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南方
编辑 | 美龄
提起严歌苓,总要说到她笔下那一众性格鲜明的女性人物:孤胆且精明的玉墨,坚韧善良的小渔,隐忍通达的扶桑或者是聪慧坚强的多鹤。她们在不同的历史年代,有着不同的经历,但都是一样的隐忍坚强和美丽,这是严歌苓笔下的惯有的人物性格,同时这也是她的性格。
从《金陵十三钗》、《小姨多鹤》到《芳华》,严歌苓塑造了一系列不同历史时代的女性人物,她们或坚强,或美丽,严歌苓也将自己感受到的时代、身份的焦虑与所偏好的人物性格,不断地投射到笔下的人物身上,而《芳华》是最贴近她人生经历的作品,作品里的人物芳华摇落,现实中的严歌苓则继续着她的写作,故事一个又一个。
曾有着多年军队生活的严歌苓,几乎是抽出了自己青春时的记忆,编织成了这样一本记录了时代变化的《芳华》。
4年前,冯小刚导演曾向严歌苓发起邀请:咱们俩拍一个文工团的电影吧,你我都是文工团的,我现在特别怀念那段生活。曾有着多年军队生活的严歌苓,几乎是抽出了自己青春时的记忆,编织成了这样一本记录了时代变化的《芳华》。
文工团里的岁月不似我们熟悉的青春时代,没有翘课、打架、和教导主任的斗智斗勇。在严歌苓的笔下,多了一些对人性的探讨与对那个时代的反思和自责。某种程度上,《芳华》对于严歌苓来说,更像是一本记录青春年华的自传。她也曾说过,这是自己写过“最诚实的一本书”。
严歌苓1958年出生于上海,她的祖父严恩春是个不可多得的才子——16岁上大学,25岁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是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的首版中文译者。她的父亲严敦勋,笔名萧马,既是作家,也是编剧。她的母亲是一名极为勤奋的话剧演员。在严歌苓小的时候,父亲优美动听的琴声,和母亲练习台词时舞台腔一直伴随着她的成长。
严歌苓12岁考入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1978年,20岁的她就发表了处女作童话诗《量角器与扑克牌的对话》。
1979年,严歌苓主动请缨,赶赴对越自卫反击战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死亡成为越南战地医院空气中闻到的特有味道,“潜伏”在严歌苓身体里的“作家基因”一下爆发了,她把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体验写进小说处女作《七个战士和一个零》中。1980年,她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心弦》,次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成影片。仅仅只有二十余岁的严歌苓开始在文坛崛起。
1983年,严歌苓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丰富的军旅生涯为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当年严歌苓退伍,她的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及短篇小说《天浴》和《少女小渔》,均创作于这一时期。
电影《芳华》中,第二女主角萧穗子讲述的声音贯穿了始终,在她稍显苍凉的平静语调中,我们似乎旁观了一代人的芳华。而萧穗子的原型,其实就是严歌苓。有人在电影中重温了青春岁月,感叹年华易逝,有人替剧中的主角“活雷锋”的悲惨命运感到不公。更多的人则是感到心中郁结:为何在《芳华》中,善良的人却得不到善待?所有的爱情都不能善终?
