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洋洋

来源｜Mtime时光网

贾樟柯的上一部长片导演作品《山河故人》问世已经要追溯到2015年。过去两年中，贾樟柯的导演作品只有短片《营生》和电影《时间去哪儿了》里的一个段落。新片《江湖儿女》倒是很快要开拍了，但最早也要明年下半年才能和观众见面。正值壮年的贾樟柯电影履历上出现了一大段空白，他在忙些什么？

贾樟柯确实挺忙的，大多数事情也还是和电影有关。《时间去哪儿了》这部由“金砖五国”导演共同完成的电影正在上映，贾樟柯既是导演之一，又是电影的监制；与此同时，贾樟柯还在给《在码头》、《平静》等片做监制；过去一年，贾樟柯一口气写好了未来三部电影的剧本；他的新书《贾想2》已经定稿；他创办的“暖流”、“西星河”两家电影公司逐渐在行业内站稳脚跟；他发起的平遥电影节即将在本月底开幕……

对于一个年近50岁的中年男人来说，当你想做点事情时，时间总是显得那么紧迫。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的行业。

贾樟柯说，这种对时间的感受也是他想拍摄《时间去哪儿了》的原因，他甚至表示这个创意一冒出来时他就想到了王铮亮那首歌《时间都去哪儿了》。这首歌曾红极一时，歌词写得简单直白，“时间都去哪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日前，贾樟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到了自己的新片《时间去哪儿了》的创作过程，也谈到了近两年时间里他手上的各种工作。谈到了对瞬息万变的电影市场的观察，也谈到了自己对VR等新技术的好奇与热情。说这些时，贾樟柯抽着雪茄，看起来很从容。

时间太宝贵了，但也不是越忙越好。贾樟柯自己说，“我做事情永远是要恰恰好。”去年，贾樟柯离开北京，搬回山西老家居住。既逃离了雾霾，也收获了一个安静的创作环境。没有坐在监视器后面的日子里，他做了很多事，也思考了很多问题，成果我们会慢慢看到。

Q：《时间去哪儿了》的片名很容易让人想到王铮亮的一首歌，为什么要取这个片名？

A：这是金砖五国导演第一次拍片嘛。这五个国家电影创意都比较强，我本人对南非的电影情况不太了解，其他四国很多大师级的导演都耳熟能详。这几年我们的观众对欧美电影比较了解，对这些电影创意很强的地区反而不太了解。希望通过这部电影可以带给观众一种新的电影体验，发现一种新的电影文化。

大家一起做就需要一个主题。我们做过许多创意，最受欢迎还是“时间去哪儿了”。可以说这是五个发展比较快的国家共同的一种感受。这首歌也是把我们当下的生活感受讲出来了。所以决定同题创作这部影片。

Q：为什么会接《时间去哪儿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背景带有一点政治色彩，和你以往作品的风格不太一样？

A：“金砖国家”是一个符合三个角度的概念，它当然是一个政治概念，快速发展中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机构。另外一方面，它是一个经济概念，包括有金砖国家银行什么的。

大家合作影片把这个概念引向了文化概念。对于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来说，我享受的是与这些欧美之外的导演，占据了世界人口这么多的国家的导演去面对共同的主题，用不同的方法来呈现。它是人文合作的一个机会。

Q：在《时间去哪儿了》这部电影中，除了一部分内容的导演，你还做了哪些工作？

A：这个影片是金砖国家电影节提议做的，说今年金砖国家电影节要在中国办，你们要不要合作一下？我们的公司就联络其他四国的制片公司，做一个合拍嘛，之后就完全是公司化的运作，公司化的运作里我就担任监制的角色。

首先当然是资金的安排，资金的流动；另外就是主题的确认；导演人选的确认；制作进度……一系列的创作和制片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Q：监制是国内才有的职位，国外都统一叫制片人，你怎么理解这个职位？

A：其实我做监制挺长时间了。在国内我们有一个“天翼计划”，每年拍两到三部年轻导演的作品。这些电影都是我们公司投资，由我做监制的。

每个导演都需要一个监制。通俗一点说，监制首先是导演的保姆，为导演服务，把导演需要的资源、资金、阵容组合好。从创作上来说，监制是导演的一个交谈者、倾听者，帮助导演捕捉他最珍贵的创意。再好的导演在个体创作过程中都会有迷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需要监制来做一些沟通的工作、提醒的工作。

Q：你现在同时是好几部电影的监制，还有自己的作品要筹备，还有平遥电影节等事务性工作要忙，精力够吗？

A：我做事情永远是要恰恰好，再多一些工作就干不了了。我去年写了三个剧本，今年11月开始拍长片，正式拍《江湖儿女》。我们刚刚做完《江湖儿女》的试片工作，是一个很大规模的试片，因为我们要用到五六种影像形式，做一个新的影像尝试。

