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歌声是李香兰的中国乡愁

曾为老上海“七大歌后”中唯一的外籍歌星的女星李香兰（日本名山口淑子），于2014年9月7日上午10点42分，因心力衰竭在东京自宅去世，享年94岁。

李香兰生前留下了丰富的艺术遗产，传世名曲《夜来香》正是由她在1944年首次演绎，加之《卖糖歌》《戒烟歌》《海燕》《恨不相逢未嫁时》《防空歌》《第二梦》等绕梁三日的歌曲，使她成为当时中华民国的走红歌手，与周璇、姚莉、白虹、白光、吴莺音、龚秋霞齐名的上海滩七大歌星。她也留下了很多电影作品，虽然有些是为日本侵略中国做宣传“国策作品”，但也不乏令人回味与感动的艺术杰作，而她的后半生作为一名记者、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在促进日本反省战争责任，促进慰安妇问题的解决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目前，日本政坛和保守媒体，正在因为日本《朝日新闻》在慰安妇问题上误报，掀起新一波狂热，试图彻底推翻河野谈话，在慰安妇问题上为日本“挽回名誉”，而回顾李香兰一生走过的道路，重温她对战争与慰安妇问题的见解，也许会给这种狂热的围攻一剂清醒剂。

语言与歌声是李香兰的中国乡愁

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常听母亲说起李香兰。母亲曾是李香兰生前任过职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的打字员，她常在工作之余去拍摄棚看李香兰拍戏，对李香兰的演技赞不绝口，更倾倒于她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和甜美的歌喉，在战后知道了李香兰是日本后人，母亲似乎惊讶了很久。

李香兰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中国语也可以说是她的母语，其祖父山口博酷爱汉学，仰慕中国文化，父亲山口文雄也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曾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就职。当时不能说汉语的日本人不能在该公司就职，山口文雄就在公司里的夜校担任中文教员，而幼小的李香兰经常被父亲带到教室里学习中文。1933年，她还被父亲的义兄弟、沈阳银行经理李际春将军收为义女，后来又成了天津市长潘毓桂的义女。

这些中国元素，在她一个日本人的身上，塑造了一个“中国魂”。1938年10月，18岁的李香兰在成名后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当验过护照要下船时，却听到到海关官员对他：“你一个一等国的国民，却穿三等国的服装，不觉得羞耻吗？”李香兰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说：“我的祖国的人们鄙视生我养我的我的母国，使我感到非常悲哀，从那时起，我开始讨厌日本。”（注1.李香兰《努力抚慰受伤的心灵》)

她曾在《自传》中写道，她在1936年，以一中国人的身份参加的一次抗日集会。当时每个人都表态“假如日本军侵入北京，诸位怎么办”？李不知怎样说好，她只好说“我，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接着，她写道：“我只能这样说。”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的最好的出路”。

2005，她回忆60年前在中国的事情时写道：60年前的夏天，我当时在那里生活的上海的报纸报道说：“李香兰将被枪决”，军事法庭的判决中写道：“一个中国人，演出亵渎中国的电影，支持日本的大陆政策，是对中国的背叛。”由于当时证明了我是日本人，对我没有执行死刑，而在战争结束40年以后，我再看那些我出演的“国策电影”，使我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夜不能寐。那双亲被日本军人杀害的抗日少女，在受到日本男子殴打时，竟然对这个日本男子产生了爱情，这样的情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多大的侮辱啊!（同上）

在她的《自传》中，每当提到去中国时，都会说“回中国”，提到回日本时，她都会说“去日本”，她对中国有一种母亲般的认同，中国语对她来说，是唤醒记忆中颤动在故乡无边的青纱帐中那闪亮的露珠的阳光，是曙色下袅袅萦绕在温暖东北茅草屋上的淡蓝色炊烟，一段北烟台方言淳厚的音节，像银纱般月光下的虫鸣中母亲略带嘶哑的摇篮曲，尤其当这种语言演演绎为美妙的歌声，从她纯美的歌喉中唱响的时候，更使她深深眷恋和认同了这块广袤的土地和淳朴、善良的人民，她说：中国是我母亲，日本是我的父亲。

李香兰的战争与慰安妇认识

抗战结束后，曾作为“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主要演员的李香兰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在她的日本人身份确定后被释放。

