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用户 @王科科/文丨
金士杰：一个彻底的文艺青年，他敢穷，敢慢，敢彻底忠于自我/原标题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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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士杰，是一个不一样的文艺青年。
不是因为他已不再年青——尽管他确实不再年青，64岁，这位被赖声川喻为“台湾现代剧场的开拓者”，现皮肤松弛，抬头纹扎眼。
△金士杰
1951年生于台湾眷村，台湾著名男演员、剧作家、导演，台湾最重要的剧场推动者之一，“台湾现代剧场的开拓者及代表人物”，台湾小剧场的滥觞——“兰陵剧坊”创始人之一。金士杰的戏剧生涯是一部台湾“小剧场”运动的活历史。
“严格来说，戏剧是该被淘汰的艺术形式，但它保留下来了，仅此，就应该伏地敬仰。”
戏剧作品包括：《暗恋桃花源》、《荷珠新配》、《悬丝人》、《家家酒》等，并出版有剧本集《金士杰剧本》系列。
电影作品包括：《剩者为王》、《绣春刀》、《我可能不会爱你》等。
最有名的角色：《暗恋桃花源》中的“江滨柳”。
金士杰投身剧场工作逾30年，堪称当代大师，行事风格独特。
“困惑”，文艺青年们之所以游走在尘世的边缘，都源于此，“为什么社会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一定要那样”。
金士杰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类似的困惑。
我从小就有这一类的疑惑：
为什么现在是穿这样的衣服？
我们为什么用这样的语言讲话？
为什么我长成这样？
为什么我认定你是这样的、他是那样的。好好坏坏，高高低低。每一件事每一秒钟的每一个念头，我都觉得是虚构的，我找不到一个实。
绝大多数文艺青年，在安逸和吃苦中，选择安逸；在妥协和抗争中，选择妥协；在困惑和追问中，选择绕开然后抽身离去，回到尘世烟火。文艺只是闲时的玩乐爱好，只是一时的兴之所至，兴致散了，便回到现实生活的庇护中。
而金士杰，则选择了永远直面困惑，彻底忠于自己的独立思考。
最近一回我们见到金士杰，是电影《剩者为王》中，他饰演舒淇的父亲。一段5分钟的独白，让这部电影免于年度烂片实力选手之列。每一句台词由他说来，不动声色，在回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早已泪流满面。
「我是她的父亲。三十几年前，是她来了，才让我成为一个父亲。」
「她认定了，我就陪着她。她有时候受挫了，我就等着她回来哭一场。如果她忍着不哭，好，那我可以烧一桌好吃的给她吃。」
「她在我这里，只能幸福，别的都不行。」
（独白视频请拉至文章最末观看）
金士杰的演技早是公认的好，圈内人评价他“连抬头纹都有戏”。
2011年，金士杰获金钟奖戏剧男主角提名，结果潘玮柏爆冷折冠，全场哗然。更有人直接说：“金老师用眉毛也能赢你。”潘玮柏倒也很老实：“用汗毛就行。”
电影《绣春刀》中，金士杰饰演的魏忠贤溃败时，短短几瞬，却出现了若干个不同层次的神情。这便是金士杰最可怕的地方，演技稍稍一露，便已让人目眩。
金士杰最著名的角色，是《暗恋桃花源》里的“永远的江滨柳”。
江滨柳与女主角云之凡因战乱离散，40年后，江滨柳病危时才得以再次相见。大陆、台湾、一生、命运都在这个剧里。
我觉得我对江滨柳有一种很深刻的同情，那种遗憾好深好大，就是永远见不到家，永远错过了，朝思暮想的东西一夜间被吹散了。
这种深刻的同情，来源于金士杰的成长背景——眷村。
1949年国民党各军种部队、单位进驻台湾，政府用竹篱笆围起一个个“城中村”，与台湾本地相互隔绝。这些“城中村”就是眷村。眷村里的人有着各自不同的过去，因战乱聚集到一起，再一同来到陌生的海峡对面，是台湾的“外省人”，是一个没有祖坟的族群，有种与生俱来的悲剧性。
“外省人”这个字眼代表的是——别的地方来的，有种吉普赛的悲壮，有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存在，用比较浪漫的角度来看，是一种飘泊的、游唱式的生活。我们是宇宙间的吉普赛人，对生命充满了怀疑，没有办法不警惕，我们感觉孤单、被放逐，我们为生命的问号而活着、而做事。
