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礼器图式》（现存故宫博物院，以下简称《礼器图》）是一部完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大型器物图谱，由庄亲王允禄领衔绘制。4年后第一次校刊，后来又由乾隆的亲信大臣福隆安率员增补，于乾隆三十一年由武英殿修书处刻版印刷。再后于乾隆三十八年收入《四库全书》史部。《礼器图》自绘成至进入《四库全书》的几番变化，使人感到它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图谱。要解释这个现象，该图的内容、含意，以及乾隆皇帝绘制此图的目的，就成为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皇朝礼器图式》的内容

《皇朝礼器图式》是一部册页式的图谱，左为图，右为说，共计1300幅图。[1]主要参与绘制者有蒋溥、汪由敦、何国宗等礼部、兵部、工部3部27人。其内容分6个部分：

第一为祭器部，计2卷。所祭者有11坛9庙2殿，即天坛、祈谷坛、地坛、社稷坛、朝日坛、夕月坛、先农坛、先蚕坛、天神坛、地祗坛、太岁坛，奉先殿、传心殿，太庙、文庙、帝王庙、先医庙、都城隍庙、内城隍庙、永佑庙、天下第一龙王庙、昭灵沛泽龙王庙；所用祭器分璧、琮、圭、爵、登、簠、簋、边、豆、篚、俎、尊、琖、鉶等14类，因祭祀时每类所用祭器多寡不一，图中仅以一类绘一器作标识。

第二为仪器部，计1卷，分天文仪、地理仪、测绘仪、光学仪和时钟4类共50件。

第三为冠服部，计4卷，有男女服之别。男服分皇帝、皇太子、皇子、亲王、世子、郡王、贝勒、贝子、固伦额驸、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侯爵、伯爵、文一品、武一品、镇国将军、郡主额驸、子爵、文二品、武二品、辅国将军、县主额驸、男爵、文三品、武三品、奉国将军、郡君额驸、一等侍卫、文四品、武四品、奉恩将军、县君额驸、二等侍卫、文五品、武五品、乡君额驸、三等侍卫、文六品、武六品、蓝翎侍卫、文七品、武七品、文八品、武八品、文九品、武九品、未入流、举人、贡生、生员、祭祀文舞生、祭祀武舞生、祭祀执事人、乐部乐生、卤薄舆士、卤薄护军、卤薄校卫、从耕农官计59类人，所用冠服有冬夏朝冠、冬夏朝服、朝带、朝珠、端罩、衮服、冬夏吉服冠、龙袍、吉服带、冬夏常服冠、常服褂、常服袍、常服带、龙褂、补服、蟒袍、冬夏公服冠、雨衣、雨冠等24类。但由于人员等级不同，冠服虽名称相同，纹饰差别却很大，如世子以下均用补服，纹饰却完全不同。

女服分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皇太子妃、皇子福晋、亲王福晋、世子福晋、郡王福晋、贝勒夫人、贝子夫人、镇国公夫人、辅国公夫人、固伦公主、和硕公主、郡主、县主、郡君、县君、镇国公女乡君、辅国公女乡君、民公夫人、侯夫人、伯夫人、一品命妇、镇国将军命妇、子夫人、二品命妇、辅国将军夫人、男夫人、三品命妇、奉国将军命妇、四品命妇、奉恩将军夫人、五品命妇、六品命妇、七品命妇计39类人，所用冠服有冬夏朝冠、金约、耳饰、朝褂、冬夏朝袍、领约、朝珠、冬夏朝裙、吉服冠、龙褂、龙袍、采綐、蟒袍、吉服褂等17类。与男冠服同，同样因人员等级不同，其冠服的纹饰也不完全相同。

第四为乐器部，计2卷，有鎛钟、编钟、特磬、编磬、琴、瑟、排箫、箫、笛、篪、笙、壎、鼓、搏拊、敔、柷、戏竹、方响、云锣、管、大鼓、拍板、金、钲、大铜角、小铜角、蒙古角、龙鼓、杖鼓、画角、铜点、正钹、平笛、行鼓、节、干、戚、羽、籥、筝、琵琶、三弦、二弦、奚琴、口琴、月琴、胡琴、提琴、胡笳、火不思、轧筝、觱篥、铙、正钹、小和钹、金口角、海笛、腰鼓、得胜鼓、鐋、星、巴拉满、苏尔奈、哈尔扎克、喀尔奈、塞他尔、喇巴卜、达卜、那噶拉、丐鼓、丐拍、丐哨、丐弹弦子、丐弹胡琴、丐弹双韵、丐弹琵琶、丐三音锣、接内塔兜呼、稽湾斜枯、聂兜姜、聂聂兜姜、结莽聂兜布、达布拉、萨朗济、丹布拉、达拉、公古哩等87类，以不同的组合，组成不同的乐队。