1946年2月29日，李香兰回到日本，但她对中国充满了无限的乡愁和热爱之情，她说“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1972年中恢复邦交正常化，李香兰曾激动落泪道：“这是我一生最好的一天啊！”而最可贵的是战后她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及慰安妇问题的清醒认识。

她说：靖国神社的主页上写道，从1894（明治二十七）年的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一系列战争“是为了实现不分肤色的自由和平等的社会而进行的不可避免的战争”等，但是我认为，这种“为解放亚洲的战争”这一事后编造出的理由，是对本国的加害行为视而不见，并将这种加害行为再造成自以为是的“美丽的历史”的论调，这是难以允许的。如果真的认为中国是平等的国家，就不会建立“满洲国”这样的傀儡国家，也不会歧视中国人。

对于当时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李香兰说，希望小泉首相理解，参拜供奉着战争的领导者的靖国神社，将对中国人的心灵带来怎样的伤害？

在我12岁在旧满洲的抚顺居住时，目击了宪兵们用枪托拷打中国工人，后来经过调查，知道了这是日军为了对抗日游击队报复，集体屠杀400人到3000中国人“平顶山事件”（1932）中的一个场面。

最近经常听到“说大东亚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历史观”这种说法，不过仅就我的所闻所见，至少对于中国，是具有很强的侵略性质的。

1992年，她辞去自民党参议院议员的职务后，担任负责对原日军慰安妇进行赔偿的“亚洲女性基金”的召集人、副理事长，她在《我的想法》一文中写道：

“原慰安妇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在1990年左右，我和她们生活在同一年代，想起同一时代生活的她们，我难以平静下来，她们的屈辱和苦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补偿，我希望她们能有一个安堵的晚年，为此希望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是我参加这个基金会的最重要的理由。（注2.《我的想法》）

在我在“亚洲女性基金”工作的时候，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是和一名韩国原慰安妇的相遇。这名慰安妇和我联络说：我在战争的时候就知道你，因此我见了她。而她所说的话使我吃了一惊，那时我因拍李香兰的电影正在苏州，而那名慰安妇是被日本兵带到排外景的现场的。这名原慰安妇说：“那时您拿着桃色绢花，唱《苏州夜曲》，很多人都去看。”记得当时因为没有形状很好的桃花，拍摄职员就为我做了绢花，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是不会知道的，我惊讶她能记得如此清楚。（同上）”

她说：她是在15岁的时候，在家乡的道旁被警察带走的，然后强行送上火车，被带到了上海，进了苏州慰安所，几次想逃跑，因此被日本兵用刺刀刺向肚子，本想喝消毒水自杀，但是可能是用的量不够或是浓度不够，没有死成。她来看我拍外景也是在那个时候，听了她的话，我真是充满悲痛。我说“您受苦了，很抱歉”，衷心向她道歉，以后我们一直在通电话。现在这位慰安妇已经去世了，这对我来说是难以忘怀的事情。

李香兰留下的“警世钟”

1947年，原日本陆军大将、攻陷南京的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在东京接受审判，有关他推动全面侵略中国的动机，他在法庭上是这样陈述的：

“原本日支两国的斗争，是所谓‘亚细亚一家人’中的兄弟之争，不待言，日本当时依靠武力，救援在支那的日本人，维护陷入危机的日本的权益，实在出于不得已，恰如家兄一忍再忍，弟犹暴乱不已，于是兄敲打其弟，全非出于厌恶，而是爱之甚深，以此为手段促其反省，此乃吾长年之信念。此次受上海派兵之任，殊基于此信念，切望为日支纷争之解决尽瘁。绝非希望此次派兵成日支两国民间长久相互怨恨之因，而是期冀反成而后两国亲善提携之基础。”（见早坂隆《松井石根与南京事件的真实》）

松井石根的这种观点，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杀戮即拯救”“侵略即拯救”的观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日本侵略军肆无忌惮地杀戮，而没有任何犯罪意识是理所当然的。一般的宗教中都与“罪与罚”的意识，这种“罪与罚”的意识规定：作恶的人在生前作恶，即使生前没有受到惩罚，死后也一定会受到地狱之火的惩罚与拷问，“杀戮即拯救”的观念中，一切“罪与罚”的观念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使日军肆无忌惮地打开了人性中最阴暗、最残酷的“潘多拉的盒子”。

