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尚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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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柳笃恒（1877-1951），中文名柳士廉，日本山形县人。早年曾随张裕钊的日本弟子宫岛大八，及中国驻日本公使馆随员张浍（张裕钊之子）学习汉语及汉学。 后就读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毕业后长期执教早大。期间曾受校长大隈重信之邀兼任其秘书，负责处理中国方面事务。1913年2月又一度受大隈嘱托，担任袁世凯法律顾问有贺长雄的襄助员。 1914年4月大隈第二次组阁时，复受邀担任其秘书。  以后继续执教早大，直至1951年寿终正寝。著有《支那语助辞用法》（文求堂1902年）、《支那近世产业发达史》（东亚研究会1931年）、《极东外交史概观》（世界堂书店1938年）、《东亚外交史论》（世界堂书店1942年）等。中日两国学界目前对此人尚乏专门研究，对其1913年6月离开中国返回日本前，为袁世凯收买充当高等间谍一事，两国学界更是全然不知。 

青柳作为早稻田大学教授，执教支那语和支那现代文

青柳接受秘密使命

青柳担任有贺长雄的襄助员只有短短数月。1913年3月初，他随同有贺到北京。6月，有贺初聘合同即将到期，青柳协助有贺与袁世凯方面签订了续聘合同，而他自己则向有贺提出辞职，并于7月初返回日本。 此段经历青柳在1918年1月手书的《略历》中曾提到过，但奇怪的是，《略历》写到1913年7月辞职，便没了下文，让人以为他此后不再与袁世凯政府有什么瓜葛。然而，新发现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青柳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叔度）的多封密函，却透漏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青柳其实在辞职回国前，已暗中从袁世凯那里接受了“秘旨”，从而由有贺长雄的襄助员，摇身一变而为袁总统的密探。或者可以说，青柳其实是因为从袁世凯那里接受了秘密任务，才向有贺长雄提出辞去襄助员职任的。

为了表达自己效忠于袁世凯的诚意，青柳于1913年6月22日写了一封长信给曾彝进，详细交待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并请曾彝进转禀袁世凯。这是青柳写给曾彝进的第一封密函，函首有“弟既过蒙大总统不弃知遇，必当一息尚存，此心不泯，以效犬马之劳也”等语，函末又有“今我大总统委弟以大事，惟有敢竭驽钝毙而后已耳”等语，明确透露了青柳已为袁世凯收买的信息。为防走漏消息，青柳在函中要求曾彝进“严守秘密，除我大总统与我兄及弟之外，一概不使别人知之。……如有误而使人探知弟带如此密旨，则此事万万无从筹谋画策也。” 故而连有贺长雄，对青柳的动向也毫不知情。在后来发给曾彝进的密函中，青柳还不忘提醒曾彝进说：“有贺博士、阪西大佐（时为袁世凯的军事顾问）等前，弟与贵处之关系，至今均都秘密，请兄留意，幸勿遗漏是要。” 

袁世凯

青柳笃恒与袁世凯其实早在1905年春便有过接触。当时他与在早稻田担任学长的高田早苗来中国进行教育考察，曾专门去天津拜访过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 ，袁世凯对他的汉语和汉学水平应留有些许印象。1913年春，青柳作为有贺长雄的助手再次来到中国，与袁世凯也算“旧雨重逢”，只不过此时的袁世凯已经贵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于收买日本人充当间谍是很重视的，据曾彝进讲：“在‘二十一条’未发生以前，项城叫我联络日本浪人，即日本人有相当知识而怀才抑郁者，挥金与交。数年之间，经我手推荐了若干人。项城就中选定六、七人，最高有月给五百元者，至少者亦月给二百元。直言之，即我方收买的日本间谍，其事极秘，除项城与我外，无第三人知之。”又说：“我因久已暗中为项城收买日本高等间谍，为日本使馆的注意人物。”  青柳虽非浪人，但应是曾彝进与袁世凯物色的高等间谍之一，故青柳后来的密函均系发给曾彝进，再由曾彝进报告袁世凯及相关部门。袁世凯对青柳“通华语，解华文，娴华礼，谙华情” ，且与大隈重信关系密切，应很看重，这是他同意发展青柳从事秘密工作的重要原因。而青柳则有些“受宠若惊”，立刻将自己的过往经历通过曾彝进报告袁世凯，以表达“输诚”之心。

青柳于1913年7月初返回日本。此后，他不时向曾彝进发回密函，报告他在东京等地的活动情况，以及所获情报。这些密函，现在大都完好地保存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共计十九件，均用汉文书写，本文统称之为“青柳笃恒致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密函”，以发函时间区分之。其中有两件是青柳在离京回国前写给曾彝进的，其一即上引1913年6月22日密函。回到日本后共发给曾彝进十七件密函，持续时间超过半年，其中1913年10月有三件，11月有二件，12月有九件，1914年1、2、3月各有一件。十七件中，有十三件封皮依然保存完好。每函往往谈及多件事情，内容极为丰富。函中还夹带有其它一些文字，主要包括：一、青柳笃恒给袁世凯的日文密呈两份。二、革命党人范更新致早大校长大隈重信亲笔信一封，致孙文亲笔信一封，以及范更新名片一张。三、革命党人仇鳌致青柳明笃恒明信一封。四、日本新闻剪报数十张。此外，连同密函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袁世凯方面的若干件相关资料。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民初复杂的中日关系背景下，青柳笃恒作为一名日本人，其间谍活动并不仅限于提供日本方面对华情报，他还提供流亡到日本、与日本一些团体和个人保持密切关系的革命党人的情报，并通过其他方式暗中为袁世凯工作。其活动内容随局势发展而有变化，概括来讲，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暗中协助袁世凯的心腹孙宝琦、李盛铎及驻日代表汪大燮介入中国兴业会社组建商谈，破坏革命党与日本实业界的联系；二是刺探革命党人行踪及内幕，及时密报袁世凯，以破坏革命党人的反袁活动；三是搜集日本方面对华情报及朝野对袁世凯的各种看法，及时通报袁世凯；四是想方设法在日本制造舆论，进行有利于袁世凯的宣传工作。

破坏革命党与日本实业界联系

在1913年6月22日给曾彝进的第一封密函中，可能由于双方对所涉事情心照不宣，青柳对于他通过曾彝进从袁世凯那里领受了何种“密旨”，并无半点透漏。三天后，青柳又给曾彝进写了一封“要函”，内容如下：

顷在章宅所谈中国兴业会社一事，攸关实属匪轻。该会社中坚人物即山本条太郎氏，而弟与之素交。府中如命孙、李二先生立正式代表之地位，而弟随之辅佐运动，则事不为不成。弟不自揣，如果辱蒙大总统训示，俾弟效微力，则弟窃谓府中现即电致孙、李二先生或汪代表仍属不妙，何也？倘或如此，则恐弟未回到东京以前，此事早已泄漏于孙、李二先生左右之人，以致又为山本等所探知，弟东归时必致不便筹画商办。愚见拟请稍后下月初旬弟由北京启程之时，由大总统一面另缮致孙、李二先生密翰乙封，交下弟处；一面电致孙、李二先生，内只称现有一件要事委任青柳，俟伊回到东京后细加斟酌为要，另有信件使伊齎至等语，而电文中万勿题明究系何事。弟即将密翰捧持东归，面交二先生，特屏左右之人，三人鼎坐，密筹办法，然后与山本等磋议酌办。若能如此，则机密綦严，大事成矣。窃谓是万全之策，并不以为晚也。祇望此事亦须绝对秘密，勿使闲人干预，切切为至要。未审尊意以为如何。一切敬候训示。 

由函可知，青柳最初所参与之秘密工作，与袁世凯政府计划同中国兴业会社进行的谈判有密切关系。中国兴业会社原本为1913年2月孙中山为筹借外债发展实业，召集一些华商与日本实业家涩泽荣一（三井物产会社董事长）、山本条太郎（三井物产会社理事）等在东京发起组织。稍后，由于发生“宋案”，孙中山为了联日反袁，降低了双方合作条件，由起初坚持“依中国的法律设立本公司”，改为“同意暂依日本法律创立该公司，但将来中国新法律制定后，必须立即根据中国法律而更改之”。  事为袁世凯方面获悉，相关人员遂拟定了一份应对计划，呈报袁世凯，内容如下：