第五为卤薄部，计3卷，有辇、辂、舆、车、拂尘、提炉、香盒、盥盆、唾壶、水瓶、马杌、交椅、仪刀、櫜鞬、豹尾枪、戟、殳、盖、撒、扇、幢、幡、旌、节、氅、麾、纛、鉞、星、瓜、仗、灯、象、静鞭、仗马等35类。它们同样有以纹饰区别等级或场合的原则，如辇，就有玉辇、金辇、凤辇之分；纛有黄龙大纛、五色金龙纛、八旗骁骑纛、护军纛、前锋纛等；而旗的纹饰，就更是多达88种之多，其内容，天上人间，几乎无所不包。皇家成员在出行时，以不同纹饰、不同造型的仪仗器物，组成不同的仪仗。

第六为武备部，计6卷，有甲胄、行营冠服、櫜鞬、弓、箭、刀、枪、镰、斧、棒、金、鼓、鹿角、海蝥、矛、戟、鐗、椎、滚被、炮、自来火枪、纛、旗、幄、帐房、凉棚等26类。每一类又分若干种，如炮，有金龙炮、制胜将军炮、威远将军炮、神威无敌大将军炮、神威将军炮、武成永固大将军炮、神功将军炮、得胜炮、九节十成炮、冲天炮、铁心铜炮、子母炮、严威炮、红衣炮、龙炮、奇炮、行营信炮、浑铜炮、台湾炮、回炮20种，而箭的种类就更是多达67种。同类的武器在功能上并无质的差别，所以区分，主要是区别形式或使用者的等级。

二、《皇朝礼器图》器物的含意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礼器图》是一部关乎清代典则的十分繁复的图谱。要认识是图，不能不认识清礼。据《大清通典》，清礼分吉嘉军宾凶五类。每类又各分若干项：其中吉礼129项，嘉礼74项，军礼18项，宾礼20项，凶礼15项。《礼器图》所分6部，当然是以五礼为基础，但又并非是对应五礼而绘。清礼的来源，乾隆皇帝在《礼器图·序》中，开宗明义指出：“五礼五器之文，始著《虞书》。”显然，清礼是承袭古礼而来。如何认识古代之“礼”与“器”，是今天我们分析《礼器图》的基础。

首先是对古礼本质的认识：

中国的古礼，是一个从远古礼俗发展而来的极为复杂厐大的系统。它虽包含有先民最初的礼俗，但却远不止于此，而是几乎涵盖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伦关系、生活习俗、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军事法律、哲学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2]

如此繁杂的古礼，对简约化的今人来说，不免眼花瞭乱。我们将其进一步归纳，可以看出，古礼实际上属于自然礼仪、社会礼仪与政治等级礼仪三大系统，它们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社会成员的基本运行模式。对此，先哲是这样解释的：“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君子以此之为尊敬然。然后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废其会节。”[3]

子曰：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4]

显然，在先哲心目中，礼的核心之意是“事天地之神”，“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它具有礼的仪式即“治”（后人称之为“礼仪”），与礼的含意即“辨”（后人称之为“礼义”）的外在与内涵两层结构。[5]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不可能脱离前述三大系统。

《礼器图》所涉之“礼”与“器”，也包含在上述三大礼仪系统之内。

如《礼器图》第一、二卷“祭器”，与吉礼相对应。吉礼实为祭礼，所祭者基本分为两大类，一是祭祀自然神灵，一是祭祀祖先神灵，分属于自然与社会礼仪系统。《礼器图》中所祭的11坛9庙2殿，除文庙、传心殿、帝王庙与先医庙，似乎难以归入自然与祖先神灵，其余一望可知，均为祭祀天地神灵与祖先神灵的祭场。而难以归入这两大类的4座殿庙，文庙和传心殿因所祭者孔子，在清代被封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实际上也已披上神的色彩；历代帝王庙与先医庙，所祭均为古代帝王（先医庙所祭正位为伏羲、神农与轩辕），对于清帝来说，实为“帝系”之祖。

再如卷六之“武备”，是与军礼相对应的，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代，军礼属于政治等级礼仪系统。

而“冠服”卷所绘共计99类，几乎涵盖清代社会男女各色人等的服饰，其样式与色彩，代表着人的不同等级，及人们相处时的不同场合，而绝非单纯的衣着服饰。它所反映的是社会关系，是社会礼仪系统之礼的集中体现。

