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文 我们要被看见,又不能是谄媚的嘴脸

朱亚文 我们要被看见,又不能是谄媚的嘴脸

南方人物周刊 内地男星 2020-01-15 20:57:50 745


甚至你可能诠释得不那么好,有些人为了把这个东西卖得更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看似很好。这就是商品。我只负责里子,但我不能认为最终的结果就是我的能量,我得深刻地自省,我到底有几斤几两?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邓郁   图 | 壹心娱乐

编辑 | 杨静茹 [email protected]

全文约9661,细读大约需要22分钟


1月13日晚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大明风华》,一袭白衣的明宣宗朱瞻基倒在皇后孙若微怀中,宣宗这个角色终告“下线”。


距离我头一次采访扮演朱瞻基的演员朱亚文,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那天上午,兴许因为赶通告休息太少,他有点疲倦,但很快,他调整状态,打开窗户让自己清醒些,话匣也由此打开。


“拍这个戏最大的感觉是累。累不是体力方面,而是因为朱瞻基这个人物的疲惫辛苦。他一生的前期是为了保命,后期则是为了证明自己。如果说要给几个主要角色赋予颜色的话,明成祖朱棣是金光灿灿,仁宗朱高炽白色柔情,而朱瞻基到后期的时候,则是一抹招人怜惜的暗色调。他早早就把自己很多的心力都透支过,耗尽了。


断续几次讲述里,他徐徐道来朱瞻基38年的心路历程:如何接受爷爷朱棣的锤炼,孩提时便要直面血腥屠戮;二叔朱高煦一心篡位,如何与这个毕生宿敌周旋,破解他的挑衅和威胁;又如何与(剧中)自己深爱的靖难遗孤孙若微一样身负重荷,一样身不由己,但至死未得其心。


说到兴起处,朱亚文在拍照换妆的休息间隔也示意我,“来,接着聊。


显然他对这部长达62集,自己有46集播出戏份的历史剧看得很重。何况合作者里,还有王学圻、梁冠华、汤唯、吴越等一批重量级演员。弹幕里,冲着老戏骨和朱亚文这个名字来的大有人在。


不过,在互联网欣赏习惯下,各种声音总会第一时间冒将出来。播出期间,朱亚文“演技炸裂”和“用力过猛”两种说法在弹幕上此起彼伏。还有人揪住朱瞻基开场时(受朱棣之命查案)的锦衣卫装扮,认为朱亚文演得“厂里厂气”,类似说法在播到中后期仍不绝于耳。


传到朱亚文这儿,他姑且听之,并不领受。


对自己的专业素养和实力,朱亚文素来有明晰而坚持的认定。从《闯关东》一举成名,到《红高粱》和声临其境的“爆红”,“认真、戏好、声线佳”逐渐成为圈内外对这个80后男演员的共识。此后拍摄的《北上广不相信眼泪》《合伙人》等都市现代剧,剧目虽褒贬不一,但他的兢兢业业,依然透过宣传表现,透过《我和我的经纪人》《跑男》等综艺节目,呈现得鲜明坦诚。


《大明风华》里饰演明宣宗朱瞻基


喜欢他的观众这样评价:“有原则、能吃苦、有目标、接地气。他就是我想像的样子,外表冷酷,内心火热,自我保护欲强,与生疏的人保持距离,与投缘的人打成一片,具有超强的责任心。


但近年,因为竞争和环境所致,影视剧在口碑和影响力上突围愈发艰难。朱亚文知道角色和所谓明星光环只能维持一时。他至今不敢松口气,因为“到今天我也没有一部代表作”。


警醒里自带的一份凛然和执拗,加上天赐的正气面庞和低嗓,让他在戏谑轻松,需要引爆话题的真人秀节目里,多少显得有几分“违和”。粉丝们又忍不住发出善意的疑问:朱亚文,能不能接更多的好戏,更专注在演戏上?


