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可凡：这次是和丁黑导演第二度合作，那会儿拍《大秦帝国》的时候，你们初次交手，其实那部戏的口碑还挺好，但我听说你自己对自己的表演还是有点不满足。 

陈晓：我们不苛求外界的人觉不觉得你好，首先你自己要让自己满意才行，不管是某一场戏还是整个一个戏把它完成下来，你自己都会自己心里有一个评估。拍《大秦帝国》的时候，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来自于我当时刚毕业没有经验，而最大的问题是当时我是在轧着戏，很累，真的是整个人的状态很累很累，很疲惫、很憔悴。所以当时丁导就永远记得，我现在拍戏，他一直在调侃我，说现在不睡海绵垫子了，那个时候自己没有带椅子。因为从长沙刚刚轧戏，飞机飞过来，穿着那边年代戏的戏装跑到《大秦帝国》剧组。

曹可凡：真的？

陈晓：脸上妆都没有卸干净，在飞机上拿了一张湿巾，一擦下来全部都是黑红黑红的，旁边的人就这么看着我。

曹可凡：这人干嘛？

陈晓：对，当时那么样一种状态。后来丁导也知道我在轧着戏，他也是那种慢悠悠说话的那种方式，他就把我叫到身边来。当时他好像都没有找我单独聊过天，好像唯一有那么一次。当时我也没想到导演能把我叫到监视器旁边，挺紧张的。导演也是很温柔地对我说，你别求多，你还不到那个时候，别求量，踏踏实实的一部就是一部，一个人物就是一个人物，你只有把这个做好了以后，你才能谈后面的事，要不然没法弄。就听了他这个话以后，我后面坚决不轧戏了，一直到现在。那么我之所以知道，就是因为我自己知道，当时甭管现场发挥得好不好，但是作为我自己来说，我没有尽到百分之百的努力，我自己心里是清楚的。那么这一次，准备接《那年花开月正圆》的时候，丁导就说所有主创演员不许轧戏，给我几个月都留在剧组。

曹可凡：这次其实你是有足够的时间和表演的空间。

陈晓：对，我特别开心，你不说，我也想这么做，因为我之前轧过，我想用这部戏来挽救和补偿。那当然同意了，甚至我那段时间连通告都不上，我就是很享受那段时间，而且我说我既然要来做，我一定要努力给导演看，起码要能看到我这么几年下来以后，我是有进步的。我之所以老是说《大秦帝国》那个时候不好，那你这次拿出来你觉得好的给导演看。

曹可凡：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规划？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陈晓：其实我说实话我不是一个特别有规划的那么一个人，我的规划都是停留在眼前，我的眼前现在在拍哪个戏，我尽可能把它做好，或者说我得知我后面要拍哪个戏，我做好准备去拍。至于再后面，我可能没有想那么多，我需要我的团队帮我去想，大家一起讨论。但是我自己可能顾及不到那么多，所以我老对人家讲我不能当领导，我说我是一个狙击手，我要听命令的。

曹可凡：瞄准一个点是吗？

陈晓：对，你告诉我打哪个，我瞄准，我把狙击手的功夫给练好，其余的我不管。这样对我来说，这种生活方式是最轻松，也是让我觉得最有成就感、最过瘾的。

曹可凡：你在戏中演的角色，按我们现在世俗的说法属于是“皇三代”，他里面有发疯的状态，有当获取了所有他想获取的东西的时候，生命的大限在向他慢慢靠近，这种体验都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不可能体验到的，怎么去能够更接近那种真实的状态？

罗晋：发疯那场戏，其实我没有想太多，因为那天在演的时候，导演他们也在现场说，罗晋，我们想了好多天，你要怎么演啊。我说我没想，我不用想，因为我是觉得疯，我真的不想去演疯。而是我觉得一定是在那一个刹那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谓的疯真的是疯吗？我真的不这么认为。《锦绣未央》的时候，其实在拍那场戏的时候，当他们把我拖进来的时候，我突然一下，那都是即兴的。因为那个地板是木地板，开拍之前，因为拖干净之后，灯一打上来，它会反光，很好看。我一看到地板的时候，哇，好像游泳池，你知道吗？好像游泳池，我就直接往地上一扑，就游泳，游过去了。

