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子:在一个受害者身上加注很多期望是一件奇怪的事|人间草木2018

弦子:在一个受害者身上加注很多期望是一件奇怪的事|人间草木2018

后窗工作室 内地女星 2018-12-18 15:05:59 575

见过律师后,我在去开剧本讨论会的路上哭了一路,甚至不想打这场官司了。坐在车里用围巾擦眼泪的时候,我反复想到赵敏那句“我偏要勉强”,小时候看书看剧,我向往她的一腔孤勇,可那时我才理解“勉强”背后的不安和胆怯。但是从那天的情绪走出来后,我的内心反而平和了,官司这件事,尽人事听天命。


现在我和麦烧希望官司打赢,并不是在意赔的那些钱,我也不觉得输了官司,所有人都会认为我的讲述是假的,但是我非常害怕输了官司之后,没有人愿意再站出来。


这是搜狐新闻年终策划“人间草木”的第二篇



文 | 陈怡含

编辑 | 王晓


弦子的手机收到了一幅铅笔画。这是一只漂亮的鸵鸟,她非常喜欢。弦子想起小时候自己常在爷爷家玩的一只塑料玩具鸟,和这只鸵鸟很像,有着逼真的脑袋和嘴,是可以托在手指上的大小。弦子怀念托着玩具鸟的那段时光,因为那时的自己“特别自在”。

这幅画是举报某媒体记者对其性侵的“灵灵虎儿”发来的,因为相似的遭遇,她和弦子成为了朋友。弦子说,朱军事件发酵四个多月以来,看到这幅画时的自己是最开心的,因为“灵灵虎儿”开始画画,就意味着她那几天的情绪还不错。

“灵灵虎儿”发给弦子的这幅画令弦子回想到儿时的自在时光。

7月26日凌晨,弦子在朋友圈发布长文,讲述了四年前自己在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节目组实习时被主持人朱军性骚扰的经历。随后,通过共同好友的转发,麦烧看到了这篇长文,并将其转发至微博。

起初,弦子发布那篇长文只是想要“完成一次与其他所有女性的‘共振’”,此后一切的走向令她始料未及:8月15日,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受朱军委托公开发表声明,称将起诉微博原发者。9月25日,她与麦烧正式接到法院的起诉状,朱军起诉二人侵犯名誉权。

在准备应诉的过程中,弦子体会到了类似事件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种种不易:合适的律师寥寥无几,可能的证人顾虑重重,而对于一桩在封闭化妆室内发生的案件,物证的搜集也是一道难题。

8 月 16 日,新浪微博主动向弦子提供了一个新的会员账号——“弦子与她的朋友们”,如今已有近12万粉丝。在微博上,网友对她讲述的真实性、举报动机等多个方面提出了质疑。后来,与官司无关的言论也会招致猛烈攻击。这些信息渗透进弦子的生活,左右着她的情绪。她一度后悔接受这个账号,但那些已经通过微博结识、或者未来可能通过微博求助的性暴力、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又令她割舍不下。

如今,弦子的心态平和了一些:“官司这件事就尽人事听天命。”她不想输,并非自己无法承受,而是害怕输了之后,没有人愿意再站出来。

以下是弦子的口述。

8月15日,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受朱军委托公开发表律师声明,称将朱军事件的微博原发者,也就是麦烧,起诉至海淀区人民法院。那篇律师声明使我非常愤怒,在7月26日发布举报朱军长文后,我试图通过司法程序得到相关部门对我四年前报警情况的回复,没想到先等来了朱军对麦烧的起诉。

起初,律师声明上并没有我的名字,但我已经做好了为麦烧出庭作证的准备,我决定站出来,陪着我的朋友。星权发表律师声明的第二天,我开始使用微博账号“弦子与她的朋友们”。我接受的采访也陆续被发表。因为公开发声,在最终的起诉状上,我被列为第三被告。

收到法院通知的情景就像电影似的——9月25日下午接到电话时,我正在另一家法院处理起诉朱军侵犯人格权的事情,还未来得及在我的起诉状上签字就得知自己被朱军起诉。我感到震惊,继而是愤怒,愤怒的不是他把我的名字加了进去,而是他明明做过那些事情,却不承认。其实在那40天里,我不时会对朱军真的起诉产生怀疑,后来发现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我开始正式为开庭做准备。这是我第一次打官司,对于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完全没有概念,有时想和律师沟通,都不知道该问些什么,这是很令人痛苦的。比如最初在截取网页上的信息时,我并不知道需要把网址也截进来,因为浏览器使用了无痕模式,并不显示网址,所以截出了很多不能被公证的图片。又比如同样一个微博,时间要不要截进去,是先截正文再截图片,还是先截图片再截正文,这些都是有讲究的。

