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代的旅行-东方历史评论-八卦帝

秦汉时代的旅行

东方历史评论港台男星 2016-12-09 11:44:47 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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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藤田胜久

翻译：李菱叶

监译：李开元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地图是我们旅行时不可缺少的物品。不过，我们携地图作历史之旅时，常常遇到这样的难题：古代中国的地名很难懂。不仅因为它读法复杂，还因为我们难以从地名推断其具体位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同时标注了古代与现代的地名，极大地方便了我们了解古今的地理概略。中国的地形，大体以山川划分，著名的山脉有太行、秦岭、泰山等，著名的河川有黄河、淮水、长江等。从而，根据山川追溯《史记》的史迹，便于我们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的地名。

为了理解司马迁的旅行，除了历史地理外，还需要了解当时的交通情况、旅行手段、住宿条件等。由此去联想，汉代人究竟怎样来往于旅途，他们如何出行上路，如何饮食投宿。在本书中，笔者一直关注司马迁旅行的年代和社会背景，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验证他之所以能够顺利旅行的具体条件。

作者希望，读者朋友在阅读本书时，能够在手边展开中国地图，如同随图旅行一般，从容地阅读本书。

地理书和地图——中国古代的地理知识

中国的北方有黄河，南方有长江，成了南北风土文化的象征。不过，实际划分南北中国的地理分界线是淮河——秦岭山脉。这条线以北的华北地区是干燥的旱作地带，现在主要生产小麦、玉米等，古代主要生产粟、黍等耐旱作物。这条线以南的江南地区是湿润的季风地带，以生产水稻为主。华北和江南，不仅用来划分气候与经济，也用来划分政治与文化。

早在《尚书》禹贡篇，就对中国地理做了地域划分。《禹贡》记载了传说中的尧、舜年代，洪水为害，鲧治水失败，其子大禹治水成功。大禹治水，整治各地的河川，分天下为九州，对于九州的领域，各地田租赋税的等级，贡品的种类，九州的名山、河川等都有记录。从这些记录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古代地理分野的概略。《禹贡》成书的年代，被认为是在战国中期或者是西汉初年，是当时重要的典籍，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以及《河渠书》中都有所引用。

《禹贡》的区域划分从冀州（山西、河北方面）开始，顺次为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最后记载了雍州（陕西、甘肃方面）。整体而言，记载黄河流域较多，以司马迁的祖先们居住过的雍州、冀州为主，提及长江流域的篇幅较少。除了甘肃方面外，基本都能够对应司马迁的旅行目的地。不过，司马迁的旅行也有超出《禹贡》范围的区域，比如黄河上游的鄂尔多斯地区以及云南的昆明、浙江的会稽山等地。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能看到古代的地理划分。《货殖列传》是传记，主要记载了以盐、铁、牧畜等各种产业致富的人们的经历，文中也广泛描述了各地的物产、风俗和地理。《货殖列传》的地理划分共为九个区域：关中、三河周边、燕到辽东、洛阳以东的齐鲁、梁宋、西楚、东楚、南楚、潁川南阳等。值得一提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的论赞中提到，他还看了如同《山海经》与《禹本纪》一类涉及地理的书籍，认为内容荒唐无稽而不值得采用。由此看来，《货殖列传》的地理划分，应当是司马迁经过比较取舍，符合当时的实情和观念的一种地理划分。

此外，《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西汉的十三州，既是一种行政的区划，也可以看作一种地理的划分。西汉初年，郡县制与王国制两套制度并行。郡县制，是从中央派遣郡太守、都尉、县令（长）尉等主要官吏，对郡和县实行直接统治的体系。王国制，是分封刘氏一族或功臣们为诸侯王，由他们自主统治各个王国的体系。后来，经过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前一五四年），王国的统治权被削减，大小被缩小为一郡以内，实质上就与郡县制区分不大了。武帝时期，将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定为三辅特别区，而将帝国的其他地区划分为十三个州。这种划分，最初的目的是便于中央政府对各地的监察，逐渐演化成一种区域政区和地理划分。《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具体地反映了西汉末年的状况。

（基于《尚书·禹贡》、《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我制作了一张中国古代的地域划分表，对比之下可以看出，古代的地域划分大致局限在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

