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小波
近日，《音乐周报》发文谈论关于《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词问题。事情的起因是有评论者在中国音乐学网发题为《<让我们荡起双桨>中有害人的歌词》的文章，其中提到《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词“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背后暗藏凶险，把做功课和欢乐对立起来，建议歌词改为：欢乐地做完功课，我们来继续欢乐。文章引起网友跟帖与点赞。这种对经典的解构引起不少人的反感，有作曲家提醒说“不必太过较真”。
吴跃华撰文详细探讨了歌词中的逻辑问题，对此予以了有力的回击，认为“求知是可以欢乐的，欢乐中也一定有求知，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可谓切中要害。尤其是“诗的品性的歌词当作事实来谈已显不当”真的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歌词的诗的品性是艺术的体裁规约，与生活的事实并不完全相同，歌词分析不必用生活的真实强迫艺术的真实。
当然，再次花费笔墨讨论这样的“戏言”已全无必要，笔者想说的是另外的事，就是歌词创作的理据性、逻辑性问题。很多歌词放在歌曲中毫无违和感，但是单独拿出来讨论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逻辑问题，比如近日《成都》一曲极为火爆，歌词中有“走到玉林路的尽头”这一句，在网上立马被好事者拿出来开涮，认为歌词有问题，因为成都没有玉林路，只有玉林东西南北中路，这虽是事实，但并不影响歌词中的表达。并且艺术创作是对生活的提炼，并非要完全符合实际，而是一种提升，一种美的意境的创造。
揪住歌词逻辑问题不放并不是什么惊诧之事。有论者质疑了大量的歌曲歌词的不合逻辑，包括《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向天再借五百年》等在内的歌曲都被指出存在种种错误（见《毛瀚诗论选》）。仔细推敲每一首歌的歌词，大部分是讲不通的。或者句法、语法、表达有问题，或者逻辑有问题，或者违背常识。但是为什么这些表达欠妥的歌词能成为流行金曲传唱至今呢？为什么这些错误的表达会被人们忽视？这就涉及文本的真实性问题、理据性问题以及文本的开放性问题。这里主要探讨理据性问题。理据性是语言学术语，关于语言的任意性与理据性问题学界探讨已久。理据性的讨论主要限于语言学内部，焦点在于语言是任意的还是理据的。扩展到整个符号界，符号表意一定是有理据的。即便是起初用的是任意的符号，最终都被赋予了理据性。
歌曲的理据性来源主要有体裁理据、音乐理据和社会理据。本文主要强调的是第一种体裁理据。歌词并不等于生活中的语言，而是一种特殊的艺术体裁，有其自身的体裁规约性。体裁的合法性与规约性是由艺术体制给予的。歌词是艺术，艺术是一种符号，任何符号都表达意义，而且必须表达意义，因此歌词本身具有解释潜力，解释的潜力主要根源在于体裁规约。中国风歌词大部分都是逻辑不通的，但是在体裁的规约之下有了理据，歌词的理据来源于整个歌曲体制。歌曲是由多人通力合作的结果，龚琳娜的《忐忑》是一些生造的词语，体裁压力之下以及正经的演唱使之成为歌曲。神曲并不是艺术的下滑，而是艺术的更新。
歌词毫无疑问属于大文学的范畴，文学追求独特的表达与语言的陌生化，歌词也是如此。对其阐释是一个开放式的行为。由此对很多歌曲必须抱有开放的态度，为之寻求理据。莫里斯的作品《美国的祈祷》中有这样的句子：“你看过你的出生/你的生活和死亡/你会回忆起/剩下的一切——（当你死了/你是否曾拥有一个美好世界/足以拍成一部电影）”。从逻辑上讲，一个人如何能看见自己的出生和死亡呢？他不过是把人生比喻成一场电影，我们可以在一部电影中看到每个人的出生和死亡，看到他所经历的一切，连他的心理都展露无遗。人生就是一部电影，每个人既是导演，又是演员，不断变换镜头，转换角色。有了这样的逻辑起点与人生隐喻，歌词也就有了理据，随着莫里斯的不断演绎，理据不断上升，成为经典。
汪峰的歌曲《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也是如此。从常识而论，爱是幸福美好的，怎么会是子弹呢？只不过将爱情中的不愉快与小插曲表达出来，强调这也是爱的一部分，与丘比特之箭有异曲同工之妙，意思指向在爱的世界里，痛并快乐着。动力火车的歌曲《当》中唱到：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这与古诗“山无棱，乃敢与君绝”相仿。单从逻辑上而言，山怎么可能无棱呢？但越是这样无逻辑理据的表达，越能彰显爱情的坚贞与执着。这样的超越逻辑的描写旨在说明爱的坚贞不渝。
许巍的歌曲《两天》：我只有两天，一天用来出生，一天用来死亡。人的一生实际上有无数天，而歌词说只有两天，逻辑上无法讲通，但是将人的一生描绘为生和死两种状态，描绘却更为深邃，也更富哲理。将那种人生短暂，时光飞逝描述的淋漓尽致。
再比如，《达阪城的姑娘》其中有句“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嫁妆”、“马车”已经够贪婪，还要“带上你的妹妹”，作为求婚语句，有些荒唐，但在歌曲中并不突兀。在《在那遥远的地方》有这样的歌词：我愿做一只小羊，依偎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细细分析，很有点受虐狂的倾向。但是此歌是中国流行歌中的不朽名曲，没有歌众觉得此歌词性倾向怪异。这些“无理变有理”的现象都是理据性的结果。
体裁的最大作用，是提示接受者应当如何解释眼前的符号文本，体裁本身是个指示符号，引起读者某种相应的“注意类型”或“阅读态度”。体裁看起来像是符号文本的分类，却更是一套控制文本接收方式的规则。有了这种体裁约定，我们在接受期待中已经认定了歌词的合理合据。歌词的体裁规约还使我们对歌曲有一种褒义倾斜的理解，因为歌词的语句要求明显的乌托邦解释，要求接受者带上善的、美的、理想的色彩来理解。
有了体裁的规约，我们就应当从艺术的角度进行接收理解赏析，而不是用生活的真实与缜密的逻辑思维去强迫艺术。更为重要的是，文中开始部分提到的那些被好事者开涮的歌词在流传中经过反复使用，已经具有了社会理据，甚至某种意义上已经是音乐中的经典，我们更不应该将其时时拿出来进行“调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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