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与诗（下）

重新味化还有可能吗？

黑格尔继承古希腊突出视听的传统，毫不犹豫地认为：“美只能在形象中见出；”“艺术的感性事物只涉及视听两个认识性的感觉，至于嗅觉，味觉和触觉则完全与艺术欣赏无关。”[1]至晚自尼采开始，西方思想史上发生了既意义重大、也规模浩大的“身体转向”（body turn）[2]。鲁迅笔下自诩太阳的人大大咧咧地说：“我完完全全是肉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肉体上某物的称呼……所谓‘心灵’者，也是你肉体的一种工具。”[3]多米尼克·拉波特对建基于视听的美学也颇多微词：“美丽没有味道。彼此的排斥是绝对的，当句中的两个词对调位置，‘美丽没有味道’等同‘没有美丽的味道’，这是在审美活动中对粪便属性的压抑所采用的公式：确切地说是康德的美学。”[4]和尼采高亢、激越的语气相比，莫里斯·梅洛-庞蒂显得十分冷静，但也许更见力量：“在原初知觉中，触觉和视觉的区分是未知的，正是关于人体的科学后来教会我们区别我们的感官。实际经验到的事物不是从感官材料出发被找到或者构造出来的，而是作为这些材料得以辐射出来的中心一下子就被提供出来的。我们看见了物品的深度、滑腻、柔软、坚硬——塞尚甚至说，它们的味道。”为此，梅洛-庞蒂不惜再次引用塞尚（Paul Cézanne）的名言，来为自己张目和壮胆：“塞尚说，一幅画在它自身中甚至包含了风景的味道。”[5]顾随因此方可放言：“李长吉之幻想颇有与西洋唯美派相通处，有感官的交错感。看见好的东西想吞下去，即视味觉之错感。”[6]

仿佛是呼应于尼采、拉波特、梅洛-庞蒂和塞尚一般，钱钟书报告过一条很有意味的信息：早在尼采等人发动“身体转向”之前，自十七世纪的西班牙批评家以来，在西洋各国的语言里，文艺鉴赏力和“口味”（taste）一直就是同一个字[7]。现在，似乎该轮到艾略特来呼应、唱和钱钟书了：

黄色的雾在窗玻璃上挠着背，

黄色的烟在窗玻璃上擦着嘴，

把它的舌头舔进黄昏的角落。

（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江弱水译）

事情看上去很是令人震惊，在被认为失味更早的北美、祛魅更加普遍的欧洲，竟然潜藏着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事实：“身体转向”竟然使得欧美之物亦如古代中国之物一般，沾染了味道——塞尚和梅洛-庞蒂很明确地申说了这一点。“身体转向”让西方人的所有感觉器官全部打开，几乎以同等程度的重要性投放于万物，并被万物所选择，给足了万物以民主；从前被严重抑制的味觉，尤其是曾经被彻底否定的味觉思维，有机会暗中抬头，西方世界因此得以味觉化——最起码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文艺鉴赏力和“口味”共享同一个词，似乎可被视作味觉化的先声，尽管体型娇小，却又并非完全微不足道。否则，艾略特的那些诗句就难以成立。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John Dewey）显然察觉到了这一点；在他那里，至少眼睛被率先味觉化了：“道德家知道，感觉和情感、冲动与口味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谴责眼睛的欲望是灵魂向肉体投降的一部分。他将感官的与肉欲的等同起来，将肉欲的与淫荡的等同起来。”[8]艾略特眼中的现代西方世界，乃如假包换的“荒原”（Waste Land）；“荒原”原本是失味或祛魅的代名词。确实是“身体转向”而非其他因素，有限度地改变了“荒原”的性质：“黄色的烟”（The yellow smoke）仍然长了一张虽不可人，却能够“在窗玻璃上擦着”的“嘴”（ rubs its muzzle on the window-panes）；黄色之烟仍然长了一条舌头，还能“舔进黄昏的角落”（Licked its tongue into the corners of the evening）。如果世界或者“荒原”没有被潜在地味觉化，如果“荒原”或者世界仍然是纯粹视觉中心主义的天下，那么，跟“擦”相连的“嘴”、跟“舔进”生死相依的“舌头”，就只有修辞学上的来历，显得过于浅薄；也会令人难以置信：艾略特仅仅是个修辞主义者，伟大诗人的杰出成就不过是得之于“修辞的胜利”[9]。