究竟是他自己和团队在不断地调适理想区间,还是外界对他的认识解读过于一厢情愿?后两次采访时,朱亚文数次强调两极对他的重要:一头,是当年《闯关东》《黄金时代》那样一心扑作品内核,最正统和极致的创作氛围——那是他绝对要追索和捍卫的所在;一头,则是在这个越来越轻快轻浮,趣味和热度都无法沉积的时代里,演员如何在纷繁现实中自处,承担职业艺人所应承担的各种演出内外的义务。


对某些演员来说,这当中的平衡和心理自洽,大抵会是个问题。或者干脆地直奔、滑向其中一极;或者游移不定,瞻前顾后。对朱亚文呢?言谈间很自然能感觉到,“产品,团队,目标,结果”这些娱乐工业概念已经植入他脑子里,“荷尔蒙”标签也罢,和抖音网红达人出镜刷流量也好,在“为作品好”的前提下,对他统统不是障碍。同时,他也会主动去接触像《诗人》这样表现矿工文学梦的小众电影,会去西宁FIRST青年电影周,把自己掰开了揉碎了,放到一个唯艺术而上的小环境里,期待“长跑中撞墙”般的浴火重生。


电影《诗人》中饰演爱写诗的矿工李五


随着身为人父,他的处世之道也在发生着改变。曾经,朱亚文是个刺头,在剧组和导演争执得面红耳赤,甚至差点因此被“封杀”;若拍摄现场不够严谨,他会板着脸孔,让演员新人和老友徒生紧张害怕。但现在,他越来越在意他人的感受,注意用对方觉得舒服的方式来表达。


采访他的娱乐撰稿人吕彦妮便自觉,几年前那个“牧师一般肃穆和沉着,不断审视对话”的朱亚文,在最近和她的交谈里已经“毫无主宰之意”了。


但平和与克制里,你依然能吸收到这个人内里的不甘、不忿,和类似朱瞻基的那份沉疴在身。能否走向真正的通透和宁静?


一年多前,朱亚文和朋友一起,在某甜品店的公众号上做了一档音频节目,专门讲述都市里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他和朋友小熊共同打磨情节,小熊撰写,他来播讲。美食、声音和故事的结合,看似是一份他给自己的“解压药”,但他并不觉得这是个人情绪的宣泄,而是给所有孤独者的一份慰藉。


在那个只有几千人的小角落里,他褪去了朱亚文的外壳,只以“山海”的身份出现。


“我相信所有光阴岁月的味道。”他说。“也许到50岁,自己能够用相对解脱的方式处理工作和家庭的问题,就是真活明白,活洒脱了。




对话朱亚文


“《大明风华》讲的是第一家庭的兴衰”


人物周刊:不管是剧作还是现实当中的朱瞻基,都背负诸多恩怨情仇,才情兼具又英年早逝。你个人对这个人物怀有怎样的一种情绪和态度?


朱亚文:肯定是同情。


你看处死二叔朱高煦这场戏,野史上记载的是他二叔的死是靠着激将法。剧里俞灏明演的汉王(二叔)正是朱瞻基一生当中最愤恨也最惧怕的人。他(朱瞻基)一生都在躲避骨肉相残,因为这是朱棣的心事,也是朱瞻基的最后一道防线。但二叔深明这点,一心“求死”。朱瞻基最后还是在失控的情况下,在癫狂失语中弄死了他的二叔。这对朱瞻基而言,是精神上极度的重创。他的少年气彻底地被抽走,逐渐就开始萎缩,走向了人物的终局。


到最后一场戏,他面对孙若微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我很小的时候只是希望自己做一个画师。年少时游历名山大川,老了还可以卧游天下。但是后来出现了那么多的尔虞我诈、血雨腥风,逐渐忘掉了这个梦想。”到了最后,他觉得应该卸下一生的牢笼,不应该再把这种东西传给下一代。说完这一段,我很难受,也很舒心。


人物周刊:舒心?


朱亚文:对。就是在这一刻,终于有人替他说了一句发自肺腑的话。全剧里面,真正说到朱瞻基的心声,不挣扎,可能只有这一段。


人物周刊:我们看到的这部戏里的朱瞻基,有多少是编导赋予,有多少是你自己给他的? 


