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以“一夜城”闻名于世的，她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但是许多人对深圳历史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以为过去不过是一座边陲小镇的深圳，没有什么历史，以至对深圳历史文化的评价很不客观。其实，从深圳历次修志的史实就可以看出，深圳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而且蕴藏着深厚历史内涵的地区。 

一、历次修志展示的深圳历史面貌

修志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志乃一方之全史”。通过修志而存史资政，为历代各级行政首脑所重视，地处边陲的深圳亦不例外。深圳市的前身是宝安县(1914年前是新安县)，1979年3月，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据史料记载，历史上深圳先后有六次奉谕编修《新安县志》。

第一本《新安县志》编纂于明代。其总纂邱体乾出生于江西临川，是《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的同乡。他于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出任新安知县，第二年就倡修《新安县志》。该志“上稽天文，下考地理，中记人事”。邱体乾在序中指出“新安在晋为东官郡，迨隋而唐改郡而县，又改为东莞矣。此地悬隔外警，时到国初，垒城设所，以守海徼，巡以宪副，防以贰守，驻扎参总。盖地关通省门户，诚重之，尚未县也。县自万历改元始县矣，未记也。”此序把新安历史的来龙去脉与特有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

明崇祯八年（1635年），重修《新安县志》，知县李玄为之作序。他指出，自第一次邱体乾修志已过去50多年，“其间风景顿殊，规制递更，以文物则渐开，以善政则递起，又皆前志之所未载。”所以“余于是捐俸谋之两学蔡、李二公，集雅博庠友梁栋明等，访故老，收稗说，折衷而复志之。”

仅过8年，即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又开始编修《新安县志》。主纂者为江南旌德人周希曜，与邱体乾一样，他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任新安知县，也为重修的《新安县志》写了序文。

转眼29年过去，进入清代，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清代第一部《新安县志》出世，时任知县为辽东铁岭人李可成，他是新安展界后第一任知县。时逢“展界复县之初，哀鸿未集”，他为县志作序道：“如新邑者，由东莞割分，其旧志犹有存者，不具论自一迁再迁。复并于莞，则志隶于莞；复析为新，则隶于新。今日之星野舆图，依然如故。其间一去一留，户口之消息，钱谷之盈缩，庶政之废兴，文物民风之衰疯而待振举，不得不厘而订之。”

由于深圳地处边陲，内乱外患，史料散失，以上的四本《新安县志》均已无存。唯有序文保存在清嘉庆本《新安县志》中，遂使人们得以窥知前四次修志情况。

流传至今的只有清康熙二十七年重修的靳文谟和清嘉庆二十四年重修的王崇熙的两本《新安县志》。清嘉庆版本的《新安县志》距清康熙版本的《新安县志》已131年，其中的变迁是很多的。靳文谟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升任新安知县。在这之前，新安历经迁界与复界之变迁，他上任之年，离新安复界才18年，第二年他就主修《新安县志》，其艰难可想而知。因此，他在序中感慨：“海坎孤城，展界未久，而四顾徘徊，荒烟漫草，依稀如故；且文物声华，尚尔有待。徒令海若山灵，笑其冷落，即欲大书特书，侈张润饰，正苦无下笔处……”。后来的王崇熙对于靳文谟编纂的《新安县志》就诸多批评：“新安自万历元年置县，此后或并或析，且有迁界之举。旧志修自康熙戊辰岁（1688年），其时邑地初复界，运会方新，故其书多缺而不备，而词句既欠剪裁，体例亦未完善，既如县治沿革，莫辨源流四至八到，悉皆舛错。”因此，重修《新安县志》。王崇熙的《新安县志》受到称赞，为这本县志作序的阮阁老、舒懋官、卢元伟等人纷纷在序中加以赞扬，如当时协助阮元编纂《广东通志》的广东督粮道分巡卢元伟在为这部县志作序中就肯定这本《新安县志》：“分门详晰，取义谨严，迥超凡手……凡山川之扼塞，财岍之盈虚，户口之登耗，莫不胪举备陈，使览者如指诸掌。”舒懋官则赞道：“举凡山川城郭，户口土田，官制兵防，及夫庶之废兴，旧章之沿革，百产之衰旺，人物艺文之增踵，无不粲然具陈而非以矜博洽也。”这种评价，使这本县志受到人们的重视。后人研究新安历史，亦多以此本为据。