这些古代的地理知识，除了以书籍形式流传而外，还有通过实地调查或者地图流传下来的。天水放马滩秦墓，属于战国时代的秦国，出土了七幅画于4张木板上的地图，绘制了从西安逆渭河而上的甘肃天水周边的地形与植被。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了绘制于绢布上的帛书地图三幅。一幅是描画了现在的湖南、广东以及广西的山脉、河川、道路、村落等的“地形图（长沙国南部图）”；一幅是描画了县级的城郭、山川、道路、村落的“驻军图”；还有一张是城邑图。尽管这些地图只描绘了一部分地区，古代的先民们通过地图认识地理的事情，由此得到明确的例证。

天水放马滩战国地图6号图

马王堆帛书地形图

北魏时代，郦道元（？-五二七）著述《水经注》，对《水经》所载的河川流路添加了注释，他的这些注释，多标注了出处。同时，郦道元也在书中加入了自己的见闻以及遗存的古代史迹，多是他实地考察的结果。《水经注》这本书，也是我们解读《史记》，了解古代中国历史地理的贵重资料。

陆路与水路——车马与舟船

古人因循风土，通过陆路与水路往来。举实例而言，一九五七年在安徽省寿县（战国楚的首都之一的寿春）出土的鄂君启节，正是说明“南船北马”，即北方走陆路，南方走水路的极好物证。鄂君启节，是楚怀王七年（前三二二）赐给鄂君启的符节，用来免除运输途中的税金。该符节以青铜为材料，形状近似于将竹筒分割为五等分。符节分为车节与舟节两种，从中能看出从鄂（武汉附近）出发的陆路与水路的交通状况。

鄂君启节

车节上记录了从鄂出发前往郢（楚纪南城、今湖北荆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上蔡（今河南上蔡），下蔡（今安徽凤台）各个方向，呈放射状的陆上交通路线。沿着这些路线，通过最后的边关后，就进入外国领域。完全可以想象，将各个边关连接起来的线就是国境了。鄂君启节，禁止运送金、革、箭等可以用作武器的材料，限制一年的车流量为五十乘。

舟节规定了由长江往东、往西、往南的水路，具体分为四条线路：一，从鄂逆汉水而上；二，顺长江而下；三，逆湘水、沅水而上；四，逆长江而上经过木关前往首都郢。鄂君启节将三艘船称为一舿，限制一年的通行量为五十舿（即一百五十艘）。司马迁二十岁时的旅行，以及第七次旅行时，正是走了其中逆湘水、沅水而上的这条线路，经过了附近地区。

当时，长江周边的运输，陆路用车，水路则以小船为主。湖北江陵一带发掘了许多战国秦墓以及秦汉时代的墓葬，其中就有车马以及船的明器（陪葬品）出土。通过这些古墓的陪葬品，我们可以具体想象当时人们是如何往来，如何进行货物运输的。

另外，汉代各地的壁画以及墓室的画像石上，绘有官僚的车马出行图，以及描述战场的图案。这些图像，虽然是司马迁时代以后的东西，但也能够看到当时的车马以及船只的往来实况。

皇帝的巡行与离宫

《史记》当中最有名的旅行是皇帝的巡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建设了皇帝专用的驰道，通向各地，又建设了连接北方边关的高速军用道路—直道，极大地便利了巡行各地的交通。

当时的道路，以首都咸阳城为中心，呈放射状辐射到各地，道路两旁还种植了树木。根据秦代的法律（《云梦秦简》和《龙岗秦简》），阻挡驰道顺利通行者将被处罚。驰道，既是秦始皇巡行时使用的道路（参考215页地图），紧急时，也是军队移动的道路。

秦始皇巡行的交通状况，可以通过出行时遭遇的事件看出部分实情。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前二一九）前往东方巡行时，车船并用，先去了山东的山岳海岸，然后前往长江流域，乘船前往湘山祭祀（湖南岳阳）途中，遭遇大风，几乎无法渡过长江。二十九年的巡行时，乘车在三川郡阳武县的博浪沙（今河南中牟县附近）遭遇了狙击。据《史记·留侯世家》的记载，张良携力士向秦始皇乘坐的车马投掷铁椎行刺，误击中副车。秦始皇大怒，下命追查凶手，封锁道路十天之久。