朱亚文:我所有的东西都是站在剧本上生发的。首先是剧本给了我一个好的思考的空间和对的人物走向。但也有几场戏,是根据当时的形态,和导演商讨,有不同的表现。


比如我说“爷爷,你大错特错了”那场戏,便是后加的。原剧本里面,爷爷喝破了若微是靖难遗孤这个事实,之后,朱瞻基就躺回家里等消息,后来是若微出来跟爷爷聊的。我当时看到这,心里很空,非常难受。我跟导演说,“我跟爷爷得有一个内心的道白”。有了这样一场戏的转折,才有了爷爷在沙场点兵的时候,突然给了我令旗,我惊慌失措,颤颤巍巍接过令旗指挥大军的场面。这其实是爷爷对于你在前一番事件里的一个认可和鼓励。


很多观众朋友看到(我痛哭)这一节,说我是为了我老婆(孙若微)怎么样,我从来没有这么看。靖难之役是朱瞻基心里的伤,他的成长和国殇是绑在一起的。到这儿,是情感催使的宿命的节点到来了。你要说朱瞻基错,错在哪?他就错在自以为是,以为可以通过抽丝拨茧的方式瞒着孙若微的身份。他期待有一天可以靠着自己慢慢地去把伤口舔平。但没想到爷爷一下喝破了,这就形成了爷孙之间一种断崖式的关系。如果不靠血肉之躯再去填补一次,是填不回来的。


《大明风华》里饰演明宣宗朱瞻基


人物周刊:这是你头一回演皇帝,戏份也相当吃重。对你而言过瘾的地方是?


朱亚文:我肯定是这戏里最忙的人,我要去应对所有人,应对所有烦心事,还要去流淌出爱情。(笑)这个人物他一方面是靠自己演,一方面是靠别人的态度去决定你是一个什么人。


这也是这个戏最吸引人的地方:它并没有刻意去强化某一个角色在历史上所谓的光鲜,而讲的是大明第一家庭的兴衰。甚至你跳脱出来他的皇室身份,去看那些祖孙关系、父子关系、叔侄关系,一切融在里面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跟以往的历史正剧不太一样的家族共生的面貌。




“戴不戴隐形眼镜,决定了我在现场的表演状态”


人物周刊:从这部戏到前面几部都市戏,有观众评价你的表演“油腻”,“用力过猛”。你接受吗?


朱亚文:如果说我主观上是一个严肃创作的个体,它后期被发酵成了娱乐性的反馈,没有关系。因为所有的这些只是过程,不会影响到我任何的核心创作。今天人家说我“油腻”,明天可能也还有“寡淡”。只是说有些人愿意选择去听什么?这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


人物周刊:你之前说过,电视剧拍摄节奏快,容易形成一些坏习惯。类似“抖机灵”,或者套路化。


朱亚文:我会把它视为一种游戏模式。你说的创作过程当中的坏毛病,我肯定是有的。我就跟你说一个:戴不戴隐形眼镜,决定了我在现场的表演状态——但都是希望“戏好”。 


如果我碰到的现场,大家是在保护创作氛围,演员一起在努力实现剧作关系,我会戴上隐形眼镜,看清楚现场的每一分每一秒;但如果碰到的是一个我觉得“多看一眼都让我跳出情境,已经无法用自己的信念感支撑表演”的时候,我会把隐形眼镜摘掉,模糊去看,回避掉所有我不想看到的事情。


人物周刊:这种场合多吗?


朱亚文:一半一半。比如说马伊琍跟小花(宋佳),他们都说跟我在现场会有压力,其实所谓的压力,就是我害怕现场的那种氛围散开以后很难再聚拢。所以我一直带着所谓的审视或者轻微的抵触,不让这股气儿散开。


人物周刊:说说电影。电影《黄金时代》里端木蕻良不算抢眼,那个角色你一开始也不喜欢。但你说,这是一部对你意义非凡的作品。怎么讲?


