”，能谈谈感受吗？
安晓芬：小时候看电影，那里面的人物像神话一样，遥不可及，你根本从来没想过干电影学电影。就是你走着走着，有这样的机缘巧合，误打误撞就进来了，干一行你就要专一行，在我的字典里不允许有“不会”这两个字，所以不会什么东西就要迅速学懂。我干财务以前，我学的专业是自动化，干财务以后，我迅速就去读了个财会专业，并且考过了全国统考的会计师职称。
真的开始干电影的时候，是从宣传发行入手的，从一些辅助工作做起的，你通过宣传发行去接触、了解电影。我通过跟电影人交流，有了碰撞，然后再进一步学习。业余时间，去钻研电影，你要去看剧本，看电影专业书，看看镜头是怎么回事，这都是你需要补的功课。今天，一个专业的制片人，你不光懂电影，懂制作，懂预算，还要懂财务，懂法律，懂金融，懂管理，懂沟通，懂交流，这是一个复合型的职业，所以你以前经历越丰富，你越能驾驭这个职业。
我没觉得自己是“第一女制片人”，只是对自己要求很高，每项工作都立求做到最好。我不会懈怠自己的工作，不会推卸自己的责任。别人可能拿出60-70%的力气工作，我可能对每一件事情都是120%的投入。所以我在毒药网网友眼里应该是最勤奋的、最可信任的，其它的赞誉我并不觉得那是对我。我们做电影，你手里有投资人嘱托，有团队期待，你就有责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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