“乐器”卷与“卤簿”卷所绘之乐器及仪仗器具，为三大礼仪系统中任何一礼不可缺少者。道理很简单，古人在祭祀、出征、宴饗、举殡时，一定会持以器具，伴以音乐。甚至在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重大典礼，也还少不了音乐和仪仗。仅“仪器”卷出现在《礼器图》中颇觉不协。但作为清代重要典则，其内容绝不可能随意添改，将仪器列入礼器，必有原因。个中缘由下文详述。

其次是对器的认识：

这里谈的“器”，是与“礼”相关的器，而非今天的所谓器物。在《易经》中，“器”一出现，就是与“道”或“象”相关的一种象征。“《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6]在此可以看出，器与道是相对的，但其义尚不甚清晰。到了《周礼》中，“器”的意义就十分明确了：“大宗伯之职……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壹命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以禽作六挚，以等诸臣……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小宗伯之职……辨吉凶之五服、车旗、宫室之禁。”“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位。”“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7]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器”的种类各不相同，玉瑞是“器”，六禽也是“器”，服饰车舆宫室是“器”，酒肉筵席也是“器”，但它们具有共同的功能，即在“用事”。

“器”之于用事是多方面的，核心则是某种象征：如以器象征天地四方，以器象征社会等级，以器象征吉凶等。但是，当施礼处于具体操作阶段时，“器”就不仅仅是象征了，还要落实成为某种器具：“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祖先，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妻有所。”[8]在这里我们看到，“牺牲”、“琴瑟管磬钟鼓”等“器”，变成了施礼者与上神或祖先交流时不可缺少的工具。只有使用这种工具并完成了这种交流，才能实现从君臣到夫妻社会各层的和协。

同时，“器”又是施礼时表达某种意愿或价值判断的承载物：“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七，大夫三，士一，……”“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有以小为贵者：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有以文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有以素为贵者：至敬无文，父党无容，大圭不琢，大羮不和，……”[9]这些论述明确告诉我们，在古人心目中，大小高低贵贱等等价值，离开了“器”，便无从表述。可以说，“器”是与“礼”互为表里、相伴而生的产物，若无“器”，“礼”便无以承载，无法实施；“器”的形制、色彩、纹饰等，势必成为古人关注的重要对象。

由于礼与器与生俱来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仍以敬天法祖为基本理念的清代，皇帝钦命绘制《礼器图》，就是件自然之事。《礼器图》所绘虽为图谱，但实际上表达的，却是三大礼仪系统所涵盖的清代社会成员的理念和运行模式。但是，清礼与清礼器，又绝非古礼与古礼器，《礼器图》中所绘，有相当多的器物在清以前从未出现过。它们只能是经过“整合”，即清代特定的社会文化的产物。

三、乾隆礼制思想的确立与《礼器图》的绘制

《礼器图》是清代礼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完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此时距清入关已115年。这正是清代社会发生大变化、进行所谓文化“整合”的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清礼也是在这一百多年间，从最初带有浓重的满族烙印，到后来融入儒家理念，进而形成系统成熟独具特色之礼。其中清代祭天礼的确立颇具典型性。

清代祭天包括冬至祭天、正月祈谷、孟夏雩祀三大礼，从设立至完备，长达127年。三大礼中，最早实施的，是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所行冬至圜丘祭天礼。但其意义完全不同于《周礼》中的祭天，即“冬至日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10]，不过是将发兵征讨朝鲜前的满族传统堂子告祭礼移至圜丘。而祈谷和雩祀这两种体现农业社会的祭礼，则是随着清入关后社会转型才逐渐设立的。但也直到乾隆七年（1742），才将祈谷之坛明确定在祈年殿；又过了17年，才最后定立了雩祀的仪节。[11]

尽管如此，乾隆本人对礼制的认识，在其初政时，也还没有达到一个系统完整的程度。他对礼制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为强化统治秩序而强调礼制，到为规范礼制而梳理诸礼的演变。

乾隆即位时，虽未发生前朝那样残酷的权力争斗，但不利于皇权的矛盾总是不可避免的，如其弟弘瞻就曾以“汗阿哥”称已为“今上”的四兄弘历。[12]这表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是当务之急。因此，乾隆元年他便全面阐述了对礼制与统治关系的认识：“朕闻三代圣王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所以总一海内，整齐万民，而防其淫侈，救其凋敝也。”[13]