朱亚文:我不能演一个别人口舌之下的人,我得演一个有自我认知的人。但是早期读到所有关于端木和萧红的事情时,我不喜欢这个人,就得去慢慢走近他。难就难在,得有态度,但态度不能明显到好像在叫屈;得有私心,但私心不能完全呈现出来不堪。这其实是一个挺痛苦的过程。


《黄金时代》选的演员绝大部分都是思辩型的演员,这是很宝贵的一点。大家都带着各自的人物立场,不是所谓的“结果论”。以前的做法是,很容易把那个时期的作家表现成为英雄。但我是觉得先有人后有树,对吧? 


比如鲁迅和萧红之间的关系。在那样的一个风潮当中,萧红特别希望能够扶一下鲁迅先生的肩膀,只是想扶一下喘口气。但许广平对着镜头的那一眼,生生的凹进了所有人的心里。丁嘉丽老师演得特别好,她冲向镜头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时代的人都在看她的那种不堪,她要回避,然后又有点记恨的眼神。我觉得那一下特别吓人。她深刻解读了所有人对于她(他们)的揣测,但是你又感觉那两个人在拼命挣扎着摆脱所谓的论断。所以我说《黄金时代》对于我是意义非常深刻的一部作品,是我和一群思辩的人在一起去创作,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文字的表面去演绎。


《黄金时代》中饰演端木蕻良


人物周刊:2018年电影《诗人》获邀去东京电影节首映,可惜一直还未在国内公映。参与这部电影是怎样的体验?


朱亚文:《诗人》应该说是目前为止,我拍的电影里面我的最好状态。之所以选择这部片子,是因为我特别想归拢到一个极致和严肃的传统创作里面去。我特别希望要去碰壁,要去找长跑过程当中撞墙的感觉,我要知道我现在的耐受力到底是什么样子。因为演员或多或少都会带上一些角色的光环,有的时候角色赋予你的能量,会让人觉得“我过于的优越”。 


人物周刊:你说的优越,是指你诠释好了以后,外界对你的认可?


朱亚文:甚至你可能诠释得不那么好,有些人为了把这个东西卖得更好,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得看似很好。对,这就是商品。我只负责里子。但我不能认为最终的结果就是我的能量,我得深刻地自省,我到底有几斤几两? 


《诗人》的导演跟(王)小帅导演是一代人,他们对于过去的时代有着浓郁的留恋。你能看到编剧以及导演身上硬朗的骨骼,你想它名字就叫《诗人》,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名字。以前的诗人是个群体。现在谁敢站出来说,我是个诗人?


人物周刊:非要把一个时代这样定性化吗?为什么这个时代就不能?


朱亚文:当然可以,精神上大家都可以纷涌着往那个方向去。但是肉体上你的家庭,你周遭所有的牵绊,可能会拖累,你就是有心无力。它不能成为一个生存常态。《诗人》也好,《地久天长》也好,它都体现了人的软弱,时代的软弱。也正是软弱,才让大家有了一种所谓的表面屈从,实则反抗的一个生长形态……前些天我在飞机上看了《柔情史》,让我真的看到了一个不带控诉、很自制,理性梳理的作品。就是我愿意敞开我家门,让你看一眼我们家这点狗血,就像日记一样。但我觉得,写日记的人比小说更有味道。


参加《奔跑吧 兄弟》



我得要撕毁自己,才能跟新生导演交流


人物周刊:2019年你去参加FIRST青年电影展,有没有一些实质性的结果?