人们不太了解，更多的事情是团队在合作。像平遥电影展有一个完整的将近30人的团队，有CEO，有艺术总监，他们在按日程表稳步地推进，我并不是事必躬亲那种。

Q：《江湖儿女》会在明年和观众见面吗？

A：明年后半年。最快年中，最慢11、12月。

Q：为什么要集中花一年时间写三个剧本？

A：因为写作的状态比较好。包括我很快要出一本书《贾想2》，也是去年、今年完成的。整理文稿啊，编辑啊，处理了一年文字吧。

而且也跟我生活方式有关，因为我搬回老家去住了。我自己在老家有一个很好的写作环境，正好完成酝酿已久的三个剧本，有的是从无到有写出来的，有的是修改的，三个剧本去年完全定稿。就是想写。

Q：《江湖儿女》是个什么类型的电影？

A：总体上是一个爱情故事。年度跨越比较大，2001年到现在。

Q：你之前的某些作品经历过一些审查上的问题，《江湖儿女》有更谨慎一些吗？

A：我拍片不会自己判断审查问题，那就变成自我审查了。目前来说《江湖儿女》已经顺利立项，走出了很有成效的一步。

Q：你现在已经适应国内的电影审查制度了吗？

A：作品最重要。把它拍出来，忠实于自己的想法是自己能控制的，其他的就是长跑。

Q：在选材上会注意些吗？

A：不会，我一直是随心所欲。决定拍一部电影一定是此时此景特别冲动，特别想拍的故事。我没有学会衡量啊、考察啊、盘算啊，今天想拍《江湖儿女》，咱就拍，管他和不合时宜。那种状态是最难得的，你今年拍《江湖儿女》和后年拍肯定是不一样的，你的年龄，你目前的生活处境，生活给你的触动……你今年想拍就应该是今年这个样子。

Q：《在清朝》准备的怎么样了？

A：三个写好的剧本里就包括《在清朝》的定稿。它筹备的成熟度仅次于《江湖儿女》，美术设计、道具设计啊，就差服装还没有开始设计。

Q：除了导演的身份，你现在也在开公司、做监制，有没有更关注市场？

A：市场这块还走得挺顺的，包括我们的“暖流”，在资本市场的融资也比较顺利。没有遇到太大挑战，也没有太多去想。因为我们也没太大野心，要把公司做成行业里什么样的公司，它能够支撑我们拍片的理念就可以了。

比如“暖流”想拍一些有电影要求、有品质的、原创性的商业电影，我们现在开发的电影还蛮好的，陆续就会投入拍摄。

 “西星河”呢主要是拍我的作品，还有年轻导演的处女作，偏艺术类型的。有些做的是蛮辛苦的，特别是年轻导演的作品，投入也不小，回收特别小心，否则的话可能就没有下一部了。大家做得辛苦，但不是特别有挑战的辛苦。做戏嘛，分销渠道啊，成本控制啊，这些事情确实是精打细算，但是运转还是挺自如的。

Q：今年国内电影市场又出现了很多新现象，比如《战狼2》拿了50多亿的票房，《冈仁波齐》、《二十二》两部纪录片也拿了过亿的票房，这些现象你有关注吗？

A：有关注啊。从商业片的角度它呈现的是中国市场的容量，可能性。从艺术电影、纪录片来说，呈现两方面，一方面是观众更多元化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渠道比过去畅通了。电影无非就是观众想看，想看的时候有渠道，这两个可能比以前配合得更默契一些。

Q：现在市场更大了，拍文艺片找钱会比以前更容易吗？

A：永远是个人的事，不是行业的事。我1998年拍第一部电影《小武》，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电影产业啊，也没有太多的电影公司，那时候我还没毕业，我就拿到投资就拍了。也有的人可能十几年都找不到机会。

从创走的主动性、迫切性上来说，我觉得导演的个性是挺重要的，你不能依赖行业，行业对你的理解还是和个人的创作能力、创作愿望、表述的激情有关。

所以我不太去检讨市场的问题。有的人就很容易，你看我副导演都没当做，一毕业就当导演了。并不是说沾沾自喜啊，有一种这种情况，也有很好的导演，一开始因为个性的原因，生活环境的原因，可能迟迟迈不开第一步。好的工业体制就是让那些比较羞涩的导演也容易迈开步子。比如我们导演协会做的“青葱计划”，我本人做的“天翼计划”。之所以有这些计划就是因为我们了解情况，想让一些害羞的导演、没资源的导演容易一些。