曹可凡：那是你即兴出来的？

罗晋：对，当我想要游泳过去的时候，我心想我怎么下水呢？我要给自己一个下水的理由。所以当时我在进来的时候，我的鞋穿着的时候，我就没有把后面的搭扣给放上去。我一踢，那个鞋就飞出去了。好了，理由就来了，我的鞋掉水里了，我要游泳、我要捡鞋。这一系列的所有的东西，我觉得是通过在现场的时候，对手的碰撞，包括你那一刹看到的东西做一个综合，把所有的东西合理，这个戏看上去就会有可信度。

曹可凡：你觉得自己是那种用功派，还是那种有天赋型的演员？

罗晋：我用功吧。

曹可凡：是用功派？

罗晋：天赋也还是有一点的，但我也用功。我觉得我做任何事情，首先我今天当（演员），我不敢说我一直会当演员，因为这个世界永远在变化，也许可能哪一天我不当演员，但是只要我今天是演员，我就一定要对得起演员这两个字。我特别喜欢陈道明老师那个时候说过的一段话，今天如果大冬天拍下水的戏，你拍完以后就拍完了，没有什么可觉得厉害或者怎么样的，因为你是个演员，这是你该做的。就像你作为一个医生，你说你不会用手术刀，你说你今天自己用手术刀做了个手术，旁边一群护士给你鼓掌，这是不对的。这是我该做的事情，今天我是个演员，我就对得起演员这两个字，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我有我的理想，我不知道我有一天我的演技会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演戏会演成什么样。但我始终都在用心地去感受，我一直觉得我保持我最傻的一颗心态去面对我该做的事情。我觉得一定会越来越好，你的感受力和你的表现力和你的感染力，一定会越来越强。

曹可凡：喜欢你的观众都，通过你的那部戏《我的少女时代》，那部戏当时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来会大火?

王大陆：有想过，也有想过没火，因为那时候拍了七年的戏，也有演过男一号，都一直不火，我说完了这次演了《我的少女时代》如果不火，我是不是要再熬七年，那时候是这样想的，我特别想问因为你那个年龄的演员，慢慢要等机会，七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一直不火，但我很年轻，心里会不会很懊恼，老天哪一天云彩会下雨，小时候工作的时候可能比较偏玩票性质，觉得长得还行，一直都有接戏也没有断，就想说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后来发现真的对自己要求太低，不够认真，然后就是爱玩，后来觉得当演员真的是一个很难，不是像现在观众说那么简单，随便人都可以去演戏，其实演员是要下功夫和时间去做的一件事情。

曹可凡：有没有总结过为什么你看我演了七年没火，演了这个角色我就火了?

王大陆：其实我很常讲，我觉得演员是等一个角色，一个好的剧本，一个团队，要天时地利人和，刚好就是那一年那是我的时代刚好，因为有些人，演员其实大家都很努力，也有不努力的，但是一定有很多很努力还没有起来的演员，其实他们就在等一个，看到他的导演，或者能帮他说话的一个角色出来，只要做好这件事，我觉得观众都会看到他们，我七年就是没做好这件事情。

曹可凡：《军师联盟》拍了13个月，《白鹿原》拍了9个月，所以在那么漫长的拍摄时间里面，有没有这个焦虑？怎么把这个焦虑减到最低？用一种信念来支撑自己。

翟天临：曹老师，您问这个问题正好问到我心里去了，因为作为年轻演员来讲，我确实很彷徨过，这个市场发展得很快。我和当下“小鲜肉”的年龄都是一样的，选择这两个戏，拍一部戏，其他人可以拍三部戏，选择这两部戏，两年的时间，别人可以拍将近七部戏左右。我焦虑过，我在想我这样做会不会风险很大，是不是并不符合市场的一个定律？我人生中能遇到几个像茅盾文学奖陈忠实先生这样呕心沥血的作品，我能遇到几个四大名著？所以那两年当中，我自己确实，别人一说两年没播戏，这个人怎么没有了？唯独撑下去的原因就是我咬死了牙对自己说，无论外界的世界如何变，市场如何变化，自己对作品的品评和审美一定要够。