对礼制衰败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乾隆看得颇为清楚：“汉唐以后，虽粗备郊庙，朝廷之仪具其名物，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时虽缙绅学士，皆未能通晓，至于闾阎，车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纪，皆未尝辨其等威。议其度数，是以争为侈恣，而耗败亦由之。将以化民成俗，其道无由。”[14]

对因礼制的复杂致使百姓无以适从的情况，乾隆心里也很有数：“前代儒者，虽有书仪家礼等书，而仪节繁委，时异制殊。士大夫或可遵循，而难施以黎庶。”[15]

他要求总理事务王大臣会议，就“本朝会典所载，卷帙繁重，民间亦未易购藏。应萃集历代礼书，并本朝会典，将冠婚丧祭一切仪制，斟酌损益，汇成一书，务期明白简易，俾士民易守”[16]。而这些认识的理论依据，就是孔子对礼制之于君权意义的阐释：“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17]所以，皇帝推行礼治，目的就是要把各种关系理顺。否则，国家就会陷入混乱，社会生活就会动荡不安。

在阐述了理论之后，便是实际的操作。乾隆花了10余年的时间，通过不断调整参与治礼的成员、修正相关礼器礼仪，逐渐强化并完善了礼制。

先是增加宗室随祀人员：“乾隆元年议准：太庙奠帛献爵，用宗室侍卫四十人。宗室将军官员二十人。”[18]第二年又针对“省会之地，督抚司道驻扎同城，向不与祭专属府县官行礼”的情况，要求官员：“肃祀典而迓休和，礼至重也……督抚司道等官，均有封疆守土之任，自当虔奉明禋，为民祈报。凡春秋至祭，督抚应率阖属文武大小官员敬谨行礼。”[19]接着，“乾隆三年奏准：奠帛献爵，增宗室将军六人。”此后，九年、十年，对于参加祭礼的官员人数又有增加。[20]至乾隆十二年，又增加了一项新规定：“嗣后有事于圜丘、方泽、祈谷、雩祭，应于午门前宣誓戒，陪祀之王公文武大臣官员朝服齐集，跽听行礼，以明齐明严敬之意。”[21]

这些规定，特别是要求官员陪祀前于午门参与立誓的目的很明显，无非是通过祀礼加强对王公大臣的控制。这表明，尽管乾隆出于一统天下的皇帝身份，和自幼培育的尊师重道的儒学素养，十分清楚强化礼治对统治的意义，但多数王公大臣，特别是满洲贵胄，对极具中原特色的祀礼，在认识上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有鉴于此，乾隆强化礼制以及治礼的手段，有了改变和发展。可以说，从十二年（1747）开始，乾隆的治礼，开始从政治上要求王公大臣共同参与，进入到改善礼器礼仪的礼制自身建设阶段。《礼器图》的绘制，正是这一阶段乾隆治礼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

乾隆对礼制自身的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为明确清礼的顺序。清五礼在乾隆初年始修的《钦定大清会典》里，排序为嘉礼、军礼、吉礼、凶礼、宾礼[22]，而到二十四年完成的礼制专书《大清通礼》时，五礼的排序才变成吉礼、嘉礼、军礼、宾礼、凶礼。此后终清160余年再无改变。

礼序的变化显然不会是偶然的，应是乾隆对礼的重要性认识深化的结果。如对吉礼从第三位升至首位，与他在十二年时表达的“朕思八政，祀居其首，而大祀莫重于郊”的认识相关。[23]对军礼，十四年时有谕：“兵戎，国之大事，故命遣大将必先有事于堂子，正类祭遗意。而列纛行礼，则禡也。……朕思出师告祭，则凯旋即当告。至乃天地宗祖俱已祝册致虔，且受成太学，而堂子则弗之。及祠官疏略，如神贶何！祀典攸关，彝章宜备。著议政王大臣详议具奏。朕亲为裁定。”[24]从此确立了大兵凯旋祭告堂子之礼，等等。礼序的规范化，在乾隆看来，则有助于达到“人伦日用之间，兴孝悌而正风俗”，即整顿社会秩序之目的。[25]

其二为改造礼器礼仪。而《皇朝礼器图式》的绘制，则可视为对礼器礼仪改造的一个结果。

清初祭天之礼器，因袭明代用瓷质，雍正年间改为铜质。乾隆于十二年明确要求更换礼器的质地：“考之前古，籩豆簠簋诸祭器，或用金玉以示贵重，或用陶匏以崇质素，各有精义存乎其间。历代相承，去古浸远，至明洪武时更定旧章，祭品祭器悉遵古，而祭器以瓷代之。惟存其名。我朝坛庙陈设祭品，器亦用瓷。盖沿前明之旧。”[26]