王崇熙总纂的《新安县志》分“沿革志”、“舆地略”、“风俗略”、“山水略”、“职官志”、“建置略”、“经政略”、“海防略”、“防省志”、“宦绩略”、“选举表”、“胜迹略”、“人物志”、“艺文志”等二十四卷，全面地反映了深港地区的天文地理、风俗习惯、经济文化与人物方面的历史，为后人研究深港地区提供了大量史料。它的可贵是在记载深港地区历史的同时，还纠正了旧志记载的谬误。

王崇熙以后的清代再也没有重修《新安县志》。但到了民国时期，又有几任县长提议重修县志，并发起修志，惜都未果。只是在民国十九年，时任县长的胡钰曾重刊新安县志上下卷，也算是为保留县志做了一点事。

解放后，宝安县人民政府也曾组织过编修《宝安县志》但未正式出版。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第一届地方志的编修工作才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在深圳，新编《宝安县志》于1997年出版；1998年6月又启动了《深圳市志》的编修，此是后话了。

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前深圳的修志历史，检阅留存下来的清康熙本与清嘉庆本的《新安县志》，我们发现清时代深港地区的太史们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弥足珍贵的深港地区编年史。《新安县志》的历次编修，清楚地告诉人们，深圳的历史根基是十分深厚的，它充分展示了一个古老深圳的多姿多彩的历史风貌。

（一） 深圳的历史源远流长。嘉庆本《新安县志》“沿革志”记述了深港地区的沿革：“自昔南交之命，朔南之暨，而交州一城由来旧矣。秦始皇力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汉定越地，置交州刺史令，持节治苍梧，南海郡领县六，次博罗，邑之地属焉。晋置深圳，唐更东莞，至明而新安之名始著。”其县志“县治沿革表”也清楚地勾勒出从晋“东官郡治宝安”到明复置新安县的兴废变迁。史载，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置东官郡下辖六县，宝安县居首。郡治和县治同在今深圳南山区南头古城一带，成为深圳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东官郡是深圳地区最早的行政设置，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看，深圳自东晋置县至今，便有1670年的历史了。

如果再往前追溯，深圳的历史就远不止1000多年。近年来，深圳文物部门对全市2020平方公里的文物资源进行了拉网式普查，已发现深圳地面古建筑有1324处，地下古文化遗址54处、古文化遗物采集点50处。尤其是深圳市咸头岭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沙丘文化遗址的代表。而且深圳市所发现的大历史跨度和高密集度的墓葬区，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因此，从文明史的角度看，深圳自新石器时代中期至今，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了。讲深圳的历史源远流长，一点也不夸张。

（二）深圳的境域几经变化。嘉庆本《新安县志》“舆地略”以准确的史料记载了当时的新安县境域：“邑地广二百七十里，袤三百八十里。东至三管笔海面二百二十里，与归善县碧甲司分界。西至樊石海面五十里，与香山县淇澳司分界。南至担杆山海面三百里，外属黑水大洋杳无边际。北至羊凹山八十里，与东莞县缺口司分界。东北至西乡凹山一百五十里，与归善县碧甲司分界。西北至合澜海面八十里，与东莞缺口司分界。东南到沱泞山二百四十里，与归善县碧甲司分界。”县志中还说明：“按新安形势，与他处海疆不同。盖他处以抵海而止，而新安则海外岛屿甚多，其下皆有村落固不能不合计海面，而遗居民于幅员之外也，且以四到定县治，不能以县治定四至。”宝安建县时，其境域跨今除横岗、龙岗、坪地、坪山、坑梓以外的深圳、东莞、中山（部分）、珠海及香港、澳门地区，为深圳历史上所辖区域最广的时期。由于其境域横跨珠江口两岸，地理位置重要，以致东官郡治设置在宝安南头。

