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我有读过。” 11月20日，记者在冬日的北京见到蔡康永时，是他当天下午的第二个采访。听到工作人员的介绍，他下意识地表示“知道”，并回以礼貌的微笑。

眼前的蔡康永与荧屏中的样子没什么不同，宽松的牛仔裤与衬衫、标志性的发型，讲起话来，是同样温和的语气；更多的时候，他会垂下眼帘，一边思索一边回答问题，在每一个回答结束后再和善地看向我，等待下一个发问。

许多人最初认识蔡康永，是从他与小S的《康熙来了》开始的。在“绽放型”主持人小S身边，蔡康永内敛、儒雅，是时刻把控节目节奏、悉心照顾每位嘉宾情绪的人；更多人再次与“蔡康永”这个名字照面，则是在书店显眼的畅销书位置，看到《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蔡康永的情商课》两个系列的书籍。

“会说话”“高情商”，是蔡康永身上的标签。但很意外地，这一次，他在《说话之道》的增订版中提醒“你也可以不说话，做一个冷漠的人”。把热情和精力留给值得的人，难道不好吗？ 

从“主持人蔡康永”变成“作家蔡康永”，是他此前从未想过的事。“小时候非常讨厌两个东西，一个是畅销书，一个是工具书。我觉得写书应该就是怀抱着只为自己的目的而写，然后无功用”，所以，儿时的蔡康永每每走进书店，都会故意避开放畅销书的那一面墙。 

如果迫不得已跟“怎样在办公室生存”“什么股票最赚钱”“怎么和婆婆相处”这些书照面的时候，他就会偷偷把自己觉得好的、放在角落被忽略的书拿过来覆盖在这些畅销书上面，期待别的读者可以看它们一眼。

写作《说话之道》对蔡康永来说，是在做“小时候最讨厌的事”—写一本“有用”的书，成为一个“畅销书作者”。

但在生活与工作中，他又确实碰到了很多不会说话的人，觉得“替他们可惜”：那些明明好好说话就可以把握的机会，都因为错误的反馈而失去。而“不会说话”的表象之下，是不懂得揣测别人对他的心思、不懂得衡量“说话”背后的机遇，“说穿了就是不懂人和人相处的方式”。

以“说话”为生、以高情商著称的蔡康永，想到写一些自己的说话经验、拥有的技巧来帮助读者。而“既然是工具书，就要有效率”，在《说话之道》中，蔡康永举了很多主持节目的例子，诙谐有趣的文笔让读者更容易在笑声中对“说话”的技巧有所理解。

这本书不仅“畅销”，而且“长销”。“说话这件事情这么多年，恐怕都没什么改进，大家都还是很需要这个东西。”蔡康永笑说。

儿时的想法依然影响着他。

即使如今，蔡康永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曾经讨厌的那种作者”，依然会在心里计较的是，“我看到我自己的书在书店里面被摆在很好的位置的时候，就会计算：占了10个格子，那就是占掉了另外9个本来应该被看见的好书作者的位子。”

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打造的精品，那些颇具开拓意义的物理书、地理书，是他心目中真正被忽略的、值得拥有一席之地的好书。

但他也在读者对《说话之道》的反馈中发现，成为一个小时候自己讨厌的人，也没有那么糟糕。“起码在写作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写工具书、能够把它给写好，有读者又可以因此得到好处”，那么即使因缘际会成了“畅销的工具书作者”，即使读者很快忘记“蔡康永是谁”，“我也很开心，可以服务到跟我工作经验不同的人”。

当说话可以掌握技巧、情商能够言传身教，言语和交往中的诚实与真心又该如何计算？

蔡康永也曾经感到困惑过。最初，蔡康永在美国学习电影的时候，理解到电影的生产是一个需要放大梦想、鼓吹大家认同这个梦想、齐心协力完成一个任务的过程。

当他开始着手拍摄属于自己的电影，每个导演朋友都会跟他讲，“你要去索取，你不要缩小自己，你要有气场，你要坚信每个人都该为你的电影奉献，因为这是一个值得他们奉献的事情，你找他们帮忙是给他们机会，让他们展现他们的才华跟能力，来做一个重要的东西。”

蔡康永碰到的每个导演，都在群体中表现出“你很幸运你才有这个机会被用到”的模样。

电影导演是领导者，但主持人的要求，却又完全不一样。主持人需要极度地缩小自己，让每个来到节目中的人都觉得他才是世界的中心，这里有无穷的舞台可以展现他自己的故事，而主持人只是一个引导者。

在两种职业身份的转换中，蔡康永一度觉得“调试得很吃力，也没那么勇敢”，但是如果脱离职业背景，放在生活当中，这两种理念又似乎完全并行不悖。

“你在生活中就应该要鼓动别人相信你做的事是值得他也参与的事，可是同时也应该在恰当的时刻，永远让别人觉得他是世界的中心，这两个都是很棒的，该有的生活态度。”

哪一种才是真实？“画大饼”和“捧场”算不算实话？

“谎言无所不在，我只能说，你唯一需要诚实的就是你自己。”写作说话、情商相关的书籍，让蔡康永开始认知到“我们人类给自己创造的可爱又荒谬的困境，就是我们相信世界是有道理的，可是世界实在是没道理”，太多的偶然因素指向某个意料之外的结局，生活不是好莱坞电影，只要这样就能得到爱情、只要那样就会拥抱圆满。