我有时候开玩笑，我们为什么要做“天翼计划”？因为我觉得如果费穆导演生活在这个年代，他有可能很难拍到处女作，因为他的性格太温和了。

为什么有的人几万块钱就能拍出一个作品，虽然很粗糙，但是很有创造力。有的人同样有几万块钱就不去拍，这就是人的差异在里面。

Q：现在参加国际电影节还是文艺片最好或唯一的生存方式吗？

A：我的观点是什么电影都应该有信心、有雄心去国际电影节亮相。因为国际电影节是最有效率的推广电影的平台。无论什么类型的影片，除了照顾本土市场之外，我们都应该有信心在整个国际的制片、创作环境里面经得起考验。因为它只有唯一的标准——你够不够电影化，你的电影语言够不够有创造力。

它并不单是一个生意的问题，得奖啊，出口转内销啊，而是一个自我的工作要求。就好像我们国产的手表，你得去瑞士，去和全球最好的手表比你都工艺。国际水平代表整个行业的水平，我们应该去融入它，去接近它，反过来给我们的工作提出要求。

Q：现在国产文艺片在海外市场空间大吗？

A：好的还有。不能说你是文艺片就一定有文艺片市场，文艺片也有质量的区分，好的创意还是有市场。

Q：你的片子在海外卖的怎么样？

A：很稳定，还不错。

Q：是不是电影在国际电影节拿了奖就能在海外卖得好?

A：拿奖没有用，拿奖只是一个最初的介绍。从市场上来说还是积累。你有信用的积累，观众对你的期待不减弱，你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观众。

我很多电影也没拿奖，一样卖得很好。拿奖有很多偶然性，虽然没拿奖，但你的质量是在那的，这个是重要的。

Q：国内权威电影奖项比较少，对评奖结果也常有质疑的声音，你怎么看？

A：电影非常直观，直观就在于好不好大多数人都是有共识的。从操作的层面上我觉得很难吧，每个人都有良心，你怎么昧着良心去做事情。

我自己参与国内的评奖不是太多，我自己的作品在国内的电影节也不是太受欢迎，所以我也不是太了解。但我尊重他们在不同的认识体系里的判断和选择。

比如有一种认识体系，就觉得你这个三观不正，你没办法改变他的认识体系，但在这个认识体系里他评出的奖应该还是挺真诚的。因为他就这么想的，就觉得这个好。我觉得偏差在于认识体系的偏差，眼界、受教育的背景，还有他自身的性格。

你只能说他的认识体系跟我不搭杠，但你说他真的很昧良心吗？我觉得很难做到的。

Q：听说你正在筹备一部VR电影，为什么会对VR感兴趣？

A：我对一切新技术都比较好奇。2000年左右，刚有数码的时候，我算是第一批拍数码的导演，一直到现在数码变成绝对的主流。当然现在我又回归胶片了，《江湖儿女》就要拍胶片，那是具体项目的需要。

电影技术发明出来后是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现在又有一个新技术发明出来，颠覆性的，我们又站在卢米埃尔和梅里爱那个时代，对它的潜能是未知，它给我们这代导演强大的吸引力。

学电影史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电影导演和电影学者在争论一个问题：电影是不是一门艺术？到今天毋庸置疑。VR让我们这些做导演的又处在这样一个技术的关口。

Q：前两年国内兴起了一股VR热，很多公司都在做，现在热潮似乎退去了。很多人觉得VR技术还远远不够成熟，你怎么看？

A：我觉得不是技术跟不上，是创作跟不上。一项技术被发明出来之后，技术的更新主要是依赖创作的推动。创作者提出要求，技术才能改进。目前投身VR的导演太少了，所以它得不到广泛的实践，技术就停滞在那。

Q：VR允许观众自由选择视点，这时我们还能说观众看得是电影吗？

A：当然能。总体来说，观众还是在导演设定的一个情境、时空里面做选择。而且这里面还可以结合非常多的传统电影的优势，包括视线的调动，声音的调动。导演还是可以通过生理性的反应、内在情感的推动，对观众做到必要的引导。

Q：有人觉得某些新技术会干扰创作，比如3D，现在依然有很多大导演很排斥，你怎么看？

A：从个人的角度，我也不喜欢3D，但是我不认为3D会干扰我们的创作。很多3D电影拍得很好啊。就像我们刚开始拍数码的时候，很多导演觉得数码门槛太低了，根本不是电影。到现在数码变成绝对的主流。

有些导演说胶片死亡了，再见胶片。它没死，你用它它就活着嘛。就像画家一样，新的发明出来是你的画笔更多了，颜色更多了，创作空间更大了。我们的思维总是有了新的要把旧的丢掉，或者恋恋不舍那个旧的，不肯接受新的。

我觉得你可以个人的情感上不喜欢某种介质，但不能攻击那种介质。因为人类的创造力赋予那种介质，就一定会有精彩的事情发生。你没有那种创造力，别人有。