后来深圳的境域发生了变化。其行政区划变化与其境域的变迁相互影响。清康熙《新安县志》称：明末新安县行政区划为3乡都57图509村。清嘉庆《新安县志》称：清代新安县行政区划为：典史管属村庄有71个，县丞管属村庄有100个，官富司管属村庄有496个，福永司管属村庄有195个。1997年版的《宝安县志》记载：“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割香港岛予英国。咸丰十年（1860年），中英缔《北京条约》，割九龙半岛南端九龙司地方，即今界限街以南地区予英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英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方及附近200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给英国（租期99年，1898年7月1日零时生效）。”至此，新安县1066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英国人强占，新安县境地由此缩小许多。民国时期深圳行政区划也几经调整，据《宝安县志》记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全县设3个区、25个乡镇、371个保、4015个甲。

（三）深圳山川秀丽，有新安八景之誉。嘉庆本《新安县志》“山水略”开篇就以优美的笔墨描绘了当时新安的山水风貌：“邑以梧桐山为巨，镇三峰，嵯峨矗立霄汉，其余如大鹏、杯渡诸山、层峦叠嶂，屏卫环列，指不胜屈。邑三面涉海，汪洋澎湃，烟云变灭，凡浈江、瑞溪诸水会珠江，屈折百余里。至蛇犀、合龙江经虎门，汇分流湖而注之东焉，诚一钜观也。至若唐人著海潮之赋，大易明井养之占则又不可不以类而及也。”并详细地记述了新安的山、水、井泉等，人们如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新安山山水水的秀美风姿。

新安之景有史记载的有清代的“新安八景”，即“赤湾胜概”、“梧岭天池”、“杯渡禅踪”、“参山乔木”、“卢山桃李”、“龙穴楼台”、“螯洋甘瀑”、“玉律汤湖”。此八景今除律汤湖被开发为石岩湖温泉渡假村外，其余均成为历史陈迹。

古人赞美深圳“山辉泽媚，珍宝之气萃焉”、“得其宝者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深圳地区山川之秀美，并揭示了宝安之名的由来。

（四）深圳的民俗朴拙成风。嘉庆本《新安县志》“风俗略”记载：“自永嘉之际，中州人士避地岭表，兹邑礼义之渐所由来矣。其朴拙成风，巧饰不习，虽未尽出于正，不可谓非忠厚之遗也。”“民多重农桑，而后商贾。农人种田，一年两收，器用取浑坚，不事淫巧”，“婚姻必以槟榔蒌叶茶果之属上曰，‘过礼’不亲迎昏夕即庙见。”“立春前期一日，有司以土牛芒神，迎于南山下，次早‘鞭春’。民间以是日有事于祖词。元宵张灯结作乐，凡先年生男者，以是晚庆灯。正月望后四日，俗谓‘天穿日，土人作’，以针线缝其上，祷于天，谓之‘补天穿’。七月十四日及冬至日，祀祖，必以宰鸭为敬，重阳扫墓与清明间，余节大略与荆楚岁时无异”等。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深圳的风俗既有岭南的特色又与中原风俗有一脉相承关系。

 二、深圳历史的深厚内涵及特点

明清时代的旧志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纂的新志，都从不同层面和视野向人们展示了深圳的悠久历史。新旧志对照，更让人们感觉到深圳历史的巨大变迁与深厚内涵。

从县志所记载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深圳虽然地处海隅边陲，但其扼一江三湾的地理位置，却决定了它的重要历史地位。而且它的历史与中原历史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在政治、军事上，还是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既具有自己的岭南特色，又带有中原文化的流风遗韵。