三十七年（前二一零），秦始皇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巡行天下。一行经过云梦（湖北），乘船走长江过丹阳，准备从钱塘（今杭州）渡过钱塘江到会稽山（今绍兴），由于大浪，不得不西行返回一百二十余里，方才得以渡江。《项羽本纪》中记载了项羽偶遇出行的秦始皇车马行列的故事，从时间上看，正是三十七年的第五次巡游，从空间上看，当是秦始皇在会稽山祭祀了大禹后，渡过浙江（富春江）抵达吴县时的事情。秦始皇在这次巡游中去世，使用可调节温度的辒凉车运送遗体。通过这些零散记载，可以看出秦始皇巡行时兼用水路陆路，车马和舟船并用的情况。

秦始皇巡行的车马行列，大致可以根据秦始皇园陵的出土文物作合理的推想。始皇陵西侧出土有两辆铜车马，东侧有马厩坑的遗迹，都是基于秦始皇使用过的实物制作的陪葬品。东侧守护陵墓的的兵马俑军阵，是以秦始皇的禁卫军为原型制作的陪葬品。如果我们让这些精美的车马和精锐的军团复活，护卫秦始皇走动起来，项羽所遭遇的秦始皇的巡游行列，就可以想象得到，同时，我们也就能够理解，秦始皇的巡行也是一种威慑性的军阵游行。

秦始皇的巡行，在华北地区的主要是用车马，也有徒步的时候，在山东省的沿海地区以及南方的长江流域，主要是用舟船。想来，巡行用的舟船，并非是载人小舟或者运输用的小型船，而是比较大型的船只。近年来，考古学者在广州发掘了建造大型船只的秦代造船厂遗迹。

这家造船厂建造于秦帝国统一岭南时，到了西汉文景时期，南越王赵佗称帝后被废弃。根据发掘报告，造船厂用的船坞有两条平行的滑道，两侧用木头支撑船体。船厂可建造大小不同的船只，建造大型的船只时，可以将两个船坞组合在一起。专家推测，制造的船只为内陆河川与沿海航行用的平底船。秦汉时代往来于江湖河海的船只情况，可以从这处造船厂遗址的情况看出大概来。

那么，皇帝巡行时住宿问题怎么解决呢？根据《龙岗秦简》记载，战国楚的安陆县（湖北云梦县）有禁苑（御苑），沙丘是秦始皇巡游途中去世的地方，也有禁苑。鹤间和幸先生在《秦的始皇帝》中说，战国时代各国修建的离宫，比如从今天的河北省秦皇岛到辽宁省的多处离宫遗迹，都是秦汉皇帝们巡游时住宿的地方。

汉武帝巡行于各地，继续使用秦始皇时代的驰道与离宫。司马迁跟随汉武帝巡行各地，也使用这些设施。驰道离宫以外的交通以及住宿、饮食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从《史记·封禅书》和《平准书》看出来。

元鼎四年（前一一三），武帝祭祀后土祠后，开始巡行郡国。根据《平准书》的记载，河东郡的太守没有预料到皇帝巡行的到来，因为准备不足被迫自杀。武帝西去翻越陇山，同样因为事出突然，陇西太守没能及时给天子的随从官们提供饮食，被迫自杀。武帝继续北上出萧关（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前往新秦中（鄂尔多斯南），因为边关的亭障要塞没有得到整备，下令诛杀了北地郡的太守及其相关官员。这些零星的记载，说明武帝初期，皇帝巡行的条件尚未得到充分的整备。

不过，武帝获得“宝鼎”，确立后土（地神）与太一（天帝）的祭祀，下令公卿们议论封禅大典之后，情况为之一变，“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缮故宫,及当驰道县,县治官储,设供具,而望以待幸”。这种改变，发生在元封元年（前一一零）前。

所以说，司马迁早年，在他仕为郎中随同武帝巡行各地时，帝国各地的旅行条件尚不周全，而在元封元年以后，各个郡县已经将巡行沿线的交通道路和住宿设施整备完好，司马迁作为巡行的随行人员，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当地周全的接待。

关所与宿舍

《史记》中还能看到使者与官僚、官吏们的旅行。比如秦始皇驾崩时，派遣使者给公子扶苏传送文书。汉代，官僚们出任地方长官到各地赴任，同时还有官吏的出差、公用物资的运输、政府文书的传递等，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1）军队的调动，包括中央为治理黄河大水而出动的部队等