当然，要更换礼器，他既不可能回避雍正时的更动，也不可能正面反对先皇的作法，只有含混其辞：“皇考世宗宪皇帝时，考按经典，范铜炎器，颁之阙里，俾为世守。曾宣示廷臣，穆然见古先遗则”。但自己要改革礼器的理由也很充分：“朕思坛庙祭品，既遵用古名，则祭器亦应悉用古制，以备隆仪。著大学士会同该部稽考经图，审其名物度数制作款式，折衷至当，详议绘图以闻。朕将亲为审定。敕所司敬谨制造，用光禋祀，称朕意焉。”部议自然会“称朕意”，回覆为：“议定凡祭之笾，以竹丝编造，……郊坛之笾纯漆，太庙画以文采。豆登簠簋，郊坛用陶，太庙之豆与簠簋，皆用木……”[27]这次对祭器的变革，可说是为日后形成《礼器图》所奠定的第一轮基础。

礼器既变，礼仪也要变。礼仪的变革，是通过十三年重定卤簿之制实现的：

如前所述，从古至今，世界各民族在举行礼仪活动时，都少不了陈列或持旗或持枪的仪仗队，中国古代也不例外，称之为“卤簿”。清初的卤簿较为简略，如辂，仅有玉辂和大辂二辆[28]，且名称也因袭前朝：“国朝定制，有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其名参用宋明以来之旧，而旗章麾盖，视前倍简。”乾隆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古者崇郊祀则备法驾，乘玉辂，以称巨典。”在礼器已变的情况下，礼仪不变是不妥的。因此“今稍为增益，更定大驾卤簿为法驾卤簿，行驾仪仗为銮驾卤簿，行幸仪仗为骑驾卤簿。合三者为大驾卤簿，南郊用之。方泽以下，皆用法驾卤簿”[29]。说是“稍为增益”，实际上改革以后的卤簿，品类众多，规模宏大，不仅增加了4头导象、5头宝象，辂也仿周礼增为金玉象革木5种，至于伞盖旗幡、斧钺刀枪、鼓铙锣钹等，更是大量增添，达到后来《礼器图》“卤簿”卷中罗列的品种和数量。对卤簿的这一改革，则是为绘制《礼器图》打下的第二轮基础。

两年后，乾隆明确提出要绘制礼器图：“十五年谕：礼器昭垂，世守勿替。祠官掌故，图谱宜详。其令内府依卤簿大驾之例，按器绘图，具著体式，俾懿文洽，礼展帙犁。然永传册府，称朕修厘法物，毖敕明禋至意。”[30]不过，从此谕可以看出，这时在乾隆心目中，礼器图仅限于卤簿一类，与后来的《皇朝礼器图式》差别还很大。

《礼器图》正式设馆绘制的时间不详，全部绘完，是在乾隆二十四年。乾隆说，此时绘图条件已经成熟：即对五礼的梳理和对祭器、卤簿礼器的厘定业已完成，而往代所绘礼图，又大都“执器而不求精意则器敝”，属于“臆说附会二者而已”[31]。但这时距初绘已有9年之遥。一部图谱耗费9年，可谓旷日持久。因为煌煌《四库全书》，也不过修了10年。何以要在二十四年宣布告竣？馆臣在书成后所上表中道出实情：“当此青编之告竣，适逢紫塞之归诚。”[32]所谓“紫塞之归诚”，是指准噶尔蒙古和南疆大小和卓木于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对清廷的臣服，从此清廷奠定了对天山南北的有效统治。

显然，选择二十四年“告竣”，与清廷“版图式廓”、大功告成有关。但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乾隆礼制思想走向成熟化系统化所致。因为清代最高典则《大清会典》的重修，与重要礼书《大清通礼》的修纂，也几乎同时完成。至此，我们可以说，绘制《礼器图》，是乾隆自十二年以后，围绕重修《大清会典》的一个治礼系统工程的一部分。