日本发起之中国兴业公司，业已成立，势难取消。兹谨拟对待之法如左：一、先电驻日汪公使，一面与该公司重要人物切实接洽，表明政府极端赞成之意，一面调查该公司现在已有华人入股与否，有系何方面人，华总理等职员如何选派，迅速电覆。二、若尚无华人入股，或已有少数人入股，又非彼党中人，似可劝诱殷实妥慎之商家，竭力纠合资本，将所有之全部华股二百五十万元，或所余多数华股，一律购买，于公于私均有裨益。三、若华人入股已占多数，且系彼党人主持，似应派人赴东设法破坏，务使其消灭而后已。四、若华人入股已占多数，并非彼党中人，似可由工商部竭力提倡，表示政府赞助之意，是亦联络日人之道。 

此件密呈现亦藏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内容极为重要。呈中所述对待中国兴业公司之事，按理应由工商部出面处理，但由于呈文目的在对付革命党，而呈文中三次出现“彼党”（指革命党——引者）字样，袁世凯阅后，特别将第二条中的“又非彼党中人”六字，第三条中的“且系彼党人主持”七字，以及第四条中的“并非彼党中人”六字，用毛笔圈定，然后又在呈文开头批了“存备考”、“‘党’字不便交部”等语，以表明此事不宜交由工商部处理，以免泄密。

最终，袁世凯决定采取第三策，一方面由外交总长密电驻日公使汪大燮 “与该公司重要人物切实接洽”，“将该公司实在情形，如华股已否开募，已有华股若干，应募者何方面人居多，华总理、副总理等职员如何选派等事详探电覆” ；另一方面，暗中遣人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谈妥，决定派孙宝琦、李盛铎前往日本，介入公司商谈，以拆散孙中山与日本实业界的关系，从而打击革命党人。  青柳函中所述“汪代表”即指驻日外交代表汪大燮，“孙、李二先生”则指孙宝琦、李盛铎，他们于6月21日，即青柳给曾彝进递交第二封密函前4天，离京赴日。  他们到日本后发表谈话，否认此行“系因中国南省与日本以东亚兴业公司为楔子关系加密，为破坏此关系计，特行来东”，斥之为“以讹传讹”，而谎称“此次来东，并非承袁总统意，系因当夏季休假，故闲游一次”。  青柳与中国兴业会社的日方中坚人物山本条太郎素有交情，因此在与曾彝进等商谈后，他自告奋勇，表示愿意辅佐孙、李二人“运动”。为了做到“绝对秘密”，青柳提出最好由袁世凯缮写密信一封，由他携带至东京面交孙、李二人。另外再发一电与孙、李，电中“只称现有一件要事委任青柳”，“万勿题明究系何事”。待他到东京后，三人再商量如何与山本交涉，而不要事先将他所负使命电告孙、李，免得消息泄露，为山本等人所探知，给活动造成不便。

青柳回国后如何协助孙、李二人破坏孙中山与涩泽荣一、山本条太郎合作创办公司，在其后来给曾彝进的密函中，未见有具体报告。由于“宋案”发生后孙中山忙于反袁斗争，无暇顾及公司之事，袁世凯方面加紧活动，于1913年11月邀请中国兴业会社副总裁仓知铁吉访华，在北京召开中国兴业会社会议，通过了补选袁世凯心腹杨士琦为中方总裁等决议。  到了1914年4月，公司改名为“中日实业公司”，杨士琦就任总裁。  袁破坏革命党与日本实业家合作的目的最终达到。

在1913年11月18日的密函中，青柳还曾提到他破坏革命党向日本方面借款之事：

借款一节，已与前途商酌，其提出之条件，大概如左：

一、金额：一千万圆。

一、利息：六分乃至七分。

一、手取：九十乃至九十五。

一、担保：担保必须适当且确实，未审贵处提出何种担保，请即由贵处先行指示，用便商榷。

此项借款本系今夏由宫崎滔天等从中介绍，与黄兴开议，几将成就。弟（某）一闻之，秘密运动，竭力牵制，遂作罢议，以迄今日者也。 

函由青柳写给曾彝进，故谦称“弟”，袁世凯阅后将“弟”字用毛笔圏去，改为“某”字。据函，此项借款原本为黄兴提出，由宫崎滔天等从中介绍，与日方商谈。从时间点看，正好是“二次革命”即将爆发或刚刚爆发的时候，因此，这笔款项对革命党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由于青柳“秘密运动，竭力牵制”，导致黄兴与日方的借款谈判功败垂成，对革命党的打击应是很大的。 至于袁世凯方面最终是否就一千万圆借款与日方达成协议，相关资料未见记载。此事是否与中国兴业会社有关，亦无法判定，但因内容甚为重要，故在此一并叙及。

追踪革命党行踪并破坏其反袁活动

青柳答应为袁世凯秘密工作是1913年6月下旬，其时革命党人因“宋案”和“善后大借款”，反袁呼声已很高。而就在青柳笃恒返回日本仅仅数天后，“二次革命”正式爆发。首先是江西都督李烈钧宣布独立，紧接着黄兴在南京宣布江苏独立。随后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广东陈炯明相继宣布独立，发起反袁战争。这次革命进行了不到两个月，即被袁世凯镇压，由于受到袁世凯政府通缉，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革命党人纷纷逃亡到日本。紧接着，袁世凯又于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数百名国民党人的议员资格，于是有更多人逃亡日本。但袁世凯并不罢休，他急需掌握逃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的动向，以绝后患。于是，青柳笃恒的角色随之发生变化，“密使”而外又为“密探”，且以后者为主要任务。1913年11月之后，青柳发回的密函逐渐增多，并且大多涉及流亡革命党人活动，正是此背景下的产物。

1913年3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上海横滨正金银行内商讨反袁问题。

对青柳而言，刺探革命党人行踪及内幕，可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青柳精通汉语，这使得他可以和流亡在日的中国人无障碍地交流。其次，青柳自清末以来长期负责早大的中国留学生教育 ，而流亡革命党人有很多在早大活动，甚至在早大就读，这就使青柳很容易掌握他们的动向。再次，青柳深受早大校长大隈重信器重，而大隈作为日本政坛极有影响的人物，与日本朝野各界以及中国各方面人物多有往来，青柳作为大隈的秘书，经常参与大隈组织的活动，掌握很多内幕。大隈曾在给青柳所著《极东外交史概观》所作序言中写道：“青柳君作为早稻田大学教授，执教支那语和支那现代文，长期担任支那政治经济讲座，凡支那事，其学识渊博，精深无遗。故十余年来，吾与支那人的会谈及文书往来，常有劳青柳君。然其间多有涉及政情机密，这诸多材料，今尚为君的掌中之物。” 青柳由此获得了许多情报。

自然，在早大活动的流亡革命党人的动向，成了青柳跟踪的一个重点，曾几次向袁世凯密报。先是在11月18日的密函中，青柳报告了办理“亡命客”入早大就读的情况：

亡命客入早稻田大学读书一节，交涉次第进行。敝大学学长高田博士，原虑主峰之意以为如何。顷接惠函，详悉主峰亦同甚表同情，转达学长，伊始放心，嘱弟进行。细情容续函禀。至于主峰命意，弟深领之矣。附呈信片，系仇鳌所致弟也。 

青柳所言“主峰”即袁世凯，“惠函”系指曾彝进来函。由函可知，早大方面起初因担心袁世凯方面反对，对于收容流亡革命党人入早大读书颇有顾虑。在接到曾彝进来函，告知袁世凯对流亡革命党人入早大读书“甚表同情”后，青柳向学长高田博士转达了袁世凯方面的意思，高田这才放心，让青柳办理有关事宜。至于青柳说“主峰命意，弟深领之矣”，虽未明言，但不难想见，袁世凯的意思是，让流亡革命党人进入早大读书，将更容易掌握他们的动向。 

随11月18日密函寄给曾彝进的仇鳌明信片现仍保存在北大历史学系，共两张，第一张写收信人地址、姓名及寄信人地址，第二张为明信正文，内容如下：

复示祗悉。课单拟定时即乞掷下，以便附同旨趣书刊布。合同早已脱稿，惟尚须约同殷君一商，即行送呈左右。至于责任一节，弟等当对于学校完全担负。耑此，复送笃恒先生照安。弟仇鳌谨启。 

明信中的“殷君”，应指革命党人殷汝骊。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的记录，黄兴、李烈钧等流亡到日本后，曾秘密发起组织“浩然庐”，对流亡党人施以军事教育，兼授日语、法律、政治、经济学、武术等，于1913年12月1日正式创立，具体主持人便是殷汝骊及日本预备役骑兵大尉青柳胜敏。  仇鳌明信中所言，应即指筹办浩然庐事。“课单”似指浩然庐计划开设课目，青柳参与了拟定；“旨趣书”当指浩然庐创办旨趣书；“合同”则可能是关于聘请青柳任课事。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并未提到仇鳌参与创办浩然庐事，仇鳌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未提到此事 ，但从他写给青柳的明信来看，他的确参与了筹办。其时，仇鳌正在早大就读，青柳正肩负监视革命党人的任务，故他要求仇鳌等为他们的活动向早大负责，这才有了仇鳌的复信。而青柳转手便将这封信寄给了曾彝进，于是，浩然庐的创办对袁世凯来说也就不再是秘密。

