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

公元前155年，在汉朝廷的皇宫大殿上，正在举行一场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关键词是：“中央”和“地方”。

此时的西汉王朝，是第六代领导人汉景帝时期。这位年轻的皇帝刚刚执政，就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政令不出长安城。大臣们的神态都很凝重，皇帝的心情很不好。

“中央再也不能对地方政府手软了，是该打压的时候了！”汉景帝开门见山。

“陛下英明。”时任御史大夫的晁错站出来，“在当前国内紧张的局势下，地方政府尾大不掉，几乎已成割据一方的形势，若再不打压，国家就会陷于分裂。”

晁错

皇帝点点头，将目光投向其余大臣，期望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但大臣们却一个个低头不语，他们知道这件事风险极大，成功了未必能保全自身，失败了则会断送仕途。

有人站出来反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地方政府尾大不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而是经过了长期的放任发展。如果打压，势必激起动乱，只能循序渐进慢慢来。”

“非也。当今之势，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地方政府已经不听命于中央，再耗下去已没有任何意义！”晁错鲜明地反对道。

“如若强行打压，大搞‘削藩’，一旦激起叛乱，你该如何收场？”

晁错斩钉截铁回道：“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祸小。不削，祸大。”短短三句话，令在场大臣们醍醐灌顶，汉景帝的眼睛也为之一亮！

“朕已决定，削除藩国！”发生在公元前 155年的这次重大会议，成为西汉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这一年，“削藩策”轰动全国，引发了汉朝政府的体制改革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次重新的利益分配即将到来。

在此，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中央为何要“削藩”？

当初，汉朝建国时，因为能力有限，搞了“一国两制”：中原地区实行“郡县制”，由中央政府直接掌控，皇帝说了算；而南方的吴、楚等旧地实行“藩国制”，这些王国的国君都是刘氏宗亲，他们在自己的国土里有自己的人事权、财政权甚至兵权，相对独立（其实就是效仿周朝的各诸侯国效忠天子的模式）。

汉高祖刘邦刚刚建立国家的时候，由于中央力量不强，鞭长莫及，难以管辖到遥远的南方，所以分封藩王去管辖，当时各藩王势力尚浅，还听命于中央。可是自从惠帝、文帝几代人实行“无为而治”国策，对地方政府放任发展，很少加以干涉，这些藩王渐渐尾大不掉，称霸一方了，他们可以掌握王国内各级官吏的选拔，可以自己征收赋税，发行货币，财富都在王国内部进行流通，实际上处于半割据半独立的状态。

公元前155年的西汉行政地图

汉景帝即位不久，接手的是这样一副烂摊子。作为他昔日的老师，又是本朝“三公”之一、握有实权的御史大夫晁错，力主打压地方，权力收归中央。

这些藩国当中，又属吴国、楚国势力最大，已达到“分天下之半”的程度。无论是在人口还是财富上，他们都能与中央抗衡。尤其是吴国，吴王刘濞依靠大海的优势，煮盐、冶铁，坐收暴利，几代积累，富甲天下。为了收买人心，吴王刘濞还招纳了各地逃亡的罪犯，作为私家军队，又出钱代替老百姓支付朝廷的徭役税，长此下来，老百姓都只记得吴王刘濞的恩德，而对中央政府没有太多的感情（“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

汉景帝才刚即位，就面临诸侯尾大不掉的处境。他回忆起父亲汉文帝时，中央就已经显得捉襟见肘了，未央宫里发出的文件，到地方一级时，根本没有效力。面对这种严重局面，汉景帝开始“削藩”。地方豪强、藩王皇族、各级官僚、士族大户等，是中央政权在全国各地的“代理人”，他们既是基石，也是祸根。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曾说：“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包括贵族、官僚、地主、商贾，他们既是朝廷的支持者，同时又是破坏者……只有在皇帝和朝廷坚强有力的时候，他们才拥护统一，成为中央集权的支持者。皇权力量衰弱了，他们便为扩大自己的利益，加紧割据活动。”