（2）中央的使者，被派遣到各地巡视。

（3）官僚们前往郡县、王国赴任，以及被解任后的迁移。

（4）郡国上计官吏出差到中央，汇报财务政务等。同时，还有郡、国之间兵卒以及财物的来往、因公出差等郡县内部的移动等。

那么，这些官吏们是怎样旅行的呢？引起我们关注的是通关时的身份证明书，以及住宿、饮食等具体问题的处置。

秦末之乱中，引发项羽与刘邦明争暗斗于鸿门宴的一大问题，是刘邦封锁函谷关。汉王朝建立以后，长安东面的函谷关，依然作为重要的关口存在。大体的情况，可以从《史记·酷吏列传》中宁成的故事中看出。

宁成是南阳郡穰县人，出任济南郡都尉时，藐视长官，吏治苛严。后升任为中尉，负责首都地区的警备治安。武帝即位后，成为京师长官之内史，后遭外戚诽谤免职入狱。服刑中逃回乡里，发财致富，任侠横行，威势凌驾于太守之上。宁成其人，可谓是体现了汉代郡县统治与乡里社会的双重象征人物。

史书记载，宁成从长安越狱逃回乡里时，曾经伪造了当时通关所需的证明“传”。他使用伪造的“传”所通过的边关，应当是函谷关或者是武关。

“传”是证明旅行者身份的文书，居延汉简中有不少实物出土。由这些实物可以看到，因公旅行者都由上属长官写明出行目的，以官令下达的形式传达给关（陆路）和津（水路）的官吏。因公旅行者，还可根据律令的规定，使用车驾和住宿设施。一般的人，首先由县下面的乡啬夫开具没有前科的证明，然后再获取得到县长官许可的“棨”，携带“棨”出行通关。

近年来，敦煌的悬泉置驿站遗址出土了汉简两万三千点以上。这批汉简，虽然只公布了其中的一部分，据悉都是从武帝期到西汉末、王莽时期、以及东汉时代的文书。这些文书记载了因公来往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人们，如何按规定整备车马，如何住宿于县的传舍、置、邮、亭，根据身份的差异提供不同的饮食。

秦汉旅行之住宿饮食的规定，见于《睡虎地秦简》与《张家山汉简》的《传食律》。传舍根据旅行者身份的差异准备谷物、调味料（酱、盐）、菜羹等，马匹的饲料也由传舍配发。悬泉置还留存有宣帝元康五年（神爵元年、前六一），使者长罗侯一行人住宿于此时，传舍准备的牛羊肉、谷物、鱼、鸡、调味料（豉、酱）、酒等的“费用簿”。《悬泉置汉简》的年代虽然比司马迁的时代稍晚一些，是边境地区的资料，不过，从秦汉帝国统一的律令规定来推想的话，这样的旅行情况，应当与华北、江南的旅行情况有相当的类似之处。

司马迁的第三次旅行，也就是被派遣至西南夷的那一次，他或者是跟随军队，或者是随使团出行，都享受了因公出差的团体待遇。不过，他二十岁时的那次单独旅行，为何能够顺利地长期在外出行？他如何通关，如何住宿，如何饮食？为了深入地理解这些问题，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调查。

秦代官吏的旅行记录——周家台秦墓《记事历谱》

在1993年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周家台三十号秦墓的《历谱》中，我们发现了秦代官员巡游南郡各地的记录。该墓中还出土了秦二世元年（前二〇九）的历书以及二十八宿占、五时段占、五行占等统称为《日书》的文书。

《历谱》书写于长约29.3cm-29.6cm的竹简，文字分为六段，以十月为岁首，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前二一三）的年历资料。

■十月（小）■十二月（小）■二月（小）■四月（小）■六月（小）■八月（小）

……

■十一月（大）■正月（大）■三月（大）■五月（大）■七月（大）■九月（大）

……

■后九月大

有意思的是，这份《历谱》的空白处记载了郡县政府的活动、墓主的旅行状况和出勤状况，类似于我们今天使用的日月记事本，我们不妨称其为《记事历谱》。周家台秦墓《记事历谱》的记事从十二月丙辰（二十日）郡守丞（副长官）赴任和史（郡府属吏）之任命开始，然后的记事是正月丙寅（一日）“嘉平。视事”。嘉平，十二月。想来，当是在新任之下工作开始之记事。随后是正月丁亥（二十二日），墓主开始因公出差于郡内各地。