清代《大清会典》始修于平定三藩之战结束的康熙二十三年。雍正年间再次纂修。但由于“例可通，典不可变”[33]，在乾隆帝眼里，这两部《会典》都有“典”与“例”不分的通病，其权威性可能会受到质疑，所以早在十二年时就“有不得不重修者”的考虑，目的是“区会典则例各为一部”[34]。二十三年，当“西陲大功告蒇”时，重修《大清会典》也告完毕，乾隆欣慰地表达了“缵成祖宗欲竟之志事”的心情。[35]第二年，《大清通礼》完成。它与《会典》的关系，其“凡例”讲得十分明确：“《通礼》与《会典》相为表里，谨遵谕旨，同《会典》节次进呈。”[36]而《礼器图》的绘制，虽未直接阐明与《会典》的关系，但在乾隆为《礼器图》所写的序言中，也有“武备器什，有旧会典未经胪载者”的提法。言外之意，《礼器图》中“武备器什”一门，是要列入新《会典》的。

当然，《礼器图》的绘制与《大清会典》的重修，是两个书馆，两套人马。所设“礼器图馆”，为首者是总理礼器图馆事务庄亲王允禄，下设总裁官5人，分别是户部尚书蒋溥、原吏部尚书汪由敦、兵部侍郎观保和翰林院编修何国宗。在班子成员的选择上，体现了乾隆“求精意”的态度。庄亲王允禄本人“精数学，通乐律”[37]，在康熙朝修《数理精蕴》时，就是主要参与者。户部尚书蒋溥为康雍两朝重臣、显赫的宫廷画家蒋廷锡之子，其“工诗善画”的家学不容忽视，应是其出任礼器图馆总裁的重要因素。汪由敦“学问渊深，文辞雅正”[38]，是深得乾隆欣赏与信任的“五词臣”之一。何国宗为当时最重要的科学家，是康乾两朝《皇舆全图》的主要测绘人员。惟有观保不见经传。想来由于《礼器图》中有涉及军礼的武备卷，不能没有兵部参与，兵部尚郎观保由此成为五总裁之一。总裁官下，另有22人分别担任“提调”、“收掌”、“誊录兼纂修”和“绘图誊录”。只是《礼器图》作为大型图谱类书，绘图人员仅监生门应兆等6人，颇觉不协。待考。

四、《礼器图》所反映的清代社会生活

前文已述，清礼与清礼器，非古礼与古礼器。《礼器图》中，有相当多的器物在清以前从未出现过。它们是经过整合后的清代社会文化的产物。这种整合，集中体现在清朝文化实为一满汉为主的多民族融合的社会文化上。下面，就《礼器图》中一些具表性的器物略加说明。

首先是冠服。这是《礼器图》中最能反映经过社会整合后的礼器。众所周知，清代冠服是带有突出满族传统特点——右衽、披肩、箭袖、开裿——的服装。对衣冠在确立社会秩序中的重要性，乾隆君臣均不讳言。乾隆在为《礼器图》所作序中，语重心长，特别提出：“至于衣冠，乃一代昭度，夏收殷冔，本不相袭。朕则依我朝之旧而不敢改焉。恐后之人执朕此举而议及衣冠，则朕为得罪祖宗之人矣。此大不可。且北魏辽金以及有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不一再而亡。后之子孙，能以朕志为志者，必不惑于流言。于以绵国祚，承天祐，于万斯年勿替，引之可不慎乎？可不戒乎？”[39]馆臣在“冠服卷”附言更是坦言：“昭名分辨等威，莫备乎冠服。”[40]从清代社会秩序确立的历史进程看，这些言辞毫不过分。为改衣冠，清入关之初满汉民族为此所付出的惨重代价，谁也不可能忘记。但是，清冠服又非仅具满族传统文化的单一元素。《礼器图》中所列，最高从皇帝，至最低“不入流”的冠服，又无一不带有中原文化的元素。如皇帝朝服上的“十二章”纹，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黻、黼12种纹饰，以及各级文武官员官服上所绣麒麟、孔雀等补子，都是中原文化的继承和延伸。[41]

其次是乐器。乐器卷中，排在最前边是鎛钟与特磬。这两种乐器，显然是承袭周礼器而来，我们从近年湖北出土的曾侯乙墓古钟就可知它的源流。它的作用乃为定音。但乾隆将其载入《礼器图》的缘由还不止于此。就在《礼器图》即将告成之际，江西临江出土了11尊古钟。如此重器，江西巡抚不敢怠慢，将其献至皇宫。乾隆“辨其名，知为周时所铸”[42]。但是，“律应十二钟，缺其一”，便不但新铸一钟，补足一套后列入《礼器图》，而且还在西苑为古钟特辟了名为韵古堂的陈列室。而特磬在此时琢制，则完全是由于西陲告捷，盛产美玉的和阗正式纳入了版图，“谕廷工请以和阗贡玉琢为物磬，用彰始终条理之盛。”[43]。至于乐器卷中出现的“廓尔喀部乐”、“瓦尔喀部舞乐”、“回部乐”、“缅甸国乐”、“安南国乐”、“朝鲜国俳乐”等乐器，就更是清廷与周边民族或国家交往，逐渐形成多民族国家或与藩属国友好往来的历史所致。