在11月18日的密函中，青柳还通报说：“彼党中人，现仍与弟常来往，其秘密举动，自当务必设法侦探，随时禀明不悮也。”  大约一个月后，青柳进一步报告了革命党人就读早大的情况，及其对革命党人采取的防范措施：

彼党中人入早大者，前充参众议员等，其数日多，胡瑛以下读书尤努。总长大隈伯爵、学长高田博士嘱弟将其入学之许否、品学之监督，一切均归弟裁度节制。弟当一面开导婉劝，竭力使其向于正道，一面大小探侦彼等举动，随时报告可也。至其布置一切，业经密为其处矣。 

几天后，青柳又报告了胡瑛试探介绍两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流亡革命党人，化名就读早大政治科的事情：

日昨胡君瑛来寓面商曰：兹有友人二名，系前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此次拟入早大政治科读书，只有一节，必须格外妥议。该人等实名阴讳，未便公表，未审能否特准其变名入学，究竟如何？弟曰：可也。贵友们既系亡命军人，其实名弟当设法管保，不敢发表。惟弟等学校当局者，专责所在，不可不知其实名，但必当绝对秘密，不致泄漏矣。胡君唯唯而去，当在过年后即行入学也。凡在敝国亡命之客，张继以下均系变名（张继假名云姜白），惟有胡瑛一人，公称实名而毫不秘而已。 

由此函可以看出胡瑛的谨慎，与青柳的狡猾。青柳一方面表示可以接受两名革命党人化名就读，另一方面又提出学校当局不可不知入学者真实姓名，并表示绝对不会外泄。但胡瑛显然很谨慎，并没有立刻告知青柳两名欲入学者的真实姓名，因此青柳在此函中没能像通报张继化名那样，将两人真实姓名通报给袁世凯。函中提到张继以下革命党人均用化名，惟有胡瑛一人“公称实名”，对于研究者了解胡瑛其人甚有价值。“二次革命”爆发前，胡瑛曾“以调停自任，前往上海，游说多方”，但未能成功。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所发通缉令中并无胡瑛名字，但他也逃亡到了日本，并不时“发表维持大局之言论”，与袁世凯方面关系暧昧。他在日本敢于“公称实名”，可能与其主张有关。1915年5月，袁世凯方面“令人致意，劝其回国，将有所任”，胡瑛遂回国自首，并入住杨度家中。  不久，“筹安会”成立，胡瑛摇身一变而为“六君子”之一，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呐喊。

除了报告早大革命党人情况外，青柳笃恒还向袁世凯报告了在日革命党人的整体情况，特别是革命党领导层的情况。在12月1日的密函中，青柳笃恒报告说：

亡命客在敝邦者约八百名，遇此次上月初四之命令，彼等意谓无可奈何，均皆有意入学读书。惟李烈钧一派八十人，仍不安分，跃跃欲动，须注意耳。孙、黄名声日坏一日，彼党中人众望攸归，颇有变迁，时有趁此孙、黄失望之机，窃图自取其地位而代之者，其运动至密且敏。大略情形弟经随时晤谭马公使，又通告有贺博士矣。至彼党中人各领袖详细举动，仍当分别面禀为可。 

函中“上月初四之命令”，即指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二次革命”“该国民党本部与该国民党国会议员潜相勾结”，勒令国民党各级组织于三日内解散，并派出大批军警，分头追缴国民党国会议员之证书、徽章。“马公使”指马廷亮，1913年9月驻日公使汪大燮回国任教育总长后，马曾接任驻日“代办”，直至1914年2月新任公使陆宗舆到职。“有贺博士”即有贺长雄，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当时正在日本。青柳7月初离开北京时，曾计划12月底回北京向袁世凯当面汇报一次工作情况，故此函末尾有“仍当分别面禀为可”之说，不过由于经费问题，青柳实际未回北京（详后文）。

在12月17日的密函中，青柳笃恒又报告：

此他【地】亡命之徒索资孙、黄者冠盖相望，孙所齎之款无多，而至于黄，拥款巨万。然而，如有其徒求援者，惜而不与，是以彼党之中，其名声颇坏。东京品川黄兴之居，堂堂大厦，巍巍高楼，出入起居，一富翁耳。彼如云，予保江宁刀折矣，尽而后奔矣，人有耳目，谁能信之。 

到了1914年1月9日，青柳笃恒再次报告：

张继、胡瑛等常来晤谈。（张继系属与弟旧交，距今十五六年以前，敝友中岛裁之由北京带至东京，嘱弟使伊寄居于敝寓，同居两年，张时年十八岁。）据云，孙文、何海鸣等穷状，真堪可悯。李烈钧独阔。日前澁泽荣一、山本条太郎等中国兴业会社中人胥谋捐款济其急矣。 

由于青柳与胡瑛、张继等人来往密切，而胡、张等是革命党骨干，特别是张继，与青柳有十多年的交情，张与孙中山等往来又极为密切，这就使青柳得以获得革命党领导层的一些内幕。青柳不但向袁世凯通报了在日流亡革命党人的规模，而且透漏了革命党领导层内部的种种矛盾。从中可以看出，“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等人的革命热情已经大大减弱，与孙中山的分歧在加大。特别是黄、李等人未能在经费上给与孙中山有力支持，从而使孙中山陷于十分窘迫的地位。孙中山在革命党人中的威望在下降，黄、李等人在普通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声誉也在下降。12月1日的密函中提到革命党内部不时有人趁孙、黄威望下降之机，秘密运动，试图取孙、黄而代之，说明革命党领导层的危机，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由于革命党领导层不和，一些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也分裂成不同派别，如“宫崎滔天一派是孙派，萱野一派是黄派，日野大佐一派为李烈钧派，高野一派是柏文蔚派……” 

青柳笃恒还不时向袁世凯方面报告一些革命党人的具体革命活动，提醒袁世凯政府加以防范。如在1914年2月18日的密函中，青柳就报告了革命党中“最激烈派人”仇鳌等，正谋划在满洲制造事端，以激成袁世凯政府对日对俄麻烦外交问题，从而达到借外力推翻袁世凯政府的目的，要袁“预为防范”。函云：

顷者彼党中最激烈派人，纷纷密行满洲，意欲蠢动。如仇鏊等亦同将去，其他领袖人名，未能详悉。今探彼等对于贵政府作战计画，并非出于直接攻击，实图一种间接射击之法。何谓间接射击？彼等自知力不足敌，以谓与其以母国束手委之于现政府之为制，索性以母国破坏到底，委之于列强之爪牙为快。于是在满洲密谋故意激成对日对俄之麻烦外交问题，间接与政府为难，遂致藉外国之势威推翻政府，如是而已。其居心手段，洵为可恶，尤须注意，预为防范，是为切要。余容续行布闻。 

在1914年3月13日的密函中，青柳笃恒又报告了李烈钧、张继、陈家鼎、陈家鼐等人的秘密活动，特别是报告了刘艺舟等人正预备在日本各地上演“排袁戏”，“鼓吹第三次革命”，请曾彝进将情况转呈袁世凯，同时表示自己将“相机设法破坏”：

李烈钧、张继夙已相携西去，谅已邀闻。二人表面则言趁闲观光法国，其实则赴南洋联络华侨筹款。陈家鼎（前众议院议员）、陈家鼐（湖南谭前督参谋）兄弟俩东渡，请入早大肄业，弟准如所请。二人均不上堂读书，时出串访敝邦各有力家，暗中运动，以破坏第二次大借款为目的。现又有刘艺舟者，系湖北人，或言前此革命时，曾当山东都督，仅有五日京兆之说，未审是否果然。前在大连演戏数场，现已东渡，暂寄长崎柏文蔚处。顷者刘特派陈济才（河南陆军学堂出身）乘机来京，现正预备演戏，并拟于大阪、神户、长崎等处次第演戏。其所拟演之戏，实系以鼓吹第三次革命为目的。伊自扬言，称之此系排袁戏云云，无赖之词，尤属可恶。弟一面续后探侦其举动，一面自当相机设法破坏。 