他于正月二十二日，从南郡境内某地出发，二十九日住宿于竟陵县。二月一日再次住宿于竟陵县，三日住宿于郡治所的江陵县。在此工作十天后，十二日从江陵出发，经过竟陵县和某铁官后，二月二十日到三月一日期间又工作于竟陵县，简文称为“治竟陵”。

三月五日，住宿于江陵，“治后府”。据简文的注解，墓主或许在江陵后府工作了两周左右。三月十七日“赐”、十九日“奏上”、二十二日“后事，已”、二十三日“治竟陵”、三十日兼任“左曹”之官。随后六月丁未（十四日）辞去“左曹”，辛亥（十八日）“就建□陵”。

这些简文内容，究竟表示了何种工作移动，这些工作移动，究竟是通过陆路还是水路，还有许多不明之处。不过，类似工作移动，我们或许能从（同样出土于秦的南郡地区）《睡虎地秦墓竹简》之《秦律十八种》的“置吏律”来加以推测。据“置吏律”，秦内史所管辖的县、都官以及地方各郡，任免吏、佐和各官府属员，须从“十二月朔日”开始，“尽三月”，也就是到三月底完成。这份周家台秦墓《记事历谱》中， “守丞”和“史”于十二月赴任，墓主出差在正月到三月底期间。从时间上看，与“置吏律”的规定相同。由此推想，墓主的这次出差，或许与郡县内官吏的人事任命有关。

从墓中出土的文书来看，这位官吏不但在《记事历谱》中写下了出差记录，还随身携带《日书》，沿途做出行的占卜。

张家山汉简也出土了《记事历谱》，写在有长约23cm（汉代的一尺）的竹简上。年代从高帝五年（前二零二）到吕后二年（前一八六），以十月为岁首，记录每月朔日（一日）的干支。遗憾的是，简文只记载了高帝五年“新降为汉……”，惠帝元年“●六月病免”，没有有关旅行的内容。

山东省银雀山二号墓出土了武帝建元七年（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竹简长约69cm，简文为十三节，写有从十月大月到九月大月，以及闰月的后九月小月的干支。简文中除了少数关于季节的文字以外，没有涉及官吏行动的记录。这份《历谱》，正是武帝太初改历前，也就是司马谈时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日历）的实物。当时，司马谈身为太史令，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在年初制定并提交这样的历谱。

汉代官吏的出差—尹湾汉墓《记事历谱》

司马迁以后的西汉晚期，也有官吏前往郡县出差的记录。尹湾汉墓，于一九九三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西发现，墓主师饶，是成帝期东海郡府属吏之功曹史。陪葬品除了写于木牍的“集簿”（郡上计用的统计册）、郡县官吏之各种名册、武库之统计册等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写于木牍的元延元年（前一二）和元延三年五月的历谱，以及写于竹简的元延二年的《记事历谱》。这份《记事历谱》在预先编制成册的元延二年“历谱”的空白处记事，竹简长约23cm的，原有六十二支竹简，用绳子联缀成册。

这份尹湾汉墓《记事历谱》，比前述周家台秦墓《记事历谱》晚200年左右，比司马迁的旅行时期也要晚100年以上。不过，除了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之外，其形式与周家台秦墓《记事历谱》类似。

●正月大三月大五月大七月大九月大十一月大

…… …… …… …… …… ……

●二月小四月小六月小八月小十月小十二月小

…… …… …… …… …… ……

●元延二年

尹湾汉墓《记事历谱》分两部分编成，前半部分是大月，后半部分是小月，每月之日用干支标记，出差与工作记录写在当日之干支下。比如，正月辛未（九日）在东海郡的治所之郯县工作，住宿于郡府的官舍。辛巳（十九日）起前往楚国出差，投宿于楚国境内之武原县和彭城县所属的多个传舍，直到三十日才返回郯县。除此以外，墓主师饶还多次去楚国和琅琊郡出差，不断往返于东海郡内。累计下来，他离开东海郡的出差共有六次。