一场中央与地方的较量，拉开了帷幕。

七国之乱形势图

在中央提出“削藩”的第二年，便爆发了西汉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各诸侯王国不满自己的权力被削夺，将矛头一致对准中央。以吴楚联军为首的七国集团，集结在一起，率兵20多万，渡过淮水，向长安方向进攻，战争全面爆发！汉景帝慌了手脚。天佑大汉，朝廷启用老将周亚夫，力挽狂澜，调整策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半年后，终于击败了武装叛乱力量，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七国之乱”的平定，标志着地方势力威胁基本清除。汉王朝也由此真正开启了一个大一统时代，为后来的汉武帝举全国之兵打击匈奴奠定了基础。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纠结而复杂的。

二者的博弈，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过去，都不断地上演。

从古至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向来微妙，既是上下级关系，需要相互依存，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一方面，中央政权要实现在全国的统治，必须通过各级地方政府进行管理，上级命令下级，下级服从上级；另一方面，中央与地方又同属于统治阶级，它们共同面对的是民众、百姓，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央、地方是同一战线，互为彼此，互为依托。

这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中央政府是“无限责任公司”，是整个国家的象征，往往要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而地方政府是“有限责任公司”，地方官员一旦任期满了就可调走，他们不对当地民众负责到底，通常为了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在政策上做手脚。地方政府把成本转嫁到百姓头上，而百姓则把怨恨投向了中央朝廷。

所以每逢兼并加剧、贫富拉大时，中央政府往往要出重拳。公元前2世纪的汉王朝、19世纪的美国与德国是幸运的，成功统一。但公元3世纪的晋王朝，却没有那样幸运了。当晋朝的第二任帝王、著名的“白痴皇帝”司马衷登上皇位时，就已注定这位昏庸无能的皇帝将导致中央大权旁落。不久之后，“八王之乱”爆发，以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的争夺大战为开端，众多诸侯王为争夺中央政权，各地方政府之间、与中央政府不断地斗争，一直持续了16年之久！这是导致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

综观古今，各集团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进行的斗争，用残酷、血腥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但是像晋朝的“八王之乱”这样骨肉相残，自家人灭掉自家人，不念一点亲情血缘的，也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不同的时代，亦有不同的命运。“八王之乱”没有像“七国之乱”那样迅速终结，而是使国家四分五裂，异族入侵，五胡乱华，生灵涂炭由此开始，导致了两晋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

汉唐之亡，亡于内乱——地方强、中央弱的局面，豪强、藩镇割据不止。以中国历史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条宏观的线索——历朝历代都是在“集权”与“分权”的模式中循环：

夏、商、周时期，采取的是“天下共主，诸侯四方”的分封建制模式，地方诸侯的力量往往大于中央王朝的权力，是松散的分权政治。到战国后期，及至秦朝统一中国，“郡县制”否定了周朝的“封建制”，变为彻底的中央集权制。秦朝灭亡之后，西汉初期又一次否定秦朝，部分回归周朝分封的模式，由此形成“郡县集权”与“藩国分权”并存的状态。到西汉中期，汉武帝执政后，对西汉前期的“藩国制”又再否定，回归到秦朝的集权制，汉武帝一度加强中央集权。到东汉建立后，刘秀的“以柔道施于天下”，豪门大户的势力如日中天，一直到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力量强大无比，中央权力又衰微，门阀权贵尾大不掉。历经南北朝之后，隋唐又一次创造大一统时代，“科举制”“均田制”为皇权集中提供了更为科学的可行性方针，这一时期又再次中央集权。再到唐玄宗后期，地方藩镇尾大不掉，各地州府拥兵自重，经“安史之乱”后，中央乏力，再一次变成各藩镇割据分权的状态。

“这个就是我，是美国人给我拍的！”：寻找微笑的远征军娃娃兵

在腾冲的国殇墓园，松山的远征军雕塑方阵，都有以娃娃兵为原型的雕像。原型出自一张抗战时期的珍贵照片：一名明显未及从军年龄的小小少年，穿着不合身的远征军军服，浑身上下挂满挎包、水壶等行军装备。他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稚嫩的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毫无对战争的畏惧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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