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漫长的攻坚战。仅仅是基金会的注册，耿莹就花了足足4年时间。

先是注册名称。耿莹“心比较大”，一开始想的是“中国自然与文化遗产基金会”，包括森林保护、防范外来物种入侵、野生物种保护，都在她的关注范围之内。名称没通过，她后来想改为“中国文化遗产基金会”，审批仍迟迟无果，原因是没有“法律依据”。

耿莹数次跑到对方办公室理论，被告知需要在“中国”后面加上一个词。最终，基金会定名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注册资金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了凑齐八百万元，耿莹东拼西凑到处借钱。“以前我从来没跟谁开过口，现在跟人家说给我拿钱，这怎么开口啊？就跟自己发急。”

她曾被父亲戏称为家里的“怪胎”，“连政治局和政协都搞不清楚”，但是她继承了父亲带一个团能打下两个师的魄力，“天不怕地不怕的。”“只要我找对了电话，就跟人直接打电话，说我是谁谁谁，能否在百忙之中抽出十分钟时间，我想跟你汇报一件事。”

耿莹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位官员叫她过去谈事。一开门，耿莹还没进屋，就看到对方坐在椅子上不断地晃来晃去，上下打量着她。

“你就是耿莹？”

“对。”

“你是耿飚的女儿？”边问边抖腿。

耿莹来了气，“你抖什么？给我站起来！”

官员吃了一惊，站了起来。

“就算我是个要饭的老太太，也是你请我来的。你请我就让我进来，给我倒杯水，有事谈事。你站那儿问我是不是耿莹，是不是耿飚的女儿，怎么啦？”耿莹直把对方数落了一顿。

但多数时候，耿莹感觉“人心没灭”。她至今没见过时任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但通过其秘书的电话帮助解决了不少问题。时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每次见到耿莹都很亲切，直呼“大姐”。基金会立项批文迟迟没有下发的关头，耿莹想办法直接找到时任政协主席贾庆林，贾庆林进行了细致询问，当即作了批示。

2007年8月28日，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在民政部正式注册登记，耿莹出任理事长。基金会成立后，办得风生水起。有人猜想耿莹是否倚借了她“红二代”的不凡关系，她的回答斩钉截铁。

“我已经老了，我的关系比我还老，早都死了。”

看着眼前神态笃定的耿莹，记者想起了十年前的那一幕。2007年2月22日，那是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成立的日子，站在钓鱼台国宾馆的讲台上，耿莹几次忍不住落泪，她说的话至今记者还记忆犹新：“父辈们靠两条腿走出来的江山，我们该怎样保护？我想这是父辈的梦想，中国梦，也是我们的梦！”

在老一代革命家里，耿莹的父亲耿飚也许不是特别显眼。建国前，他的最高职务是兵团副司令员；建国后，担任过外交部副部长、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然而，当看到70多岁高龄，还在为中华文化奋力拼搏“准备大干一场”的耿莹时，你就会了解耿家人的性格，理解耿家人的传奇。

回忆父亲，耿莹说，小时候总缠着父亲讲打仗的故事，讲长征的故事，老人不愿意讲，因为他一开口，脑海里就浮现出千千万万个战友的魂、战友的声音。

“父亲说，翻雪山开始有战士倒下了，大家还围着他哭，给他埋葬。后来埋都来不及埋，哭都来不及哭。”

“父亲是湖南人，很喜欢吃鱼，但是绝不吃湘江的鱼。为什么不吃湘江的鱼？因为湘江战役太惨烈了，多少战友的血都流在湘江，湘江的水都是红的。”

“长征的道路，是靠着红军战士一步步走过来的，从30万人到3万人，这样的数字对比，显示的是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泣血故事——爬雪山，过草地，钻密林，渡大河，一路上，红军战士用牺牲铺就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耿飚及家人与习近平合影。习近平大学毕业后，曾给耿飚当过秘书。