一、楚国（正月十九日——三十日）

二、楚国（二月七日——十三日）

三、楚国（二月十五日——三月六日）

四、楚国（三月二十五日——六月三日）

五、琅琊郡（十一月二十六日——三十日？）

六、琅琊郡（十二月九日——十五日）

与这些出差记录相应，墓中还出土了楚国国相和琅琊太守指派属吏写给墓主的名谒（相当于名片）。根据师饶墓的出土文物其他的出土文物（比如敦煌的悬泉置汉简），我们可以看出如同师饶这样的郡府官吏的工作方式，大致是在郡府上班和在外出差交替进行，其间有在家休息的日子。出差前后，住宿于府邸或者官舍，出差在外，住宿于各县的“传舍”和亭舍等处，从这些住宿地中，可以看到传舍、乡、亭、宅、邮、置、邸等不同名称。滨口重国先生曾考证说，“传舍”是车马往来的总接待站，负责因公旅行的食宿，提供传马、传车等，原则上是一个县设置一家传舍。师饶的这份日记也证实了这个说法，（悬泉置汉简上有将“传舍”与“郡邸”并列的记载，）是记录汉代官吏出勤与出差的具体事例。

当时东海郡的交通线路，如果以郯县为起点，往北是琅琊郡，往西是鲁国、楚国，往南是经过下邳县到淮水流域的线路。这条线路，相当于从淮水北上的线路。司马迁二十岁旅行时，可能就是走这条线路地抵达齐鲁之地的。

有意思的是，墓主师饶也同周家台秦墓的墓主一样，持有多种占卜的文书。《刑德行时》，根据日和时来占卜拜谒、旅行、疾病、生子等事情的吉凶。《行道吉凶》，则是直接卜算旅行的吉凶。有些不可思议的是，将这些占卜书与《记事历谱》对比的话，可以看出墓主们并不一定在吉日出发。想来，他们并没有把占卜的结果作为一种绝对的决定，如果卜算出的结果是凶的话，他们有可能就换种占卜法，直至求到吉为止。也许，这就是多种占卜书同时存在的原因。如果确是这样的话，说明汉代人在旅行时，贤明地使用占卜的方法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七，一般民众的旅行

《史记》当中还能看到一般民众的出行，分为因公和因私。

比较常见的因公出行，是起因于战争的军事行动。农民被征发作为兵士从军，随同军队通过交通路线前往各地。汉代初期，沿用秦国的制度，征兵年龄为十七岁，根据爵位等级而有种种差异。到了景帝与武帝时期，征兵的年龄为二十岁，昭帝始元六年（前八一年），改为二十三岁。不过，因为史料的限制，汉代的征兵究竟如何进行，如何编制军队，至今仍然不很清楚。史书中不时见到的，是被派遣至边境的戍卒。

秦末，陈涉等人作为戍卒前往边境服兵役，因为不能按时抵达，担心受到惩罚而蜂起叛乱。他们的叛乱，虽说是非法的，但从移动出行的角度来看，也是一场普通民众的远距离移动。秦代，为修建直道、驰道，营造阿房宫、骊山陵，大量使用人力。这些人力，从帝国各地征用，都是长短距离不同的出行移动。具体的事例，就是亭长任上的刘邦，从故乡沛县千里迢迢来到咸阳，服役修建骊山陵。还有一些是强制性的移居，比如秦国将被攻灭的他国居民移居他乡，流放罪人等。后者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得到吕不韦推举的嫪毒，发动政变失败，连坐者数千家人被流放到蜀郡。

秦代的这些情况，特别是征兵从军、戍卒之边、兵役徭役等涉及制度的事情，在汉代也能见到，因为汉代继承了秦代的各种制度。当然，这些并非因私的出行，由政府安排，按照规定支付必要的物资，提供出行的便利。

在《汉书》武帝纪中，记载了因黄河泛滥而出现的流民移动，以及前往边境的移民等事情。武帝元狩四年（前一一九），关东地区出现七十余万流民，大部份被迁往鄂尔多斯方向，移民至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一部分被迁往江南方向，被移民到会稽郡。这些移民的衣食由政府提供，不足部分另设专款额外征收。元鼎二年（前一一五）夏季，洪水泛滥，关东地区人民流离失所，数千人饿死。武帝九月下诏说，洪水泛滥江南，如今严冬将至，命令调集巴蜀的谷物运至江陵，派遣博士作为使者前往赈灾救民。元封四年（前一零七），关东流民达二百万人，武帝下令将其中没有户籍的四十万人口迁移至边境。可以想见，这些因为灾荒而出现的大量流民，都是大规模的民众移动，这些民众移动，并不是自由的旅行，都受到通关以及户籍的严格限制。