还好后来有一位律师热心地帮助我正确地截取了这些证据。所以合适的律师是很重要的,和其他受害者接触后,我发现这个群体大多诉讼经验比较少,如果律师不告诉你要做什么,你是会手足无措的。

但找到合适的律师并非一件易事,我自己在这方面也不算很顺利。一来,国内在性侵、性骚扰方面经验丰富的律师原本就比较少,而且这些律师处理的大多是刑事自诉案件,不一定擅长打名誉权的官司;二来,你的律师和其他被告的律师也要进行磨合。

找证人的过程也会比较煎熬。其实有人不愿意作证,我很能理解,也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总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有一位朋友拒绝时的说辞是不想再管“这些破事”,她还透露自己四年前曾经对警察说了一些可能对我不利的话,我当时觉得很受刺激。后来一些维护女性权益的工作者告诉我,法官的判决并不会受到这种“受害者有罪论”的影响。

最近,我对那位朋友当年的行为有了新的判断。有个女孩找到我,说她的朋友遭遇了性侵,她想帮助朋友报警。在报警时,她一直和我保持联系,我才得知,警察是会问“你觉得她平时作风怎么样”或者“你觉得她为什么这么晚要去一个男生家里”这类的问题,而那个女孩从头到尾都很保护她的朋友。从她那里,我看到了一个朋友在报警时应有的反应,也稍微能够理解我的那位朋友为什么当年会在那个场合说出那些话。

我还做了一些其他的准备。在我收到起诉状后的第三天,美国大法官候选人卡瓦诺和实名指控他性侵的福特教授在联邦参议院出席了听证会,我看了福特教授在听证会上的自述视频,觉得那简直是人性尊严的高光时刻。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得像她一样好,但我在看到朱军时会不自觉地露出比较尴尬的表情,所以稍微去看了看他的视频,练习克制。

10月25日的庭前证据交换,我非常紧张,一些曾经被名人以侵犯名誉权起诉的人找到我,告诉我不要紧张,就当作是道家常。我发现这很重要,所以后来在另一位被起诉的举报者开庭前,我也告诉她不要紧张,法官虽然严肃,但也很和善。

庭前证据交换前一晚,我和朋友吃着螃蟹,坐在电视前看王晶版的《倚天屠龙记》,缓解焦虑的情绪。

那天我在庭上掉了眼泪。7月26日我发布那篇长文,是因为在朋友圈看到一位姐姐讲述了自己被性骚扰、被性侵的经历,想要给予她支持,在庭上我需要对此做出解释,需要呈上她的那篇讲述,并且给她实名。虽然提前有和她沟通过,但真正呈上证据时,我猛然意识到自己的官司把她也牵扯了进来。况且她的遭遇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我觉得很悲哀,就哭了出来。还有一些让我感到意外的情况发生,比如我曾经的朋友成为了朱军那一方的证人。

那天之后,又是新一轮的材料搜集。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搜索到半夜两点,压力很大,头发都掉了。

材料越来越多,有几次去见律师,我需要用行李箱装着拖过去。11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我带着自己准备的材料去做公证,花了六千多元的公证费,我觉得做这些事、花这些钱是有意义的、是成功的。但下午去见律师,听到的都是坏消息,突然让我觉得一切可能都是错觉。

见过律师后,我在去开剧本讨论会的路上哭了一路,甚至不想打这场官司了。坐在车里用围巾擦眼泪的时候,我反复想到赵敏那句“我偏要勉强”,小时候看书看剧,我向往她的一腔孤勇,可那时我才理解“勉强”背后的不安和胆怯。但是从那天的情绪走出来后,我的内心反而平和了,官司这件事,尽人事听天命。

今年双十一,我给自己买了一件黑色毛衣,准备下次开庭时穿。因为之前看的很多电影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出庭时要穿黑色,比如电影《雨中曲》前面就有一段台词,大意是女人出庭要穿黑色、让法官对你印象深刻之类的。我还去看了一下,很多明星被起诉时也是穿的黑色。

搞笑的是,一周前朋友给我转了一篇公众号文章,分析了我上次庭前证据交换时的着装,说我穿白色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我想,真的吗,就又买了一件白色毛衣。后来发现没有下装配,因为我平时都穿牛仔裤,便又下单了一条格纹裙子,希望在法庭上穿得合适一点,不要显得很休闲。