朱亚文:我其实最想经历的是FIRST的创投会,因为我觉得那个才是它的核心。即便创作者表述能力再差,你也可以在创投那个场合看到他的初心,基因是什么。也可以看到那些导师级别的行业大拿,如何去纠正、指引,甚至如何去挤压和踩踏他们。 


我就在旁边看着,看着他们一波一波像过审:就是这些“评委”,看完了你的剧本,制作计划书,哗,上来给你一分半钟的意见。这一分半钟我觉得太冰冷了!他们会很直接地告诉你哪些不好,相比一个成熟的作品,你的区间有多大?我看过前年FIRST最好的一个创投剧本,当时我无比冲动,特别想演,导演也想用我。但一来二去的,最后就不是我。所以你看你情我悦的事情,中间站着市场。


人物周刊:身处FIRST的氛围里面,那些刚刚冒头的新人导演和制片,他们是怎么看你的?


朱亚文:我替他们很诚实地讲,我在他们眼中也许没有那么优秀。甚至说他们会觉得,包括我自己也认为,真正有才华的人一定要(遭到)碾压,你要无视我,甚至是漠视,要让我在你的面前变得自惭形秽,给我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我得带着一种要撕毁自己的方式,才能跟一些新生的导演进行交流。


人物周刊:你怎么跟他们推你自己?


朱亚文:就是用最快的速度融入到剧本思维里去,只听他的话,他的目的,然后我努力地让他能够看到最简单和直白的我。省掉废话,直奔人物。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我会自知,我到底是不是(适合)?他也会感受到。


人物周刊:对你这样的一些想法和行为,杨(天真)老板都无条件支持吗?


朱亚文:她很支持。老杨觉得人应该不断地创新,企业也是。我们公司几大合伙人各有各的属性,他们帮我树立起了一个更好的章法。


人物周刊:但像《诗人》,只拍了一两个月。能不能理解为,如果拍上三四个月或者半年,这个项目(对你们)就不一定成立?


朱亚文:对。从性价比上说,是。




这是一个全方面拥抱观众的时代


人物周刊:最近几年都市戏、生活戏接得比较多,是希望做些新的尝试?


朱亚文:像2013年那个时候拍《红高粱》,我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其中,可以说年代戏的体量我已经经历到最大了。要生存下去,多一种可能,必须要走入现代戏的市场。刚开始我拍《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的时候,整个的大环境对于我是一片反对,没有人觉得朱亚文能去演一部现代戏。


电视剧《红高粱》中饰演余占鳌


人物周刊:是反对你拍现代戏,还是说那些看起来跟你的正气形象有差别的?


朱亚文:就是反对我拍现代戏,他们就觉得我在年代戏市场里面是有安全值的,有代表性的。那一换类型,所有的营销,所有的“装修”,对于销售群体来说,都得重新做一遍。所以说得硬性地舍得。我2014到2015年演《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的时候,片酬是我2011年的片酬,非常低。但是我为了能够在现代戏的市场里面有一定的份额,拿到更多的剧本,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低价销售(自己)。 


当你没有代表作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比较单薄的一个人。只有通过剧作和角色,才能够开拓出来。但是对于市场而言,如果说你有更多的销售点、更多的话题点,你的私生活、你的副业、很多其他的东西,可以让这个市场一直对你产生综合性的欲望,而不仅仅是在作品上的欲望,(那情形就会好很多)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中饰演赵小亮


人物周刊:你对于应该开发演员身上所谓“综合性的属性”这件事,早就已经接受了?


朱亚文:分什么人吧。有些人才华横溢,他如果仅仅做演员,我觉得是可惜了。有些人仅仅是为着牟利,那也是一种天赋。就怕有人是混淆视听,那就是耽误大家时间,浪费社会资源。


人物周刊:但也有一些演员,只专心演戏,接戏不多,讲求少而精。


朱亚文:我和他们其实不是一个时代的演员。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宽容,已经不会再有了。但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机会是那个时代也不曾拥有的。这是一个全方面拥抱观众的时代。当然这种拥抱是双刃剑。你说的那些演员,那个时候要的是神秘,是“我和观众之间有距离”。我在自己的作品里面,我无论疼成什么样子,都不会跟你多讲,对吧? 