而这种“松井石根逻辑”既是反逻辑的也是反历史观的，从逻辑上，以消除对象为手段不可能导向拯救的目的；从历史观来看，评价历史不会仅仅以一种所谓的“大义名分”的言说作为判断标准，而是以历史行为和结果作为判断标准。

遗憾的是，目前，在慰安妇问题上，以安倍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对《朝日新闻》的围剿，仍然延续着这种“松井石根逻辑”，他的逻辑是“只要朝日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报道是假的，强征慰安妇就是假的”，“只要没有发现强征慰安妇的记载，征集随军慰安妇就是正当的”，只要围攻《朝日新闻》，就可以“挽回日本国家的名誉”。他们希望一种正当的“言说”抹杀历史事实。

安倍晋三在9月14日的NHK电视节目中，在谈到《朝日新闻》撤销一部分有关慰安妇的报道的问题时说：“我们正在面向全世界彻底取消这些报道，《朝日新闻》自身也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努力”，“《朝日新闻》所做的日本兵强掳的报道，让全世界都以为这是事实，甚至建立了谴责的纪念碑。我们必须考虑向国际说明，《朝日新闻》报道不是事实”。

而自民党政调会长稻田朋美也在同一天的富士电视台的节目里出镜说：“《朝日新闻》不要光道歉，应该考虑怎样为恢复日本的名誉发出信息。”

但是无论安倍还是稻田，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出发点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事实证明，不能因为《朝日新闻》的报道有误，就证明强征慰安妇的事实不存在。2007年3月5日，安倍晋三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针对慰安妇问题进行答辩时说：“从狭义的意义上说，没有证明强征慰安妇的证言，关于这一点我在去年的国会答辩中说过了。”针对安倍的这一发言，甚至现在正在参与围剿《朝日新闻》的历史学家秦郁彦都说：“在现实中，在募集慰安妇的开始阶段，强制的例案虽然很少，但是有的，他应该说‘狭义的强制是极少的’。有了一些一知半解的多余的知识，结果发表了含混不清的见解。”（《诸君！》2007年7月号秦郁彦、大沼保昭、荒井信一“激论关于‘随军安慰妇’的遭无视的事实”），而无数中韩慰安妇的证言早已证明了强制慰安妇的事实的存在，只是安倍不把这些当做证言而已。

2012年11月9日，日本右翼媒体人士樱井良子所在的历史事实委员会与39名日本国会议员一同在美国新泽西州当地报纸《Star Ledger》上刊登了题为“我们记得事实”的广告，否定慰安妇问题。

广告声称，没有找到有关日本政府和日军参与征调慰安妇的历史信息，他们甚至声称慰安妇们是获得许可的“卖春女”。署名的人中有下村博文和稻田朋美，这两个人在一个多月后开始的安倍第二次内阁中，一个担任文部科学大臣，一个担任内阁府特命担当大臣。

而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他的著作《无父国不立》中说，慰安妇们“如果现在是功成名就的百万富翁，对这样的事情一定会感到羞耻不说出来，因为她们现在依旧贫穷，觉得说出这个问题能赚钱，哪怕能挣到一点也好，她们今天不是以肉体，而是想用名誉为代价赚钱”。

国际人权NGO HUMANRIGHTS•NOW事务局长、律师伊藤和子8月16日在网页上写道：这种“只要没有‘强征慰安妇’的证据，日本就没有加害的责任”的态度，显著脱离健全的人权感觉，越是强辩，越暴露日本的领袖没有基本的人权感觉，让世界耻笑。因为没有强征慰安妇，就可以对当时被骗来的少女说：“因为没有强征，因此无论把你监禁在多么狭窄的地方，怎样残酷虐待，怎样强制你进行不分昼夜的性行为，日本也不是坏人”——难道真的可以这样说话吗？

而李香兰有关战争和慰安妇的见解，对日本政坛和保守媒体所进行的对伪命题无休止的考证，对他们用一种只在日本可以横行无阻，而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通用的逻辑，在慰安妇问题上围攻《朝日新闻》的热潮，是一剂清醒剂，因为这些人们的做法，正如李香兰所说：“是对本国的加害行为视而不见，并将这种加害行为再造成自以为是的‘美丽的历史’的论调。”

如果日本的政治家、历史学家、媒体不立即抛弃这种行为，并且经常以头面政治人物出面，不断发表侮辱原慰安妇的人格的见解，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与亚洲被侵略民族的和解将永远不能实现。

李香兰留下的不只是美妙的歌声，更有警示的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