很多人说我勇敢,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发展到今天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我想得很少。我接收到不少陌生网友的善意,有人照着我的自拍画了一张素描,下面写着“加油”;有人发来家里猫咪用爪子比心的照片,希望逗我开心;而我站出来后接受的唯一实体礼物是一本小说,对方说那本小说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有些像。我很感谢他们,但也会惶恐,觉得自己好像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可以对得起这些善意。

弦子收到陌生网友为鼓励她而作的画。

我也发现有些人关注我并不是因为我被朱军性骚扰,而是把我当作一个反抗体制的斗士。例如我在发表对今年金马奖的看法时,说了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遭到了不少网友的攻击。

后来我讽刺一些声援蒋劲夫家暴的明星,甚至收到了自己被p成黑白的自拍照,像鬼一样,我被吓得一直发抖;有人把我和朱军的事情画成漫画,主角是两头猪,还暗示我们有金钱交易,看到后我一个人哭了很久;还有人建了个专门黑我和麦烧的微博账号,所有网友都可以投稿,真的不值得,我们又不是什么流量明星。

有一天夜里我在看黄日华版的《天龙八部》,看到乔峰被所有人背叛的那段戏,我失声痛哭。可能也和我那时“腹背受敌”有关,我不能理解那些人为什么那么坏,就像Me Too运动中的一些施害者,也是无缘无故的坏。

证据交换后我去了一趟沈阳,专门去辽宁省博物馆看宋徽宗的《瑞鹤图》,我很喜欢宋朝的皇帝,觉得他们比较保持自我,像一个人,不像一个皇帝。我不希望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无法成为纯粹的自己。

于我而言,朱军事件的意义在于通过和更多的人接触,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多了一些。

最初我会鼓励所有人站出来,会希望他们先报警,后来我又觉得保护自己比较重要,这个观点变化的过程也很有意义。包括报警在内的一切决定都应该以保护好自己为宗旨,前几天有女孩发来私信,说自己在某机构被人骚扰,那个机构就在她家附近,而她所在的城市是一个小城市,那么我就不会建议她把报警作为第一选择。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北京,我一定会建议她直接报警,因为北京的治安很好,但在那里她可能会遇到一些报复行为。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比如看一看那个机构相关的执照是否齐全。

网络上有一部分人从没想过为线下的改变做些什么,只是一直期望看到一个结果。有些人对我说,如果你撤诉,我们会非常失望,但在一个受害者身上加注很多期望是一件奇怪的事。对于接触到的所有受害者,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健康。“灵灵虎儿”给我发来一幅画是我这几个月最开心的时刻,因为她开始画画,就意味着那几天情绪还不错。而我绝对不会和她说,你现在就去把那家媒体举报了。

我现在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作者林奕含说“文字巧言令色”,因为文字确实会美化一些东西,会掩饰掉个体的一些痛苦。我在和其他受害者接触时会有种类似的感受,当事情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她们永远不愿意说那个男性到底对她们做了什么,只会用一些很模糊的词语。因为那个耻辱的感觉会束缚住她们,使得想法变为文字的过程中,消逝掉一些事实。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跟苦难比起来,文字也还挺轻飘飘的。

很多受害者正在面临严重的情绪问题,而浪潮中的声音并没有保护好他们,“健康”、“好起来”这个期望其实已经很难实现了。最近我也在考虑之后要不要学一下心理咨询,看看能不能更系统地去帮助他们。

这个阶段还是挺容易被网络上的东西所牵制的,一旦陷入负面情绪中,几乎无法把自己调整到一个好的工作状态,所以中间有那么几天,我没有办法写剧本,只能抱着手机和人家吵架。

最近我在赶一个项目的分集,连着四五天没有发微博,只是处理一些有相似经历的人发过来的私信。这是一部历史剧,前段时间没空看史书史料,最近在补。

很多商业电影一定会给观众一个狂欢式的结局,但在现实中,很多事情是像《海边的曼彻斯特》那样,没有什么结局。现在我把准备这个名誉权官司放在第一位,起诉朱军侵犯人格权的事情便暂缓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我觉得自己是一群不幸者中的幸存者。现在我和麦烧希望官司打赢,并不是在意赔的那些钱,我也不觉得输了官司,所有人都会认为我的讲述是假的,但是我非常害怕输了官司之后,没有人愿意再站出来。

(弦子、麦烧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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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怡含

我情愿相信世界不愚昧。

作品包括《葫芦岛撞人事件》

《公交坠江后,儿子的87小时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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