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 文

一

神的化身

现在才知道，那次错过就是遗憾了。2004年戴维·宝儿过港演唱，正好碰上当时工作上要紧的事，事后在报纸上见到黄耀明这句感叹：“在舞台上面，他就是神”。既然是神，我应该还有见到他的机会吧？既然是神，他又怎么会死？

很多人都说这个消息令人震惊。“令人震惊”，已是今日名人逝世之后，大家在媒体上表态常用的陈词了。一个人总该是要死的，尤其上了年纪，病痛不免。反正得死，人死又有什么好叫人震动惊讶的地方呢？这难道不是理所当然，预料当中的事吗？然而戴维·宝儿是不同的，我真是意外，彷佛意识深处总觉得这个人好像是不会死的。为什么？一时间我也说不上来，大概是因为他也会如常人一般老死这事似乎不可想象。

伦敦布里克斯顿的David Bowie肖像前，妈妈带着孩子前来献花

我们都晓得地球终将变得不宜生命存活，这个世界迟早完蛋；但我们总是过得好像它没有尽头似的，甚至不知地壳仍会移动，加州迟早要从美洲大陆漂移出海。我们也都晓得人类历史上没有永恒的经济制度与生活方式；但是齐泽克在看了那么多描绘毁灭的科幻片之后，却提醒我们，“看来，大地想象资本主义的灭亡，要比想象世界末日还难”。我们还知道，中国几千年来见过多少王朝起伏，政体更迭，从来没有真正的千秋万岁。想象戴维·宝儿之死的不可能，则彻彻底底是另一回事，与眼前现实对我们想象力的捆绑无关。恰恰相反，他是在我们暂时摆脱现实之后，被想象为不死之物的存在。

由于想象不出戴维·宝儿会死，所以大概也没人能够想象他的死讯会在全球（至少是在他的音乐和形象所及，并且长久浸润的所在）引起这么大的反应，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段和他相关的故事，每一个地方也都能找到自己和他的联系。

David Bowie、Iggy Pop和Lou Reed，1972年

Iggy Pop固然是被他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Placebo”固然是他首先发掘。可我从不知道麦当娜受过他那么大的启发，也不知道Nina Simone在她最潦倒的时候得过他的安慰和帮助。现在，这类慷慨的故事忽然多得数不完。

美国的黑人圈子感念他，敢在1983年的“MTV”专访中挑战那家当红电视台的播放政策，问他们为什么只愿放送白人为主的音乐录像，弃众多黑人佳作不顾，结果逼得主持人说出“黑人脸孔可能会吓死美国中西部地区的观众”这种话。如今“MTV”响应这个挑战的办法是干脆什么人的音乐都不放了，只播垃圾级别的真人秀。

澳洲的原住民团体追悼他，因为他在1983年《Let's Dance》的音乐录像里头刻意处理当地歧视原住民的问题，还在访谈当中拿澳洲的族群状况和南非相比。动物权益的非政府组织发动集会，要在日本驻美大使馆前合唱《Heros》来向他致敬，因为他用几乎免费的价钱把这首歌的版权交给Louie Psihoyos当主题曲，好让他能用极低的成本拍出《海豚湾》。

但日本是爱他的，有个乐迷甚至伤心到试图自杀。因为一直有传言说他曾在日本长住过一段时间；说他常去京都，每回都和乔布斯一样入宿“俵屋”旅馆；说他喜欢歌舞伎，不只学习它的妆容，还迷上了这种表演方式的身体控制。墨西哥人纷纷在脸书上贴出宝儿在他们国民画家Diego Rivera的作品前的留影，因为他公开批评过美国把墨西哥当成后院，觉得拉丁美洲比较低下的心态。

有些柏林市民在得知宝儿死讯的当晚就跑去他故居楼下点烛，那是他谱写毕生杰作“柏林三部曲”的地方。《Heros》就是那批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名曲，是一阕情侣在围墙边上亲吻的故事，就算子弹在我们头上飞过，“我们可以变成英雄，哪怕只是一天”。柏林围墙倒下的前两年，他回来演唱，地点便在墙的这一侧。唱到这首歌的时候，他向对面偷听的青年说了一段话，然后乐声方起，那头就有成百上千的年轻人涌出街头。难怪德国外交部要在推特账号上公开鸣谢他“有份出力拉倒围墙”这么夸张。