1969年，耿飚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阿尔巴尼亚。毛主席临行前叮嘱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我们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     

肩负“联谊”重任，耿飚却看到这样的实况：当我国连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的时候，阿方向我国提出，援助他们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当我国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阿方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时，他们反过来要卖给我们从中赚钱。耿飚还亲眼看到：我国援助的化肥被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从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高达90亿元人民币。当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300万，人均接受中国援助3000元，而同期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最多也就几十元。    

耿莹和女儿耿净在耿飚的住室留影。

该不该勒紧中国人的裤腰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耿飚大胆提出了调整建议。“当父亲回国述职时，李先念风趣地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后来，中央肯定了父亲的建议。”    

耿莹说，这仅是父亲性格的一个侧面。“其实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曾有一位北大学者说：“耿飚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

耿莹不满一岁就跟着父亲南征北战，父亲的马兜子便是儿时的摇篮。“每打完一仗，父亲的习惯动作就是摸摸马兜，知道我安然，便继续前行。有一次打仗，警卫员把我放在战壕里，忘了带走。”跑出两里地后，耿飚发现女儿不在，但默不作声。“在父亲看来，战士比女儿更宝贵，他不能牺牲了女儿，再搭上一个战士。”如果不是马夫坚持回去救耿莹，她也许就夭折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父亲住在医院的最后时刻，他才流泪告诉我这段经历。

在甘肃庆阳，耿飚忙于打仗，将女儿送到老乡家代养。在看望女儿的过程中，耿飚与老乡的独生女赵兰香恋爱、结婚。因此，耿莹笑称自己是父母的牵线人。    

2016年，“耿飚将军”红军小学授旗授牌仪式在贵州赤水举行。

在耿莹的记忆中，她上过无数个一年级。“父亲走到哪里，我就上到哪里，直到1950年父亲调到北京，脱下军装干外交，我才安定下来。”    

耿莹从小就很有主见，思想超前，喜欢为自己“设计人生”。    

上世纪60年代初，从地质学院中专毕业的她，被分到北京地质队，爬了十年山，找了十年矿。“文革”后，她被调进北京制药厂，成为车间工人。37块钱一个月的工资，耿莹整整拿了17年。由于经济困难，耿莹的大女儿，一直由耿飚夫妇帮助抚养。    

从小就骨气硬的耿莹，遇到困难不愿意、也不肯求助父亲。

耿莹全家福。

记得有一次，她得到消息，厂里要成立肿瘤研究所。“我特别想去，但厂长和书记不认识我，怎么调去？”耿莹开始策划起来：“那时候厂里有篮球队，领导经常去看比赛。谁也不知道1958年国家培养的5000名运动员中，我就是其中之一。篮球、短跑我都是国家三级运动员水平。”耿莹“设想”：有一天，领导来看打球，如果老天帮忙，让她捡到球并漂亮地传给领导，就能引起领导注意。    

就这样，每个早班下班后，耿莹都赖在篮球场，等待着“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耿莹“设想”的情景果真发生了：“我一个漂亮的三步跑，领导愣住了，问我是谁，哪个车间的，愿不愿意到篮球队。我满口犹豫，还欲擒故纵地提出‘除非当队长’。”就这样，耿莹当上了篮球队长，还如愿进了研究所。    

耿莹做为画家代表向我国驻印大使馆赠送“东方之韵”画作。

搞地质的如何做医生？这在耿莹看来，根本不是问题。她有一点很像父亲，学习能力超强。据说，1935年红军强渡乌江，耿飚靠着以前做矿工懂得的一点机械原理，硬是啃下了一本《工程学》，36小时建成了横跨乌江的浮桥。后来成为军中少有的架桥专家。    