除以上情节外，尚有一事值得特别一提，即范更新向孙文请求资助其留学日本，而为青柳笃恒破坏事。范曾参加辛亥上海光复之役，后与戴季陶在上海组织五族少年保国会总部，旋任“保国会闽支部长”，赴南洋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沪军都督陈其美曾答应范运动中央稽勋局，资助其赴日游学实业，不料“二次革命”爆发，陈其美下落不明，范亦飘流各处，生计困顿，游学计划落空。于是，范于1913年12月11日写信给孙文，报告自己的革命经历，请求孙文设法为其筹措游学经费。但由于他只听说孙文在神户，而无法与其直接取得联系，遂写信给早稻田大学校长大隈重信，同时将给孙文的信密封后一同寄给大隈，又呈上名片一张，请求大隈将信转交孙文。  由于青柳系大隈秘书，此信发出几天后就落到其手中。青柳在12月17日的密函中，将范更新致大隈重信及孙文的信件，连同范的名片，一并寄给了曾彝进。由此事可看出，青柳对革命党活动的监视，达到了相当细密的程度。而从前引青柳的报告也可以看出，其对流亡革命党人的内情可谓相当了解，并且总能够预先得到消息，从而将情报及时传递给袁世凯方面。

搜集日本朝野对华方面情报

在青柳回国后发给曾彝进的十七封密函中，有五封与此有关，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首先是向袁世凯方面报告日本朝野对袁氏当选及就任正式大总统的相关看法。袁世凯于1913年10月6日当选正式大总统，次日，各国表示承认。10日，袁世凯正式宣誓就职。青柳笃恒除了接连给总统府发出三封电报表示祝贺外 ，又于10月12日连发两函给曾彝进，并随函寄去日本各报对有关消息报道的剪报。 计包括《万朝报》、《国民新闻》、《东京二六新闻》、《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中外商业新报》、《东京朝日新闻》、《日本》、《大阪新报》、《中央新闻》、《京都日出新闻》、《每夕新闻》、《时事新报》、《大和新闻》等15家报纸的20条剪报。这些剪报现均完好保存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内容看，除了青柳本人向报界发表谈话，对袁世凯大加赞赏外（详下文），各报内容多系关于袁世凯的负面描述或评论。大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介绍袁世凯从前清到民初的从政经历，特别强调袁世凯逼迫宣统皇帝退位一事，认为袁绝非华盛顿一类人物，而如董卓、曹操。  又将袁说成是个“老狯、恶辣、权诈、残忍”之人，其过往行为“酷似曹操、司马懿”。  二是对袁世凯当选过程中负面新闻的披露，如采用“威压、胁迫、收买、诱拐等一切的恶辣手段”，连续投票三次才当选，认为这是民国史上难以拭去的“污点”。  三是对袁世凯政府的前景进行分析，认为袁世凯政府的将来还是个谜，袁依靠金钱和武力赢得其地位，并没有得到所有人一致认可，这是“新共和国的第一弱点”，其基础并不牢靠，其中实潜伏着共和国的“最大危险”。  又认为袁当选后面临种种困难，如列强在中国各处侵夺，孙中山、黄兴等在海外继续反袁，宗社党仍在图谋复辟，以及政府财政极为困难等等，因此其前景不容乐观。 

青柳向袁世凯提供的第二方面情报，是实业家涩泽荣一等人的活动及其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在1913年11月18日的密函中，青柳报告说：

澁泽男爵赴华延期，实因该男爵稍损健康。刻又值天气寒冷，其医男爵高木兼宽极力劝止。惟中国兴业会社副总裁仓知铁吉（前外务次官）单独赴华与否，久在游移之中。现已确定伊与澁泽男爵之一子前去。澁泽一子仍系学生，此次同去不过修学旅行之意，并非为其父代理。溯查澁泽男爵等此行，名虽称为漫游，而种种实业上之问题，固然有之。就中如陕西省延长府煤油窰问题、浦口土地买收问题，为最大要务。抑有更属秘密要故必须奉闻，仍请转禀主峰者，敝邦实业家与南方诸士之联络，迄今仍有之是也。澁泽男爵决计赴华，先是密招孙文于东京商业会议所，澁泽男（爵）以下，东京商业会议所会头中野武营，同副会头大桥新太郎等，与之接洽。谈之以赴燕之事，孙文无异议，议于是乎决矣。要之，敝邦实业界领袖，在实业一方面论之，现仍注重南方之势力，以为将来敝邦实业关系，仍以南方为主，故不欲与南方之士为敌也。此节尤属秘密，请兄注意。 

如前所述，袁世凯方面一直试图切断日本财界与孙中山的联系，除了派人到东京秘密破坏外，还有一个举措，就是邀请中国兴业会社日方负责人访华，以商量公司改组之事。此函反映的就是这一情况。在这份情报中，青柳除了报告涩泽荣一因病延期访华，日方已确定由中国兴业会社副总裁仓知铁吉（前外务次官）和涩泽荣一的一个儿子到中国去这一情况外，并透漏了涩泽荣一等计划中的中国之行的目的，即名为漫游，实则与实业上的计划有关，特别是会涉及陕西省延长府煤油窰问题，及江苏省浦口土地买收问题。青柳并特别提醒，日本实业界领袖因在经济利益上与中国南方有密切关系，故不愿与“南方之士”为敌，仍旧保持着与“南方诸士”的联络。涩泽荣一决定赴华后，就曾密招孙文于东京商业会议所，与会头中野武营、副会头大桥新太郎等接洽，得到孙的同意。此一情报对袁来说，重要性不言而喻，故袁阅后特别将此段文字圈定，并批示：“以上另抄，备商议。”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青柳向袁世凯方面详细报告了他和日本宗社党首要人物川岛浪速等人关系的变化，以及川岛浪速和日本军方在满洲等地的秘密活动。在1913年12月23日的密函中，青柳就此写道：

川岛浪速系弟二十年来之旧友，交情最久，讵今夏以来，实因关乎贵国时局之政见，彼此全然反对，竟至绝交。彼等一派，有其友宫岛大八（弟之叔伯兄弟而弟之恩人）、松平康国（早大教授，弟结婚时作媒之人）、小越平陆（浪人会中之巨擘，《阴谋家袁世凯》之著者）及其门生松本菊熊、小平总治等（前次暗杀阿部局长，其党亦有其门生二人，姓宫本及元吉）。弟对此徒谊属亲戚朋友，或系后进子弟，相共握手，谭论东方时事，为日良久，一旦公见不同，挥泪离别，亦不得已也。凡人其政见互殊，如同其面。现今贵国际此风雨飘摇之机，为今之计，要在统一，何有驱之陷入土、墨政争惨辙之理。究是我日本帝国之幸，又东亚大局之福也。弟之以此为怀，一则崇拜英雄，二则贡献平和而已，岂有他乎？彼等不察，浪生厉阶，而自是自高。弟虽疏愚，安能可【再】与此辈共事耶。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弟既决志附主峰之骥尾，专诚执鞭，人权神圣，虽以恩人长辈之命，乌容侵犯。苟公理明道之所在，大义名分之所存，何遑问亲戚本家，又焉能论先进后进之别。以公殉私，弟所断而不能忍者也。川岛前与肃邸有桃园之义，与恭邸又好，是在日本宗社党唯一之头目。彼党宗旨原与南方民党正为反对，一主共和，一倡帝制，而至对于我主峰之计图则一也，此两派其根本宗旨迥异，而能迩来互相握手提携共其事者，实以此故耳。今兹川岛业于二十号由京启程，率同小平，相携前赴旅顺、青岛矣。其踪迹尤须注意。再，北京使署通译官小村后三郎，为人重厚，惟其妻系川岛之妻之妹也，乞并记之。 

据青柳所言，他和川岛浪速一派人之所以分道扬镳，是因为自1913年夏“二次革命”爆发以来，他和该派人对中国政局的看法“全然反对”。川岛浪速自清末以来一直策划满洲独立，被日人称之为“满洲建国之先驱者”。 他与肃亲王善耆等宗社党人物关系极密，是日本宗社党的首领，清帝退位后一直图谋复辟帝制，与袁世凯向来势不两立，故对于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并不支持。而青柳则是坚决支持袁世凯镇压革命的，认为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统一，决没有驱使中国陷入像土耳其、墨西哥那样的“政争惨辙”的道理。他并向袁世凯表白了自己的鲜明态度，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己“既决志附主峰之骥尾，专诚执鞭”，就决心与属于川岛派之亲戚朋友，如其叔伯兄弟宫岛大八、媒人松平康国教授等分道扬镳，决心坚守“公里明道”，“大义名分”，而不问“亲戚本家”。更为重要的是，青柳向袁世凯方面报告，川岛派和南方民党已经由过去宗旨不同、势不两立，开始联手对付袁世凯，并提供了川岛等人几天前已经前赴旅顺、青岛活动的信息。末了，又顺便告知，日本驻华使馆翻译小村后三郎的妻子系川岛妻妹。根据1914年1月日本驻中国公使山座圆次郎致关东都督福岛安正的电报，升允及其部下、肃亲王派宗社党、川岛浪速等日本人，的确聚集到了大连，谋划举事反袁，而戴季陶和陈其美也来到大连参与合谋，准备第三次革命。  可见青柳提供的情报是很准确的。函中提到的小越平陆《阴谋家袁世凯》，由东京健行会于1913年6月出版，通篇站在日人及宗社党立场，大骂袁氏所作所为。