再次是武备。武备卷中收入冷兵器计有弓、箭、弩、刀、枪、矛、戟、滚被、斧、藤牌10类139种，热兵器有炮与火枪2类76种。冷热兵器并列出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惟有此时。这期间在世界范围内，正是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之时。76种火枪与炮出现在《礼器图》中，表明至18世纪中期，乾隆朝的武器装备还几乎与世界同步，并非半个世纪后那般落伍。而139种冷兵器，也正是清代武器装备和军事活动的基本反映。如藤牌、藤牌营挑刀、射虎箭、射虎枪等武器的出现，与清军征台湾及清帝热衷狩猎活动直接相关。

《礼器图》中，从多角度折射了清中期社会生活的为“仪器卷”。将仪器收入《礼器图》，按乾隆君臣的本意，仍是自尧舜时就形成的“乃在睿玑玉衡，以齐七政”的传统观念，即天子拥有对天象的绝对解释权，天文由此成为皇权的象征：“臣等伏惟仪器之作，所以授时成宪，体天运而布岁功，盖其钜也。”[44]但从收入本卷的50件仪器看，它反映的社会生活绝非皇权一点。由于50件仪器中，有38件实物还存于故宫博物院与东便门古观象台。结合实物，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

在内容上，仪器可分为天文、地理测绘、光学、计时器等数种；在制作时间上，最早从1541年，最晚至1750年；在制造者上，除清廷钦天监和造办处自制外，还有21件来自英、法、德等国且刻有西文款识的仪器。[45]这些信息至少告诉我们：（1）18世纪时，清代官方的科技活动十分活跃，不仅有天文观测，也有地理测绘，其自身的价值，远远超出对皇权的象征。（2）天文仪器中的前6件，为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所制，它是反映清初社会动荡的历法之争事件的重要实物资料。[46]（3）以地球为中心的浑天仪，和以太阳为中心的英国制浑天合七政仪，是罗马教廷对日心说解禁的见证。（4）超过40%的标有西文款识（如LONDON）的仪器，被堂而皇之地列为皇家礼器，一方面，是乾隆以天朝上国自居，强调“八方向化，九土来王”，对世界格局全然不知的反映；一方面，又是当时社会对西方文明几乎毫无认识的体现，以为只要是仪器，就具备“以齐七政”的作用。

应该说，乾隆对世界茫然无知的认识，并非仅因他为中国皇帝。他的认识不过是18世纪时中国学人对世界对西学普遍看法的集中体现。我们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所收西学著作的评论可以看出，由于眼界的狭隘，在当时的顶尖学者如纪晓岚等人眼里，西学不是“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47]，就是源自中国：“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耳”[48]。特别是后者，即“西学中源说”，几乎就是当时的主流看法，连被视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戴震也不能免：“戴氏《勾股割圆记》唯斜弧两边夹一角及三边求角，用矢较不用余弦，为梅氏所未及，其余皆梅氏成法，亦即西洋成法，但易以新名耳。”[49]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乾隆将欧洲制造的天文测绘仪器视为中国礼器，成为平常之事。《礼器图》的作法，正是“西学中源说”在当时大张其势的集中体现。

五、《礼器图》的影响

《礼器图》作为清帝钦命绘制的一部经典图谱，对当时与后世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它在当时的影响仅限于宫廷。这主要是因为18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商品经济已相当发达，一方面清朝的统治开始走向衰微，五礼所涵盖的制度大都已无以治国。仅以朝廷而论，某些直接体现皇权的礼仪，如大朝仪、祭先农、先蚕、南苑阅兵、秋狝田猎等礼，都已长年不举，涉及民间的礼仪之制，影响力就更为有限。加之自宋明以降，作为礼学经典的三《礼》，大部分不在科举考试范围之内，士子多不诵习，《礼器图》惟有束之高阁。但作为乾隆朝的经典图谱，对后世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也会发生一定的作用，最直接的，就是它成为嘉庆朝首次绘制的《大清会典图》的奠基之作。