张枣在分析艾略特的这几行诗时，发现了“身体转向”导致的上佳结果；他甚至颇为笃定地认为：“黄色”（yellow）“给人一种不大干净的感觉，硫磺的味道充斥在空气中”[10]。这与艾略特精心给出的“荒原”之喻恰相吻合，一派地狱的景象，味道刺鼻，还额外暗藏着一个面色狰狞的撒旦。而哈着硫磺气味的那张“嘴”，伙同其“舌头”，又能从作为“馊物”的窗玻璃——尤其是从黄昏——那里，尝（或舔舐）到何种怪味呢？对此，艾略特心知肚明，却似乎没有必要专门申说，更有可能是他不忍心申说。但是很显然，在被认为普遍失味（或者变味）的年月与疆域，一个西洋人居然有机会舔到、尝到黄昏之味（哪怕是酸腐甚至腐臭之味），直追他寄身异国、并相隔千年的唐宋同行，不能不说是一宗让人吃惊的诗学事件；是“身体转向”解放了曾经被监禁的味觉，才让说英语的艾略特突变性地获得了局部性的舔舐能力。

据江弱水猜测，张枣很可能受启（而非受洗）于《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因此才有如下诗句[11]——

厨师推门，看见黄昏像一个小女孩，

正用舌尖四处摸找着灯的开关。

（张枣：《厨师》）

如果考虑到张枣一贯秉持的“元诗”（metapoetry）观念[12]，考虑到他临终前所说的“某物的或你濡嫩的舌头”，此处就有理由认为：与其说张枣以小女孩隐喻黄昏，进而有意识地让黄昏沾染阴性气质、认领娇嫩的形象，不如说他在用小女孩暗喻汉语。是汉语的阴性气质让张枣自然而然将黄昏视作小姑娘[13]，娇小却并不感伤，还以此去除了孟浩然和晏几道的古典性黄昏之愁，以及古典意义上的“恶滋味”，从而让其坐拥诗学上的现代性[14]；是汉语以它特有的舔舐功能，在帮助身处异国他乡的厨师试探着寻找开关。张枣说得非常明确：“中国当代诗歌最多是一种迟到的用中文写作的西方后现代诗歌，它既无独创性和尖端，又没有能生成精神和想象力的卓然自足的语言原本，也就是说它缺乏丰盈的汉语性，或曰：它缺乏诗。”[15]张枣深谙汉语的精髓：所谓“丰盈的汉语性”，端在于寄居其间的舔舐能力，虽历经白话文运动却至少在张枣那里鲜活如初；所谓“诗”，正在于汉语绸缎般光滑的阴性，恰如海德格尔所言：“纯粹所说乃是诗歌。”[16]当汉语依其本性充分、完全地打开自己，及至与心相通、同舌相连，就配得上张枣对它的赞颂与期待：“我认为现代汉语已经可以说出整个世界，包括西方世界，可以说出历史和现代，当然，这还只是它作为一门现代语言表面上的成熟，它更深的成熟应该跟那些说不出的事物勾联起来。”[17]在这里，“开关”决不想让作为运动器官的手去打开自己，它甚至不能被黄昏念想中的光明所打开。“开关”只可能被“已经可以说出整个世界”的汉语，但尤其是被汉语的本性去打开；或者：开关只能被“舔”开，不是被“打”开，因为开关在张枣那里被认定有味：它在暗中等待已经充分视觉化的汉语伸出舌头。