凭借勤奋，耿莹硬是钻进了医学圈。“晚上回家哄孩子睡了，就啃书本，做试验。”虽然“连瘤子都没见过”，但耿莹最终成为了一名专业的研究人员。

然而好景不长。所里调进4位专家，没有正规学历的耿莹，被分配去饲养试验用的动物。“即便养动物，我也做到最好。最后他们发现，给猴子抽血，猴子只认我；要让小鼠保持体重，也要找我。”渐渐地，所里很多工作离不了耿莹。    

但耿莹的心早已飞走。“我要考个医学学历，给他们看看。”夜深人静时，37岁的耿莹挑灯苦读。    

1979年北京中医学院招生，从全国194名学生中录取30名本科生，之后再从30名里取8名读研究生。耿莹出乎所有人预料，全部中选。然而，拿到沉沉的学历本子，耿莹又有了新计划：“当时中国画研究院成立，全中国最有威望的老艺术家都集中在此。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我想如果两者兼顾，该有多好。”耿莹毛遂自荐，提出给这些“国宝”们当保健医生。这个想法与研究院一拍即合，耿莹的计划又实现了。  

2013年，耿莹应邀出席《论道》讲坛，与龙永图对话“论道悦读——美丽家乡、美丽心灵”。

“其他保健医生早晚把完脉就走了，我不是。我到每个老画家的合同医院抄病历，给他们建个人医疗档案卡。为了表示感谢，他们将自己的作品送给我。这些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我不要。我只提出一个条件，要当他们的学生。”  

“一次，见到山水画大师亚明先生，他说，‘丫头，你要学画就把《八十七神仙卷》画十遍。对临，默临，最后背临，这三个阶段你用十次就给我走完’。”随口的一句玩笑，亚明过后就忘了。然而3年后，当他见到耿莹拿出画了3年的《八十七神仙卷》时，一下子就愣住了：“丫头，你行！”    

耿莹绘画作品

耿莹当时特别喜欢王叔晖的工笔人物画。然而，这个一辈子未婚、性格古怪的奇才，总也瞧不上耿莹。“每次去他家，他都说，‘耿莹同志，你好，请坐，您自己倒水，我没时间。’最后说，‘我累了，您回去吧。’我就这样坚持在他旁边站了半年。他终于开口了：‘你真的要学画？我以为你们高干子弟就是玩票’。”耿莹终于征服了最难攻克的老师。    

耿莹擅长中国人物画，她创作的《听琴》、《文姬归汉图》、《游园惊梦》等作品，还入选了全国美展。很多人都羡慕她的成就，但哪里想到，这才是耿莹人生目标的第一步。   

耿莹绘画作品

“上世纪80年代初，记得有一次，父亲要我去趟湖南，看看乡亲们的真实生活。”在父亲的催促下，耿莹马不停蹄地赶往湖南。“爸爸要求我做笔记，告诉他现在那里人民的生活究竟怎么样。我一想起这个就想流泪，他们那一代人的脑子里，想的就只有人民。”    

耿莹走访了6个县，“醴陵，湘潭⋯⋯我记了厚厚的两本日记。湖南老乡都很热情，但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桑植，我住在老乡家，早晨总不见大嫂下床，原来她没裤子穿，家里唯一的一条，给丈夫穿着上山砍柴去了⋯⋯”    

2012年，耿莹带领国内几位知名画家来到苏州古镇同里采风。

湖南之行触动了耿莹。“当时改革开放了，很多人都做生意，我想做生意挣钱给老家。”耿莹背着父亲，又跑回湖南，最终在珠海建了个公司。“等营业执照办完了，我拿回来给父亲看。父亲眼睛睁得特别大，说‘女儿，你十块钱都数不清楚，怎么做生意？’我说‘没关系的！我三年后肯定成功’。”    

耿莹没有选择停薪留职，而是一纸辞书，自己打破了“铁饭碗”。“爸爸常说我的字和我的人一样，连跑带颠的。但家里忍耐性最强的也是我，我就是摔个大跟头，只要能爬起来，还继续走的人。”    