（一） 建置完整，与中华民族大一统政治架构融合为 一体。从《新安县志》所记载的沿革历史中，我们发现深圳地区历代的建置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架构密切联系在一起。秦始皇统一岭南，使深圳这块古南越族人生息、被视为化外蛮荒的边陲第一次划入了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版图。深圳有县以来，几经废置，或并或析，隶属多异，其实都是当时政治统治的直接体现。深圳作为边陲地区也不例外地要受到整个国家政治格局的影响。嘉庆本《新安县志》的“县治沿革表”列述了其沿革变化。夏、商、周三代宝安为百越地。从秦三十三年（前214年）开始，深圳先后隶属于南海郡番禺县、南海郡博罗县、东官郡、广州总管府、广州都督府、兴王府、广州路、广州府、广东省、粤海道、广州行政委员会公署等。其中，东晋咸和六年（331年），设置东官郡，领宝安、兴宁、怀安、海安、海丰、欣乐六县，为深圳建县之始，郡治和县治均设在今深圳南头古城，深圳作为粤东南地区政治中心达176年之久。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更名东莞县，移县治到涌（在今东莞莞城）。明万历元年（1573年），析东莞县，设置新安县，设治所于南头。清康熙五年（1666年），清朝实施禁烟迁界政策，新安县一迁再迁，直到撤销县治，并入东莞县，八年复置新安县。民国三年，全国行政区域调整，新安县因与河南省新安县同名，复称宝安县。深圳的建置区划沿革的变化，都是与当时的政治、社会的形势分不开的。秦始皇统一岭南过程中形成了中原对岭南地区的第一次大移民；西汉汉武帝平定岭南过程又形成了中原对岭南地区的第二次大移民；而六朝时期的中原大乱，又形成了历史上中原地区向岭南地区的第三次移民大潮；而三次大迁徙使深圳地区的社会生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二） 军事地位重要，为岭南海防重镇。深圳地处海隅，为沿海要区，天然形胜，扼守珠江口、深圳湾、大鹏湾与大亚湾，历来是兵家相争之地。深圳人民千百年来，历经战争，战斗不息。早在唐朝时期，随着海上贸易的的发展，于天元二十四年（736年），就在九龙半岛的屯门设立屯门军镇，镇治设在今深圳南头，辖地包括今天的香港全区和今深圳沿海一带，驻兵达2000人，这在古代的海防已是一支重兵。到明代，明朝更是加强了深圳的军事力量。这是因为明代统治270多年间，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一直没有停止过。倭寇大举入侵东莞等县（深圳其时归东莞管辖），时在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所以第二年，朱元璋就“置南海卫于广州东莞县，及大鹏、东莞、香山三守御千户所”，以防倭寇、海盗、番夷。东莞守御千户所设在今南头古城，大鹏守御千户所设在今大鹏半岛。与开筑所城的同时，还在深港地区设置了墩台11座，作为所城的附属设施，一东一西设置两座军事要塞扼守，并在明万历元年（1573年），在深圳赤湾又建成左炮台，扼守珠江口，在深圳地区筑起防御网络巩固海防，其军事地位可见一斑。深圳不仅设有军事要塞，而且还设置海防军事机构，先后设置了南头寨、新安营、大鹏协等军事机构，对广东省的海防和维护地方的社会治安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东西两座军事城堡在广东海防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清康熙与清嘉庆两个版本的《新安县志》对南头城、大鹏所城其设施和兵力的部署均有详细记载，有“沿海所城，大鹏为最”之说。至今两座城保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成为深圳历史的见证，并从一个侧面又再次证明深圳历史的悠久。