张枣：《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

白话文运动最终的结果之一是：强化了汉语的分析性能，也就相应地抑制了汉语的肉体特性，致使汉语的舔舐能力大幅度丧失其领地，以对称和匹配于中国人心心念念的现代性。舔舐大幅度丧失其领地意味着：相对于写作《诗经》和《离骚》的汉语、陶渊明的汉语，现代汉语大幅度地失味了。就是在这个异常紧要的当口，张枣以其天性（但天性不可解释），也以其对母语的热爱（但热爱来自天性，也不可测度），尽可能固守汉语的舔舐功能，也因此尽可能地维护了汉语的圆润、婉转和肉体特性，以至于能够“至情流溢，直写衷曲”[18]。在此基础上，张枣拿他拼命挽留的舔舐——被其招魂的舔舐——与“拿来主义”层面上的分析性与视觉性相混合，方有机会写出集舔舐与观看相杂陈的诗句：不管怎么说，“厨师推门”之后，首先“看见”的是“黄昏”，紧接着，才“看见”味觉性的“舌尖四处摸找着灯的开关”。对于现代汉语诗歌而言，舔舐与观看相杂陈实在意义重大：它确保了看似无味的现代中国仍然有味，也确保了原本一头倒向视觉中心主义而失味的汉语依旧有味，现代性中国的感叹（亦即新诗）也不离不弃于味。这是张枣区别于绝大多数中国当代诗人的隐秘原因，也是他为饱受诟病的汉语新诗带来的新风尚。对于这个问题，张枣在他开始诗歌写作的当口，就有明确的认识：“传统从来就不尽然是那些家喻户晓的东西，一个民族所遗忘了的 ，或者那些它至今为之缄默的，很可能是构成一个传统的最优秀的成份。……如何进入传统，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总之，任何方式的进入和接近传统，都会使我们变得成熟，正派和大度。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才能代表周围每个人的环境、纠葛、表情和饮食起居。”[19]

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之一，被认为是看大规模取代了听。但更重要的真相或许是：听与看双双遭到了现代性的高度榨取，或严重绑架：听不仅听见了声音（亦即有所听），还听见了听者自身的听（亦即听-听）；看不仅看见了人、事、物（亦即有所看），还看见了看者自身的看（亦即看-看）。内含于汉语新诗的任务之一，或许正在于让听-听和看-看被味觉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合璧之作，既具有现代性，又具有古典性或曰民族做派，堪称有味极了，正所谓“言下忘意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白居易：《读禅经》）“身体转向”致使西方世界开始重视味觉，直至世界居然被潜在地味觉化；与此方向截然相反，张枣是在汉语世界追逐现代性而普遍失味时，固守汉语的舔舐能力，致使新诗与世界依然有味，至少有幸免于全然无味。张枣给出的启示是：现代汉语被普遍视觉化后，并不必然决绝地绞杀汉语固有的舔舐功能，或者全面摈弃汉语的肉体特性（世俗特性反倒得到了加强）[20]；眼不仅可以观物，还可以观物之意味；现代汉语诗人不仅观物之意味，还观观自身的意味（简称观-观或看-看）；不仅观外物的观被味觉化，观-观（或看-看）自身也被味觉化。张枣和他特意发明的舔舐与观看相杂陈能够很好地证明：这种特有的观，乃物我的相互玩味和回味，万味自然存乎其间。在现代性横行不法的时代，舔舐与观看相杂陈既是可能的，也是值得的。“可能的”不必多言，因为张枣已经很好地做到了；“值得的”格外“值得”一说：视觉中心主义诱导下的朗朗乾坤显得无比坚硬，看勾引出来的无死角可言的世界则显得过于乏味。前者需要舔舐去湿润、去软化，后者急需要被重新赋味，只因为“一个准确的发音乃意味着舌头的拯救”[21]。且看张枣在如何展开行动吧：

船长呵你的坏女人

还没有打开水之窗。而我开始舔了

我舔着空气中明净的衣裳

我舔着被书页两脚夹紧的锦缎的

小飘带；直到舔交换成被舔

我宁愿终身被舔而不愿去生活。

（张枣：《祖国之书》）

但无论“舔”还是“被舔”，不可否认的是：那恰好是深受现代性之害的某些敏感之人眼中真正的“生活”。这种质地与面相的生活既现代，又传统：它触目之处，尽皆乡愁之味，令人惆怅和感叹。