1914年1月9日，青柳又进一步报告了升允和川岛浪速等人的活动：

前者升允之到满洲及青岛谋叛也，某国（旁注：按即日本国）陆军中人（究系何国弟未能言明未憾，请兄高明察知之）密筹趁此机会，暗中激动张作霖，合从举事，讵料事泄，该国新报载明其始末原由，其密谋遂破于未成矣。川岛急赴满洲（旅顺），亦与此谋有密切关系，须要注意。某国陆军煽动张作霖举事，与升允等呼应而起之密谋，虽然已破于第一举，而其第二举万不可谓断无之之事，请兄妥速布置防范，是为切要。 

升允是前陕西巡抚，蒙古镶蓝旗人，辛亥革命期间拒不承认共和。清帝退位后一直往来天津、青岛、旅顺等地，图谋复辟。青柳此函报告了日本军方曾暗中煽动张作霖举事，以便与升允在满洲及青岛的谋叛活动相呼应，不料由于日本报纸泄露消息，密谋未成。并说川岛近期之所以急赴满洲，与此谋有关，应加注意。又提醒说，此谋虽破，但难保日本军方、张作霖及川岛等人没有后续举动，要袁世凯方面一定要“妥速布置防范”。虽然青柳在函中但言“某国陆军”，而未明言何国，但由于日本觊觎东北并与张作霖勾结之事，早已不是秘密，曾彝进自然明白所指为何国，故在该信抄件的“某国”二字旁批了“按即日本国”五字。可能是鉴于辛壬间（即清帝退位后前后）张作霖一度拒绝承认共和，试图勾结日方将东北拱手相让，给袁世凯造成很大麻烦，袁世凯看到青柳的报告后，在抄件旁又特别批了“此节抄”三字，说明青柳提供的此条情报引起了袁世凯的高度重视。

利用日本舆论为袁鼓吹

此为青柳为袁世凯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北大历史学系所藏青柳致曾彝进密函中，有两份青柳所书日文“觉书”（中文“备忘录”之意），格外引人注意。两份“觉书”均由曾彝进节译后呈给袁世凯，一份题名《操纵日本新闻说》，另一份题名《转移日本新闻办法》。在《操纵日本新闻说》中，青柳首先分析了日本新闻报道多偏向民党方面的六点原因： 

近日日本新闻记载，利于南方之事实多，利于北方之事实少，其缘由如下，试列举之：一、当革命时，日本人士与南方人共事者多，与北方人共事者少。二、日本人在北方者少，在南方者多。三、国民党党员之铮铮有声者，如孙逸仙，如胡经武（即胡瑛——引者），近日游历日本，与日本人交情颇密。四、政府态度过于慎重，恒不喜以事之真相示人，故日本人恒谓政府不如南方民党之坦白率真。五、戊戌政变以来，经过清朝之覆灭，以迄今日，日本人对袁项城之感情，一直不佳。六、近日日本拥护宪法、打破官僚之说盛行，民党势力日盛，故日本人对于民党表同情者多。

接着提出六条“转移之策”：

转移之策如左：一、设法使北方人士与日本人为个人之交际，随时接近，疏通意思。（中日记者俱乐部为团体亲睦之法，不如个人交际之利益大）二、政府宜就各机关指定专员，专司预备新闻材料，并接待新闻记者，除机秘事件外，一切披沥见告，政府所与之新闻材料既多，自不向南方民党索取材料矣。三、派遣足以代表政府之人游历日本，与日本内地重要人联络，再至各大都会演说，使日本人心逐渐倾向政府。四、物色可靠之日本人作为政府心腹，专与各日本新闻记者通气脉（其人须有才略而又笔力雄健者）。五、买收日本新闻记者。六、派遣得力人至日本东京、大阪，与各有力新闻社内外人接洽，使知政府真意。 

呈文中关于日本新闻多载不利于袁世凯政府之事的原因，应当还有更重要者，为青柳未便讲明，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所言：“袁世凯在民国以前，完全与日本处于对立地位，尤以自光绪初元迄甲午战争之一段历史为然。此时袁世凯在李鸿章荫庇之下，运用手腕，几将日本在朝鲜之势力排斥净尽。此一段历史之功罪固当别论，而日人自此时起已视袁世凯为敌人矣。清末民初袁世凯之当国，甚为日人所不喜，久思排而去之。故此时之日本对华外交，大体言之，为宰割中国，局部言之，亦为反袁。”  此外，可能还有一原因，即在具有“万世一系”观念的日本人看来，袁任总统是篡权，故不喜袁。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后，外交次长曹汝霖曾问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袁总统向有亲日之意，何以日本总不接受？”日置益答：“贵国改革后，若使孙文当元首，没有可说，因孙文向主革命，没有做过清朝的大官。袁氏世受清恩，自己又是总理大臣，改革后，无论如何巧妙，自己做总统，在日本人看来总不免有篡夺之嫌，这是日本人同一的观念，这观念还是从贵国传来的。”  前引日本新闻剪报将袁比作篡汉的董卓、曹操及篡魏的司马懿也反映了这一点。

在《转移日本新闻办法》中，青柳提出了自己准备采取的六条办法，可以说是《操纵日本新闻说》六条“转移之策”的具体化。内容如下：

（一）笃恒若蒙大总统委任专办此事，第一著手办法，在使日本人知袁大总统为何如人，将前此风闻误会焕然冰释。按：少数日本人对于袁大总统诚不无恶感，但其恶感之所由来，决非根于冷静之理想与深固不拔之成见，故其攻击大总统，亦只凭空结撰，毫无事实，大抵皆由谣言再生谣言，一般人士遂因风闻而生误会，故日本人对于袁大总统之误会，有类于迷信小说，决非确有见地。（二）笃恒拟向日本人鼓吹者约有二端：一证明大总统为人光明正大，除维持共和、苦心为国外，决无其他野心；二证明现在除大总统外，决无他人能维持民国。（三）或以笔力，或以辩力，务使日本舆论对于大总统深表同情。（四）笃恒先尽一二月之力，专从事于结交日本新闻记者，探悉其内情，以诚意开导之，不能动则以权术笼络之，刚柔兼施，经权互用，务使新闻杂志之主笔，悉化为吾党而后已。按：日本报界主笔、访事，以早稻田大学卒业生为众多，故早稻田大学设有新闻研究科。笃恒兼充该科教员，早稻田大学卒业生争入报社，经笃恒介绍入社者甚夥，故自信办理甚易得手。（五）笃恒密布侦探，探某新闻、某杂志将发某种议论，无论记事、议论，苟有不利于大总统者，尽力所及，先防之于未然，若力不能及，既已登载，或已出版，则用其他方法使其取消。按：笃恒办理此事，先自东京入手，俟力量有余，再延及大阪一带。（六）利于袁大总统之记事、论说，务多多揭载。拟请饬令曾秘书，随时寄送可登载之材料。 

此件密呈第（六）条后，还有第（七）、（八）、（九）、（十）、（十一）五条，其中（七）、（八）两条特别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第（七）条写道：“笃恒办理此事务须秘密，若为世人探知，则新闻主笔均以笃恒为袁氏说客，未能发言，先被拒绝，以后虽舌敝唇焦，皆为徒劳。笃恒若担任此事，对于妻子亦严守秘密。请大总统于曾秘书以外，勿令人知，是所至叩。”第（八）条又写道：“北京、东京间之通信，往来于北京安定门内秦老胡同曾彝进氏、东京市牛込区若松町八十番地青柳笃恒之间。盖因呈递大总统府时，恐受日本邮局怀疑，有泄密之虞。”  第（九）、（十）、（十一）三条则谈及经费等问题（详后文）。