……我是一个流浪者，不是归人，对天地来说我都是一个过客。
他小时候常在眷村大海边独游，去乱葬岗上看书。大海让他从小就感觉到死亡近在咫尺，深不可测。
比起《暗恋桃花源》，他的其他作品可能更贴近他内心的困惑与思考：死生，虚实，真假，自我。这些真与假、虚与实的辩证多年来一直绕着他转，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展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理解。
《荷珠新配》，妓女荷珠假充富商之女，引来一堆各怀鬼胎，最后老鸨充董事，富商瞒破产，小厮装大爷，真假恍惚，虚实恍惚。
“我自己是谁我都搞不清楚”，社会是否就是“一群骗子以假面互相作弄耍诈”？
《家家酒》，老同学在而立之年聚会，本来试图重温儿时旧梦，在一个又一个玩笑过后，个子最小最怪异的男生猜拳输了，就真的依照同学的戏言去上吊了。
假戏居然真做，剧中人的生死居然是通过儿戏的形式决定，所有堂皇宏大的人生意义是否也仅是人们自欺的一场儿戏？
《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莫利教授患上渐冻症，在他生命最后的14周里，和他的学生米奇展开了一次关于死亡、爱情、生命的心灵对话。
这是一个关于自问“你能不能和自己的心灵和平相处”的故事。
你能爱你自己吗？你能承认你自己吗？你能跟你自己做好朋友舒舒服服的吗？你接受你现在的自己吗？还是你扣了他很多分，甚至有些扣分的地方不见天日，把他藏起来吧。你的爱，你的欲，你的恨，你的寂寞等等，他们都被你妥善地对付了吗？
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在生存上我们做了许多努力，这个成绩确实是清楚的。关于人与人相处的心灵的部分，我很怀疑我们在进步还是在退步，我们比我们老祖宗更好吗？我觉得人很需要时不时这样自问一下。
金士杰将自己的思考融进作品中，不仅是自问，也是在轻轻地叩问每一个观众被我们深深隐藏起来的那些问题，这些“没用”但重要的问题。
金士杰的演技来自剧场近三十年的潜心磨砺。他在屏东农专畜牧科毕业，当完兵，牧场养猪一年半，但这些并不是他的志愿。
那时他就是所谓的文艺青年，酷爱电影和读书，天天混在书店，“哲学的、文艺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我全都爱看，全都涉猎。年轻时还有段时间差点想出家”。
所以，突然有一天，他只身去了台北，一边干苦力活搬货赚生计，一边搞从小的志业：说个故事或写个故事……
“那年我27岁。
闷热的仓库里搬货点货，晚上睡在还有其它人等的宿舍里，下班时间他们拌嘴、打牌、喝酒、看电视，我不理人不管事，白纸摊开埋头写我的。
一辈子没上过一堂编剧课，又自视甚高，我下笔很慢，小宿舍里折腾前后整整十个月，生下第一个孩子《演出》。
当中有一天，一位室友从外面回来冲着我大叫，『金！我出去三个钟头，你竟然连姿势都没有变!』这句话的印象很深，到今天我都还在想我现在姿势到底变了没有?…”
——《金士杰剧本集》自序
金士杰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开起了剧场，剧团叫“兰陵剧坊”，是台湾实验小剧场的滥觞，还找到从美国回来的吴静吉给他们排戏，带他们做练习，不停地放松，解放身体和心灵，就这样放松了一年半，才正式演出。
那时期的台湾，正值经济迅速发展，人们心态和我们现在类似，所有人都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赚钱。
当所有人都忙着挣钱，忙着出名时，他却慢悠悠地干着“闲事”。
金士杰是最近几年有了孩子，为了接送他们上学才买的车，之前在台北，他一直骑自行车。有一回，导演陈国富在街上看到他骑自行车，说：“我觉得你那个速度太骄傲了。”
1978年，《荷珠新配》一举成功，和《恋爱的犀牛》一样，成了台湾大学生最喜欢搬演的戏剧。演员在台前迎接鲜花掌声，金士杰却独自躲进房间落泪。因为他觉得，舞台剧玩的就是十年寒窗，成功不赶时间。
一个人的成功还是应该一步一步走过来。我比较迷信十年寒窗，不喜欢在刚起步时就得到太多荣耀，因为这个社会很便宜，有时候一个偶像‘嘣’地冒出来，他值吗？他该吗？假如一不小心你自己变成那个角色，我想的是，头脑清醒点吧，那是命运在玩你。