大卫·鲍伊在柏林墙，1987年

Photo Denis O'ReganGetty Images

当然还有我们香港。其实早在1983年他首次在港举办演唱会之前，他就来过这座城市了。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了，他和好友John Lennon结伴到此旅游，两人试图找一个能够吃得到猴脑的地方（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可是他们只能失望地喝到蛇血。然后Lennon还从街上带回来一个皮蛋，宣称那是“用马尿煮过的”，将它硬塞进宝儿的嘴里。这种场面要不是当事人自己亲口说出来，我们想象不到。两次演唱会中间，则有《Seven Years in Tibet》这部禁片的主题曲，林夕替它填上中文歌词，黄耀明录成导唱，宝儿就此学会了普通话版本的《剎那天地》，权作1997他送给香港的礼物。里头最能印入脑海，当是这句“我祝福你，天地不过一剎那”……。说起来，黄安和陈净心是不是该连手举报，好叫大陆一并禁掉宝儿？

David Bowie 和 John Lennon  

神是禁不住的，能够在情感上和他产生联结的名字算之不尽。时装精会记住他当年那身山本宽斋怎样掀起了一股东洋革命，以及他穿着Thom Browne的最后留影。科幻狂犹在津津乐道《2001: A Space Odyssey》怎样催生出《Space Oddity》，Ursula Le Guin的《黑暗左手》又如何成了雌雄同体Ziggy Stardust的灵感来源。影迷或许会为他的演技摇头，但没有一个能够忘怀他在《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和坂本龙一那禁色一吻。

和坂本龙一的禁色一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黛安娜王妃之后最能在全球媒体发酵的死亡事件又是怎么形成的？和当年大部份人怀念戴妃都是为了类似的理由不同，今天这么多人追忆戴维·宝儿，竟都出自不一样的缘故，彷佛他不是同一个人，而是好几十甚至好几百个不同的化身；问题是，谁的化身？莫非他真像人们所说的，是条莽郁密林中的变色龙。

二

没有身份的人

他真的是条“变色龙”吗？戴维·宝儿曾经不解地反问记者：“变色龙？我还以为它们变色是为了融入环境呢”。所以他当然不是变色龙，因为他要的从来不是隐藏，蒙上一层保护色，好让自己彻底消失在周遭的生态体系当中。恰恰相反，他突显自己，犹如热带雨林里头最最耀目的禽鸟，羽毛上的光彩兀自燃烧于一片暗绿当中。所以，他难免成了个目标。今天他死了，按照这个世界对待死者的温善习惯，几乎没有人不说他好话，但都有意无意地忘记了他所受过的批评与责难。

比如说他在装束上的性别模糊，以及他的性取向，现在大家开明了，便都夸赞他的勇敢，并且说他还启发了其他人的勇气，让“异类”不再害怕当个“异类”。然而当年，这一切可不是那么地顺理成章。

David Bowie正在变身为Ziggy Stardust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石墙事件”才过不到两年，虽然活跃的同志们已经组成了跨国阵线，但性取向歧视仍然明目张胆，俨然社会主流。宝儿却在七二年的一次访问里公开表示自己从来都是个同性恋者，而且早在他还没把名字从Jones改成Bowie的时候就已经是了。说这番话当然是要勇气的，但还比不上他在四年后的另一番表态。那一回，他说：“老实讲，我其实是个双性恋。这才是真相”。在“LGBT”四个字母早已联成一气，没人觉得不妥的现在，我们大概很难理解当年某些同志圈子对他这个访问的愤怒。

David Bowie的Davey Jones时期

其实直到不久之前，部份比较保守的同性恋者依然会瞧不起双性恋，觉得他们人不人、鬼不鬼，不敢肯定和坚守自己的认同。于是戴维·宝儿被他们骂作“叛徒”，因为他出卖了他们的感情和他对真我的执着。

然后到了1983年，他再度背叛大家，居然告诉记者他当年犯了严重错误，谎报自己的性取向。现在，他又变成一个正儿八经的异性恋直佬了。有人说他妥协，向列根时代的文化保守主义缴械输诚；而非主流性取向的圈子则痛斥他的无耻，骂他是个不诚实的小人。

纪念石墙骚乱而举行的第一届“同志骄傲游行”现场

1979年6月29日,美国纽约

那么他到底是直是弯还是Bi呢？这个在很多人眼中极端沉重的身份认同问题，在他那里竟如更衣换装般地轻松，说变就变。这前后三段表态要是加起来看，岂不正好显示了他对世间一切身份执着的真正想法？1993年，大概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谈论这个课题，他说：“我是个躲在衣柜里的异性恋者”。还有比这句话更讽刺更机智又更尖锐的吗？

彷佛性取向还不够敏感似的。随着1975年《Young Americans》的面世，他开始认同北美非裔文化，拿最初别人开Mick Jagger玩笑用的“橡胶灵魂”一词（plastic soul，泛指试着唱黑人soul music的白人乐手），权充自己在美国亮相的新身份。他登上了老牌黑人音乐电视节目《Soul Train》，是少数上过这个节目的白人。