嘉庆朝前，《大清会典》已修定了三次，除乾隆朝所修《钦定大清会典》中，出现部分图外，康雍两朝的均无图。即使是乾隆朝的，也仅“图式，凡坛庙规制，职方舆地，莫不有图。其五刑之具，丧服之制皆具列，以垂万世章程”[50]。实际上，此时所收之图，基本上均为示意图，仅“卷八十六钦天监”收录的10件天文仪器，为《礼器图》中所绘。而嘉庆朝《大清会典图》，则将《礼器图》绘制的器物全部收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展。这种作法，或许是嘉庆帝承继传统，告慰先帝的一种方式吧。

随着清王朝的衰败，《礼器图》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收藏于圆明园的一部，被英法联军掠至欧洲。其中一部分现收藏于大英图书馆、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及爱丁堡皇家博物馆。但时过境迁，原本为强化清朝统治的《礼器图》，今天却成了向西方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文物。笔者去年在英国访问时，就曾于大英图书馆的“东印度公司历史展”中见到数幅《礼器图》。透过这些图谱，我们可以看到以服饰为代表的满汉文化的融合，以军器为代表的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的历史，以仪器为代表的中西文化的冲突等清代很多重要的社会波澜。由此，《皇朝礼器图式》不但是我们今天认识200年前天文地理仪器、冠袍带履、车马轿舆、枪炮军械、民族乐器等文物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是我们了解18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份珍贵的形象资料。

注释：

[1]  这里以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内的《皇朝礼器图式》为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以下简称《四库全书》。

[2]  《礼记·曲礼上第一》，吴树平等点校《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673页。以下简称《十三经》。

[3] 《礼记·哀公问第二十七》，《十三经》第885页。

[4] 《礼记·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十三经》第889页。

[5]  参见邹昌林著《中国礼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6] 《周易·系辞上》，《十三经》第78、79、80页。

[7]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十三经》第434、435、438页。

[8]  《礼记·礼运第九》，《十三经》第763页。

[9]  《礼记·礼器第十》，《十三经》第770页。

[10] 《史记·封禅书第六》，中华书局，1959年。

[11]  参见拙文《清初祭天礼的政治内容》，《清代皇权与中外文化》，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2页。

[12]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纂：《国朝宫史》卷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9年。以下简称《国朝宫史》。

[13] 《大清通礼》卷一，《四库全书·史部》四一三。

[14] 《大清通礼》卷一，《四库全书·史部》四一三。

[15] 《大清通礼》卷一，《四库全书·史部》四一三。

[16] 《大清通礼》卷一，《四库全书·史部》四一三。

[17] 《礼记·礼运第九》，《十三经》第764页。

[18]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八，《四库全书·史部》三九六。

[19]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八，《四库全书·史部》三九六。

[20]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八，《四库全书·史部》三九六。

[21]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二，《四库全书·史部》三九〇。

[22]  参见《钦定大清会典》，《四库全书·史部》三七七。

[23]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二，《四库全书·史部》三九〇。

[24]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九，《四库全书·史部》三九六。

[25] 《大清通礼·序》，《国朝宫史》第542页。

[26] 《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一五，中华书局，1991年。

[27] 《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一五，中华书局，1991年。

[28] 《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〇九，中华书局，1991年。

[29]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二，《四库全书·史部》三九〇。

[30] 《皇朝文献通考》卷九十二，《四库全书·史部》三九〇。

[31] 《皇朝礼器图式·序》，《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32] 《皇朝礼器图式·表》，《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33] 《钦定大清会典》，乾隆《御制序》，《四库全书·史部》三七七。

[34] “乾隆十二年正月上谕”，《大清会典则例》，《四库全书·史部》三七八。

[35] “乾隆十二年正月上谕”，《大清会典则例》，《四库全书·史部》三七八。

[36] 《大清通礼》卷一，《四库全书·史部》四一三。

[37] 《清史稿》卷二一九，中华书局，1977年。

[38] 《清史稿》卷三〇二。

[39] 《皇朝礼器图式·序》，《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40] 《皇朝礼器图式·序》，《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41]  参见拙文《服饰与皇权》，《清代皇权与文化》第80页。

[42]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

[43] 《皇朝礼器图》卷九，《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44] 《皇朝礼器图》卷三，《四库全书·史部》四一四。

[45]  参见《故宫藏精器全集西洋仪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年。

[46]  参见拙文《清宫仪器与需求及引进的关系》，《清代皇权与中外文化》第115页。

[47] 《职方外纪》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一《史部》。

[48] 《周髀算经》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〇六《子部》。

[49]  凌廷堪：《与焦里堂论弧三角书》，《校礼堂文集》卷五，转引自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12页。

[50] 《钦定大清会典》乾隆甲申《序》，《四库全书·史部》三七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