但现在是,你别说你疼,我恨不得连你睡觉的姿势都给扒出来。因为大家已经不满足于营销一个角色,他希望营销到你跟这个角色可以关联到的所有。那你可以说不给,但是得给自己一个理由。第一种理由是我的生活关你屁事,对吧?第二种理由就是,你认为你的生活将一成不变,是不是?说完这一次就没下回了?我觉得第二种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大家都在体验着,都在不断生发着。 


所以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演员里面,已经开始逐渐养成了和观众交流的职业特性。大家希望你通过更丰富、更自我的方式,去传递出来一些有益的、有能量的事情,而不仅仅是通过一个有感染力,但其实是虚无的角色。这其实也是时代的进步,也是一个考验,大家需要更多的心理寄托、精神领袖、安慰等等。 


人物周刊:有不少你的粉丝呼唤说“朱亚文,少干点这个那个,多拍点有质感的好戏”。


朱亚文:大家那么喜爱,我无以为报,我只能说好好演戏。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懂得,我没有那么大的主动权!甚至说,这个行业里的演员就没有主动权。现在网上有人说,“朱亚文离开杨天真吧”,我想说的是,你们都不了解她,你们不了解我! 


为什么我和这群人在一起捆绑了五年?我这么一个说话有点太苛刻、教条,甚至有点尖酸的人,我能和他们相拥在一起五年,就说明他们一定是有柔软、包容、智慧的一面。我的存在代表了他们的优质,要不然我不会和他们走这么久。


观众希望我能演质量高的好戏,但是决定权不仅仅在我。首先我有机会演戏,然后是我还有机会演好戏,再往下才是,我能演一些能让你感同身受的好戏。这种进阶的过程对于演员来说不是一步就能到位的。


人物周刊:怎么样能够尽量争取到好品质的戏到你们团队手里?


朱亚文:量变到质变。你在量上的积累,且在积累的过程当中你没有迷失,你没有自认为我代表什么,而是时刻准备着被别人重新塑造。


人物周刊:一方面,你很在意创作,对角色塑造充满了想法。另一方面,又非常在意市场趋势和观众口味的变化。两者矛盾吗?


朱亚文:我想说的是,所谓“统一的形象”固然重要,但从工作上来讲,我不认为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所谓的不合适或者是大家眼中的“不和谐”,是大家对我有一个期待,或者对于我扮演的某一个角色有着不可颠覆的认知。 


我首先是要让我的创作有所满足。但我还这么年轻,才36岁,我有的是机会去尝试,要告诉行业里很多的前辈和智者,我有一个不断挖掘自己的欲望。


人物周刊:在《我和我的经纪人》里,团队开会时讨论过你的外在形象模糊不清。后来呢?有打造出一个清晰的“人设”出来吗?


朱亚文:我想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好的团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团队。每一个演员在这里都受到了应有的保护、支持和应有的市场拓展。不是大家想像的,好像某一个人就代表了这个公司,也不是这一个公司可以垄断某一个领域。应该是讲,很多人给所谓的“人设”这个词加入了很多情绪自定义。我怎么去软化你的情绪?我没有办法去面对任何人,对吧?


你想,我从余占鳌幻化为朱瞻基的这一刻,需要有多少人去层层地改变对我的认知?这个功课由谁来做呢?是我们公司,是我的团队。他们认定可以有这样的变化,也认定我有能力输出和表现。如果说他们是有这样认知的人,你认为他们会在某一个既定形态里故步不前吗? 


我们也不会因为大家的一些想法,就会过多地去调整自己的步伐。因为我的团队也在乎我,毕竟每一个角色是我在输出。如果说我对角色没有了感动,没有了表达欲,我仅仅是在以从前的心态来讨取大家的关心,这才叫真的有问题。


人物周刊:参加了好几档综艺节目,有达到预期效果吗?