上述两份呈文均写于青柳回国之前 ，由此可知，扭转日本新闻界对袁世凯的负面报道，应是青柳最初所承担的主要使命之一。《操纵日本新闻说》极有可能是应总统府要求而写的，青柳对此表现积极，又写了《转移日本新闻办法》一同呈上，强调自己不但有能力而且条件承担此项工作。而袁世凯之所以有此举动，说明他很清楚自己在日本朝野的负面形象，并极力想改变这种情况。事实上，袁世凯此时已有所动作，即由其亲信梁士诒、王赓、赵秉钧、曾彝进等人准备材料，在沈祖宪、吴闿生所纂《容庵弟子记》基础上，编撰《正传袁世凯》一书，然后挂名日本《报知新闻》记者内藤顺太郎著，准备成书后在日本出版，以宣传“真实”的袁氏。  同时，他又托即将卸任回国的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设法查禁攻击他的小越平陆所著《阴谋家袁世凯》。 

青柳不但提出具体办法，而且努力付诸行动。不过，在他回国之初，主要精历放在破坏革命党与日本财界的关系方面，旋因“二次革命”爆发后主要精力转向追踪革命党行踪及搜集其它情报，在扭转日本舆论界对袁世凯的负面报道方面一直进展不大。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后，特别给青柳发了一封电报，说明下发此道命令“实为防遏内乱，保全治安”，与当时刚完成的草宪工作“无何等之关系”，要求青柳在日本宣传，以免“谣传失实”。  青柳在11月18日复曾彝进的密函中表示：“该件自当接续竭力进行。弟随时相机，寤寐注意，造次颠沛，未尝忽之也。惟此事由来已久，万不能一时冒昧，著急办理，反致贻害将来也。受命以来，数月于兹，种种设法，竭力筹画，而事与志违，成效无几，抱愧实深。”  所谓“该件”，即指为袁鼓吹，扭转日本舆论之事。此后，青柳把工作重点放到了为袁鼓吹方面，在其回国后发给曾彝进的十七封密函中，有九封写到了他从事这方面活动的情况，基本都是在11月18日之后。进行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种办法，按《转移日本新闻办法》所述，青柳不时请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寄送宣传材料，以便登载日本报刊。如在1913年12月1日的信中，青柳写道：“仍请我兄常将演说材料搜括掷来，用资取材，则幸甚矣。”  “仍请”二字说明，此前已经有过由曾彝进寄发材料，再由青柳设法在日本报刊登载的事情。在12月13日的信中，青柳谈到了在其负责的《早稻田讲演》连载沈祖宪、吴闿生所编记录袁世凯事迹的《容庵弟子记》的事情，说：“《容庵弟子记》特嘱敝友关口精一缩译。现已译就，弟与大隈伯暨高田学长商妥，订在早稻田大学机关杂志《早稻田讲演》（弟所主管也）新年号先载第一稿，仍订以后按号续载。” 在12月17日的信中，青柳再次催促曾彝进从速、多寄宣传材料，说：“近来国会问题、蒙古问题等，政事复杂，贵处如有政治问题必须在鄙处报端宣明或辩白者，请将其材料掷至可也。邮便迟迟，登诸报章有不及时之叹者常常皆是，如蒙电致，则为更佳。”  他帮忙在大隈重信主编的《新日本》杂志上，刊登了“前清宣统皇帝御笔一幅及其述事一节”，以使人周知袁氏“对于前清皇室不失尊敬之诚，皇室与府中水乳融洽之真相”。  他还为曾彝进办了件私事，即安排从1914年《早稻田讲演》新年号开始，连载由关口精一缩译的曾彝进“自叙传”。

青柳采取的第二种办法，是他自己出头，或明或暗，竭力为袁世凯及其政府辩护。具体又有以下三种做法：一是随时、到处发表演说。如在12月1日的信中，青柳报告：“主峰爱国真意，弟常随时相机切实宣布。上月廿二日在早稻田大学讲堂特开日华学友会，举发会式，专诚演说。翌二十三日赴群马县北甘乐郡，在中村座（戏馆也）剖解真相，演说细情。二十九日晚神田青年会馆演说支那问题。而每日曜日早间在敝寓常开研究会，将早稻田大学及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关怀贵邦时事者数十名招致，渐次鼓吹，使其勿为谣传所淆惑。现又请有贺博士在早稻田大学演说，正在交涉之中。惟该博士现受舆论攻击尤烈，故未敢决意也。” 二是接受日本报纸采访，发表谈话。如在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当天，青柳在《大和新闻》暨《国民新闻》发表了谈话。  11月接受《二六新报》采访。 12月又接受“Tokys Weekly”采访，发表关于袁世凯政府政策的谈话。  以上访谈内容，青柳均通过剪报寄给总统府。在这些访谈中，青柳对袁氏大加称赞，说工作就是袁世凯的“嗜好”，“袁氏桌几之上，不论军事外交，抑或实业交通，各类文件堆积如山，处理公务，不得寸暇。惟其精力绝伦，未曾露丝毫疲劳之色。……袁之秘书常云，若剥夺袁之工作，则袁必感无上痛苦。” 又说袁“既无书画古董之嗜好，亦无游山玩水之兴趣，每天从左至右，快速处理公务，实乃袁君唯一之乐趣。”“每日黎明即起，直至深夜，无寸暇休憩之时。……虽中国今日之时局，亦有难言之隐，然其断无疲劳之色，且以绝大之精力主义任事，令人惊叹。”

青柳还向日本人描绘了到袁的形象，说袁“平日着洋服（此制服，上自总统下至司阍，样式皆同），因体躯肥满，不喜衣领束缚，常敞开之。银白散发与立领制服相衬，其形象更像一朴素老翁。客来，屈身握手，亲自请入客厅。一天二十四时，雪茄烟不离手。”  “喜欢大吃”。“总统府内部奉行节俭主义，为避北京特有之暑热而设之‘天棚’，前清时代需费二十万两，袁斥之为奇高之冗费，而现在将其减为三万两”。 青柳并说以上都是他在北京任职时，因公务出入总统府之际，所耳闻目睹的事实。三是青柳自己撰写宣传文字。如他安排在《早稻田讲演》新年号刊登其所撰《支那共和政体建设之由来》一文，此文是其早大讲义《支那最近政治史》中的一部分，“专在说明由历史上观察，最高政权当然归属我公之实相”。  他又计划和在华日本记者奈良一雄合作撰写一本叫做《临时政府之真相》的著作，屡次请总统府考虑发刊之事。在11月18日的信中，他写道：“《临时政府之真相》发刊一节，现为最得宜之好机，不知究竟如何著落，请即示覆”。  在12月1日的信中又说：“望“临时政府之真相”及早进行，以防谣传失密，是为至要。”  在12月17日的信中，青柳又说：“《临时政府之真相》一节，以弟视之，似乎将其名目改题曰《支那最近政治正史》（一名《北京临时政府之真相》），更属合宜。”  此书最终是否刊行，尚待查证，但青柳与奈良撰写此书的目的不言自明。

此处有一事尚须交待，即前所提及之内藤顺太郎在挂名编撰《正传袁世凯》一书同时，还曾筹画与李肇甫等合作，出版《东亚杂志》（月刊），在东京设本社发行，由内藤负责，在北京设“支局”，由李肇甫等负责。目的是要延聘“中外硕学鸿儒、大政治家、大宗教家等”，“报道中华民国的真相”，“消除日本朝野的误解”，以实现中日“互相提携”，“确保东亚和平”，“增进福祉”。  此事得到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梁士诒的支持。杂志即将出版时，内藤还曾通过曾彝进请袁世凯“赐题数字”，袁批“拟题”二字。  青柳在11月18日的密函中，也曾提到该杂志，他说：

东亚杂志一节。博文馆浅田江村现已旋京，弟与伊及博文馆主大桥新太郎等相晤数次，该杂志诸多窒碍，恐实效难期。窃惟纵横按月垫补不少之款，决不乏另有更有益之计画。弟尚有愚见可陈者，俟奉命后谨当详述。抑又贵意如以一定进行为是，则希将此事委托弟，弟当与其随宜商议，用期诸臻妥善可也。 

《东亚杂志》最初由内藤顺太郎组织，旋转请博文馆主大桥新太郎办理，袁世凯方面不仅“月助千金”，汇由驻日公使汪大燮转交该杂志社，而且“派专员搜集”“杂志资料”，“陆续邮寄，供其编辑”。 但青柳对该杂志的办理成效并不以为然，试图说服曾彝进将垫补该杂志的款项用来实施“更有益之计画”；即便一定要办该杂志，也希望委托青柳负责其事。可见，同为袁世凯工作，日人之间亦有矛盾，乃至有相互拆台情况。