因私旅行，有商人们的商业活动以及各种交易、运输的往来。战国时代，吕不韦这样的国际大商人来往于诸国，地方的商人们也在各城市之间进进出出。战国末年，刘邦曾经多次从家乡楚国的沛县到魏国的外黄，去拜望游侠张耳，是史书中难得一见的个人旅行。此外，秦汉时代还有种种不同原因的亡命者、避仇的逃亡者。我们所熟知的项梁与项羽，就是为避仇而离开家乡下相，前往遥远的会稽郡避难的。

从汉代的事例来看，还有个人寄食于王国以及官吏宿舍的情况。比如司马相如，景帝时期任职于长安，与偶然来朝的梁孝王的游说之士们相识，随之到梁国成为梁王的门客。当时梁国的诸生、游士当中，有来自齐国、淮阳国、吴国的士人。梁王去世后，司马相如返回蜀都成都，寄食于临邛县令属下的“都亭”，在此与卓文君相识。

总的来说，古代的旅行与我们现在的旅行差异极大。古代的旅行，大多与国家以及地方的行政运营相关，如同上述的皇帝、官僚、官吏、军队、戍卒、徭役、移民、流刑等，都可以看作是因公旅行。民众的私下旅行非常罕见，常见的是少数与商业相关的移动，受到通关与户籍等相当多的限制。至于逃亡和流民等，那就谈不上是出于自愿的旅行了。

大体说来，汉代的民众，只能在居住地做有限的地域移动，要想前往远方作长期旅行，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

司马迁的旅行

那么，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司马迁的旅行又是怎样的呢，他的多次旅行，可以归属于哪些类型呢？

首先，是多次随行武帝巡行。毫无疑问，伴随皇帝的旅行，作为同行官吏的司马迁，享受的是官方接待皇帝一行的相关待遇。

其次，是作为使者前往西南夷的第三次旅行。此行的待遇，或者是随同军队的，或者是作为官吏因公旅行所当享有的。

剩下就是二十岁的那次旅行了。这次长时间的旅行，并不是随行皇帝或者因公出差。那么，我们自然会问道，司马迁是如何解决车马、船只等交通手段以及通关手续、住宿、餐饮等问题的呢？

有一种说法认为，司马迁的这次旅行，是随同博士等官员出行的。据《汉书·武帝纪》：

元狩六年六月，派遣博士褚大等六人分别前往天下循行，慰问鳏寡残疾。

元鼎二年九月，派遣博士中等人分别循行江南，报告吏民救济灾民难民的情况。

由上述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武帝元狩六年开始派遣博士巡行各地。如果司马迁的生年是前一三五年的话，他此时十九岁，不排除作为使者随行的可能性。但是，这些使者的派遣方式，是把数名博士分别派送到不同的地方，如果司马迁跟随其中一位博士前往的话，如同他二十岁的那次大旅行一样，能够从长江流域走到黄河流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此外，司马迁在二十岁的旅行时，曾经在齐鲁学习仪礼。如果他是跟随博士前往，他将脱离使者，放弃任务长时间停留一地学习，怕也是解释不通的。

另外，也有这样的意见，说他二十岁的旅行是自由自在的青春漫游，或者是自费旅行。问题是，当时即便是因私旅行，也是需要携带通行证的“传”（或者棨）。此外，还有服兵役的事情。武帝时期，男子在二十岁时须要服兵役和徭役，二十岁的司马迁很难在这个时候作长时间的自由旅行。

一般而言，在秦汉时代的中国，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个人长时间大范围的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个人旅行的广泛展开，是在唐宋时期以后的事情。

所以说，司马迁二十岁的旅行，是有情况和条件的。这些情况和条件的，我们将在书中一一探寻。

跋语

　　本文是藤田先生的著作『司馬遷の旅—「史記」の古跡をたどる』（中公新书2003年）的序言。文中，作者首次使用文献和出土资料，细致地描述了秦汉时代旅行的社会状况和物质状况。这些内容，不但是司马迁旅行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也是今人理解中国古代旅行的基础知识。书中关于司马迁旅行的种种叙述，都是在这个平台上展开的，秦汉时代旅行的基本情况，由此可以得到一个大致的了解。（本文昨日在推送时相关信息不够准确、完全，特重新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