他起用了结他手Carlos Alomar，和当时未成大名的新人Luther Vandross，放任他们为自己这张新作带来非常funky的节奏及韵律。就像他所有其他作品一样，他很懂得和每一个范畴中最优秀的人合作，知道怎样从他们身上撷取精华，无论那是技术超凡的Stevie Ray Vaughan，还是先知先觉的Brian Eno。从早年和Pat Metheny的合作到最近《Blackstar》里头的Donny McCaslin，他不断证明自己的眼光与品味，从他的选择对象获得他所缺乏的养份与才干；然后再印上自己的标记，让合作结果变成他的自我表达。

《Young Americans》也是一张这样的作品；有灵魂，但却是橡胶做的“假货”，不过，它假得可以乱真。

David Bowie与Luther Vandross

扮“黑”不到一年，宝儿一百八十度转身，化作“The Thin White Duke”，一身三十年代柏林歌厅歌手的打扮，脸上还要涂抹一层白粉，似乎嫌自己还不够白似的。今天重看，这种效果就像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南方音乐圈的那种常见化妆：好好的黑人脸孔上头抹了一个大白脸，白人则反过来化成搞笑的黑人模样，前者是要讨好占据主人位置的白色种族，“以猴”扮人；另一面则是人演猴戏，卖儍调侃；但两者又都同时暗暗指出了肤色无非表皮的真相。

这本是身份和表演研究上的大课题，非常敏感，非常复杂，集僵固种族意识与对它的颠覆消解于一身。至于“白人扮演白人”的宝儿，他果然不正确得很，他先是形容这个新身份是“没有感情的雅利安超人”，苍白的面容在舞台上摆出一副冷冰冰的表情；接着又大发厥词，说什么希特勒是“世界上第一个摇滚巨星”。不只如此，他还被人发现在伦敦驾车的时候对着路人俾出向“元首”致敬的纳粹招牌手势。这回他惹的麻烦可大了，真正触碰到欧美社会的底线，结果被迫公开道歉。

有些评论至今仍然把他这个时期的表现视为其人生中污点，宝儿事后也老想把那些出位言行归于自己服药太多，神志不清。不过，要是我们拿出比“The Thin White Duke”晚了十来年出道的斯洛文尼亚乐队“Laibach”相较，你就会发现宝儿那些小动作算不上什么了。去年到过朝鲜演出的“Laibach”简直是从头到尾，贯彻始终的法西斯，打从一出道，就非常完整地把唱片封面、舞台设计、表演造型、音乐风格，以及歌词文案包裹在一套夸张煽情法西斯美学之下。可是你曾见过有人骂他们鼓吹极端思想，说他们是新纳粹份子吗？

David Bowie的经典形象The Thin White Duke

即便真有，大抵也是少数。那是因为任何认真的论者都能看得出来，“Laibach”只是在“扮演”法西斯，而非真的信从这套恐怖主张。只要是扮演，就难免多了段批判的距离，添上了一层谐仿的闹趣，能让我们在视听过程当中既被激起心底埋藏极权崇拜倾向，同时又不得不抽离，冷却下来省思那股不知从何而来的激动。

是否也可以把“The Thin White Duke”也当作是宝儿另一次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扮演”呢？“没有感情的雅利安超人”？拜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雅利安”这个字就已经是个忌讳了，就连古史学和语言学界都弃而不用，怎么会有人认真把它当回事？何况这个“雅利安人”还是个“没有感情”的“超人”，一听就是扭曲了尼采哲学的纳粹狂想。这句自我形容，难道就没有人读得出其中包含的戏谑？就算这位“The Thin White Duke”宣称希特勒是摇滚巨星，也不能算是说错。

在舞台上打滚了那么久，最懂得驾驭观众情绪的宝儿，大概也能体会得到昔年希特勒是怎样去魅惑群众，知道个人崇拜可以狂热到什么地步。在这个意义上讲，当代的摇滚乐（尤其是Stadium rock），确实能与独裁者的巫术相提并论。宝儿只不过是用了个夸张点的说法去表达他流行音乐的自省罢了。

最奇特的地方在于他这一时期的专辑《Station to Station》里头，居然还出现了指涉犹太卡巴拉哲学的歌词，例如“Here are we, one magical movement from Kether to Malkuth”。“Kether”是卡巴拉“质点”（Sephirot）生命树上的最高点，“Malkuth”则是这棵树的末段，代表容纳下降圣能的大地。一个法西斯超人唱颂着犹太神秘主义的符号，这位雅利安公爵岂非自我拆解？

性别、性取向、肤色、种族……所有现代社会用以界定个体自我，用以区分群类的基本身份范畴，在戴维·宝儿那里全都成了他构造角色的材料。而他的真身则在这一切危险事物之外，逍遥自在。

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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