青柳采取的第三种办法，是请日本有名政论家出面撰写文章，为袁世凯鼓吹。其中最主要的，是请日本政治学泰斗、早稻田大学教授、《太阳》杂志总编浮田和民撰文。在1913年11月21日的密函中，青柳详细报告了他与浮田和民见面商谈的经过：

兹有法学博士浮田君和民，品端学粹，世皆称之，以为日本政治学者之泰斗。弟昨敦请博士于某处，与其谈透贵国政事，为时良久。博士曰：敝人恒谓：中国共和，尚属早矣。所有中国一部政家之偏见，与日本多数报章之谬论，均皆坐于此共和二字之所祸。如云既立共和，未便再行挽回，则鄙人私谓：只可施行军人共和，至于议会共和，万不可行矣。袁总统前蒙清皇帝委任之付托，且承南京临时政府之推选，享有完全行政权，而又军界推戴如同师父，如能以国家之重自任，则何事不能敢为，究竟是国利民福之基也。比如此次所设中央行政会议，实属最得机宜之处置，鄙人为此尤表同情者也等语。博士总管《太阳》杂志，《太阳》本属我杂志界之巨擘，是兄所熟知也。其势力之优，所影响于我言论界甚钜矣。弟即进而嘱曰：善矣哉，先生之言也，公忠之论，通达之识，后进如弟，敬佩何胜。抑有更请者，先生主管《太阳》，愿先生特为中国政局，又为日本言论界，起草一文，登诸《太阳》杂志，藉资为世之做轻薄之妄论者，一启茅塞。先生是特立独行之人，公正之论，无人嫌疑，其足警醒世之耳目，必伟矣。未知先生以为如何？博士慨然欣而诺之，曰：善矣，以余观之，此固亦属吾人操觚论议政事者之责已。弟即与其相约，下月将该论文具名起草，定在明年正月号《太阳》杂志揭载。既而别矣。《太阳》杂志俟上梓后，谨当奉上。 

青柳称浮田和民为“特立独行之人”，发表“公正之论，无人嫌疑”，“足警醒世之耳目”。不过，浮田和民其实是反对中国实行共和制的，武昌起义爆发不久，他就在《早稻田讲演》发表过题为《革命后的支那》的文章，认为中国是一个民智未开、知识落后的国家，采用共和制不合适，为时过早。  在与青柳的交谈中，浮田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对袁世凯的支持，这才是青柳请他撰文的原因。过了不到一个月，青柳写信报告：“该博士现已稿就，题曰《支那共和国之宪法问题》，成篇最长，订在《太阳》杂志正月号揭载。该博士向与贵政府毫无关系，足以使世人信服其为平正之清议，其与时局稍有裨益，不容疑焉。” 又过了不到两周，青柳即将登载了浮田和民论文的《太阳》新年号寄给曾彝进，并在信中说：“弟得此文，如同于我言论界得千万之同志。”  

浮田和民的《支那共和之宪法问题》刊登在《太阳》正月号首篇。浮田在文中首先论述了袁世凯统治的合法性，认为“清帝逊位之际，委全权于袁世凯，乃袁世凯之实力使然。……南方革命党虽曾组织临时政府，又因无法维持而解散。故此，现今中国之唯一正统权力者，舍袁世凯无他。”  接着他分析了革命党人失去政权的原因，认为“革命党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但在财政上，早已陷入进退维谷之境地。内无支持者源源不断之捐资，外无响应购买公债者。尽管孙逸仙辞去临时大总统而推荐袁世凯，袁世凯拒绝南京方面之要求，南京参议院却依然同意袁世凯在北京举行就职仪式，并最终同意将临时政府从南京迁至北京。究其原因，唯在于没有实力把临时政府支撑下去。故此，孙逸仙之辞职及南京政府之解散，与清帝退位无异，盖因政府已无能力继续支撑下去。清帝既非为中国人民着想而退位，孙逸仙亦非因比华盛顿高尚而辞职。此一点，有识之士已成共识。 

关于中国应当制定怎样的宪法，浮田首先批评在国会内占多数的国民党人试图参照法国共和制建立责任内阁，认为“北京议会一跃而欲立于大总统之上，殊非妥当。……国务员之任免，全归议会之手，议会不仅要掌握立法权，还要掌握行政权。如此，则完全与立宪政治之要件之三权分立原则相违背。如此，则在此宪法之下，唯有陷入无政府状态而已。” 接着他提出，中国应当仿照美国共和制，赋予总统实权：

北京议会之宪法起草委员，试图参照法国大总统制度，不使大总统行使统治权，不使大总统参与政治；使大总统无力为善政，亦无力为恶政，唯坐拥虚位而已。此于今日之法国，已成为现实，而法国共和政体之内政外交如何薄弱，已为显著例证，并非中国共和国民可模仿之制度。现在之中国，至少应以美利坚合众国大总统之权力，赋予大总统。而大总统之任期，可定为终身抑或十年，且允许再选。不屡屡改选或更迭大总统，实为中国保持安定所必须。为人民计，即使有出现专制政治之危险，亦比陷入无政府状态为好。 

浮田和民这样的主张，毫无疑问迎合了袁氏的欢喜。浮田还谈到了日本对袁世凯政府应取的态度，认为：“能够保今日中国之和平及秩序者，能维系中国内政外交之信用者，舍袁世凯无他。日本人过度反对他，不唯对中国不利，即对日本而言，亦非上策。……现今日本在大陆所最需要者，唯在于中国之保全及和平。若基于此见地而静心思之，日本人一味不喜袁世凯之成功，并非上策。” 

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党人对浮田和民此文及青柳的活动也有所注意。根据《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记载，1915年5月初“二十一条”交涉结束后，孙中山曾向在东京的党员散发了一篇由居正起草的檄文，题为“揭破中日交涉之黑幕以告国人”，其中写道：

袁氏与早稻田大学总长大隈伯素有交谊，袁氏术得总统，即由伯荐有贺长雄博士为袁氏顾问。有贺氏就聘，即唱政权转移由清帝委任全权组织共和政府，又唱必须修改约法之设，连篇累牍。同时有早稻田大学浮田和民博士，亦引申其说，为之鼓吹（该论见于三年正月《太阳》杂志）。袁氏心德之，以为改玉改步，得法律及学术上之依据，天下后世，无有议其非者。但恐吾党之乘时而起也，于是托青柳笃恒氏（早稻田大学干事，现为内阁秘书）窥探吾党之举动，得有所谓秘密，上书而宣布之（此事见于日本《中央新闻》）。 

檄文中提到的有贺长雄所写鼓吹文字，主要是《观弈闲评》和《共和宪法持久策》等 ，而浮田和民发表于大正三年正月《太阳》杂志的鼓吹文字，即《支那共和之宪法问题》。由于青柳将革命党人的活动在日本《中央新闻》公开揭示，因此居正等判断青柳是受了袁世凯的委托窥探党人举动。不过居正等不知，浮田和民在《太阳》杂志发文与有贺遥相呼应，为袁世凯摇旗呐喊，促成其事的也是青柳笃恒。

青柳的活动经费

青柳笃恒如此卖力地为袁世凯工作，当然不是无偿的。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所藏资料中，就有一张4000元的给大总统府秘书厅的收条，上书“兹证明：本人已收到大洋四千元整。二年七月三日。青柳笃恒。”并盖有青柳印鉴。  在前引青柳所写日文“觉书”的最后，他曾提出先返日为袁世凯工作五个月，等到1913年12月的时候，以考察、研究中国政情为名义，“只身再来北京”，谒见袁世凯，汇报工作情况，然后再决定1914年1月以后的工作。青柳并提出希望在七月回国之前，袁世凯方面能够将“本年八月至十二月五个月间之运动费，及本年十二月来北京时所需之差旅费，……一并付清。盖因回国之后，若经正金银行之手汇寄，则泄密在所难免。” 由此可知，青柳所收到的4000元，只是袁世凯方面付给他的首笔经费。

从青柳实际所费来看，应该远不止4000元。在回国大约4个月后，青柳写信给曾彝进，除了呈上7月至11月的收支实款清单外，并写道：“弟东旋后，忽遇南北意外之变，运动实款亦出于弟意外之目多多矣。”  所谓“南北意外之变”，即“二次革命”。这说明由于局势发生变化，青柳的任务亦发生变化，所需“运动实款”因此大大增加。此后，青柳几次写信报告经费短缺，要求曾彝进尽快汇款。如在1913年12月11日的信中，青柳写道：