艺术家是要冒着彻底敞开自己的风险的，但金士杰从不认为那是风险。
对于一个角色，他总会先赋予“他”灵魂，在自己的灵魂上找“他”的部分。只有当他找到那个部分真实的自己，接下来才是研究动作、神情、表情。
现代人不习惯于被人看透，更不习惯被自己看透，于是把真实的自己层层封锁起来，以为就没事了，其实“穿帮”得厉害。金士杰却很愿意面对面具背后的自己，即使在自己身上看到了不好的部分，他依旧很高兴——“这样做人比那些不敢看自己的人活得更自在”。
这辈子会遇到很多暗无天日的东西,我们总想去躲避,不敢触碰它……以为把它们藏进抽屉就没事了,但旁人其实一眼就看出来了。
《荷珠新配》成功后，观众对兰陵剧团非常期待，希望他们能继续推出针砭时弊的形式新颖的作品。可金士杰偏偏不。即使有人说他不是深怀使命感的创作者，他也是非常坦荡：“使命感对创作有破坏力”。甚至当被质疑是自私，他坦然承认：“我只愿自娱，然后娱人。”
被人奉为“文化导师”或什么，那都不是我要的；就如同我爱读书，只为求知本身，不为其他；想过出家，也只因渴望更深层次的探求。如果说我的作品带动了当时的剧运，那是不小心的。
艺术和社会的关系，金士杰自有判断。
在他眼中，艺术的价值似乎是独立的，不可侵的，是热爱的，是骨子里必须做的，是高于信仰的。
当许多人被社会模式困住的时候，他却说，社会模式从小到大就是必须反叛的，因为它太低智商了。比如，少年时期的他，觉得为了联考而读书，是一件扭曲变态的事情，所以他选择去屏东读农专，能够自由快乐地读书。他现在做舞台，也是因为舞台有种与时代很不搭调的东西。这个时代速度有多快，舞台就有多慢。
金士杰曾经是坚决的不婚主义者，因为他一直对整套社会规则存疑，到底是谁规定人一定要怎样活。
直到2009年，58岁的金士杰才和他曾经的学生涂谷平结婚，两人相差25岁。选择步入人生另一阶段，因为对人生的思考发生了变化。
婚姻是我在年纪大一点时逐渐调整的思想。当我发现自己是大自然水中的一个元素，我跟那片树叶、那只鸟处在同一个位置时，就不挣扎结不结婚的事了。当我还是一个“文明人”时，我一脑袋瓜子的思想，有一点“西绪弗斯”，我认为自己是可以跟天庭对抗的。你认为我会结婚吗？你认为我会传宗接代吗？我会说不一定，我不必照着你来。
在经营兰陵剧坊期间，经济一直是个问题，金士杰他们非常穷。当发现朋友李昂家经常有剩饭，他提出要来吃剩饭，还提前说好规矩：只吃剩饭，不能因为他来而故意加菜；吃剩饭时不社交不客套，专业的吃，专业的走，不和李昂家人一起吃饭，李昂家人也不许和他说话。于是金士杰就真的过起了去李昂家吃剩饭的日子。
那时，大家都穷得非常彻底，但都敢让自己那么穷。不冲票房来，只为自己的理想。
这种穷的生活是经过自己审视的，金士杰是打心底想过这样的生活。
我深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把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创作，拿出来给这个社会给这些人群，我们做的事情太重要了，以至于我们没有那个闲工夫赚那个闲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个穷不是穷，而是富，不是缺，而是足。
在一个物欲横流，快速变化的社会里，他敢让自己彻底地穷，彻底地慢下来。
彻底地忠于自己的困惑，忠于自己独立的思考。
当思索至社会是无聊的，他便会去反抗，而非违心地妥协。
当思索至成功是虚无的，他便会离开，而非顺势而为。
当思索至人是大自然的一个元素，他也无惧推翻以前的自己，自己的人生永远由自己掌控。
金士杰的迷人，除了在他的作品、哲思，还在于他呈现了一种人生的可能性。
在安逸和吃苦中，选择吃苦；在妥协和抗争中，选择抗争；在困惑和追问中，选择永远忠于自己的独立思考。
活得明白，活得彻底，自己的人生只由自己掌控。
“如果上帝给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来，我会说，不必重来。”
《剩者为王》独白片段：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月亮与六百万（ID：moon60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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