“写作源于我创伤性的记忆。”严歌苓说,这样创伤性的记忆根植于个人的敏感,就像她笔下的人物多多少少都会有她自己的影子。
严歌苓并不是一个冒险的人,但她在80年代末就远走美国了。
1986年,严歌苓在上海电影制片厂邂逅李克威,门当户对与相同的写作背景使得严歌苓和李克威很快相恋并结婚。然而这段婚姻只持续了3年。
1992年,严歌苓前往美国,在旧金山与美国人劳伦斯结了婚。
当时她已经加入中国作协,在部队做创作员,每个月有一两百块的固定收入。她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写作条件,而美国等待她的一切都是未知,“能不能挣钱养活自己都不知道”。
初到美国,没钱,还要自学英语。虽然有奖学金,但生活费还是得自己挣。她也要去给人端盘子,当保姆。她在一户有钱的台湾人家当保姆的时候,那家的小孩子很调皮。一次拖地板,小孩子捣乱,她误以为是自己把人家家里的天花板弄裂了。“我一个月挣的钱都不够赔的”,她想告诉房主,但又忐忑得不敢说。
日子这么一天天也过下去了,有一天来了客人,严歌苓做道“松鼠鲑鱼”,结果鱼沾了锅,她手一晃,把油溅出来了,严歌苓的手和脸都烫伤了。女主人赶紧拿来冰块帮忙敷,幸好问题不大。她后来走的时候说出了天花板的事情,也表示不要工钱了,“别骂我就行了”。哪知道女主人告诉她,这天花板搬进来的时候就是破的。这些记忆或多或少都成了严歌苓文艺创作的源头。
严歌苓逐渐把写作看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就像做菜、锻炼、吃饭一样成为日常的必然。每天都要写,“不愿意看日历,不知今昔是何年。”在自己所构建的世界里实现一种逃脱,现实世界不完美,她所构建的世界也不理想,但起码,“是按照我的审美观点重新安排了”。每一个创作者都是疯子,诸如莫扎特、维吉尼亚伍尔芙,他们多少是有点精神不正常,而对于严歌苓来说,“不写我就要死,就要疯”。
很快,严歌苓就飞速的成长起来。1992年,她的作品第一次投稿到台湾文学杂志就获奖了,很快她接到了导演李安的电话,《少女小渔》剧本改编权卖了1.4万美金,“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严歌苓说,这也是她第一次与影视结缘。这一年也开启了严歌苓与影视圈的缘分,紧着来的是香港导演李翰祥,而后是台湾导演朱延平,严歌苓三个小说的剧本版权就都卖出去了。
2009年2月,严歌苓担任编剧的《梅兰芳》刚“下线”不久,张艺谋又选中了她的《金陵十三钗》,这又将是一部大制作的电影。同年,由赵薇主演的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个女人的史诗》热播,严歌苓再一次被大众所熟悉。11月,严歌苓最新长篇小说《寄居者》出版热卖,严歌苓又迎来事业新高峰。
严歌苓走上了创作之路后,进入鲁迅文学院作家研究生班,与莫言、余华、迟子建成为同学。后又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就读,获艺术硕士学位及写作最高MFA学位,成为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百年建校史上的首位华人校友。
算起来,在美国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念书,才是严歌苓正式接受教育的一段经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对学生有着严格的写作训练,历史小说、讽刺喜剧小说等等,在前四个学期里,严歌苓要变换不同的人称,穷尽一切办法去模仿西式写作,“作家写作会面临一些困境,比如会教你写第三人称写到瓶颈了,你就换第二人称或是第一人称,把这个瓶颈绕过去。”直到第五个学期,她才开始真正写自己的作品。
巨大的阅读量是必须的,严歌苓最受益的还是——“脑子里有一双眼”,她跟我比划起来,就仿佛你脑子里有一双眼睛,“你要看着你写的东西,一定要活灵活现”。这也似乎成为严歌苓后来作品的一个特质,画面感极强,因而有人就把严歌苓形容为“技术一流的摄影师”:用文字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推拉摇移。
严歌苓吸收了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对“人”的价值观的透视,开始用西方文艺理论的价值判断来重新审视“东方人类”。她的作品中,女性人物在各种文化、政治、观念的夹缝中磨砺辗转,呈现出令人震撼的丰富深邃的人性,引起读者深深的悲悯之情。
严歌苓曾说:“我到了国外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写的。我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读者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她还说,“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性情化。”严歌苓笔下的女性人物有一个共性,就是她们都有一点点迟钝,有一点点缺心眼,是边缘的,弱势的。可就是边缘弱势的女性却如一滴水一样折射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和人性。
岁月带走了一代人的芳华,严歌苓选择把知足,留给了被时代和命运亏待的何小萍与刘峰,看着他们在岁月中相依相伴,寻找着灵魂最深处的宁静。而这段故事的讲述者——严歌苓,在历经了风雨后,终究选择和带给她无限疼痛的青春时光。她不粉饰,也不夸大,只是诚实地书写。关于爱情,关于善良,关于“伟大”,关于牺牲,关于命运,关于时代……
她用一支笔,在《芳华》中刻画人性的暗,又追索人性的光。
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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