2012年，耿莹一行拜会了时任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先生。

事后，耿莹才知道经商的坎坷。“后来，我在珠海干得很好，最后建起了3层楼的办公区和一座6层楼的职工宿舍。”然而，命运与她开起了玩笑。“突然政策来了，中央说高干子弟不可以经商，我的所有资产一夜之间被封了。”

回首自己的经历，耿莹说她失败的原因就是总比别人快一步，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耿莹最终选择去美国打拼时，已近50岁。大家都担忧她在美国能否生存。耿莹信心十足：“给我3年时间，如果3年后我没饿死，我就要在美国横着走。”    

耿莹真的做到了。来到美国的第二年，她就拥有了6亩土地和54棵果树。“之后，我进入到美国人的生意圈，不像其他中国人，总在中国人的生意圈里打转。”    

在中巴建交60年，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在北京港澳中心举办“东方之韵——华夏文化巴基斯坦行”新闻发布会。

耿莹也是从摆小摊起家的。“我当时就是跟随走秀公司，摆摊卖淡水珍珠。自己设计，做项链耳环。雇不起工人，我就自己卖，手舞足蹈地比划；人家看好了，我就赶快给上扣子，包装好。”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耿莹没有朋友，没人交流。“有时候做着做着，我就开车到山上，大哭大喊。谁知道你是耿家大小姐，哭喊完了，又去摆摊——人家能挣钱，我为什么不能？！”    

耿莹与拉贾夫人共同为笔会开笔

在熟悉美国后，耿莹又开始“设计”起来：“我父亲当国防部长时，美国国防部长布朗曾访问中国，父亲还将我的一幅画送给他。”于是，耿莹给布朗写了封信，信中夹有她和父亲的合影，以及那幅画的照片。“我连布朗的具体地址都不清楚，完全是碰运气。想不到两周后，布朗秘书打来了电话⋯⋯”    

2012年6月12日，耿莹拜会了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就这样，耿莹以中国画家的名义，走进了布朗的俱乐部。“那是一个上流社会的场所，我给很多石油大亨、军火商、社会名流画画。”耿莹的第一张画，是给一位在“二战”时期发了战争财的美国人画的。“他说他的前妻对中国很感兴趣，长得也像中国人，想让我给她画一幅肖像。”耿莹并没有提出画画的具体价格，“一个周末，我见了他的前妻。我在画中给她穿上李清照的衣服，拿本古书，还配着李清照的诗。”事后，耿莹最终拿到了2.7万美金，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逐渐成为美国上流社会最受欢迎的中国女画家……

洞窟现场，耿莹和瓜州县文物局共同种植了柏树，并举行了“华夏文化遗产林碑”揭碑仪式，各位理事还现场捐献两万元作为树林养护费用。

人越老越思乡。在美国，耿莹常想起往事：“小时候喜欢看《复活》、《红与黑》之类的世界名著，父亲不高兴，让我收起来，把《封神演义》和《西游记》塞给我。他说‘你是中国人，你必须先了解中国的东西，然后再去接触外国的，才有鉴别和比较’。”就这样，耿莹带着孩子们回到了故土。    

耿莹考察瓜州东千佛洞壁画。

耿莹发现：“现在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好，国门大开。但同时，外国文化也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包围谁？包围我们的孩子。孩子开始染头发，学嬉皮士，参加偶像秀⋯⋯美国的一些庸俗文化，我们接受了；而我们的万里长城，现在只剩下2500公里；龙门石窟上的雕刻工艺，也已经失传了⋯⋯”    

耿莹考察山西古墓群。

“很多人问我，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还要折腾？命运安排我生在中国，生在耿家，我要对得起我的父亲。我只求做一个闪亮的‘小灯泡’。当孩子们有一天发现自己国家的文化博大精深，意识到华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民族赖以生存的根的时候，我希望他们内心充满民族自豪感，能够跟着‘小灯泡’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