曹可凡：你对自己有没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和短期的目标？ 

翟天临：短期的目标，我希望能够跟大家在，因为这两部戏都是很有文学基础的那种，被大家称之为那种正剧什么的。而且搭戏的演员都是年龄比我大很多，会让大家误以为我是一个40岁的人。短期之内，我要先证明自己在非常亮丽的、养眼的戏里面，能够非常时尚地去塑造角色，所以我后面可能会塑造，短期可能会塑造更多小朋友爱看的戏和展现男性美或者时尚品味的戏。证明完了自己之后，后面的事，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多拍一点，因为现在我不需要为了钱而拍戏了。我觉得我的生活需求没有那么大，所以不用钱而拍戏，我觉得是很幸福的事情，那就坚持，长远来讲，坚持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追求，去一步一步走吧。

曹可凡：你们当时拍这部戏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部戏将来可能会观众的接受度很高？

袁弘：在拍《步步惊心》的时候，我已经入行了七年，这七年里面我已经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对一个戏抱有什么特别大的幻想和期待。有时候你觉得这个戏肯定好、这个剧本肯定好，可是每个戏有每个戏的命。我们自己讲一个戏有一个戏的命，很多事情不是你演员能决定。所以这七年里面，我已经学会了不去想那些东西，那些东西与我无关，我只要做好我要做的事。

曹可凡：当这个戏没有达到预期的那种效果，好像付出的跟你得到的不相称的时候，会有这种彷徨、迷惘或者是焦虑吗？

袁弘：说实话，我会有小小的失望，因为你一开始会对一个东西抱有特别大的幻想，可是没有达到的时候，你肯定会有失望。但是我倒真没有彷徨、迷惘和焦虑，因为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真的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会把事情往好的方面想，我觉得将来一定是阳光晴朗的，明天一定是这样的。

曹可凡：从《步步惊心》十三爷到少平，我觉得你要丢掉一些东西，特别要丢掉偶像的包袱。所以对你来说有没有这种压力很大的感觉，有点焦虑的这种感觉？

袁弘：真的接了这部戏，开始演了，我才觉得真的是很吃力，因为这个创作方式、表演方式完全是我不熟悉的。包括那个生活，完全是跟我很陌生的。我有点找不到那个人物的魂和根在哪儿。拍那个戏（《平凡的世界》）要减肥，因为孙少平是一个在劳动中饿晕过去的中学生，你想他得瘦到什么样。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减肥减了20斤。

曹可凡：你其实本来就挺瘦的。

袁弘：那时候我体重在145、146左右，最后减到126斤。

曹可凡：那很瘦了。

袁弘：对，为了演那个角色，首先是不吃东西，每天就吃很少的水煮菜叶，没有油，水煮几片肉，每天就吃那个。再一个是疯狂地运动，每天大概两个多小时的运动量，拍戏之外，十几个小时拍戏之外再两个多小时。

曹可凡：十几个小时拍完以后，你还两个小时运动？

袁弘：对。有一次做俯卧撑做完之后，做完一组在垫子上休息，我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凌晨三点。再加上拍戏，你要背很多词，你要去演你不熟悉的那种人物，整个在生理和心理都极大压力的一个环境下。而很有意思的是，恰巧就在那样一种状态下，我突然一下找到了孙少平的那个魂、那个神在哪儿，因为他就是生活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其实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家里对人他的期待，好学生，将来应该能混上个村长当，家里对他是有巨大期待的。可是他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体制内的工作，自己出去了，走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而且吃不饱穿不暖，进行重体力活儿，恰巧就跟我当时那个极限状态有点像，我意识到少平的生活状态，他一直走在极限的边缘，不管是心理还是生理。在那一瞬间，我突然一下感觉到我有点抓到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