（三） 深圳是具有移民特色的地区。自古以来，深圳地区就是中原移民的大后方和边界线。历史上中原对岭南的三次移民大潮，对深圳地区人口的发展有重大影响。深圳地区有广府和客家两大民系，广府民系是土著，而客家民系是从中原经其他地区辗转而来的，但最终成为深圳的主人，与广府民系居民共同开发深圳。史料记载，深圳户籍始于置新安县的明万历元年（1573年）。是年深圳共有7608户，33971人。明万历十年，全县人口已增至7752户，34520人。明崇祯十五年，由于饥荒瘟疫，全县人口减至17871人。康熙元年（1662年），清廷为防范“反清复明”的郑成功势力，采取了“迁海”政策，勒令内迁，新安首当其冲。清康熙《新安县志》载“邑地迁三分之二，……析界驱民迁入五十里内地”。康熙三年，又再次强迫内迁30里，新安又在被迁之列。当年，新安仅余2172人。康熙八年（1669年），“驰禁展界，许民归业”，清政府实行各种政策，招携流亡人口，各地客民相继迁入深圳。据清嘉庆《新安县志》卷八记载，从康熙八年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150年间，全县人口已增加到239115人，村庄增至865个，其中专门为客家人设置了户籍的“客籍”村庄达345个，为历史上人口最多的时期。而深圳作为具有移民特色的地区，不仅古代就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居此地，而且到了现代，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和窗口后，更是掀起大规模的移民潮，从而使建市前仅有的30多万人口的深圳迅速增长为有7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历史证明：深圳的发展与历次移民潮是分不开的。而移民潮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深圳所处的地位，以及深圳在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从中也看到当时的国家治理政策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四） 深圳经济具有浓厚的海洋特色。由于三面临海，历史上的深圳其主要经济支柱都与海洋有关，其采盐业、采珠业与养蚝业闻名于世。汉朝时期盐业生产就形成规模并在南头设立盐官，三国至晋代均在南头设立司盐都尉，总理盐税。唐宋时期，归德场、东莞场、官富场被列入广东十三大盐场之列，最多时曾有五个盐场，即东莞场、黄田场、归德场、官富场、叠福场分布全县。两宋时期深圳地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就是盐业生产。除采盐业外，深圳的人工养蚝也有近千年的历史。清嘉庆《新安县志》记载：“蚝出合澜海中及白鹤滩，土人分地种之，曰蚝田。其法烧石令红，投入海中，蚝辄生石上，或以蚝房投海中种之，一房一肉，潮长（涨）房开以取食，潮退房合以自固。壳可以砌墙，可烧灰。肉最甘美，晒干曰蚝。”清代深圳的养蚝业已很兴旺。《东莞县志》记载，南汉时，“邑属大步海参有媚川池，产雅珍珠,……又县之后海、龙歧、青螺角、荔枝庄一十三处，皆产珠母赢及珠赢树，今皆母之”。文中所载的后海、龙歧等地就是现在的南山后海和大鹏的龙歧一带。清代两种《新安县志》都记载了南汉时期深圳、香港地区沿海的采珠情况，南汉后主在深圳地区专门设置了被称作“媚川都”的采珠场。此外，新安的主要经济还有渔业和农业。渔业为新安县地区居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活动之一。据嘉庆《新安县志》载，“邑地滨海，民多以业渔为生”。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新安县当时的鱼埠主要有南头、蛇口、固戊 、福永、沙井、盐田、大鹏、南澳、东山等处，渔业成为当地官府赋税收入的重要来源。居住在山谷间和盆地的居民，则以农耕为主，迁移而来的客家人主要从事农业。新安复界后，新安县地方政府对农民实行优惠的招垦政策，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使新安的手工业和商业获得繁荣。手工业较为突出的有织染业、陶瓷烧造和烧灰等。清朝嘉庆、道光时期，新安县在人口集中地区都普遍建立墟市，开展集市贸易。全县除南头城和大鹏所城外，共有36个墟市遍布全县境。由于地处珠江口，自古以来，深圳便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宝安县志》记载：“宋代这里已设有‘望舶巡检司’，负责管理来往的海船。明代下‘西洋’的使船和商船多以赤湾港为出发点”。唐宋时代深港地区的船舶贸易十分繁荣，到广州的外洋商船必经香港屯门、深圳赤湾修整再往广州，深港地区成为我国海上贸易的必经之地。