朱亚文:其实并没有什么预期。我一直觉得中国没有好的肥皂剧。肥皂剧其实是快捷时尚文化的高级输出。但是在我们没有这个形态的时候,综艺节目也是种短平快的交流方式,对于演员这是个锻炼。


我会深刻感受到,现在观众获得快感的节奏,不再像以前一样,需要有铺垫和娓娓道来。大家越来越忙,越来越希望在5分钟里面截取可能5个,或者50个高潮点,才能够满足他这一刻想释放的情绪。


人物周刊:说到《大明风华》播出期间和李佳琦一起的直播,没有想到成了一个小事件?有些人看到你手臂搂着李佳琦的动作,觉得朱亚文怎么变了(不那么稳重)?


朱亚文:我那是被迫无奈,为啥?因为房间里那只小狗一直在跑,我一开始想把狗给李佳琦,他没接,我就把狗放桌上。可放桌上,狗要跑出去怎么办?所以我就顺势而为,用那个动作掌控住现场。我的发心只有一个,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大明风华》。我所做的一切也只是和佳琦之间的一个责任互动。我其实早早就习惯,有些朋友会在一件事情上看到不同的侧面。没关系,不管怎么样,我在做的是一件有理有据,有作品作支撑的事情。


《大明风华》里饰演明宣宗朱瞻基


人物周刊:你习惯像过关考试一样地去创作。身边的演员也说,你给他们比较强的“紧绷感”。这和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吗?听说你父亲那时候每年送来的年货都要分成一份一份,让你和你母亲挨家挨户去送给亲友,经常为里面几个鸡蛋怎么去调配费劲脑汁。


朱亚文:是的,和我父亲有关。我父亲是个检察官,对自己、对我要求都很严。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是经不起犯错的时代,他们可能走过弯路,特别希望我们这一代的人可以准确地踩上每步节奏。他对于时代对于生存的恐惧,我能够感受得到。可以说到了50岁以后,我父亲才开始真正放松。


人物周刊:录《味从山海》这个音频节目,没有做什么宣传。出发点是?


朱亚文:现在生活节奏很快,大家也习惯了在社交媒体上交流,一些内心深处的记忆却被遗忘掉。我希望这些小故事能够给听者带来片刻的,哪怕只有三五分钟的贡献就可以了。当艺人是孤独的,其实谁都是孤独的。不过你不能放任孤独,也不能过多地排斥孤独,这其实是一个自我对话,和自我生活的距离感。


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总是在牌桌上逗其他人笑的女孩,但其实她暗恋得很苦。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他永远给人带来快乐,好像特别开心。但事实上,他很有才华,婚姻却不幸福,事业也到了瓶颈期。可很多人就是天然在消费他,大家觉得这个人负责讲笑话就行了,别的不用管。自从有了这个朋友以后,我会很注意群体里面那个很爱发声讲笑话的人,我觉得他们心里有很多疾苦和被淤堵的东西。在这个小项目里,我找到了符合我的表达方式,声音的好听和不好听,已经被弱化了。


人物周刊:现阶段有什么是你害怕失去的东西?


朱亚文:在这个阶段?太多了!最害怕的是失去可能。人有选择的时候还是幸福的,当你没得选的时候是蛮悲哀的。所以人有第三种选择,一定要惜福。当你眼前只有两种选择的时候,你要警惕了。


其实咱们聊了这么久,你应该能感觉得到,我是一个不停在抗争,一边在适应,一边又坚持自我,以各种方式在扛着的人。


在这个行业里面,我们要被人看见,又不希望被人看见的是一副谄媚的嘴脸。我可以在任何的环境下、任何的市场需求里,变成一个被大家讨论和消费的我,但是角色是我的底线。我至今还没有碰到过,被别人强摁着头,一个角色被人撕扯到体无完肤的经历。


我跟我太太说,让我再狂奔一段时间,你在旁边看着我跑步的姿势,你时刻干扰着我一些,但不用去影响我奔跑的方向。有一天我真累的时候,我自己会停下来。


人物周刊:希望到那一天来到之前,你不会被消耗光了。


朱亚文:没关系,真的。如果50岁的时候,我在我的职业领域里面,还不能够用一种相对解脱的方式去处理我和这个行业的关系的话,那肯定是我的问题。但如果我能够比较自如地解决工作和家庭生活当中的问题,那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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