初八号敬奉手谕，内开弟前垫用之款，兹汇寄，祈查收等因，敬悉一是。而内函并无汇票。弟再历访汇丰银行、正金银行，试询两银行，均称此款尚未汇到等语。弟于是殊深诧异，未审我兄究于何日、汇至何处，使其掷交弟处。务请我兄立即示覆一切，用便查核，以免粗虞，是为至祷。专此飞函奉询，立候德音。顺颂叔度我兄先生台祉。 

在发函的同时，青柳还发了一份电报，询问有关情况。由函可知，青柳的活动经费在12月前后已经用尽，并已自行垫款，故发函催款。曾彝进覆函，告知款已汇出，但青柳并未收到，故又发函并打电报询问有关情况。

12月19日，青柳再给曾彝进专门发出催款信一封，封皮上书“大至急”三字，内云：

弟所垫用日币贰千九百拾壹圆，前蒙函示汇寄，而仍未汇到，当经函电奉询两次矣。该款原系弟临时筹备私债，现际年底，债权者催促孔亟，弟手下无着周转之方，前后颇为困窘。务恳我兄格外设法，即赐汇下，以济急需，是为至祷。如用“电报为替”之法汇寄，更为灵便矣。至于此后需款，定当如命撙节，不至多费也。特此飞函专恳。 

此函透漏青柳垫付费用共计“日币贰千九百拾壹圆”。“至于此后需款，定当如命撙节”一句，说明总统府对青柳耗费之多有所介意，要他注意节约。

在12月30日给曾彝进的信中，青柳除报告将在《早稻田讲演》连载曾彝进自叙传等情况外，又在信末特别用红笔写道：

年将尽矣，该款前途催促日愈迫切，弟尤为著急困难。贵处如未交邮，则请设法即日照办，用济急需，是为至幸。 

次日，青柳又写一信，说：“前函奉托一事，务恳我兄格外垂青，鼎力赶办。盼甚。” 青柳垫款最后究竟有无汇到，函中并未提及，故不得其详，但总统府应当不会欠账。总计到12月为止，青柳所费至少有返日时所带4000元，外加其垫付的日币2911元。从1914年1月起，青柳继续为袁工作大约3个月，期间花费多少，不得而知。

此处尚有两件与经费有关之事需要交待。一是在1913年12月17日的信中，青柳先是报告浮田和民所草论文已经完成，接着转述了浮田和民和他之间的对话：“博士戏曰：鄙人极力辩护总统之政策，给与鄙人以有贺博士薪水之半额，不亦可否？呵呵大笑。弟亦笑而不答。此节弟之方寸自有成竹，必厚酬之，幸勿劳清神为荷。”  浮田和民的论文刊出后，青柳又写信道：“该博士应如何接待之处，弟自有权衡，诸凡一任弟为其处是荷。”  表面看来，青柳的意思是说，如何向浮田和民表示谢意，无须曾彝进考虑，由他来处理就好了。而实际上，青柳显然是在暗示曾彝进，最好能给予浮田和民相当于有贺长雄薪水一半的报酬。至于浮田和民是否同青柳真讲过那样的“戏言”，就很难讲了。

另一件是青柳在经费用尽后，提出以幕友身份进入中国使馆继续服务之事。青柳为袁世凯工作的时间初定为5个月，即到1913年12月为止。至于1914年1月之后如何安排，青柳提出等到1913年12月他“再来北京之时，将根据过去五个月间之实际成绩，再行协商” 。不过由于经费原因，青柳并没有返京。1913年12月，青柳在东京专门学校的同学陆宗舆被任命为中国驻日公使，青柳得到消息后，写信给曾彝进，提出“从此以后，弟以幕僚资格与贵国使署直接联络，内外呼应，弟主任外部运动，又定期入署视事。若能如此，庶几诸多灵便。”希望曾彝进“代禀主峰酌裁”，如“幸蒙俯允，则再与陆公使斟酌定局”。 1914年1月9日，青柳又写信询问曾彝进：“弟前函奉商使馆幕友一事，高见究竟以为如何？弟意满欲如此，内外联络，常川计画，庶有蹟乎。如何之处，仍望出自鸿裁，一切尚希指示为荷。”  关于此事的后续进展，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收藏的一封陆宗舆给曾彝进的亲笔信中，是这样写的：

昨青柳来，言渠款业已用完，将来仍愿力图报效，惟须格外秘密，理所当然。每月渠需用要求四百余元，舆以此刻不比去年风潮极大之时，且以后密电可由使馆代发，月费应可稍省，许以月给日金三百元，渠已欣允，惟求代陈总座，如可照发之数给予，下月起当即由舆处照支，务求回明后示覆为祷。 

此函应写于1914年2月。  “去年风潮极大之时”，当指“二次革命”及其后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诸事。由函可知，青柳是在活动经费用尽的情况下，提出以使署幕友身份，继续报效袁世凯政府，并要求每月给予四百余元费用。但陆宗舆认为，局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且他到任以后，密电可由使馆代发，可以节省一些费用，故只同意每月给予青柳日币三百元。青柳表示同意，陆宗舆遂请曾彝进代向总统陈明情况，如总统同意，即由使署按月支给青柳费用。至于袁世凯如何答覆，不得而知。不过，从1914年3月以后青柳与曾彝进的密函往来中断这一情况来看，青柳此后已不再继续为袁世凯政府工作。其中缘由显然与日本政局变化有关，因1914年3月三本内阁倒台，4月大隈再次组阁，青柳担任了大隈的秘书，自然不便再为袁世凯工作。

据青柳的学生安藤彦太郎讲，青柳晚年在其开设的“支那问题研究”及“远东外交史”课堂上，每年都会重复如下一段开场白，作为自我介绍：“欲忘而难忘的大正11年1月10日，明治诞生之英杰——大隈老侯溘逝。蒙受其老侯之宠，周游支那，为故袁世凯之左右臂，以奉赤城与国事为己之荣，归来二十余年，在自由殿堂的吾早稻田学园执教鞭的一介老书生，便是青柳也。”  可见在青柳心目中，大隈重信与袁世凯具有何等重要的位置。青柳自称为“袁世凯之左右臂”，不免有些高自标置，不过，从他1913至1914年间充当袁世凯高等间谍的活动来看，的确可以说做到了他最初承诺的竭诚以效犬马之劳。

青柳如此卖力，应与他作为一名中国通而具有的对中国的亲近感有关，在给曾彝进的第一封密函中，他曾说自己“由来以支那为性命，以政治为本怀” 多少可以反映这一点。不过他的所为说到底还是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的。早在1910年，《申报》便刊登《论日本外交家之手段》一文，一针见血指出：“青柳氏之对我国人也，口头禅全效法于大隈，言必曰同种，语必曰同文，言语口吻，若与吾人深寄同情，而抑知寓政策焉。内纷我国情，外间我邦交，数年来西交政策未有不本斯旨者。”  青柳在密函中也曾说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时，“为今之计，要在统一”，如此则“究是我日本帝国之幸，又东亚大局之福也” 。这种认识实际上与大隈重信所主张的“支那保全论”并无二致，或者青柳深受大隈“支那保全论”影响也未可知。而“支那保全论”不过是日本侵华的借口，其实质上是“欲独吞中华大陆，混一亚细亚，而驱逐列国于亚细亚境域之外”  。故大隈重信二次组阁后还不到一年，便乘着欧战爆发，各国无暇东顾之机，于1915年1月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青柳作为大隈的秘书也就成了帮凶。青柳后来虽然长期在早大担任教授，却是一名军国主义分子。1923年，与参谋本部的干部将校一贯保持着密切关系的青柳，曾试图以他所领导的学生骑兵团（借用军队的马匹进行练习）为核心，在早大内组织“军事研究团”，以实现学校的“军国主义化”，被反对者骂为“军阀的走狗”。  此外，他还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本右翼主要组织“纵横俱乐部”的负责人。 

从青柳密函可以看出，“二次革命”失败后，南方民党虽然遭受沉重打击，但袁世凯并没有放松对逃亡到日本的民党人物的防范，对他们的行踪和活动可以说掌握得相当细致。另一方面，袁世凯又十分注意改变其在日本朝野的负面形象，想方设法藉日本舆论宣传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亦可看出，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内部分化已相当严重。虽然仍有一些革命党人继续活动，甚至不惜与原为死对头的善耆宗社党，及与日本军方关系密切的日本宗社党人联手对付袁世凯，但并无显著成效。即便后来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试图重整旗鼓，革命党人的影响也是日趋衰减。

（作者授权刊发，注释略去，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