（五） 重视文化教育，人文蔚起。深圳虽地处边陲的穷乡僻壤，但极为重视文化教育。《新安县志》“风俗略”赞道“士励学术而谨仕进，其弹冠膺职者代有贤声焉。”“莫不家有塾，党有庠”，除县城有书院外，书室、家塾、祠宇几乎遍布全县的每个乡村。各宗族均况相设立书室、家塾，以培养本族人才。全县“广教化，育英才”之风气丝毫不亚于内地，仅新界、九龙区域便有25间较有名气的旧学舍。当时的南头信国公文氏祠供本地学子赴乡试、州试或省试复习功课之用。新安县最高学府凤岗书院早在清嘉庆六年（1801年）就创办，《新安县志》收录有《创建文冈书院社学社田记》一文。据嘉庆《新安县志》记载，自清代以来，以科举考试而授官的新安县本籍人士为数不少，有新安邑地“人文蔚起”之说。在《新安县志》中所记录的“新安八景吟赋”及其他诗词歌赋等都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价值。可以说，新安“自耕渔之外不废弦歌”，并非“文化沙漠”的蛮荒边陲之地。

（六） 深圳青史留名的人物不少。深圳的历史发展比较曲折，在它的历史上有不少对其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物。如嘉庆本《新安县志》记：“正德十一年（1516年），番彝佛郎机入寇，占据屯门海澳，海道汪讨之。”当时的广东巡海道副使汪金宏率深港地区军民打响了抗击西方殖民者的第一枪。南头古城建有“汪刘二公祠”纪念之。《新安县志》收有祁敕写的《建汪以生祠记》一文。在新安置县和展界复乡史上，有几位人物不能忘记：一是广东巡海道副使刘稳，二是广东巡抚王来任，三是两广总督周有德。明代时期，深港沿海地区屡屡被倭寇、海盗以及葡萄牙殖民者侵扰，使深港地区百业凋零，民不聊生。明隆庆六年（1572年），广东巡海道副使刘稳视察南头等地，发现深港沿海地区离县治东莞有一百多里，而冠、海盗却猖狂为患，于是他向朝廷上奏折倡立新安县，第二年即明万历元年（1573年），宝安析东莞县，立新安县，治所设在南头城，南头城自此成为深港地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嘉庆本《新安县志》卷一九《人物志》有详细记载：“隆庆六年，海道刘公稳，按临经略，祚泣靖曰；‘辛酉之变，阖郡皆然，虽由天变，实亦人事，为海滨万年计，久安不如立县便。’公深然之。”由于刘稳为吏一方，大得民心，以致离任时，“士民拥道遮留者以万计，公慰以诗，复追送至小金山，乃还”。他留下的《别邑父老》表达了对深港人民的深情，被收入《新安县志》艺文卷中。清初实行禁海迁界政策，使新安变成废墟，“越界者解宫处死，归界者粮空绝生”。嘉庆本《新安县志》对这一灾难有详细的记载。而在深港地区“复界”史上，王来任和周有德是功不可没的重要人物。清康熙六年（1667年），广东巡抚王来任上《展界复乡疏》，却为此丢了乌纱帽。同年，周有德上任两广总督，他继王来任足迹，上疏朝廷，请求展界复乡，第二年，朝廷纳 ，下诏展界，“民踊而归，如获新生”。深受苦难的深港人民为此十分感戴首倡展界的王来任和周有德，用各种方式纪念这两位解民于倒悬的官员。据嘉庆本《新安县志》记载，深圳地区建有“王大中丞祠”、“王巡抚祠”、“报德祠”等，都是纪念他们的。这些历史人物都为新安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体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治胸怀。除此以外，还有本地将军赖恩爵、刘起龙等人，为深港地区海防建功立业。他们的业绩彪炳深圳史册。

综上所述，位居边陲的深圳地区具有悠久的历史，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折射出独有的风采。深圳既具有6000多年的人类生活开拓史，又具有一、二千年的移民史；既具有1670年的城市史，又具有600多年的军事要塞史。源远流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史，奠定了深圳独特的历史地位，为现代深圳留下了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本文作者系深圳市史志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