2018年6月5日，北京魏公村。

宋琳、柏桦编：《亲爱的张枣》，中信出版社，2015年

注释：

[1]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61页、第48页

[2] 参阅汪民安等：《身体转向》，《外国文学》2004年第1期。

[3] 尼采：《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7-28页。

[4] 多米尼克·拉波特：《屎的历史》，前揭，第82页。

[5] 转引自杨大春：《眼与心·中译者序言》，莫里斯·梅洛-庞蒂：《眼与心》，杨大春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11页。

[6] 顾随：《驼庵诗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139页。

[7] 参阅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05页。

[8] 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5页。

[9] 参阅孙文波：《修辞的胜利》，民刊《现代汉诗》第13、14合卷（1994年， 北京）。

[10] 张枣：《张枣随笔选》，前揭，第82-83页。

[11] 参阅江弱水：《张枣<厨师>：放进鼓掌的油锅煎成金黄的双面（上）》，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32231426_119350，2018年5月20日10：48时访问。

[12] 参阅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上海文学》2001年第1期。

[13] 用阴性气质界定汉语并非否定其阳刚的一面。事实上，汉语的阳刚气质也许并不下于其阴性气质。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写于1880年的《中国电线考》有言：“当斯时也，多人以中华语言借得律风传问，口声之传入耳者，较他国倍清亮，亦以中国吐词声气尖硬于他国，故用得律风，尤便于今中国士子。”（转引自武田雅哉：《构造另一个宇宙：中国人的传统时空思维》，任钧华译，中华书局，2017年，第198页）但此处的关键是：经历过革命话语的浸润后，汉语的阳刚、硬性质地甚至暴力令人反感。所以，许多诗人更倾向于、倾心于汉语的阴性气质。张枣说得很清楚：“由于我们这一代人（我虽然是这代人的末尾）对于暴力不陌生，所以在我们的创作中，还是有某种很霸道的东西。它可能就表现为某种极端，哪怕是一个温柔，也是一种极端的温柔，下定决心的温柔。你知道，这就是Paradox。还有，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的诗歌特别坚强，在能够写出的诗歌中，表现得特别坚强，所以它也被遗弃得特别坚强，好像‘砰’的一下就出来了。这也是一种极端吧。 ”（张枣：《张枣随笔选》，前揭，第201-202页）

[14] 1991年3月25日张枣在致柏桦的信中说：“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庞德的纪念片（电影），他说：‘我发誓，一辈子也不写一句感伤的诗。’我听了热泪盈眶。” （柏桦：《张枣》，宋琳、柏桦编：《亲爱的张枣》，前揭，第21页）而早在1988年7月27日张枣在致柏桦的信中已经表达了断绝诗中感伤的决心：“中国文人有一个大缺点，就是爱把写作与个人幸福连在一起……这是十分原始的心理，谁相信人间有什么幸福可言，谁就是原始人。……什么时候把痛苦当成家常便饭，当成睡眠、起居一类东西，那么一个人就算有福了。” （柏桦：《张枣》，宋琳、柏桦编：《亲爱的张枣》，前揭，第29页）

[15] 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诗歌结构和写者姿态》，《上海文学》2001年第1期。

[16]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前揭，第6页。

[17] 张枣、白倩：《绿色意识：环保的同情,诗歌的赞美——张枣、白倩对话录》，《绿叶》2008年第5期。

[18] 程树德：《论语集释》“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条。

[19] 张枣：《作者的话》，唐晓渡、王家新编选：《中国当代实验诗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08-109页。

[20] 曾经有一段时间，比如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其下限可以延伸至1978年）内，至少汉语新诗完全抛弃了舔舐功能，眼睛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眼睛随处可“见”的，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以及为何会有这种伟大成果（参阅郭沫若、周扬主编：《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

[21] 宋琳：《精灵张枣》，宋琳、柏桦编《亲爱的张枣》，前揭，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