“没道理的世界”里，真实是被人们建构的，又往往成了一种冠冕堂皇的累赘。“比如一个男生追一个女生，他有3分喜欢她，7分想跟她上床，你说要那个最诚实的‘真心’，那他直接说‘我要跟你上床’，这就不行了。

所以再蠢的男生也知道，他要先讲一些别的，‘你好美你的眼睛是我没见过⋯⋯’，搞半天花前月下、沙滩漫步，最后得到上床。女生也知道，可是女生就是要先得到那些东西，花前月下、玫瑰花和诺言，但是没有人觉得这不真心，这也足够真心了。”

真心、诚实都是好的吗？“我觉得都是我们幻想出来的东西，是人类为自己定出的自寻烦恼的要求。”那些我们以为的实话，“其实无非是那个人在那个时刻必须说的话而已。”比如，妈妈有个秘密，选择到你20岁的时候再告诉你，那个“因时制宜”的、只能20岁才听得到的实话，也证明了“实话不会永远是好的”。

动态存在、被建构着的真实，像一场自娱自乐的游戏，牵绊着人们的情绪。而所谓“情商”，在蔡康永看来，就是一个不断化解这些“自寻烦恼”的过程。“情商大概也只能做到这样：在万般无奈中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但它并不是能够解决一切麻烦的美好源泉，“情商”能做到的，也仅仅是别再困住自己。 

“我们说话，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活得好一点吗？”

能够讲出“世界没道理”“文明是游戏”的蔡康永，显然在惯常的儒雅、博学与温和之外，带着一丝旁观者的冷淡，仿佛再怎么热闹的事情，他都只是在旁观。

主持时，遇上嘉宾在节目中回忆往日痛哭流涕，一些别的主持人，比如张小燕，就会眼圈泛红，陪着伤心，而蔡康永则温和有礼地等待着他们泪水止息，再继续追问下一个问题；他不太关心别人的事情，那些在微博上动辄以“康永老师，我最近⋯⋯”开头的私信，都会一律跳过，“写书已经用完了我的耐心，我没有打算再用个人的生活时间去服务你，我也很重视我自己的需求”。

这种礼貌的疏离感，或许来源于自小家中的氛围。儿时，看尽浮华的父亲常对蔡康永说的是“你已经错过了所有的好事情”。

寻常人家的孩童可以常常生活在惊喜之中：某样食物很好吃、某种东西很好玩，面对生命中第一次见到的一切都可以拥有大呼小叫的权利。

但对蔡康永来说，“惊喜”不那么容易。父亲带他去看京剧，孙悟空从3张桌子上翻跟头下来，不等他称奇，父亲会说“上海人都从5张桌子上翻下来”；演员转了30个“飞叶子”，父亲会说“以前盖叫天可以转60个”；吃一个黄鱼，不待蔡康永觉得新奇美味，父亲会讲“西湖的黄鱼才不是这个味道，这个是腥的”⋯⋯

父亲念念不忘的这些美好，是蔡康永无法触摸、永远错过的那个“过去”。眼前想要拍手的一切，都是“不够好”的。而父亲觉得的那些“好”，又常常因为时光已逝显出衰颓与残酷。有一次，蔡康永和父亲在蛋糕店里遇到一位穿着旗袍、弓着背的老婆婆。打过招呼之后，父亲告诉蔡康永，这是“青岛第一美女”。

“美人”难以肖想，“迟暮”却无比鲜活地呈现在面前。在10岁的年纪，就亲眼印证“青春一下就过去，美人不许见白头”，难免是扫兴的，让人在未来觉得目之所及的一切都不过是过眼云烟，没有什么好在意、能在意的。纵横在娱乐圈中，即便遇见多少风光的皮囊、热闹的面孔，也难免联想到“青岛第一美女”的暮年带来的震撼，明白到头来终究逃不过两鬓苍茫、踽踽独行。蔡康永对生命的旁观感，也带了几分宿命的味道。

但只有那么一次，疏离如他也动了真情，是在舞蹈家罗曼菲的葬礼上。这位独特的舞蹈家，要求蔡康永主持她的告别仪式，并且要求所有参加仪式的朋友都要开心地送她去参加“另一个世界的party”，要穿花衣服、放开心的音乐、跳她喜欢的舞。

刚开始很开心，直到屏幕开始播放起罗曼菲这一生的舞蹈作品，把谢幕的片段全部都剪接在一起，“（看着她）每一下跳完舞跟大家鞠躬的时候，我真的热泪盈眶到完全无法停止，哭到根本没有办法继续主持下去”。

罗曼菲早早便说，“人生就是一场party，我参加完这场party，早一点离开，这有什么好哭”，但在蔡康永心里，他终于发现，告别是比开始更难的事。“如果你相信人的死是一个你应该先安排好的东西，那么你就应该好好地安排你的每一个告别。”

这些年来，无论是彻底告别《康熙来了》还是暂别某个节目的录制、某件事情的结束，归家的路上，他总会想“佩服自己做到了，也有好好告别”。如此，开始和告别也都可以如烟云过眼，不再挂怀。

在《奇葩说》的节目里，当马东说了一句话：“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终究会原谅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蔡康永当即补充，“那不是原谅，那是算了。”我问他，这些年过去，有过什么现在觉得可以用“算了”来说起的遗憾吗？

“我对拍电影就是这样的想法。我认为已经不是电影的时代，我在学电影的时候电影是‘所有的王’，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了。所以现在，我已经把我自己从这个想法中解放出来，如果我还要讲故事，那么拍剧会比拍电影更好。”

这一次，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说。 

    编辑 | 李少威

排版 | 徐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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